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本书是以一场战争为开端的，用一则“军事故事”为它画上句号，或许也不算牵强附会。

故事——真实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主人公为当时大名鼎鼎的冯·斯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当然，说到这位喜欢自吹自擂又挥霍无度的导演兼演员，“臭名昭著”恐怕也一样得当。

无论如何，故事牵涉到他的众多项目之一。借用德国通才克鲁格（Alexander Kluge) 的浓缩版：

这种自豪感，冯·斯特罗海姆确实相当清楚。他自己就穿了一条别人看不见的“裤子”。出身于奥地利中下阶层的他，却在移民美国后大肆炫耀自己莫须有的贵族身份。踏上美利坚大地时，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名字中，混入贵族姓氏前缀“冯” (von)。这便解释了克鲁格用的这个不乏讽刺的绰号：“了不起的‘冯’”。

不过，替“冯”说句公道话。过去不少移民美国的欧洲人都给自已授予了显赫的家世和头衔。这么做不但易如反掌，还是不占白不占的便宜。在信息化时代之前，移民局很难核实个人资料。既然有机可乘，在一个新国家展开新生活之际，何不顺道给自己弄个新身份？

仔细想想，作家也有这般毛病——他们同样喜欢投机取巧。即便在这个可以秒查信息的时代，他们照样假装自己比实际上更聪明、有学问、有见识。

这里说的“他们”， 当然包括我自己。

《阅读的女人》Biblio Beauties/绘

可惜的是，无论他们——我们——多么努力地让自己显得优秀，在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在电影镜头捕捉到的画面之外一一必定藏有不少衣着寒酸的士兵，赤着脚，甚至光着屁股，哆嗦着。

即便那些洋洋得意地展现在镜头前——著作里的部分，细察之下恐怕也不无问题。就这本书而言，颇有可能——何止颇有——在这里或那里，我不小心把某块“军功章”的形状给弄错了。甚至把某人的“衔级”搞混了。毕竟，就算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冒充一名货真价实的学者，专门研究某个国家的“军事史”， 通常是其中的一个“军种”， 甚至一个“排”、一个“班”， 偶尔单独一个“兵”。

顶着自吹自擂而遭人嫌的风险（或许还是比被读者当成“半瓶子醋”要稍微好些）， 我只想补充一点。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长久以来，我一直尝试着拓宽自己的视角，而非聚焦于一处。这便是为何，在这本书里，我没有专注于一个兵、一个班、一个排、一个军种，甚至一个国家。而是检阅了一批来自不问时期、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部队。时不时地，我还会调遣来一些文学领域之外的士兵。知识没有界限，没必要故步自封。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我也希望自己的广泛兴趣，多少可以弥补专业方面的不足。虽然我的名字里不带“冯”字，但我确实穿着一条通过寒窗苦读多年所换来的裤子，哪怕在专家眼中这条裤子的料子不够好，针线不够细，款式也不够新。

《我手写我心》Gladiola Sotomay/绘

其实，平心而论，军事的比喻并不恰当。

军人必须步调一致、唯命是从。艺术家则刚好相反。任何一个有点骨气的家伙都不可能在思想或创作上同其他人一样。他们最渴望独领风骚，成为一代天骄。

这也是为何大多数文学史，哪怕是那些堪比豪华邮轮的大部头，即使记载了千百名作家，最终却还是像泰坦尼克号那样，沉入海里，没出航多久就被重视实用价值的“现实”淘汰。这些著作往往急于从一个端口开往另一个端口，从一个“主义”冲向另一个“主义”， 企图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带上尽可能多的乘客和行李，以至于没时间招待已经在船上的贵宾，不但不把他们的“行李”送到各自的舱房，反而直接堆在走廊里，然后在每堆行李前面放一张纸条、指出这些是“自然派”的，那批是“高蹈派”的，再往后点是“黄昏派”的，仿佛如此一来，一切昭然若揭。

《书堆》Ephraim Rubenstein/绘

爱唱反调的我，自然反其道而行之。我只把聚光灯打在少数几位诗人身上，让每一人代表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或者用他来探讨一个话题。就像“微观”史学家相信的那样，我认为一个人物、一件事情、甚至一个细节的特写，要比那些仅关注全局、只在乎群体的“年鉴学派”提供的远景，更能照亮历史。打个比方。从外太空看长城，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看到一条细线。如果通过一块砖头来描写长城，岂不更有意义？单凭这块砖头的制造过程及最终位置，几乎就能说明整座建筑的来龙去脉。

此外，我也赞同更早的一位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的说法：“历史是无数传记的精华。”

既然如此，当足够多的传记集聚一处，一部历史著作不就诞生了？无论内容有多狭隘、肤浅、零碎，它到底还是历史。

说了半天，其实只是为了解释，我试图写的，不是一本教科书，而是一本有趣的书。

说起有趣的书，古罗马诗人朱文诺曾在他那本名不虚传的讽刺诗集的开篇，为自己辩护道：

朱文诺接下来把更多打油诗人送上了颈手枷，但他只点名攻击了科尔都斯一人。无论幸运与否，科尔都斯的著作，没有一行流传下来。事实上，如今读者只有通过朱文诺的这首诗，才知道此人的存在。

话又说回来，正是因为有科尔都斯这样的人，朱文诺才提笔作起诗来，以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过，考虑到讽刺是朱文诺的惯用伎俩，他给出的写诗理由，似乎也不能全信。尽管如此，为了使讽刺达到预期的效果——让观众能会心一笑——朱文诺在诗中提及的状况，应该也有几分现实的影子。

这便意味着，在朱文诺生活的时代和地方——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的罗马——一诗歌仍享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但是有才之士乐意去从事的行业，还是一种能够雅俗共赏的娱乐形式。

但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假如朱文诺还活着，他会怎么看待当今的那些畅销作家？像下面这样的文字，有无可能令他拍案而起，回敬一首自己的诗？

或者这六行出自同一人之手的文字：

十有八九，朱文诺会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内容空洞，措辞陈腐，语气笨拙，技巧粗陋，外加一连串惹人厌的“我”“我”“我”， 这几行文字（两篇完整的英译作品）徒有诗歌之形，却无诗歌之实。如此糟糕的玩意儿，连讽刺都拿它们没辙。

然而，在今日大众眼里，这却是诗。

若科尔都斯还在世。恐怕连他都不屑于当诗人了。

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上面这种东西，只能自费出版，然后供一人欣赏——作者的母亲。

这倒不是说一旦身为人母，品味就会下降至零。而是她们会一再宽恕自己的孩子，甚至因为他们的各种缺陷，倍加疼爱。

说实话，毫无“内涵”的诗歌，一直都有。也就是说，那些刻意描述一些比芝麻绿豆还要琐碎的事情、以便表明自己没在表明任何想法或立场的诗歌。巴西诗人巴罗斯（Manoel de Barros) 甚至坚称：“表达空洞无物的严肃方式，有许多种，但唯有诗歌才真实。”

或许巴罗斯口中的“真实”， 指的不过是“巧妙”或者“有文学价值”。倘若如此，最好的例子无疑是西班牙“黄金时代”诗人洛佩（Lope de Vega) 的那首《瞬间十四行诗》：

除了诙谐机智，《瞬间十四行诗》还能引起共鸣。谁不曾为了学业或工作，憋出一定篇幅的文字？于是每隔几分钟，便急切地再数一遍，看看自己写了多少。

不同于那些胡乱炮制出来的论文或报告，洛佩的诗在技巧方面，确实无可挑剔。西语原作不但句句押韵，而且结构紧密。每个字，每组词，每句话，都如同电影里那些隐隐发光的枪支零件，一个个金属件组合在一起时，连连发出清脆悦耳的“咔哒”声，让观众清楚这把武器非同小可。

西班牙“黄金时代”诗人洛佩

不消说，银幕上的枪支是为了烘托气氛，制造悬疑，为最后的正邪决战作铺垫。那么，一首如洛佩这样的诗，目的又是什么？ 

在我试着回答之前，让我们先穿越时光，回到更早的年代。

当然这也是为了烘托气氛。

苏美尔人是最先把美索不达米亚（如今伊拉克及周边地域）当成家乡的人。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体系，就是他们发明的。此外，他们还创造了一种文学类型，就凄恻哀恸的程度而言，的确难以超越。后来的学者将这些刻在泥板上的诗称为“城市哀歌”。

迄今发现的六首城市哀歌，皆创作于四千年前左右，每首诗都悼念了一座城邦的覆灭：宝藏尽失，建筑被毁，百姓遭殃。更为重要的是，诗中对破坏的描写，似乎都基于史实。那些城市一一沦陷在敌人的铁蹄之下。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遗迹

所以，这些交织着痛苦与恐惧的诗篇——这些用到了高度复杂的表达方式、同时又符合当时审美观的作品（不然也不会刻在泥板上保留下来）：它们岂可与今日那些高居排行榜首的“伪诗”相提并论，甚至出现在同一本书里？这难道不是对苏美尔人最大的侮辱？ 

既然如此，像《瞬间十四行诗》这样的作品，又该作何解释？

洛佩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创作这首诗时，没别的理由，仅因为他可以，并且乐意。也就是说，因为他拥有足够的幽默，能够想出这么一篇作品来调侃自己的行业。还因为他拥有足够的技艺，能够完成这件在西语中难度极高的事情。

这自然让他从今日和明日的庸才中脱颖而出。洛佩的诗不仅令人捧腹，还引人深思：倘若这么无聊的东西也是文学，那么，文学又有何价值？

而那些自诩为“诗人”的家伙，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除了让人好奇：倘若这么蹩脚的东西也有人出版，那么，出版又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