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你让我想到站在窗户后面的那种人， 怎么都看不懂路人的奇怪举止，也没意识到外面正刮着台风，路人不过是拼命想要站稳而已。

他曾这么责备他大姐，因为她不理解也不支持他的选择。

谁，窝在自己安宁的栖身之处，真能了解别人生命里的狂风暴雨？

ii

既然已把世界从胡言乱语中解救出来，维特根斯坦就无事可做了。

所幸他还有个备份计划。就在他等待一颗子弹飞来终结他的悲苦时，他看到了一丝希望。《福音摘要》指明了一条通向幸福的快道：斩断自私的劣根，乐善好施，以这种方式与上帝的精神合为一体。

“我不断默诵托尔斯泰的警言，”维特根斯坦在笔记本里写道：

“人的肉体力不从心，精神却无限自由。”但愿我有这种精神！……我不怕中弹身亡，只怕没机会尽责尽力。上帝赐予我力量！阿门。阿门。阿门。

把处女作手稿丢给了罗素，又抛弃了财富，他终于可以开始一种简朴尽职的生活。昔日的富翁哲学家摇身一变，成了奥地利贫穷地区的小学教师。

然而，不出几日，他又开始痛恨新生活。他向罗素抱怨：

我的身边依然只有卑贱与丑恶。我知道到处都是百无一用的人，但这里的人竟然更没出息、更不负责。

就连同事也被他形容为“根本不是人， 尽是些招人厌恶的臭虫”。

幸好，他还有小朋友。

他把所有心血都花在他们身上。他自愿加班加点。他用少得可怜的薪水去买教材。他甚至编写了一本词典，帮他们提高拼写水平。

四十页的小册子管不管用，只有他的学生清楚。虽然没有收入那些只有他自己感兴趣的单词，比如“Philosophie”（哲学） 和“Logik”（逻辑），书中却有“Kognac”（白兰地）和“Philister”（不懂文学艺术的粗人）。

也许，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奥地利乡村的小男孩小女孩真的常用到 “白兰地” 和“粗人”这样的词汇。不过，维特根斯坦的一名朋友几年前也注意到：“粗人”是“他给所有他不喜欢的人的统称”。

所以，这两个词被收入词典—有无可能是因为作者觉得身边充斥着夜夜喝得烂醉的粗人？

幸好，他还有小朋友。

他倾注全力，学生却老犯同样的错误。他开始失去耐心。他冲着全班学生大吼大叫。他揪着他们的头发晃他们的脑袋。他甚至扇他们耳光，包括女孩。或许尤其是女孩。她们胆敢在他自己最偏爱的数学科目上考不及格。

一名学生的家长说他简直像是“驯兽师”。

驯兽师两次三番要求调职，从这个村子搬到那个村子。他总是挑最穷困的地方。他总是无法适应。他总是不开心。

他家人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大姐说得没错：像他这样“受过高等哲学教育的人去当小学教师，简直是用一件精密仪器去撬板条箱”。

然后，连撬板条箱的机会也没有了。

一九二六年，历时六年教学生涯的他， 又因为学生领悟太慢而卷起了袖子。但这次下手过重，十一岁男孩当场昏了过去。有人报警。维特根斯坦在惊慌失措中逃离了村庄。

在法院举行的听证会上他当庭撒谎， 不敢承认自己体罚过度。村里人都知道真相，但终究没有起诉他。想必是他的家人打点了一番，不想让丑闻闹得更大。

失去了职业，他的情绪又坠入低谷。求死的念头再度浮出。

在这种心境下，他理应能在信仰里找到慰藉。他一直坚称：“宗教，就像海底的最深处，无论海面上有多少惊涛骇浪，海底下总是沉静如常。”

但无论他多认真祈祷，多正直做人， 他还是沉不到平静的海床，只能在汪洋大海里与波涛搏斗。这不免让他晕困交加， 心生疑窦。

“熬了一整天，”有天晚上他写道，“晚餐时我跪下祈祷。就在跪着仰望时，我突然发现：那上面根本没有人。”

当然没有。不就是他提议：上帝不可言说，因为不属于物质世界？

iii

或许是为了找到在尘世里看不着的上帝，他才一再地想加入修道院。

丑闻事件后，他的心意格外坚定。可惜修道院还是拒绝了他，觉得他想出家的动机不纯。也许他没机会反驳，说那些修士们闭关自守，对窗外的狂风一无所知。

想当僧侣的梦落空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在修道院里找了一份园丁的活儿干。

事实上，这是他第二次当园丁。第一次是在教书之前。

在他心目中，体力劳动意味着对灵魂的拯救。他常鼓励他人去从事劳作，自己也老是渴望用汗水谋生。

好些年后，他还会去趟苏联，满怀希望能在一个集体农场里打工。可惜苏维埃官僚也拒绝了他，觉得他想加入农场的动机不纯。他大概也没机会提及暴风中的路人。

就在他为僧侣照料花草的时候，死神带走了他的母亲。园丁只得打道回府。他的三姐正好在造一栋新宅，问他有无兴趣加入设计。这显然是借口，真正的目的是协助小弟走出窘境。

“建筑师维特根斯坦”的传奇就此诞生：一个严酷的极简主义者，去除了所有浮华冗余的修饰，只留下建筑物中最基本的结构。

至少，传说如是。实际上，等他正式参与建造时，蓝图已经画好了，他只能在门窗及其他细节方面作点贡献。但豪宅原先的建筑师是如此敬畏维特根斯坦，新屋落成后，把几乎所有的荣誉都拱手让给了他。

虽然维特根斯坦对简单朴素一直情有独钟，维也纳的新派建筑也让他获益匪浅， 尤其是卢斯（Adolf Loos）的作品。

卢斯。维特根斯坦和这位建筑师一见如故,因为他觉得两人持有同样的想法,后来又与之疏远,因为他认为卢斯没达到他的道德标准。

哲学家不仅认识建筑师，还十分仰慕他。卢斯的设计洗尽铅华，与时尚背道而驰。当时盛行的风格是“新艺术”（Art Nouveau），以精雕细琢的装饰为特色。因为“装饰物”在定义上就是缺乏实用价值的东西，所以，在卢斯眼里，纯为奢侈浪费，以至于伤风败俗。

卢斯的好友克劳森（Karl Kraus）也持有同样的立场。大名鼎鼎的评论家对当时随处可见的华丽词藻、随处可闻的矫饰言语深恶痛绝。他在时文警句、谈话讲座中一再批驳：语言被滥用的结果便是思想混沌、情意虚假。

对卢斯和克劳森来说，美学与道德绝无可能分开讨论。崇拜当中一个的时候， 也必须向另一个作出祭献。

在维特根斯坦的成长时期，这种观点留下了深刻烙印，日后还会引导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宣布：“道德和美学是一码事。”就连这本书的精简文风也旨在展现作者的道德美学立场。

维特根斯坦参与设计的宅邸。灯泡不用灯罩、窗户不装窗帘 :只有和他品位相同的人才能舒舒服服地住在这样的屋子里。

如此推断，维特根斯坦协助建造的房子也注定是极简派。他的大姐曾把那栋宅第形容为他逻辑学的化身。更正确的说法是道德美学。

维特根斯坦在房子上花了两年工夫。要不是他一再洗垢求瘢，老早就可以收工了。

重居繁荣大城，他的隐士生活不得不告一段落。通过社交广泛的三姐，他结识了“维也纳学派”的成员。

这些多半比他年轻的思想家会聚在一起，是因为志趣相投，一致崇拜物理和数学，厌恶宗教和玄学。他们对《逻辑哲学论》激赞不已，甚至奉维特根斯坦为圭臬。

这种说法虽然普遍，却言过其实。事实上，《逻辑哲学论》结尾部分明显可见的宗教玄学倾向让不少学派成员感到困惑。学派里后来名气最大的哲学家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就说过，维特根斯坦并不像科学家，更像“宗教先知或预言家”。卡尔纳普发现，“有一种激烈的内在冲突，存在于维特根斯坦的情感和智力之间”。虽然后者明白“宗教界和玄学界的诸多观点都空洞无物……但这只让他在情感上无比痛苦， 仿佛要迫使他承认自己心上人的弱点”。

根据卡尔纳普的说法，维特根斯坦的每个新洞见都“仿佛来自上天的启示”。“他不能容忍他人的评论”；“他只能和愿意‘与他手拉手’的人交谈。”

或许因为往往没有手拉手，维特根斯坦才会在一次聚会上从头到尾背对着学派成员，念诵泰戈尔的诗。

成员们非但没有抗议，反而乖乖坐着倾听，讶异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大家都说，和维也纳学派的交往再次点燃了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激情。

难道不该反过来说？是他需要和别人手拉手—尤其那些年纪轻轻又长相英俊的知识分子，还要他们言听计从：难道不是这些因素最终诱使他重返剑桥？

iv

“上帝”的第二次降临。

在他缺席校园的十五年里，《逻辑哲学论》不仅出版，还被视为经典著作。这本书让所有读者迷惑不解，自然也引发了对作者的好奇。

即便如此，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维特根斯坦的归来，有些人甚至觉得这是“剑桥的灾难”。

虽然已近不惑之年，时间却没让他有丝毫的宽容温和。他说翻脸就翻脸的脾气、霸道的固执己见、对异见的零容忍度、下手无情的评论—这些都无法营造良好的学府氛围。

就连带着玩笑口吻把他比成“上帝” 的凯恩斯也受不了他。“事实上，”经济学家坦言，“我一直徘徊在喜欢你、享受与你交谈和吃你不消这两者之间。”

等维特根斯坦拿到博士学位并开始授课后，连他自己都觉得情形变得更不妙。他告诉朋友：“成为教授也算是三生有幸这类的事吧，但或许还不如让我在平交道口上掌管栏杆的升降。”

大姐去世后，他在笔记本上悼念：“她多才多艺，天赋极高。但才华不外露，隐于心中。一个人的素养理应如此。”

所以他才会一再鼓励最优秀的学生（包括自己的男友）离开学院，去工厂里干活，以便把轶群的素养隐藏起来。

那他为何不藏好自己的才华？多年前，才当了一年小学教师他便向朋友诉苦：

我的精神死亡已有一年多了！……我本应让自己的生命活出更多光彩，成为天上的一颗亮星。但我却困在大地上，逐渐黯淡下来。

他去世后，他最欣赏的学生之一怀特（G. H. von Wright）给出了这么一段评价：

总体来说，维特根斯坦认为他身为教师，对门生的思想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恐怕他没说错……他自己的思想深奥又独立，要理解它并不容易， 要把它贯通于自己的思想之中更是难上加难。此外，他的魅力与风格不但诱人，还有蛊惑力。要师从维特根斯坦，几乎无法不用他的表达方式、口头禅，甚至模仿他的腔调、表情和手势。风险则是：思想有可能沦落为术语。

不管收获了思想还是术语，他的学生一个比一个崇拜他。当他在课堂上自言自语时—当他在措辞上挣扎不定时—当他陷入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沉默时，他们更是恭敬有加。更别提当他肆意践踏《逻辑哲学论》的时刻了，这只让他的名声更响。除了极品天才和个把疯子之外，还有谁敢声称所有人都错了，但自己比别人错得更多？

v

在他那个年代，要想不大错特错还真不容易。没几个人瞧出《逻辑哲学论》的漏洞，因为大多数学者都从错误的出发点研究哲学。维特根斯坦从罗素和弗雷格那里师承到的不仅是逻辑学，还有他们的偏见和盲点。

危害最大的传授莫过于二十世纪初一度盛行的信念：逻辑学是一把能解开所有难题的金钥匙，甚至能克服自然语言与生俱来的不精确性。

不妨看看罗素的逻辑学金句：“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法国现任国王是个秃头）

用“K”代表“法国现任国王”，“B”代表“秃头”，这句话可以改写成：

∃x{K(x) & ∀ y[K(y) → y = x] & B(x)}

这则公式的字面意思是：至少存在一个“x”，这个“x”是“法国现任国王”；只有在“y”等于“x”的前提下，每个“y”才是“法国现任国王”；“x”是“秃头”。

用下划线强调的条件看似多余，它的作用是确保公式所描述的国王只有一个（所以“y”才必须等于“x”）。换言之，它取代了罗素原句中的定冠词“the”。

找到定冠词的逻辑代表方式无疑是天才之举，却也是一大失误，毫无必要地夸大了这个词的重要性。有些语言根本不用定冠词，譬如俄语和汉语，但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依然能够互相沟通。即便不加冠词，罗素原句的意思仍然一目了然。“国王”的定义就是一个国家独一无二的统治者。再用方程式去保证这一点，无异于画蛇添足。

事实上，全句里最关键的词并不是拿来大做文章的“the”，而是“present”（当前、现在）。这是个连小学生都能抓住的要点。就是因为这个词，这句话才变得荒谬可笑， 但也偏偏是这个词在公式中被忽略。

仔细想想，倒也不奇怪。时态要如何用逻辑展示？有可能写出指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公式吗？

这些等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逻辑学的早期信徒都深信：任何语句转换成相应的逻辑符号，都能变得清晰易懂。

暂且打开思路，试想有一种用逻辑符号交流的外星文明。那里的生物满嘴公式。十之八九，第一个把这种公式译成言语、说出类似“这国王的头怎么这么秃”这句话的外星人，会被誉为那颗星球上最了不起的天才。

vi

逻辑学中的例句听起来都像外语初学者的牙牙学语。好像除了最简单的主谓句，再也没别的花样传达讯息。

如此简化语言，当然是为了图个方便。不过，这些枯燥的句子会被当成主角， 也是因为早期的现代逻辑学家都误以为语言的唯一目的是陈述事实。在他们的理解中，任何一句复杂的、非陈述性的表述都可以拆分成基本的主谓句。

《逻辑哲学论》里也充斥着这样的语言观。为了订正错误，作者后来才提倡“语言游戏”。

老实说，这主张纯属多此一举。新造词的唯一目的是承认语言的用法五花八门。晚期的维特根斯坦不再把每个词和它们相对应的客体拴在一起，他让它们统统自由。他终于领悟到：词语的意义只能由语境来决定。哪怕是最简单的字靠着语气也能表达出不同的意思。

虽然这观念近乎不言而喻，却要等到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生涯进入第二阶段才得以萌生。确切地说，是要等到《哲学研究》。

这本书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出版于作者死后的五十年代初。在漫长的酝酿过程中发生了不少事。比方说，二战。

vii

过了服役年龄，维特根斯坦只好在后方做救援工作。这是他为自己新入籍国家的贡献方式。纳粹德国在一九三八年吞并了奥地利，拥有四分之三犹太血统的他决定当一个“假英国佬”。就这么一回，他作出了聪明的选择。

最终，他在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找到了一份打杂的工作，周末赶回剑桥教书。

当他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开始打工时， 英国的首都刚刚经历了一段惨烈无比的日子。德军一连八个月轰炸伦敦，无数街区被夷为平地，数以万计的市民死于炮火， 更多的幸存者无家可归。

虽然三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火力集中到苏联，再也派不出足够的轰炸机来“惩罚”英国，伦敦市民却以为空袭随时会再开始。

这似乎是维特根斯坦选择在首都工作的唯一缘由。他求死的欲望再度复苏。

一开始，他的主要工作是送药。他冒着公认的“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从药房赶到病房，却建议病人不要服下他送达的药。

这里的逻辑，八成属于无法言说的那种。

可以肯定的是，送药时，他需要东奔西跑。在途中他越过了多少断壁残垣？他看到了多少衣衫褴褛的孤儿？落在城市的所有炸弹之中，又有多少颗是用他家族的钱制造的？

事情是这样的。第三帝国表明了反犹太立场后，维特根斯坦的两个姐姐还是不肯离开。

麻烦找上门时，家族只好和纳粹做交易，用金钱来换取两名贵妇安然留在维也纳的资格。交易的金额庞大到在谈判的最后阶段，希特勒亲自做了伪证，声称家族血统只是一半犹太，因此是“混血”（四分之三就没那么好命了），不会再被当作犹太人处理。

那时候，已是英国公民的维特根斯坦在家人和纳粹官僚之间斡旋。事情尘埃落定还没几天，二战就爆发了。他当然不可能预见到纳粹后来的种种恶行。但他也不可能对他们的企图一无所知。在漫长的协商过程里，针对犹太人的暴行连连发生， 世界各地都有新闻报道。

就算维特根斯坦有过疑虑，担忧自己无意中帮忙“捐钱”给希特勒，他也没声张过。在谈判过程中，唯一觉得这笔交易不妥当的是他的哥哥保罗。

viii

战后不久，维特根斯坦便辞去了教授之职。从那时候起，他漂泊不定，四处游居。

在都柏林的一家旅店里他完成了《哲学研究》—或许说“半完成”更恰如其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不足以把手头的材料整合成天衣无缝的恢弘巨著，却又不能置之不顾。那时，他的不少晚期思想已传遍学术界，但多半是道听途说。他必须出书纠正这些误解。

就在他即将“完稿”时，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段饶有意味的文字：

葡萄干也许是蛋糕最好吃的部分；但一袋葡萄干却不比一块蛋糕好； 给我们一整袋葡萄干的人也未必能烤出一个蛋糕……我在想的是克劳森和他的警句，也想及我自己，还有我的那些哲学见解。

这段话其实可以用来概括《哲学研究》。作者本人在序言中承认，为了把整本书的不同部分“焊接”成一体，他经历了“多次失败”，终于意识到他“永远无法成功”：“如果我强迫思维违逆自然倾向，脑子很快就变得虚弱无力。”

精密仪器到头来还是迟钝了，但他对哲学的激情仍在燃烧。

关于《哲学研究》这块没烤好的蛋糕， 他说：“里头包含了大量的深刻思考。”

确实如此。但这番思考也跨越了不少研究范围，分散在不同的专业领域里。抛弃了《逻辑哲学论》严格有序的结构，新作从话题跳到话题，乍看之下杂乱无章。例子举目皆是，指示却少之又少，让整本书读来如同雾里看花。

《哲学研究》攻击了作者自己的一些旧观点，攻击了别人类似自己昔日的观点， 攻击了跟自己的观点似乎没什么关系的其他观点。这都导致一种结果：难以确定维特根斯坦当下的想法。对此，他有个好借口：“哲学思考时，不断改变立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能单腿站立过久，以免腿脚僵硬。”

正因为他拒绝保持同一姿势，他后期的想法似乎缺乏重点。这无疑也是刻意为之，他想躲避《逻辑哲学论》的命运。去除了核心理论，他的思想就很难被推翻— 哪怕代价是一本近乎东拉西扯的著作。可惜旧习还是难改。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喜欢捍卫一些公然冒犯常识的观点，似乎只为了证明他有本领做到。

在《哲学研究》中他声称，任何人都不可能确定自身感受。诸如“我很痛”这样的表述完全不符合逻辑。这种言语“介入” 并切断了双方的关系：“疼痛”这概念以及“疼痛”这症状。孩子可以用哭泣来展现疼痛，但大人只需说一声“我很痛”。这是因为后者学会并习惯使用一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替代“疼痛的行为”。但这样的话语除了证明一个人受过“训练”，什么也传达不了。

ix

他从不隐藏对学术界的厌恶，却不常提及对医学界的兴趣。

就以《哲学研究》为证，他没当上医生无疑是件幸事。否则，疼痛不已的病人来求医，他岂不是要拒绝治疗？因为在他听来，关于病症的陈述根本不合理。

不过，成医的美梦还是潜入了他晚期的思想。最明显的例子是他那句警言：“哲学家处理问题该像治疗疾病。”

什么样的病？

对维特根斯坦而言，只有一种。

就像他在《哲学研究》中所说：“哲学是对拥有大量资源的语言进行抗争，不让它迷惑我们的理智。”

x

如果他没这么不信任语言，也不会想尽方法揭穿它所缔造的每一幻象，指出它的各种缺陷。

但这么做，难道不像锯断自己屁股底下的树干？他是否忘了自己是借助于语言才爬上哲学这棵树？也正是借助于语言， 哲学才能开花生果。

难怪到了晚年他会觉得自己快要疯了。他越勤快地锯自己坐着的树干，就越缺乏平衡感。

“有点不对劲儿，”他在一九四八年初写道，“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害怕自己快要疯了。只有上帝知道我是不是处在危险中。”

偶尔他也试着往好处想：“你也无需害怕疯癫。也许它不是敌人，反而会像朋友一样来到你身边，唯一的蠢事是你的顽固抵抗。”

借用他自己在《哲学研究》中作的诊断，就算他真的要疯了，也无法得知。只有别人能注意到他的状况。更何况，“疯了”这词根本不能用在自己身上。

如果他没疯，他这么说显然不对。如果他真疯了，他的一切话语只是疯人诳言。事实上，只有当他宣称自己心智健全时， 才有可能在说“实话”。但如果他不曾经历过疯癫，他又怎能知道神志清醒的真实感受？就算他能确定自己没问题，他又如何能保证自己心目中的健全和别人口中的是同一回事？他从没有也不可能体会到他人的心智健全……

这样的论点可以再列下去—就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阐释疼痛那样。但这么做，对谁有帮助？这种诡辩钻的正是逻辑学的漏洞—和所有那些“不值得一个成年人花时间去研究”的悖论如出一辙。

好在每次逻辑败下阵来时，常识都能及时救场。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声称自己快要疯了，谁都明白他在说什么。

xi

一个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分析语言本质的思想家—一个能迅速掌握任何一门外语的天才—竟然终身无法理解言语的基本功能。这无疑是维特根斯坦的致命伤。

和他的信念相左，语言的本质并不在于逻辑。语言确实用到了这门学术，但完全不用服从它。语言甚至可以无视自身的“内在逻辑”（亦即晚期维特根斯坦口中的“语法”）—但照样传达意思。

不像逻辑，更不似数学，语言不旨在精确。恰好相反。语言喜欢在灰色地带逗留，在荒诞无稽的表述中自娱自乐。语言甚至允许使用者开空头支票，让他们信口开河，说些永远不可能兑现的话—包括维特根斯坦书中的那些。

不可言说之事，必将无言以对？

正是当我们陷于无法言说之境，才必须言说。我们无法理清的思绪，无法诉尽的心声—这些只可能是我们最微妙的感受，最美好的情感，最沉痛的哀思，最强烈的恐惧，最深切的崇敬，最先进的念头。而那些试图表达任何一言难尽之事的尝试—我们会把这种努力尊称为“文学”、“艺术”、“科学”乃至“哲学”。

xii

如此批评维特根斯坦，也许有点不公平。谁真能理解他脑中的狂风暴雨？更何况，他始终是自己最严厉的谴责家。

到了晚年，他也越来越清楚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哲学的真正使命。一向擅长于隐喻的他作了一番总结：“哲学没有进展？难道一个人哪里痒了搔一搔也需要有进展？”

至于那名曾经折磨过弗雷格和罗素的理发师，或许维特根斯坦无意中也替他昔日的良师益友抓到了痒。

“只有偶尔会这样，”他晚年时在笔记本上写道：

我在此记下的某一句话向前迈了一步，余下的都像是理发师的剪刀在碎碎剪。他必须持续这种动作，以便在正确的瞬间剪出恰当的一刀。

看来，理发师一直都在从事自己的工作。与其傻乎乎地忧虑该为谁刮胡子，他索性一门心思剪头发。

所有人的头发，尤其是他自己的。

（本文选自《书城》杂志二〇一四年七月刊《针床上的思想》一文，作者李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