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妮/著

后浪丨海峡文艺出版社

01

当小说呈现出未来主义风格时，

其实是对旧时光充满乡愁的缅怀

记者：一开始看书的目录以为是个短篇小说集，但没想到是九个故事构成的长篇小说，就像你所说的：暗合了赛博朋克世界里的魏斯涅夫斯基九边形。这或许形成了一种“结构冲击”，你是那种对结构执着的小说家吗？

甄妮：如果对作品凝视的时间足够久，结构会自己浮现出来。小说结构本身传递了信息，是秘密的一个方面。有点像米开朗琪罗说的：“我在大理石中看到天使，雕刻赋予它自由”。我们最初始的想法可能包含了未来的可能性。其实成书前三个月，这本小说还没有章节，我想：“这本小说能否成功就看它的结构了。” 

有时候需要对自己的直觉持有信念，奇怪的是，如果你相信这个结构存在，就能看到它。但发现它的过程，是很难形容的。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知道，梦显示出一种有意义的心理结构，和清醒状态时的精神活动相联系，符合一种自身逻辑的严密性。但是我们不会追问，这个梦是如何找到它的结构的。

有点像是卡尔维诺曾经引用的，“不需要过渡便能论证的”直觉者。用那种先给出结论而非证明的方式，而寻找结构的过程有点像是寻找证明的过程，是弥补现实和结论间的鸿沟。

记者：实际上，书里有很多有趣的设计，但这些设计又与现实相联系，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将莎士比亚翻译成emoji的翻译家，那些用表情创作的小说，让人啼笑皆非，是对现代社会娱乐化的一种讽刺。或许短视频等现代技术让人们的体验越来越表层了，而这点正如小说中写的“我们拒绝一切体验”。这样看来，你的写作与当代生活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是比较近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你采取了平视的视角？

甄妮：现代性是小说的主要主题。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以及假装适应的人物总是让人着迷。人们因为对生活体验的不同的速度感互相牵制。当小说呈现出未来主义风格时，其实是对旧时光充满乡愁的缅怀。

一个写作者会本能地对事物同时保持好奇和警惕。我拥有陈旧的生活习惯，仍然在用笔记本写字。有时候走很久的路去咖啡厅。每个人都生活在多重现实里。我们生活过的每一个时空都构成了一重现实，我想要在小说里体现出这种时空的交汇，坍塌，并驾齐驱，将一个人体内的时空放大，压缩进一本小说。在K写的那部小说里，你很少看到K的生活的影子。这些跌落在涌道之外的光的碎片，看上去轻飘飘的，毫无分量的东西，可能比我们生活的固体更为牢靠。

记者：你提到了K，这是一位在市场营销公司“历险”的女作家，她在熟悉的咖啡店里写作，不停遇到客人打断写作，实在不行，还会去洗衣房写作。K将写作当成了某种救赎，而你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可以说与之毫无关系，那么，文学于你而言是什么？巴赫的音乐呢？看起来更是真爱呢。

甄妮：我会在写作的时候听巴赫。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对句子结构，意向的涌现，和抓住它们的速度有影响。

艺术家的命运就是不断转换， 一个艺术家到最后很难说什么个体的东西不是属于公共的，你会自觉有一种不断转化的意识。一直到，从个体角度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同时你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公共的不是属于私人的。从一条伯恩的街上走过，商铺橱窗里的所有摆设都在对你诉说。因为创作，你通过一种平淡的奇迹和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形成了一种关系，达成了一种共识。所以，没有所谓的陌生人，也没有和你不相关的国度，语言和知识系统。这种知识并不是死的知识，而是那种可以赋予生命的素材。 

文学是我亲密的爱人，朋友，家人。或许一个作者和写出的书籍之间的关系，不亚于人类之间的真实关系。一个孩子的出生，或者雨水降下这些动作，都是在复活一个词语。因为我经常搬家，对于家这个概念有执念，所以写作对我而言像是回家，我通过去咖啡厅写作和一个地方熟悉起来。

记者：小说写了几种爱情，如用多封信呈现了K与J的爱情，安娜与米哈伊尔的爱情，巴斯蒂安与娜拉，或许爱有不同面貌，但一样的是以悲剧收场，“迅速将一切市场化”，这“一切”也包含爱情吗？还有一点是，我觉得你或许尝试用哲学思维思考爱情？

甄妮：K和J，安娜和米哈伊尔之间的激情是反市场化的，在激情和克制的探讨中，一个克制，另一个不。他们作为emoji翻译家的爱情的反面存在。真正的激情很罕见，可能是我们贫乏生活经验中体验自由，意义，灵感的唯一出路。讽刺的是，深刻的爱情有时候无法长久，当一个（引向毁灭的）欲望本身超过了对于幸福的追求，人们应该怎么选择？现实里，幸福属于幸运的人，中文巧妙地让幸福这个词语本身就包含了幸运的意思。而英文里就没有这一层哲思。

记者：小说里你对一些经典作品或其元素进行了创意运用，比如现代娜拉的出走；安娜与包法利夫人，莎士比亚的商品化，这可能涉及经典为何是经典，人们在每个时代总能找到它们的影子。

甄妮：经典只能被时间筛选。而我们现在处在另一种时间的相对论。小说试图体现一个扭曲的哈哈镜，包括对于永恒的扭曲。人们在永生图书馆追求电子化的永恒，哈德良，莎士比亚，阿兰图灵，尼采在剧场上努力演出博得点赞。人们等同于他们所代言的商品。就连不朽也是抽空的不朽。

把人和人的关系削减为消费者和消费品的关系，是危险的。我们如此依赖这种关系，几乎无法想象其他种类的关系。我们和经典本身也容易构成这种消费者和消费品的关系。

02

到了国外，反而找到自己的声音了，

可能是太孤独了

记者：人的精神缺乏症表现之一是记不住人名，你在作品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你看来，现代人的精神缺乏还有哪些表现？

甄妮：缺乏爱的能力，梦的禁止和丧失，厌倦，假冒者，可替换性。人和人之间的差别逐渐减少，地域之间扁平化，每个人都在谈论创造力和创新，同时这个时代真正的创造力和创新十分罕见。人们把葬礼改造成party，把死亡本身也娱乐化。就像小说里写的“永生图书馆看来更像是一个游乐场。或许永生的样子就和游乐场没有区别。”

人们生前无法过有意义的一生，死后却在为排名烦恼。我们把关键的东西进行简化，就像把莎士比亚翻译成emoji，把人的一生用墓志铭总结。表面和实质出现一种背离。

我不是语言学专业的，但是希望能从语言方面把握出这种迅速的灵光的消逝。

记者：像K这样依然热爱文学与艺术的人，即便有无数的疑惑，仍在前行。这是否与你所说的成为一个具有怀疑精神的理想主义者相关？

甄妮：这和信仰有关。追求真善美本身不能让你活得更好，更成功。相反的情况更有可能。这种时候就需要做一个决定。生活很困难的时候，正常的反应是如何活下去，而K想的可能是如何继续写下去，因为这两个对她是同一个命题。

从现实角度来说，找个和写作毫无关系的工作很重要。我的工作主要是经济政策研究、写代码、计量经济建模。我只需要搞好数学、应用统计学和编程，不需要从写作中获得除了写作乐趣之外的东西，这能保持创作上的自由。

记者：豆瓣读书《缺席者》的条目下的读者评论，有些读者认为你的小说有翻译腔，我在小说中也读到了一种“异质感”，不知道常年留学深造与在国外工作的经历，是否潜意识地影响了你的文字质地？

甄妮：文学应该致力于创造陌生感，包括用全新的方式看待旧有的事物。我带来的陌生感可能主要是生活环境的不同。现在中文对我几乎是一种纯粹的小说创作语言，而非口语或者思考的语言。语言本身也包括其相关的记忆，逻辑和想象力。有时候我用中文写不出好句子，就尝试用英文来写，结果能写出更好的意象。

记者：那你是什么时候去国外工作的？是这样的生活经历促使你开始写小说的吗？

甄妮：2008年出国的，在国内也写小说，但是写不好。到了国外反而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也可能是太孤独了。总体说来，如果你是个天生的小说家，无论从什么样的起始点开始，到最后应该都会写小说。写作对于这类人而言是一种最为根本的需要，一种生活方式。塞维利亚居民一整年都在为圣周做准备。而一个小说家的整个生活，包括工作、私人关系，也是围绕写作展开的。

随着兴趣的深入，人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可能越来越少。哪怕是写作也会让人陷入隧道视觉。比如生活在一个城市，随处可见一些幸福和松弛的人，在布满鲜花的酒吧池座前弹着吉他，唱着情歌，看上去没有需要，甚至不需要追求便能获得幸福。阳光和欢乐像是一种僭越。我便意识到一个人在追求时错过的，例如运动，享受生活，或者是不写的权力。一个人应该和自己的失败达成和解。

这些经历让我不断遭遇生活里的不同意见。旅行，参观博物馆，展览，电影节和音乐节都是在提出另一种生活意见。

记者：你说自己“喜欢以创造迷宫的方式写小说，这当然对读者是一种挑战”，从这本小说来看，它确实是一场阅读挑战，你会担心这种挑战造成障碍吗？

甄妮：我其实不担心读者无法理解。完全不应该低估读者的能力。我读了一些《缺席者》的很棒的评论。这个时代的聪明人很多，只是人们需要适应不同的气候。

记者：那不知道你是否也有相似的阅读经验，就是感觉作者好像处处在埋梗，一方面被吸引，另一方面又觉得被拒绝。

甄妮：读博尔赫斯肯定有这样的障碍。不恰当举例：我处在一个所有人都比我聪明的环境里，女性和亚洲人都很少，我经常感到挫败，但同时又感到这是一种幸运。可能要慢下来判断，抱着开放心态看待那些看似在拒绝的陌生事物，尽可能与自己异质的人在一起，在身边尽量创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才能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