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云龙，牵《风筝》的人

对话｜曹可凡 柳云龙

《风筝》宣传照。

2017年年末，谍战剧《风筝》低调开播却一路高歌猛进，隐蔽战线共产党员郑耀先波澜壮阔而又忍辱负重的一生，令无数观众为之心潮起伏，潸然泪下，感慨万千，成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现象级的电视剧佳作。

从拍摄到播出，《风筝》经历了整整五年的打磨，而作为导演和主演，柳云龙也在沉寂了近十年后重回公众视线，再次显露出他在谍战剧领域的深厚功力。《风筝》播出前后，柳云龙极少接受专访，近日，《可凡倾听》对柳云龙以及部分剧组演员进行了采访，讲述了《风筝》拍摄期间的一些故事，以下为文字实录：

曹可凡与柳云龙。

曹可凡：这个戏可以说前后经历了很多磨难和困难，最终还是和大家见面了。柳云龙导演既要做导演又要做演员，实际上付出不止双倍，可能三倍四倍的精力，你怎么来调节这两个关系？比如你是导演的话，你就很客观去观察每一个演员，他们的表演怎么样，可以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可是你同时又在镜头前面演。

柳云龙：我觉得不同的是他们演的时候是我喊停，反正好不好，我喊停了，可以了。我演的时候，好不好，不好的时候，我演着演着，停，再来一次，不行。自己喊停，可以再要求一遍。他们一旦我喊完了停以后，就不能再要求了，或者说我可以给你这一遍，但是之后我还是要用你上一遍，这是一个不同之处。

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可能标准是我定的，最后我也是作为突破标准或者去够这个标准的一分子。有些时候就是要求你得特别冷静、特别客观。比如说我跟罗海琼有时候对戏，我跟她演着演着，我觉得她这个地方不对，我必须有这个本领，还得不忘词。因为当你一关注别人表演不对，你极容易忘词，还得不忘词，不露声色。

这条一过以后，我说停，再来一次，海琼，哪儿哪儿。哦，对，好，再来一条。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个问题第一次做导演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有点难，戏导了也这么多部了，这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反而享受其中。

曹可凡：身兼导演和演员这两个角色，付出的艰辛肯定是更多。

柳云龙：我每天大概睡四个来小时，有时候三个小时。

齐欢：所以当时我们都在说，导演记词能力特别快，因为他要导。因为我们这个戏的台词量其实是很大的，导演要求我们是不带本来的，我们就在想导演记词怎么那么快？有时候我们私底下还在想，有一次问他，导演说我就是记词很快，是吧。

柳云龙：也没有，我背后也背，所以我为什么每天睡三四个小时。大家收工了都可以洗洗睡了，我是不能洗的，洗就浪费时间，就得赶快翻剧本。有时候背着背着睡着了，就听见门外有敲门声，我说谁？导演，出发了。

曹可凡：早上了。

柳云龙：我说怎么就早上了，一闭眼居然就大早上了，我就觉得好像睡了十来分钟，衣服没脱就又出工。就是这么两百多天，我就是这么顶下来的。

孙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钦佩导演。我可能去他的房间会比较多一点，曾经看到他真的是一进那个房间就瘫倒在沙发上，别的工作人员在跟他说明天的一些工作细节，回到房间才有那种特别疲累的状态出现。但是在拍摄现场完全看不出来。

马晓峰：精力旺盛。

曹可凡：做导演的人是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张琦：所以我有一次跟导演说，如果换成我，我早崩溃了，太累了，现场盯着，回去可能剧本还得再去谈一些，还得看回放，还得跟各个部门沟通，第二天自己还得演。

孙斌：而且他还要去剪辑室看剪接。

柳云龙：不要再表扬我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就说一个，我为了节省时间，早上起来我大部分时间是坐在马桶上吃饭，边坐马桶边吃饭，因为我不能分开这两件事情，一分开，时间又浪费十几分钟或者二十多分钟，同时做我节省十几分钟乃至二十分钟的时间。

曹可凡：这很难想象。

柳云龙：没有办法，习惯了以后反而不去那儿吃不下饭去，要么就排不了，要么就吃不了，习惯了。

曹可凡：这味儿比较特别。

张琦：导演如果用一句上海话说，作为导演，我们会觉得这人很作，作得要命，很作。他对场景的要求、对表演的要求，上海人说作天作地。但是确实，他是在精益求精，在追求完美的东西。

柳云龙：停！来，化妆，沾沾汗，这都出汗了。

“风筝”郑耀先和“影子”韩冰，这一明一暗两个人物的较量贯穿全剧。对观众而言，“风筝”始终站在明处，“影子”的真实身份却扑朔迷离，直到最后一刻才浮出水面，构成全剧最大的悬念。而观众同样不知道的是，“影子”这个重要角色曾经经历过一番临阵换角的磨难，甚至一度令柳云龙感到绝望。

柳云龙：韩冰这个人物起初是另外一位优秀的女演员来扮演，而且已经拍了好多天了，当然我也不介意说出她的名字来，大家也确实比较投缘，是柯蓝。

我定了她以后，她可能去了趟云南，去另外一个剧组串几天戏，串几天戏就把脚给伤了。等到再回来做造型的时候，轮椅把她给推到楼上来的，我就问怎么回事？没事，崴了一下脚，大概一个星期就好了。结果就拍摄，开始反正都拣着她坐在那儿的拍，大概到了要动的时候，我说明天咱得站起来要走动了。

她说没问题，柯蓝也是挺拼命的，结果站起来以后迈出第一步，自己都不行了，瘸了。停，我说不行，柯蓝，你这个脚难道还没恢复好吗？她说可能还有点问题，应该很快就能好。晚上她的经纪人就打来电话，就说了实话，其实是脚面粉碎性骨折。

经纪人就解释这个事，就说柯蓝宁愿死在现场，也要把韩冰演了，所以她是抱着这个劲来的，并且一再告诉我不要跟剧组讲真实的情况，她靠她自己的意志，看看能不能完成。我一听粉碎性骨折，这不是你的意志能扛得了的。

曹可凡：伤筋动骨一百天。

柳云龙：不是伤筋动骨的问题，如果你稍微不注意的话，你就有可能残疾了，这只脚可能就保不住。当我知道了这个情况，虽然我已经拍了柯蓝很多戏了，我一点都没有埋怨她的意思，反而我特别理解她。其实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演员，就是这一生可能在等一个属于他的人物、他的角色，他就会脱颖而出，他就会被认可，他就会有荣誉。

其实演员很多都是为了那一瞬间，在努力地、勤勤恳恳地这一辈子去演戏，可是运气好的碰到了，大部分是运气不好的，他没有碰到这个人物。所以反而我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我对柯蓝是肃然起敬的，当然也特别遗憾。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柯蓝都还是耿耿于怀，觉得过不去这道坎儿。

曹可凡：作为演员来说，我相信她心里很难受。

柳云龙：是的。所以开始是柯蓝大概拍了一个星期，等于是没办法了，必须得换演员，不能看着柯蓝为了一个角色真的把自己弄残了，这是肯定不行的。那就拣点其它戏拍，就开始找，因为本来韩冰这个人物特别难找，你要找不好的话，就埋不住。

她稍微洋气一点、稍微土气一点，都不行，要特别合适这个人物的要求，如果过于洋气了，她潜伏在延安的时候没戏，观众一下就知道这是个女特务。

她如果不是特别好看的话，观众也不爱看一个不好看的女演员，好看到底好看到什么度？洋气到什么度？土气到什么度？我说我再要去寻找一个这样的女演员，太难了。我当时真的都想停拍了，而且当时也面临着停拍的可能性。

就在这时候，他们推荐了罗海琼，反正我那两天是比较烦燥的。

《风筝》剧照。

《风筝》人物韩冰剧照。

曹可凡：焦灼？

柳云龙：焦灼，怎么办？拍了那么多戏了，而且天非常冷，零下20多度，等于我带领全队人马重新来过，这怎么办？找不到这样一个演员。这会儿海琼，就在我拍戏拍到一个傍晚，海琼出现了，穿了一个到脚脖子的迷彩大衣，刚生完孩子不久的一个母亲。

天蒙蒙黑，黑黜黜的，她也黑，黑到一块儿去了，反正我抬眼看了一下，挺好挺好，我也没在意。海琼的意思，导演怎么不在意？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可能导演不满意，她就走了。走到半路上，别人又给我打电话，海琼你得好好看看，把造型做一做，你都没做造型。我说好吧，做造型，海琼又回来了。

曹可凡：她已经走了？

柳云龙：对，已经走了。

罗海琼：他不想用我。

柳云龙：完了之后回来做造型，我就跟化妆讲，我说千万别剪头，把八路军的衣服穿上、皮带扎上，把头发窝进去，拍张照片。拍张照片过来，我在现场。我一看，我给惊着了。

我说这脸上就写了几个字，“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刘胡兰你知道吗？我一下踏实了，踏实在哪儿？她能藏住了，观众很难很快地辨别出那个潜藏我方最大的“影子”是谁。

我说头发稍微剪一点，抹一点腮红，就那种高原红，高原红抹完了，照片一过来，我突然觉得太阳出来了，虽然天是黑的，太阳出来了。后来定完了以后，因为海琼拿到剧本很仓促，她几乎是没有读剧本的时间，没有研究人物的时间。

她就问我，导演，我该怎么演？我说你随便，你怎么演都是对的，因为之前的那个照片出来以后，我的那种欣喜，觉得这就是我要的那个韩冰，对她是彻底放心，你随便演。

曹可凡：无心插柳柳成荫。

柳云龙：你怎么演都行，怎么演都是韩冰，因为这个造型已经就是韩冰了。这样的话，你到最后揭晓的时候，原来“影子”是她，大家才能就像一拳打到脸上。我不知道您追剧的时候，（知道）她是“影子”的时候……

曹可凡：就是想知道谁。

柳云龙：对，最后您知道了，可能是不相信的，她怎会是“影子”？因为她太革命了。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绝望里面充满了希望，但你在那个绝望的过程的时候，你可脑子里一点希望这俩字都不会出现，就是绝望。

《风筝》的一飞冲天，再次为柳云龙加冕了“谍战之王”的头衔。当下荧屏谍战剧层出不穷，品质却良莠不齐，柳云龙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由他导演或主演的谍战剧虽不是每一部都火爆，但也从未有烂片存在。算起来，他首次因谍战剧而一鸣惊人，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暗算》。那是柳云龙成立影视公司后投拍的第一部电视剧，也是他第一次担任导演，并且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独特的三段式结构曾经不被看好，但播出后却一炮打响，至今仍被视为谍战剧经典之作。

曹可凡：从十几年前第一次当导演拍《暗算》到现在，你觉得自己从心态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柳云龙：从容了一些，《暗算》的时候还是初出茅庐，或者说《暗算》那一次的导演行为属于无奈而为，也找了一些人谈拍这个剧，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彼此的审美、想法不一样，但是这种不一样不能讲对方是错的，我的就是对的。

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其实好多画面已经在我脑子里了，或者说拍摄方式、造型方式、影像方式，包括后期对声音、对音乐的这些想法，其实我全都有了。那会儿反正也不知道这是导演的想法，我就觉得审视剧本每一场戏的时候，我基本上还能知道怎么去拍。

所以到最后我想想那就自己来吧。包括对王宝强的要求，当时那个瞎子是一个闭着眼睛的瞎子，我就和宝强聊，我说宝强，你能否睁着眼？叫睁眼说瞎话。

柳云龙在拍摄现场。

曹可凡：睁眼瞎？

柳云龙：明明看见了，他这个睁眼瞎是现实生活中他需要睁眼瞎，明明看到这儿有个桌子，你假装看不见，你要呈现出一个睁眼的瞎子的状态。

包括听密码的时候，因为你如果这十几集始终闭着眼睛，从影视剧的角度来讲，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和观众怎么交流呢？即便是个瞎子，睁开眼睛以后他也是生动的，他发现一种声音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不一样的，动作还是不一样的。

他（王宝强）说睁眼瞎很难演，很难演啊，导演。我说这样，你看一个片子叫《闻香识女人》，阿尔·帕西诺，那就是个睁眼瞎，最经典的是探戈。他回去看，并且也到残疾人的盲人学校去看，后来他就呈现出了那样一个状态。

实际上在国内的影视剧当中，那一类人物之前之后都还没有过，到今天还没有再出现一个阿炳那样比较另类的人物。所以你看这一切，我其实都在谈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都差不多想好了，因为你要和对方谈，你就要提出你的制作要求，我希望这个戏拍成什么样子。我想我还是自己来吧，可能会拍得慢一点，也可能会出现被演员或者职员们罢工的情况，我说不管了。那会儿30多岁，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这么把《暗算》给抡下来了。

曹可凡：演员做导演，现在好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可是在那会儿还算是一个特例，至少是鲜为人知。

柳云龙：几例，只有几例。

曹可凡：很少有的。你觉得演员做导演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柳云龙：最大的优势，我觉得他可以把各种造型，声音的造型、形象的造型、美术的造型、影像的造型，全部具体化，传达给每一个部门。当然这是我个人第一次从事导演的感受，因为我可以很快地告诉摄影，这个地方亮了、那个地方暗了，或者说我要的这种光影效果是斑驳式的，就像一束光下来以后可能有斑斑点点的，铺设在这个场景的周围，所以摄影也就很容易理解。甚至我有时候，因为我从小学过美术，有时候我也会画一些人物的造型或者场景的造型。

曹可凡：你是不是算是一个有心人？就是你在做纯粹演员的时候，其实你对画面、对机位这些技术性的东西，这种艺术性的东西，是有一种特别的留意？

柳云龙：有这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特别留意，再一个我喜欢看好的片子，我喜欢反复地解读它、反复地看它，这场戏怎么调度。喜欢研究一些它的机位、它的灯光，可能和这个是分不开的，有心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曹可凡：是不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对艺术是有一种特别的敏感？

柳云龙：偏爱。小的时候比如说八个“样板戏”的那个年代，很多“样板戏”我都能唱，还自己装扮，那会儿大概也就四五岁、五六岁的样子。

固然对这个东西偏爱，但是从来也没有把它当成自己未来的职业去从事，只是想未来我要当兵，因为我们那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可能真的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份军人梦，因为我们所看到的片子，接受的教育耳濡目染。那会儿电影也不多，我记得看过的第一部彩色的故事片叫《车轮滚滚》。

曹可凡：我也看过。

柳云龙：第一个彩色故事片。都记忆犹新，完了之后才是《董存瑞》、《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这些。现在特别清楚地记得，那会儿可能《董存瑞》看了不下50遍，不断地去解读，所以逐渐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这一份军人梦慢慢就给塑造起来了。

从事演员这个工作是后来都多少年了，大概快高中毕业了，就觉得还是做演员挺好的，因为可以演绎各种各样的人。加上父亲的鼓励，因为我父亲从小就喜欢逗我，他也喜欢给我弄一些绿军装、绿军帽，扎上皮带。

每当吃完饭的时候，他就说，来，过来，老二，因为我在家排行老二，给我唱一段。叫几个邻居，我也不怯场，唱一段。我哥是学的京胡。

曹可凡：那正好。

柳云龙：拉京胡，他拉，我唱，我爸就觉得很高兴。

曹可凡：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人们都说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柳云龙：有非常大的关系。首先我父亲在为人方面是一个特别忠厚、忠诚的人，在对待职业方面是一个特别敬业，而且无我、忘我的这么一个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其实内心里面装的只有公家，只有国家的需求，没有个人的需求，他们那一代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曹可凡：奉献的一代。

柳云龙：对，奉献的一代。为什么这么说呢？改革开放以后我觉得，包括我在内，才知道还有个人需求，过去都是全部奉献给自己的单位。我印象特别深，我父亲因为从事采购工作，钢材、煤炭、化工原料，做这个工作的。经常背着咸菜，三个月要吃的咸菜，疙瘩皮腌的咸菜炒成丝，切成丝炒一炒，放到一个很大的盒里边。背着煎饼，山东人吃的煎饼，出差就背着这个去东北。

而他一出差到东北，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常常去回，好的话能买到硬座，不好的话就是站票。回来的时候脚腕子都是肿的，要么就睡到座椅底下。而且特别艰苦朴素，抽屉里面，以至于后来我父亲当了领导以后，他的写字桌抽屉里满满都是各种材质、各种级别的优秀共产党员证。所以对我的影响，对我价值观的影响，以及交友、对待工作（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有人说，柳云龙的形象是标准的上世纪帅哥，浓眉大眼，一脸正气。有这样得天独厚的外形条件，加上对文艺的强烈兴趣，走上演艺道路可谓顺理成章。1989年，柳云龙以十分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并在大二那年拍摄了第一部电影《青春无悔》，在片中饰演男二号。

曹可凡：在北电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觉得现在想起来，那四年的学习生涯给自己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特别大的帮助？

柳云龙：我觉得影响非常大，因为很幸运，我觉得我碰到了几位特别好的老师。比如说我的班主任崔新琴老师、教授李苒苒老师、代课老师李克己老师。他们的做人对我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们都是从外地来的，刚离开家肯定会很想家，而老师就隔三岔五带到家里聚一聚、吃吃饭。

曹可凡：那很温暖。

柳云龙：相当温暖，尤其是我们这些外地的。人家北京的一到星期六星期天都回家了。老师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永远和亲人在一块儿，让你永远和亲人在一块儿的感觉，几乎每周都是这样。做一桌子菜，都是老师自己亲自做。吃吃喝喝，甩开腮帮子吃，因为学校伙食也不是特别好，老师反正都给做最好吃的东西。李苒苒老师家基本上是我们所有外地同学的家，所以毕业以后，后来想想，老师其实工资不高，每个月弄这么两三下。

曹可凡：花销还挺大。

柳云龙：花销非常大，可能不到月底，她的工资也嘚瑟光了。所以这个以至于我毕业都这么多年了，每每想起老师就特别温暖。后来我父母来北京也都看老师，因为就觉得好像有另外一个父母在孩子身边。而且整个电影学院学习生活的氛围特别好，老师和同学之间都像朋友一样，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距离感。

曹可凡：老师这些年看了你的一些作品，他们会怎么和你交流？

柳云龙：这次尤其是看了《风筝》，我的老师李苒苒很真诚地肯定了我，之前没有肯定，之前从来就是这儿还有点问题、那儿怎么样。这次看了《风筝》以后，老师也给我发好几个信息，她说你真的成长了，说我从心里面认可你了。这是我最高兴的。

曹可凡：你大二的时候拍了《青春无悔》，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去参加这样一部戏的拍摄，也算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柳云龙：比较幸运，大二的时候能参加周晓文导演的电影，听到这个消息那是相当欣喜的，因为大二的学生出去拍电影，演男二号，这个可能在学院里也挺少的。但是真正拍第一场戏的时候，完全是蒙的，根本不会表演。所以《青春无悔》那一次塑造人物，完全是像眼前有雾霾一样，都是蒙的，我不认为那次是一次塑造，我只能说那次是一次完成，把台词念完就好了。

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后，柳云龙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工作，这本是他最向往的职业。可没过多久他却辞了职，南下广东做起了生意。

曹可凡：当时下海做什么工作？

柳云龙：广告公司。在广东一个新兴的城市叫惠阳，新兴的城市总需要一些城市的美化、企业的宣传、图片广告，所以在那儿还真是风生水起、游刃有余。大概做了两年，我觉得可以再回北京了，回来以后就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

因为演员这个职业，的的确确比较被动，更多的时间是在等待，等待有一个机会给你，尤其是过去电视剧还没这么多，所以我说还不如先解决生存问题，先让自己能活下去，再回来去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所以辞职走了。

曹可凡：当时你们这班同学里边，邵兵、俞飞鸿，他们其实已经比较早地通过拍戏为大家所熟知，已经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所以看到同学们的这些成绩，内心是怎么想？

柳云龙：就觉得机会咋不砸到自己头上，怎么都砸邵兵和俞飞鸿头上了？就是这种想法。可能他们俩，比如说邵兵之前拍了一些电影，像《红河谷》，俞飞鸿拍《牵手》，都是比较早，毕业可能两三年就碰到了这样的机会。我实际上是一毕业就走了，一分到实验话剧院，我就辞职不干就走了，大概在北京待了两个月不到我就走了。

曹可凡：你当中听说还尝试做过歌手？

柳云龙：那个也是几个朋友凑在一块儿，没事就开始忽悠。因为在广东做生意，有些时候晚上吃完饭会到歌厅里唱唱歌，一听说这个声音不错，咱弄盘磁带吧，就弄了盘磁带。

曹可凡：后来回到北京，因为艺术圈就是这样，当你离开这个圈一定的时间以后，其实你要再回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柳云龙：人们容易忘记，就是重新开始，但是好在解决了吃饭问题，自己能沉得住气，慢慢来。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被动的人，我不是说特别主动地去寻找机会。比如说我回来拍的第一个电影是《非常爱情》，其实是吴天明导演找了我很久，从那以后才离开广东，重新回到艺术圈。

1997年主演电影《非常爱情》，让柳云龙重新拾起了他最钟爱的演员职业。所不同的是，经历过此前多年在商界的摸爬滚打，他对自己的未来规划更有底气，也更清楚内心想要的究竟是什么。2003年，柳云龙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2005年打造出轰动一时的谍战剧《暗算》，此后陆续推出《血色迷雾》、《传奇之王》、《东风雨》等一系列自导自演的影视剧，直至最近的《风筝》再创佳绩。柳云龙这个对私生活极度低调、同娱乐圈若即若离的“边缘艺人”，就这样凭借着才华与执着，将自己的名字打造成了一块金字招牌。

曹可凡：你后来决定自己做公司，自己做自己想做的片子，心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近期或者远期的打算？

柳云龙：做影视公司实际上也是想变被动为主动，自己来掌握自己的节奏、掌握自己的命运，控制自己想拍什么样的剧。但是实际上任何具体方向都没有，也都是机缘巧合，碰到了一本书《暗算》，看完了以后觉得很喜欢、有意思，就把它给拍了，拍完了以后居然就火了。

所以我觉得都是机缘巧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又觉得很不幸，其实我也是有多种可能性的，突然一个《暗算》火了以后，来找我的就全是谍战剧。其实我特别希望尝试一些其它类型的东西，而且也很不幸，第一个剧弄完了，媒体就说什么“谍战教父”，我说可不要这么谈，这是对同行的不敬，我说我更愿意当一个学生，不希望尽早地被别人拍到沙滩上拍死。

所以之后更多地来找我的都是谍战剧，其实对于我来讲也比较苦恼。而且更不幸的是，日后遇到的一些我想拍的东西都和谍战有关系，因为不断有谍战剧给你，有些东西你看完真是难以割舍，又拍谍战剧。所以我现在不瞒您说，凡叔，我电脑里最多的是谍战剧，其次是家长里短。

不是我不愿意拍家长里短，都是需要改编，没有一个特别完美的、完整的剧本呈现在我面前，所以我也借您这个栏目向全国的编剧、投资方毛遂自荐一下，做一个广告，我希望有好的剧本，除开谍战之外，现代的、古装的来找我都可以，来者不拒。

曹可凡：你心里最想拍哪个类型？

柳云龙：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我真是不知道下一个撞进我眼帘的到底是哪个。当然会心中有一个自己的理想，比如说我特别想拍一个战争片，通过战争的残酷来展现家国情怀，亲情、爱情、友情、兄弟情，我特别想拍。我还特别想拍一个玄幻的，我非常想拍一个玄幻的，并且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案子，已经准备了多年，总觉得还需要调。有些时候好的项目不是说一蹴而就，它真的是需要不断地去推翻，而且我还想拍科幻的。

曹可凡：科幻在电视剧的门类当中……

柳云龙：我是想拍电影，因为我接下来的工作是想往电影上倾斜一下，因为年龄大了以后，体力确实大不如前了，再去拍一个40集、50集的电视剧，我自己不拍之前我都肝儿颤了，那是多少部电影的量。所以一部电影，相对时间会……

曹可凡：节奏也不会那么快。

柳云龙：节奏也不是这么快，但是要求的标准就高了，因为电影都是为放大服务的，声音的放大、画面的放大、表演的放大，电影就是个放大的艺术，所以它的要求更精、更有质感。电视剧是在拍摄过程当中，你经常会沮丧，因为就像捧了一捧水一样，拍电视剧像捧着一捧水，水透过指缝不断地在漏。

但是好在电影像端了一碗水，这碗水会蒸发，但是不会漏，它会蒸发掉一些东西，但不会像拍电视剧一样，漏是你最沮丧的，眼看着就漏下去了，蒸发你还能接受。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从电影的角度去表达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包括现代谍战这一块，因为咱们现在拍来拍去还是建国之前，《风筝》好一点，写到1979年。

1979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为经济的发展、为改革开放的发展保驾护航，这里面有大量的情报。

柳云龙工作照。

曹可凡：这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柳云龙：是的。所以我是希望拍现代谍战还是加强一些国人的安全意识，国防意识、安全意识。

曹可凡：这对创作者来说就是一个更巨大的挑战。

柳云龙：不仅仅是对创作者有挑战，可能相应还得有一些政策，比如说解密的情报。其实目的还是要弘扬我们隐蔽战线上的这些人，为了国家的付出。

曹可凡：只有具有这种崇高的信念、信仰，有这种牺牲精神，才能够从事这样的工作。

柳云龙：民族也需要有一些文化上，好的文化产品的凝聚力、带动力。因为我觉得好的作品是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就像我们过去看了很多战争片一样，看完了以后我们是热血沸腾，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事，我们是责无旁贷的，我们是第一个要去堵枪眼、第一个要去炸碉堡的。那是年轻时候的想法，现在我们如果有这样优秀的文化产品出现，那真的使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不一样的。

曹可凡：谢谢云龙，特别开心！

柳云龙：谢谢凡叔！

本文推送经《可凡倾听》授权。

这是六根推送的第1314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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