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秋铭

编辑｜金石

摄影｜吴明

造型｜THEXIStudio

发型｜刘静 （YIN studio）

化妆｜小园（YIN studio）

独家线下战略合作｜红砖美术馆

「翻红」

最初接到《乘风破浪的姐姐》的邀约时，阿朵是拒绝的。一来，她怀疑如今40岁的自己是否还能像20多岁时那样唱跳，二来，她也早已不再是那个靠唱跳名扬天下的阿朵。

40岁的阿朵还在做音乐，但做的是新民族音乐——在「逃离」娱乐圈5年后的2017年，她创立了一个音乐文化公司，取名「生养之地」，志在推广在湘西、云贵少数民族音乐基础上创作的新民族音乐。一年后，「生养之地」旗下的首个音乐厂牌「未来民族」创立，在这个团队中，阿朵不仅是创始人，还是最醒目的那个人。

厂牌成立的那一年，阿朵带着一批民族音乐人出了一张专辑，取名《死里复活》，还做了同名音乐秀。无论是专辑还是音乐秀，口碑都很不错，尤其是专辑，豆瓣评分8.9，还入围了第61届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的提名竞选资格，只是，在市场上并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音乐秀结束以后，《死里复活》的制作人陈伟伦和阿朵有过一次单独交流，他们对坐在餐厅，阿朵说，自己压力很大，「我做了那么多东西，哪里是出口呢？」秀已经做完了，专辑还是没有水花，接下来该怎么办？

收到《乘风破浪的姐姐》的邀约后，阿朵在公司楼下遇见了音乐制作人馬RS，阿朵问他，「馬RS，我能不能不去？」馬RS回答她，「你一定要去，为什么不去？我们能够想象这很辛苦，但它能更快地帮助我们推广音乐，推广你想做的东西。」

馬RS向《人物》提起了公司初建时的窘境，为了公司的运转，阿朵曾卖过一套房子，当时，他们做的音乐市场反馈并不好，公司甚至一度发不出员工们下个月的工资——这也是馬RS鼓励阿朵去参加综艺的原因，他向《人物》解释，对于「未来民族」这个厂牌来说，阿朵必须要往前走一段，才能将身上的流量慢慢转化到其他音乐人身上。「说白了，没有阿朵，就没有这个公司和这个厂牌嘛，所以她永远是牵头的人。她像灯塔一样，她在哪儿，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发展这些东西。」

好友们也接到了阿朵的询问。曹方反问她，「你不开心不想去，为什么要答应呢？」阿朵告诉她，「现在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公司活下去了。」

最终，阿朵接受了邀约，成了「乘风破浪的姐姐」。初舞台时，一身少数民族服饰打扮的阿朵唱了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扯谎哥》，现场得分并不高，只有79分，但乐评人耳帝却发微博称，这首歌是他在整个初舞台中最喜欢的表演，「高级又天然，先锋又民族……单是音乐本身，她的前卫度就丝毫不输给年轻人……」

从结果来看，《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确带给了阿朵很多收获，尽管第二次公演后便离开了舞台，但被淘汰的那天，阿朵先后收获了5个热搜。

有观众将阿朵的这段经历形容为「翻红」，阿朵并不介意这种说法，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不久后，《死里复活》、《未来民族》两张新民族音乐专辑及预售的黑胶全网售磬。

「摇钱树」 

在对阿朵的初舞台进行点评时，耳帝还提及了阿朵的那段逃离，「她曾经体验过现代声名的喧嚣与浮华，这是通过一种女性被物化的审美形态所带来的，然而又在某一个阶段重回生活与自然，寻找返璞归真的力量，这是一个人自我审视与内心净化的过程。」

这似乎也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故事。

阿朵来自湘西，7岁学舞，13岁进入部队做文艺兵，1998年，18岁的阿朵获得了第八届CCTV全国青歌赛专业组优秀奖，两年后，她离开文工团，签约日本制作人小室哲哉的香港唱片公司，成了一名歌手。

刚出道不久，阿朵给好友兼化妆师秋苹打电话，「秋苹，我想在下巴上打个钉，你觉得怎么样？」秋苹赞同了她的想法，「非常好啊，这样子你就能和别人区别开了，有一个标志能让人记住。」

阿朵去打了那个钉，但最终让观众记住她的那个标志，并不是那个钉。

她被印上的第一个标志，是唱跳。2005年春晚，阿朵因为一首唱跳的《再见，卡门》爆红。当时的唱片公司太合麦田为阿朵做出的定位是「东方麦当娜」。21世纪的前10年，是唱跳歌手极其吃香的年代，「那时提起唱跳歌手，基本上就是要邀请阿朵。她是TOP级的。」前经纪人赵雁告诉《人物》。

2007年，穿着白色比基尼、举着摄影机的阿朵登上了《男人装》杂志的封面，那期杂志在3天内卖出了50万册——这不仅创造了一本期刊销售的奇迹，还将第二个标志牢牢地贴在了阿朵的身上——性感。

在曾经的文工团岁月中，这曾是阿朵最想掩盖的特质。

17岁那年，阿朵进入北京二炮文工团做舞蹈演员。丰腴的身材导致她在文工团里遭到排挤。自传《烟雨凤凰》记录了她在舞台侧幕条边和更衣间里，听到其他舞蹈演员对她的评价，「她过于丰满的身体对于舞蹈演员来讲是种耻辱」、「她对男人的笑很风骚」……这对少女阿朵的伤害很大，她开始节食减肥，用裹布把胸部勒缠起来，希望它们平坦一些。文工团里只允许存在整齐划一的群舞，因为胸部丰满，表演时，阿朵始终没有站在舞台中心位的机会。有时，某个阵型缺一个人，由阿朵补上，换阵型了，就让她下场。

但10年后，曾经令阿朵深陷自卑的那个标志，却变成了她在另一个系统中最耀眼的标签。

前经纪人赵雁向《人物》解释早期唱片市场的运行机制，「早期的歌手打歌，一套衣服都要一直穿在身上，不能换，要强化大家对你的这个印象。三个月的唱片宣传期，你要不停地跑电台，跑电视台，然后再是各种商业性的演出，小型的歌迷见面会，不停不停地唱同一首歌，这种行程是非常恐怖的。」

那时的阿朵，常常一天飞3个城市，持续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经历过旧太合麦田时期的工作人员回忆，「公司揭不开锅了，就让阿朵去接商演，赚钱来养公司。」

公司还希望将阿朵的价值放得更大，例如，在性感的尺度上，「再过一些」。阿朵觉得「这不太对，好像不是作品」，但也同意了，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更有关注度」。后来，《千面》的MV因大尺度遭到禁播，原因是：该歌曲歌词中有着强烈的「性暗示」嫌疑，阿朵的服装与舞蹈表演的尺度过于大胆。

阿朵因性感获益，但也被反噬。她为美食杂志拍拉面的广告，穿的是半裙和裹胸，但杂志社后期将裙子修改成了三点式的比基尼。出版商找到阿朵，希望出一本写真集。所有的拍摄要求都围绕着性感。写真集印出来，阿朵发现，整本书的设计、选图、包装，很像书摊上售卖的情色杂志，她连夜包下了首印的5000本写真集，中断了销售。

尽管已经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一点点榨干，但阿朵依旧做着那棵「摇钱树」。若干年后，她向《人物》回忆，「公司没有明文说，阿朵你必须要去赚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只有努力挣钱公司才能对我好，才能帮我实现我的梦想。」 她苦笑起来，「那时候形容自己很像岳飞，『忠孝两全』，活活把自己累死。」

提起阿朵，同为歌手的好友王筝对一个场景记忆犹新。她们结识在北京二炮文工团，没有表演的时候，她们会相约去吃小龙虾，有一次，吃着吃着，一只小龙虾从后厨爬到了阿朵的脚上。王筝以为阿朵会尖叫或者跑走，没想到她指着龙虾兴奋地大喊，「老板！龙虾！活的！」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认识她，你也会喜欢她。她那个时候的笑容和样子，真的是会发光的。」王筝说。

但从2008年开始，王筝发现，那个发光的、向日葵一样的阿朵不见了。她那时常常接到阿朵的电话，在电话里，阿朵哭着说想要休息，「说自己被抽干了，需要往蓄水池里蓄水。」

2008年6月，在和公司发生一些分歧后，阿朵第一次决定逃离。她在博客上写道：「原本在今天，将是我酝酿了两年多的新唱片发片日，但在这我想对所有期待这张唱片的朋友说：很抱歉，我又食言了……因为那时我所写所唱的这些歌，对于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来讲都是靡靡之音，无痛呻吟，我找不到一个好的状态去面对！我决定告别舞台一段时间，我想至少3个月吧。离开北京，离开浮躁，去寻找一个新的状态，过一段自己想过的生活。」

随后，她去了英国游学。但3个月后又回来继续做歌星，「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还有一年的签约，我想我要履行完我的责任，要继续工作，再做一年摇钱树。」

裂痕

在第一次为《男人装》拍摄封面的4年后，2011年，阿朵又为这本杂志拍摄了一组封面。第二次的封面，呈现了一位女性，被包装、被追捧成巨星，而又受伤、碎裂的故事。在《男人装》的采访中，阿朵讲述了一个未尽的拍摄想法：她穿着晚礼服，面带笑容地走在红毯上。礼服是透明的，人们能够透过衣服，清晰看见她完美躯体上的伤和纱布。秋苹知道，那是阿朵的一种自我表达，「从里到外，她都已经有裂痕了，但是外壳看着还没有变化，觉得是完好的。」

前经纪人赵雁记得，她和阿朵的初次见面在一家餐厅。那是2010年春天，当时，阿朵已经离开了太合麦田，签约了光线，正在建立自己新的团队。那天，屋子里很热，在场的人都穿得轻薄，只有阿朵还穿着秋裤和一件厚重的外套，她说自己好几天没有出门，已经感知不到外面的气温和季节的变化。

尽管离开了曾经的公司，但此前的疯狂运转已经令阿朵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她把积蓄悉数交给妹妹打理，不记得任何一张银行卡的密码。所有的充电器都贴好了贴纸，助理一一叮嘱她，「这个是iPad充电器，手机充电器，电脑充电器。」王筝到她家里，发现洗碗机和炖锅都是新的，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家里的衣服四散，王筝需要刨开成堆的衣服，才能找个空地坐下。

混乱的生活中，人的情绪也变得极不稳定。那几年，阿朵的团队称她为「老佛爷」——饭不合胃口，阿朵都会大发脾气。

但签约新公司也没能让一切变好。

据赵雁回忆，2011年开始，阿朵就有了做全国巡回歌舞秀的想法，「她当时的音乐方向还没有转，但其实已经在做准备了。」她找国内的歌舞秀从业者聊天，去日本看椎名林檎的演出，去美国的百老汇。每看完一场演出，阿朵都要做笔记，「某一场演出的某一个小点，只要她觉得好，都想融合进来。」

阿朵想完成的歌舞秀，在当时来说是相当超前的尝试，她甚至在舞台上实现全息投影。但结果并不尽人意。「她想要做的那个事情，当时够不到吧。从她的能力和精力考虑，这个工作难度太大了。」赵雁说，「做歌舞秀是挺庞大的一个项目，光靠我们一个小团队其实是不足以支撑的，这个投资下来如果按照她的那个想象，可能大几千万，甚至上亿都是有可能的。那时公众对这种少数民族的东西，你个人的一些表达啊，不太关心的，她后来发布的一些歌，整体关注度和传唱度都达不到预期。」

那时，阿朵出去演出，导演组问的还是，「能不能跳《Mr.Honey》，能不能跳《千面》？」

当时，正是影视行业快速发展的阶段，新公司希望阿朵去拍戏，把她安插在剧组里，去做女一号，阿朵不愿意，一年后，她和新公司解约。

她像是一只被困在倒扣杯子里的飞虫，醒来了，却来回撞击玻璃的杯壁。阿朵后来和曹方提起，「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在表演，扮演一个叫做『阿朵』的角色。」

苗族情歌传承人蝶长和阿朵的结识是在选秀节目《激情唱响》中。当时，阿朵是评委，蝶长是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在决赛现场，蝶长唱了一首苗语歌，他注意到，听完歌的阿朵眼睛亮了起来。在后台，阿朵邀请蝶长录制自己新歌的和声，还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能到他的老家苗寨过春节。对于这个请求，蝶长很意外，在他的印象里，阿朵是杂志封面的流行歌手，是很遥远的存在。

那年春节，阿朵真的去了蝶长的老家，寨子中，蝶长的族人们围着阿朵，跳芦笙舞和铜鼓舞，阿朵和蝶长的父亲一起喝酒，笑得很大声，说她以后还会来。

春节过后，蝶长发现回到北京的阿朵消失了。短信没回复，电话也无法接通。而那时，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阿朵已经濒临崩溃——《激情唱响》第二季的发布会上，阿朵作为评委出席。轮到阿朵讲话时，她需要把一只胳膊搭在主持人大左的肩膀上，让他撑着自己。不久后的某个晚上，赵雁接到阿朵的电话，她想要取消第二天央视晚会的录制。那天夜里，阿朵的心脏突发剧痛，她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工作了。

后来在《星月对话》的采访中，阿朵提到了当时自己的遭遇，除了工作的透支，恋情也遭到了背叛，对于那个阶段，阿朵向《人物》回忆，「不管对爱情，还是对事业都很失望。问自己，怎么人是这样的呢？奉献了所有的热情、时间、精力、健康，甚至是自己的金钱，所有东西都给出去了，怎么还是得不到你认为的一些支持、爱和信任呢？」说这番话时，如今以淡然示人的阿朵少见地出现了情绪激动，她将身子前倾，不停地用双手比划着。

那段时间，秋苹也暂停了手里的工作，在家里陪着阿朵。每天，阿朵都和秋苹重复念叨相同的话，说她在情感上遭受的打击和事业碰壁的痛苦，秋苹这样形容当时的阿朵，「就是股票跌到谷底了，一毛钱，马上清仓割肉，没有比那更差的了。」为了避免两人都陷入情绪的黑洞，秋苹提议一同出门旅行。

她们先去了韩国，后来又去了西双版纳。当时，王筝的另一位好朋友曹方已经定居在那里，那次离开西双版纳之前，阿朵突然拉着曹方的手说，「我一定还要来找你。」

复活

一个月后，在西双版纳的机场，阿朵又出现了。曹方远远看见她孤零零地挎着行李，身边罕见地没有一个人。

那时，曹方和阿朵并不熟，她只是应王筝的嘱托帮忙照看对方。在酒店住了两天后，阿朵给曹方打电话，「我能不能住到你家去？」曹方吓了一跳，曹方是一个看重私人空间的人，不愿意别人侵入自己的生活，但阿朵给了曹方无法拒绝的理由，「我晚上睡眠不好，心脏会忽然跳得快，有时候又不跳了。我怕住在酒店，要是心脏骤停，没有人会发现我死掉了。」

曹方只好把她安排在妈妈家里，和她住在一个小区。在曹方妈妈的印象里，阿朵是电视上那个打扮火辣的性感女郎，她满脸担忧地问曹方，「哎呀，这个，会不会相处不了啊？」住了一段时间后，曹方的妈妈会把曹方拉到一边说，「这个孩子不知道是受了什么苦，半夜经常听到她在房间里偷偷地哭。」

那时的阿朵，常常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她们去山里过夜，那天的月亮又大又明，黄澄澄的。阿朵迷迷糊糊地指着月亮问曹方，「曹方，那个是灯吗？是路灯吗？」在去往景洪市的高速公路上，阿朵倚靠在后座，曹方以为她又昏睡过去，就把音乐关了，才听到阿朵轻轻地说，「曹方，好美的夕阳啊。」

每天清醒的时候，阿朵的耳朵里总是有「嗡嗡」的轰鸣声，这是长期失眠造成的耳鸣。失眠的她，只有在曹方家客厅的沙发上才能睡着。曹方的小狗「铁锅」陪着她，一人一狗蜷缩在1米2的沙发里。阿朵告诉曹方，「曹方，这个地方给了我一种安全感。」

作为歌手，曹方的故事也有着和阿朵相似的开头，在2000年前后，她们先后踏入娱乐行业。与阿朵不同的是，曹方始终在系统边缘游走。「其实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我们都很懵懂的，会被公司安排去上这样的节目，去路演，去电视台的晚会。但在入行之前，我是很明确的，要保有我自己的空间，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我从一开始，就拒绝掉那些了。」

只是，生活的奇妙就在于——最终，两个做出了不同选择的人在西双版纳相遇了。

在西双版纳，曹方是阿朵的唯一一根稻草。全天24小时，曹方都有可能接到阿朵求助的电话——她在超市购物不会刷条形码，不知道夏天要盖多厚的被子，学不会怎么用淘宝网购。阿朵频繁的请求让曹方喘不过气，「看到她的电话号码，脑袋就会『嗡』地一下响起来。」

好在还有音乐，两个同样爱唱歌的人还是成了朋友。

曹方记得，阿朵当时背着一把吉他，去哪儿都带着。磨了大概一个星期，她终于写成了一首歌，拉来曹方弹给她听。弹完半首，阿朵激动得在沙发上蹦，「我居然也会这样写歌了！」 那首歌叫《叶子花》，叶子花是西双版纳常见的一种花，也叫三角梅，一年四季都会盛开，她们去郊外的村寨里散步经常会看到它。

曹方记得那天阿朵好开心，「她说，她从小看着别人弹琴写出自己的歌都好羡慕，现在她才体会到那个状态，她太幸福了。听完觉得很可爱，又很心疼。」

后来阿朵住进了西双版纳的山里，每周，曹方都会上山找阿朵。她们去森林里找种子，挖腐质土，买来堆肥的桶，整理厨余垃圾。听见动物的叫声，她们就循着声音找它们的行动踪迹。在曹方看来，过去的30年，阿朵是丢失了生活，最后又不得不走回到生活里。

阿朵刚离开北京时，工作室以为她还会回来，一直没散。赵雁为她处理离开后的各种事宜，向活动方致歉，婉拒了所有演出。渐渐地，来找阿朵的人越来越少。赵雁和同事们也意识到，阿朵不会回来了。工作室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后来，赵雁得到了一个机会，也离开了，阿朵安慰她，「多好的机会，你别在我这里耗着了，去吧。」

在西双版纳待了大半年后，阿朵又去了美国，学习心理辅导。

在美国，她每天6点起床上课，下午5点钟放学。偶尔在学校里被人认出，她抢先一步和对方交代，「嘘，不能说，不能叫阿朵。」老师分配值日，她选了最难清洁的厕所，每天放学后，从擦拭洗手台到冲洗马桶，她需要清扫一个小时。她扫厕所，认出她的人就围在厕所门口看，她不管，清扫完就回家做饭，日子过得踏踏实实。

2013年，阿朵的侄子周科羽从家里人口中听说，姑姑回来了。那时他正在老家湘西过大二的暑假，听到他的专业是音乐制作，阿朵突然向他发出邀请，愿不愿意一起去其他地方采风？周科羽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第二天，他们就开着一辆越野车，带上睡袋、音箱和收音装备，从湘西出发，到云南、贵州这些少数民族聚居地采风。

对阿朵来说，这某种程度上是一次「回到来处」的旅程。她记得小时候，家里攒了一笔钱，一家人在犹豫，到底是买电视机还是脚踏风琴，后来选择了电视机。打开电视机，外面的那个世界真好啊，阿朵觉得。于是，那时的她就是想走出去，去外面看看。

在外面漂了许久，经历了真正的起落，再回来，阿朵发现，这个世界居然这么美。尤其是音乐。湘西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生活几乎是和音乐融为一体的，纺线的声音、筛米的声音、打糍粑的声音……「现在住的房子的门，它不可能再有木门一打开『嘎——』的声音。但是我爷爷奶奶他们住的房子就是这样的，他早早地，『嘎——』就出门了，接着他又回来『嘎——』做好早餐了。那扇门就像一个钟表，『嘎——』就是一个指针。」阿朵就是在这些音符中长大的，「那个声音里面是有情感和回忆的。我想把它们留在音乐里。」

这样的采风持续了三年，他们保存了几百上千张音乐小样，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新专辑，阿朵为新专辑取名——《死里复活》。

带着《死里复活》的小样回到北京时，朋友们感受到了阿朵的变化。专辑制作人陈伟伦记得，在「死里复活」的音乐秀里，阿朵做了一个出奇的尝试：演绎《阿爸说》那首歌时，她在舞台上搭灶生火，还煮起了饭，现场弥漫起了一片饭香。「她想通过饭香打动观众，去描述家庭和对家庭的期盼。这是个很厉害的创意，她开始懂生活了。」

「宿命」

2017年再次回到北京后，阿朵成立了文化公司、创立了音乐厂牌，相继签下了蝶长、央格里、龙仙娥等非遗传承人，她也再一次成了那个需要对很多人负责、同时也被很多人需要的那个人。

作为公司的合伙人和厂牌的管理者，阿朵要创作、要演出、要学习管理，像家长一样地督促大家学习，「要懂得进取」，「要勤做笔记」。说到这里，馬RS问另一位工作人员，「你还记不记得朵姐经常和我们说的那句话？」随后，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厂牌和新民族音乐，她上节目，接受采访，直播带货，最忙的时候，工作量与十年前几乎相当。她还报名参加了企业管理和理财的课程。给朋友传送的照片里，阿朵和一群中年男性站在一起，打扮得像是一个女企业家。「简直不可想象她怎么会做那样的事情。」曹方说。

2020年11月底，与《人物》见面的当天，阿朵扎着松散的丸子头，戴一副大框架眼镜，踩着运动鞋，看似轻松随意，但一落座，助理便在她面前一一摆上了保温杯、冲剂，还有一板胃药——一个月前，她因为胃病复发，住了一个星期的院。

高强度的工作又开始透支阿朵的身体，在那段长久的逃离之后找回的生活，似乎又在逐渐失去。

阿朵对此的解释是「责任」，「如果是我自己个人发展，我会过得比现在更好。我很轻松。我不用养公司，不用那么多的责任。但是我真的想要看到一群人的成功，这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她习惯于在一个群体中成为那个主导者，朋友们学英语，她会组建一个英语学习群，曹方和王筝也在群里。她规定，在群里发言必须用英文，每周举办一次聚会，全程使用英语谈论某一话题。

每每在接受采访时提到15岁那年在部队做排长的经历，阿朵的神情总是得意的。那时，她手下有20个兵，除了跳舞和编舞，她还要带领大家军训和喂猪。喂猪时，她很怕猪咬人，但是为了有威信，只能硬着头皮喂。为了管住人，她还把自己的年龄说大了两岁——她喜欢张罗、喜欢揽事儿，喜欢被他人需要，喜欢他人都在自己的保护之下，喜欢被人视作强者。

这一切都有源可溯。

在阿朵的家族中，男孩是非常稀缺的——而在湘西，男孩寓意家族兴旺。阿朵至今记得，小时候亲戚上门聊天，忍不住对着她和妹妹叹气，「要是有个男孩就好了。」父母疼爱两姐妹，不透露这些，但亲戚们的闲聊还是会被年幼的阿朵听到，「这些话流露出来的都是遗憾。你感觉你不是最好的，你不是最受期待的，是没有选择才有的。」

于是，阿朵会暗示自己，要像男孩一样，甚至比男孩还要强。「当我和妹妹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爸妈是希望有一个男孩的。我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所以要从其他地方去弥补父母所希望的东西。」

六七岁时，有一次，看见妹妹被邻居的三姐妹欺负哭了，她一猛子跑出去和三个女孩扭打在一起。邻居把这件事告诉阿朵的爸妈，爸爸听说是阿朵保护了妹妹，把她拉到一边，夸奖她。「我记得那天爸爸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我就记住了，要保护妹妹。只要谁在我身边，我都要保护好他们。」

后来，作为家族的长姐，她出去玩总是带着表亲家的一群弟弟妹妹。现在，她变成家族里张罗事务的大家长，「整个家族谁有难，谁需要帮助，那我肯定会站出来。我的父母和我的妹妹，包括我的朋友，都觉得没有我搞不定的事。阿朵很坚强，什么都能搞定。」

在漫长的个人成长中，父亲当年竖起的那根大拇指已经被阿朵内化成了一种持续的对「强」的追求，她需要搞定所有事，她需要保护所有人，只有这样，她似乎才能被认可。她似乎永远做不到轻盈，这一段她放下了这些，下一段她又会背起那些，就像一只始终在前行的骆驼。

与《人物》的交谈进行到下午5点时，阿朵被一些事务打断，她打了通电话，给朋友的演出订了花篮，助理也提醒我们，她晚上还有一场拍摄、一场演出和一通线上会议。

谈起10年前的生活，阿朵将自己形容成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现在，她有时也跟朋友开玩笑说，自己怎么又快要变成陀螺了——但某种程度上，那根抽打陀螺不停旋转的鞭子，似乎也正是阿朵自己，无论10年前，还是现在。

好友王筝说，「这就是她的宿命。」

「强」的另一面

2021年一开年，阿朵终于决定给自己放个假。她去了一趟海南。在海边，她看到一群渔民在附近撒网、捕鱼。一条鱼从渔网里挣脱了出来，她捧起它，鱼从手心滑过的那一刻，冰凉湿润的触感让她感觉愉悦——她数了数，从去年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后，自己已经有8个月没有停下。

很多关于「归来」的故事，大多都有一个逃出束缚、重获新生的大团圆结尾，对于阿朵的归来，这似乎的确是一个「死里复活」的故事，但生活的真相并不止于此——在这个的故事中，阿朵的确摆脱了那些曾经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也找回了一部分的生活和自我，但却并没有真正地逃出内心中最深层的束缚。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阿朵曾「制造」过一个金句。那是第二次公演前，同组的袁咏琳想将队长一职让给阿朵，阿朵拒绝了，她看着袁咏琳，说：「这是你的功课。」

对于阿朵自己的「功课」，曹方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被视作答案，「你凭着一股猛劲往前冲，拿到了第一名，但懂得放掉第一名，那个过程才是最难的。」

作为朋友，曹方很了解阿朵要强的那一面。

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因为最初的生活能力太差，曹方有一次忍不住问阿朵，「你到底会什么啊？」阿朵听完后没说话，但这件事成了她心里的一道坎。好多年后，阿朵还会和曹方提起这个细节，「你那时候还说我什么都不会呢。」

「虽然我是无意中说的，但真的是伤到她了。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她是王者，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无法接受别人的照顾。」曹方说。那时，阿朵病恹恹地躺在床上，曹方给她喂鸡汤，她有气无力地说，「我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照顾过。」过了一会儿，她又认真反驳，「我以前可是什么都会的人，我只是没有用过淘宝，只是没有网银，我以前可是很厉害的。」

作为长姐，阿朵每年都要组织全家人一起过年，把亲戚们都带到西双版纳。有一年，她还把曹方、王筝的爸妈都聚在一起，带着三对父母，外出旅行了一次。但那次旅行，曹方缺席了，阿朵质问她，为什么不去？「她真的是可以把她所有东西都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说我不喜欢吃这个，她会问，我把最喜欢的东西给你了，你为什么还不喜欢，还不开心呢？」因为这些，曹方和阿朵会爆发争吵，再由王筝来平息。

但曹方并不怪她，因为，在这种「强」的背后，曹方能看到、也理解阿朵的那种「弱」。

朋友们都了解，在「强」的另一面，阿朵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她热切地需要陪伴——在西双版纳买了新房后，她给常来的朋友每人留了一个房间。和她的房子一样，她也会把生活塞得满满当当，没有空隙。

她也渴望被了解。她告诉曹方自己写过一本自传，总问她看了没有，「她需要别人一字不漏地了解她。」曹方记得，阿朵经常交待身边的朋友，「你们爱我就要表达啊，你要说你爱我。」

对于这些「弱」，阿朵本人并非不知道。作为一位已过40岁的女性，她已经能够在「我可是很厉害的」之外，去尝试面对和接受自己的「弱」。

她开始承认自己的「有限」——在听说了湘西老家有一种武术鼓之后，她便跑去保靖，拜武术鼓传承人洪富强为师。练鼓的那些日子，有朋友收到过一张她发来的照片：一双长满茧子的手，有的茧子破口了，结了血痂。半年后，她成了苗族鼓舞武术鼓的「非遗传承人」，还组建了一支鼓队，成员是13位苗族鼓女。每年，她都会把这些女孩带到杭州、上海和长沙参加演出。

但对于这支鼓队的未来，她的表达很克制，「这确实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我只想看看我们能做点什么。」顿了顿，她说，自己其实没有想过当英雄，因为，「英雄很难当的。」

对于自己的「功课」，阿朵给出的答案也与曹方的回答基本一致，「走红不是我的功课，」她说，「如何去生活才是我的功课。」

对于曾经找回过的生活又在忙碌中渐渐溜走这件事，她似乎也是知道的——在被问到「对最佳亲密关系的想象」时，她的回答是，「我希望他可以带我去散步看花。我希望他可以帮助我把生活找回来。」

再次与《人物》谈起长姐的身份与父亲竖起的那个大拇指时，阿朵说，「年龄小的时候，我很怕别人觉得我不够强大。我很坚强，我很优秀，没有什么脆弱的时候。后来慢慢地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种不安全感，和一种自我保护。真正有安全感的人是很放松的，而我连在最亲的人面前都有一层包装。」

作为亲人，周科羽难得地见过阿朵卸下包装的样子。那是2013年到2015年间，他开着一辆越野车，在西南的公路上奔驰。阿朵就坐在副驾驶上，她的腿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录音笔，头倚靠在窗边，对着风哼起了歌。哼得开心，她就微微晃着脑袋。「回到北京，其他人会觉得她像一个女神或者女王，很强大，带领公司那么多人。但是我一想起那个场景，只觉得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什么烦恼都没有。」

秋苹也见过一个类似的阿朵。

那是2002年，秋苹负责拍摄一部广告片，拍摄地在三亚一家酒店内。当时，工作人员在拍摄现场来回穿梭，忙成一片。她注意到，酒店的人工湖前站着一个女孩，摇头晃脑地在对着湖边唱歌。秋苹每次往返人工湖拿取衣服，女孩都在那儿，一直唱着，唱了足足一下午。

后来秋苹得知，那个女孩叫阿朵。「她完全没有被任何人干扰，就在她的世界里唱，你会觉得，她好热爱唱歌，心里干干净净的，只有唱歌这一件事。」

那个画面秋苹至今印象深刻，甚至几乎每次接受采访时都会提起，因为，那个下午对着湖水唱歌的阿朵，不是长姐、不是明星、不是音乐厂牌的管理者，甚至也暂时摆脱了那个父亲竖起的大拇指——她就是阿朵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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