李辉前记：

前些日子，莫燕送来母亲的书。翻阅《张权文集》，就像在翻阅一个人的一生。诸多悲伤辛酸往事，在张权笔下却叙述得节制。字里行间，我读出她的内心。

《张权文集》。

她从小信教，对人间许多折磨、悲伤，她仿佛有一种宽容、仁慈的爱来予以化解。她美丽，坚韧，顽强。丈夫莫桂新在兴凯湖农场劳改期间不幸去世之后，张权依然不放弃心中的爱。这才是支撑她内心的力量，使她熬过苦难，走到晚年。

没有想到，读《张权文集》，十九岁的张权以小楷书写的《我的自述》，如此漂亮！晚年她回忆在杭州艺专学习的故事，同样颇为生动。她与同学莫桂新的爱情，尤其令人感动。

《张权自述》。

萧乾先生曾建议我去采访张权，为她写一本传记。八十年代后期，我正好集中精力在采访胡风的所有朋友，写《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一书，张权的访谈未能进行下去。  

这是一个善良、和蔼、亲切的老人。她早已患上癌症，但她对生命意义有一种透彻体验。她经历那么多苦难，但谈到过去，从来就是用十分平静从容的口吻，仿佛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谈到一些待她不公正的人，她也以十分谅解的态度淡化。她并不是没有是非，在—些历史与现实的事件面前，她常常表现出坦率与明快。

我们住的很近，不时会去看她。听她讲在北大荒的故事。她曾说过，一次走在河流里，突然水很深，差一点儿没命。她说，当时她不断祈祷，终于活了过来。这些故事，都很动人，很可惜，我当时没有将之录音下来，悔之晚矣。

17岁的张权。

张权的父母。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张权走到人生终点，享年七十四岁。为了在人们心中保留一个完美的记忆，逝世前的最后日子，她拒绝人们去医院探望她。

张权的弥撒是在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举行。那一天，我去了。女儿莫燕告诉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天正好下起了雨。很巧，弥撒那天，早上又下起蒙蒙细雨。 

她在弥撒歌声中远去。她的灵魂得到永久安宁，她前去与先生莫桂新在天堂相逢。

拥有博爱的张权女士离开我们二十六年了。谨在“六根”推送她的《我的自传，我学音乐》，缅怀这位美丽、坚强的歌唱家！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看云斋

我的自传，我学音乐

文｜张权

我的自传

十九年前的春天，妈妈生我在宜兴。

父亲在很远的地方做事，我们不容易见面，因此幼年时期中，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淡，每次他回来，我总当他是远方来的客人，觉到很陌生，同时对于他穿的军装和带回来的几个勤务兵有点害怕。但是这些只要等他们一走，我就慢慢地忘去了。

母亲很和善，她成天忙着做家中所有事情，并且每年的深秋时节，她就会离开我们一个月的时光，到附近的乡间去收租，当她回来的那天晚上，总是亲自照顾我们睡觉，同时问我们离开了她过得好不好，谈到许多关于乡下的好玩的事，直到我们睡着了，她才轻轻地将门窗关好，走了出去。

平时在家，她常在无形之中，教我们许多事情，并且许多地方她给于(予)我们的印象是伟大的，因此我们想我们将来一定要做到像母亲一般伟大的人。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1)。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2)。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3)。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4)。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5)。

除父母亲之外我还有两个姊姊(姐姐)和两个哥哥，大姊(大姐)长我十八岁，二姊长我十四岁，大哥长我十岁，他们三人是寄宿在苏州中学里念书，除年假暑假之外，他们不回来。

留下二哥和我两个人伴妈妈在家，二哥长我六岁，他在本城小学校念书，早去晚回，所以除母亲之外，他就是我唯一的同伴，每当傍晚时候，我就一个人在门口等他回来，将妈妈留着的点心取出来，一面吃一面玩。

晚上我们两人在一间屋子里睡，在没有睡着之前，他就将学校里先生教他唱的歌和听来的故事，很详细的说给我听，有时也教我念点书，认几个字。在他小学毕业那年，他就带我上了学校，每天我们同出同进，每一下课，他就来我教室里和我在一起玩，我们的情感是说不出来的深切。

但等他小学毕业之后大哥就同他一起去上中学，留下的只有我一个人伴着母亲，我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回来，心里感到寂寞，时常在妈妈面前容易哭出来，可是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又有了许多小朋友，他们同二哥一般的爱我，就在这样和睦的空气中，我念完了小学，在那一年的暑假中，姊姊、哥哥每天为我预备功课，结果我也考取了姊姊的母校省立苏州女中，全家的人都很高兴，妈妈做许多吃的东西给我，还做了许多新衣服，为我整理好一份和姊姊、哥哥们一样的用品，并且时时嘱我要做一个母亲所喜欢的孩子，也要做一个先生所喜欢的孩子。

我的心中，充满了惊喜，我对这新的环境做着各种幻想，许多美丽的事情都等着我去做，我天天盼望日子快点过去，至于离开妈妈这件事，似乎没有什么了不得。

终究有一天我是被大姊带领着上学校去了，和许多不认识而年纪差不多的人住在一起，每天自己整理着东西，仿佛像大人一样，我觉得有趣极了，每一个礼拜我写信给妈妈、姊姊、哥哥，我也收到他们的信，这件事是我最兴奋的，我将各种事情报告他们，写得很像样的寄给他们，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有一天我收了一封父亲的来信，这是我第一次觉到父亲的可爱，他这样说:“你是我最小的孩子，我希望你能成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假若你也和我一般的想自己好的话，目前你就要听清楚先生对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好好地念……”我爱父亲，我立志要照他的话去做。

十四岁那年，我升入二年级，那年夏天，学校寄回来的报告，我念的英文、国文得到甲，史、地、数学得乙，音乐和绘画入丙等，心里很伤心，所以在开学头一天我就交了琴租，我下决心要将这不好的功课念好，半年的结果，音乐教师说我是学得很好，尤其我的听觉使她惊奇，我继续努力下去，我感到所有的功课之中，我最爱音乐，我告诉我的爸爸、妈妈、姊姊、哥哥，我是非要学音乐不可，他们说只要我能好好地念完了中学，他们是很乐意我去学的。

我疯狂似的将信给先生看，我告诉他(她)我将来必定做一个如她一样的人。我忍耐着念完中学，别人在用功准备考试，赶早起来念会考的书，我起早去练琴，因为我心中只希望能会考及格，不再有另外的念头了。

会考的结果，我的理化科考第一名，于是物理先生和我谈话，他希望在假期中再给我一点帮助，去念普通高中，将来去念大学的物理系。当时我就很快的(地)回答他，我爱好音乐比物理更厉害一点，同时我想我是应该去学音乐。他只说希望我成功，就送我出来。我觉到有点对不起他，但过后就忘去了。

这个暑假我没有回家，先生要我去住在她家中练习钢琴和理论，于是姊姊一放假就到苏州和先生商量好许多事，我就住在先生家，每天念乐理、练琴。八月初，先生送我到杭州去考，第一天划子经过艺专音乐系，在这些浮在湖面上的房子中送出美丽的声音来，我见到汽车自由车来回在这树阴(荫)深深的白堤上，我还见到许多美丽的事物，我们住的旅馆的大窗子正对着这些地方，我坐在窗台上告诉先生，我实在盼望能在这地方念书，她笑笑拍了一下我的头。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6)。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7)。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8)。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9)。

张权《我的自传》手稿(10)。

三天考过了，先生又带我回到苏州，继续练习。一礼拜之后通知来了，我们四十八个投考的人只取了三个正科生，一个选科生,先生很高兴的(地)写信告诉我姊姊，我心里虽则也快活，但也有些难过，觉到取的人太少了。

深秋时节，姊姊又送我到杭州，在那儿我得到了理想的先生和同学，我自己假设一个比中学时代更远大的目标，我处处按照目标做去，并且我告诉我的主科教授和家中每一个人，在他们那边我得到了同意，而姊姊随时都给我帮助， 我想我的将来美丽极了。

但在第二年的秋天，学校就退出杭州，我们经过钱塘江、浙江西南部，江西东部而到长沙，那时我记得我有一个姊姊住在汉口，我就去信询问家中的消息，幸而她来信告诉我家中的人都逃到乡间去，很安好，不过城里的房子已烧掉了，大哥、大姊在上海，以后我有什么事可写信告诉他们。

流亡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居然找到了一个亲人，使我快活得流下眼泪，再跟学校搬到沅陵，在那儿也只不过上了半年课，长沙大火时，我们又退到贵阳，继续到昆明，在一间小学校内上课。

一路搬家我们的教授都走光了，所以差不多有两年，我是在自修中，我觉到失掉先生是我最苦痛的事，我几乎为我的前途失望到了极端，后来教育部派了唐先生到昆明，一个素乱不堪的音乐系，居然整理得很好，买了钢琴，请了先生，我们就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很安静的(地)在昆明乡下念书，不幸的事情总跟着我们，几个人的自私闹了风潮，将唐先生打走了，我很伤心，我又将失去先生，但在这种群魔乱舞的环境中，我是没有开口的余地，我就默默地离开学校，设法到四川，辗转到了壁山，天天盼望能得到一个好环境念书，苦苦地等了几个月才来到这儿，我能跟我原来的先生学习是我一生中的最大幸福，我盼望环境允许我帮助我达到目的，我可以对得起热望我成功的爸爸妈妈、姊姊哥哥和我的老师，我要努力做到他们想像中的有用的人，现在我的心很安静，我相信我是可以好好的(地)学习。

民国廿九年十二月卅日

我学音乐

1936年12月，张权在杭州汪庄。

1936年，国立杭州艺专读书的张权。

1936年暑假，我的老师陪我从苏州到杭州，考上了杭州艺专音乐系。杭州艺专是个综合性的艺术学校，除音乐系之外，还有绘画、雕塑、图案、建筑等系。我们音乐系就在西湖边上的哈同花园内，有几间大教室是原来花园里的古色古香的建筑，另有一排琴房紧靠在湖边，透过地板就能见到湖水，环境十分幽静。

美丽的张权 (1)。

美丽的张权 (2)。

校本部是其他各系所在地，平时，只有看画展、星期一上纪念周要去大礼堂之外，很少去。

我是考钢琴专业进去的，一个月后，学校让我转学声乐主科。当时的老师们多数是留法回国的，我们音乐系主任李树化先生也是留法学生，他教我们钢琴。其他弦乐、管乐、声乐教师大都从上海请来，他们每周来上两次课。

我的主科教师是一位白俄老先生，名叫马巽(Marshir),他原是旧俄宫廷里的独唱演员兼合唱指挥。我们的学习十分紧张，学校给每个学生每天两小时练琴，一小时练声乐，实在感到不够，只有自己想办法，我就在半夜四点左右溜出女生宿舍到音乐系，爬过铁花门进去，在琴底踏上弱音踏板小声弹，练手指、练唱。

日子长了，系里管理卫生的沈贵生发现了，把我说了一顿，叫我别再爬铁门，免得摔坏了，可是我还是爬。最后，他不但开门让我进去，还带我开了电灯，并且也不再说我了，我至今都十分感谢他。

1936年，在杭州艺专读书时的莫桂新。

1943年，张权与莫桂新在重庆仁爱天主教堂举办婚礼。

在杭州艺专，张权与莫桂新在一起。

学校每天早上有军事教官领我们上早操，我因为半夜就进了琴房，常常听不到早操前的集合号声，曾有好多次被夏济宇教官叫去训话。最后，在警告缺席早操的学生名单上也有我的名字，我胆战心惊地过了好几天，大约缺席的太多,只好不了了之。

还有一位高个儿光头,成天穿一身黑制股的训导主任吴考之，他叫我去训话，说对音乐以外的课程不注意的话，就要让我留级或开除，后来也没什么动静。只有体育老师广东人李信栋，因我体育不及格让我补考，好歹给了我六十分，并对我说:“学音乐的人身体不好是要吃苦头的，应当多活动、锻炼。”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是关心我的成长，以后我就认真做体操了。

我们女生宿舍的主任是一位白白胖胖、戴金丝边眼镜、十分慈祥的老太太，我们叫她陈先生。她从不生气，每逢我们房间没收拾好时，她总等我们回来，然后站在门口看着我们整理，还笑着说:“女孩子住的地方应该特别整洁，否则人家会笑话你们的。”

以后，我们就自觉地把宿舍弄得干干净净，有时还放上一点鲜花，这样，我们也真正感到了环境美好对生活和学习确实非常有益。

记得有一位高班的女同学，在每次吃饭之前，她都吹哨子让我们排队，然后，有事没事都得训我们几句才让我们进饭厅。有一次，天十分冷。她训话老没完，我们又冷又饿，饭菜也凉了，于是有几位比我大的同学带头，不等她讲完话就转身向饭厅走去，留下她一人在外面吹哨，后来听说她报告了训育处要求处罚我们。

后来，我们没有挨罚，她也再不作长篇训话了。那时我们每月伙食费六元，一日三餐，六人一桌，五菜一汤，冬天改为三个菜一只火锅，大家吃得很饱，就很少出去吃东西了。

1938年，撤到内地的国立杭州艺专学生。张权于第一排左一，莫桂新于后排左二。

这年初冬的一个下午，训育处集合学生去公共体育场开会，每人发一小纸旗，天很冷，我回宿舍去取围巾，回来见队伍已走远，我就回了琴房。几十年过去了，前几年看电影《西安事变》，我想那次集会游行也许就是那件事。

阳历年时，学校组织化装晚会，有音乐表演，我参加了独唱，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台唱歌，没料到以后我与舞台结下了不解之缘，声乐竟成了我终生的专业。

第二年(1937)暑假，马巽先生在上海，我趁假期去他家上课。不久，“八一三”(事变后)战争开始了，上海很紧张，马路上常有流弹伤人，好在我离先生家不算太远，才能保证去上课。

可惜先生患风湿性心脏病，夫人也年老多病，无钱医治，生活十分清苦，最后几次课是我站在琴边唱，先生卧床听，尽管如此困难，他们对待艺术、对待年轻学生的关怀培养，始终严肃认真，使我永远难忘。

上海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连出门也不容易了，正巧上海音专的声乐教授周淑安先生住到了我的邻居家，她主动给我上课，教了好多中国艺术歌曲。由于战争，我既回不了家乡，也去不了杭州学校，周先生就让我考了上海音专，在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等待开学之时，恰好有熟人带我回了宜兴老家。

离开了学校，感到十分寂寞。接着，日机轰炸许多城市，我全家在炮火下沿长江往西逃难，一直到了重庆，1937年的春节，我们就在长江上一只破船里度过。

不久，我们找到了原在重庆工作的叔父，才暂时有了落脚之处。白天，大人们、男人们都出去为全家生活奔忙，母亲、姊姊（姐姐)、嫂嫂和我在地底层堆柴火的破屋里，早盼天黑夜盼天明地度日如年。

抗战期间，杭州艺专合并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

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琴声，顺着琴声我找到了一个楼上一间不小的房子，里面有人在弹琴。原来那是青年会的活动室，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居然争取到了每周帮他们弹三个下午的琴，他们答应只要琴有空，我就可以用。

从此，我每天清早带着仅有的几本谱子赶去等开门，很快，我的声音迎来了一位同学，她也是顺着声音找到了我。她告诉我杭州艺专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即迁移，经浙赣路转到了湘西，已在沅陵复课。这样，我们就结伴离开重庆直奔湖南而去。

在沅陵半年多，由于老师没有全来，许多课开不了，主要靠自学。即便如此，大家都很用功，从杭州带出来的几台琴已破旧不堪，但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弹。

绘画系的赵无极和麦放明(她已是教师)，在老乡家的大门板上画了一幅极大的油画“圣母升天”，邱玺先生给我们排小歌剧，内容是团结抗日，演出时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夏天，我们在沅江游泳，常见到在我们上游有几十个人，剪了一式的平顶短发，他们的年龄、长相也很相似，后来听说那几十个人中间就有张学良，他被那些人“护”住了不准接近别人，他已被蒋介石软禁失去了自由。

秋天，沅江发大水，看见江上漂着人和家具，洪水冲着，人们在挣扎，却不见抢救的人。这时，可能因教育部又颁发了什么不合理的命令，我们的校长林风眠先生要离开学校，临走时同学们都哭着一路送他到一个木桥边。学校停了伙，我们以地瓜及未成熟的柚子充饥。

初冬时，长沙大火，许多人从长沙、常德涌到了沅陵，学校宣布西迁去贵阳，同学们三五成群，结伴在那唯一的小小汽车站，等着当“黄鱼”（“黄鱼”是抗战时，没有固定的交通，只能求助于司机，收一点费， 把搭车的人如货物一样装上车带走)西行，约两个月后，大部分同学到了贵阳，学校仍开不了课，同学们各自找工做，记得雕塑系的张祖武、赵蕴修，图案系的李一夫、吴藏石及莫桂新等人帮当地在城墙上画了好几幅抗日宣传画。

我参加电台合唱队，并在一个小学里教唱歌。1939年2月4日上午，日机轰炸贵阳，几乎把这个城市炸平了，学校再次宣布迁移，我们又像散兵一样向昆明而去。 

在昆明，趁学校尚未开课，我和几个同学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到滇西去演出。一路上白天赶路，晚上给老乡演出。我们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常常是带点干粮就上路。

有一天，我们走了八十多里的山路，到村子时天已黑了，我们来不及吃饭就演出，我演一个难民，怀里抱一个小娃娃，饿倒在路边起不来，确实是起不来了。最后，宣传队在大理整休，我在队里当小先生教唱歌。直到学校通知复课，我们又回到昆明。

这一段时间内，无论在思想上、业务上、生活上都得到了一番锻炼，再次回到学校时，自己感到长大了不少，尤其感到需要学习，需要充实自己。学校能在昆华师范内借几间房子开课是多么不容易！我在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之外，找到傅雷先生教我法文，把前几年念过的及自己唱过的法国音乐作品中的诗重新学习，傅先生不仅在文学诗歌方面，特别在音乐上给了我极大的教益。

那时还有一位美国牧师奥斯古特，他弹得一手好琴，我在他组织的一个歌唱班里学了不少古典歌曲。我们开音乐会，去电台广播。那时艺专、西南联大及昆明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开展了不少文艺活动。不久，学校又搬到离昆明不远的呈贡县安江村，学生分住在村子里几个破仓库里,各系分别在破庙里开课。

1934年，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新老师生同乐会合影。

那时的校长叫滕固，曾给我们训过一次话，我们音乐系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有了系主任——唐学咏先生，另有声乐教授黄友葵先生、钢琴教授程美德、理论作曲教授姚锦新(她因交通受阻未能到校)。

上课不久，校长和学生发生矛盾，同学们要把他(校长)请走，闹了起来，再次停课，最后宣布学校迁往四川璧山。1940年初冬，我们到了璧山没几天，学校把我们音乐系全体师生送到了当时教育部在重庆青木关所办的国立音乐院，告诉我们这是奉命合并。

从我进入杭州艺专至今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虽然在战争年代里颠沛流离，最后两年又集体转送到音乐院，可是总忘不了哺育我们的母校。

现在母校已在杭州恢复，作为音乐系的老学生，深感社会对音乐工作人才的需要极为迫切，近年来浙江省曾送了不少人到外地文艺院校代培，如果艺专音乐系能恢复，就不必舍近求远，且能节省人力物力，在同样时间内，更普遍地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1389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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