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二年（1927），当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反町茂雄（1901-1991）决定去一诚堂书店当学徒工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

反町所在的东大法学部政治学科，是全国学子梦寐以求之地，律师和政治家的摇篮，考进这里，就算半只脚迈进了日本上流社会。而书店的学徒工大多是农家子弟，小学或初中毕业，每天被人呼来唤去，擦窗抹地，搬箱摞书，从早晨七点干到晚上十二点，每月单休，月薪仅有二十日元。媒体报道之后，东大高材生“自毁前程”之举引发热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大谈资。

半个多世纪后，反町回忆当时的志向，是以东大学长、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为榜样，进军出版业，开一家自己理想中的书店，所以必须先从底层做起。一诚堂作为神保町标杆性的古本屋，无疑是最好的起点，更何况店主酒井宇吉（1887-1940）和自己还是同乡。

反町茂雄

明治三十六年（1903），酒井在新潟县长冈市创办一诚堂书店，三年后迁址到东京神田。在关东大地震后书价暴涨的乱世中，一诚堂异军突起，不断攻城略地，直至能与另一本土巨头南海堂平分秋色。书店主要经营稀见古典籍和学术著作，囊括各语种，以选书精细独步业界。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就回忆，他在荷兰留学时，曾遍寻不到薛爱华（E. H. Schafer，1913-1991）的《撒马尔罕的金桃》（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一直引以为憾，多年后去东京访学，居然在一诚堂买到了该书一九八五年的加州大学初印平装本（荣新江《莱顿的旧书——海外中国文化研究一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

毕竟是东大的毕业生，一诚堂从老板到店员，都对反町非常和善。在进店两年后，他被提拔至管理层，开始接触到书店的核心业务：进货。反町频繁出差，去全国各地参加拍卖会，那里就是这位新手的“练习场”，为了在机会转瞬即逝的拍场中胜出，他一有空就埋首书堆，像海绵那样，吸收古今东西各类版本学知识。

昭和六年（1931）十月，凭借着傲人的利润，一诚堂在神保町交叉路口建成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钢筋混凝土新馆，那样豪华的建筑，在当时全国古书界中实属独一无二。但翌年九月，工作了五年半的反町茂雄却提出了辞呈。在省吃俭用、几乎无休多年后，他手上已经有了五千多日元的储金，相当于今天的六千七百多万日元，或者四百万元人民币。凭借这笔启动资金，反町在东大附近的本乡森川町创办了弘文庄，独自经营稀见和汉古典籍。

弘文庄开业仅五天，二代目安田善次郎（1879-1936）特地前来拜访，慷慨赠送万治二年（1659）京都书肆伊藤三右卫门刊《伊曾保物语》一本，以示支持。二代目原名善之助，是“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1838-1921）的长子。大正十年（1921），在父亲被朝日平吾（1890-1921）用短刀割喉暗杀后，他袭名并继承家族财富，开始广泛搜书，并创办“松乃舍文库”。

除了二代目安田外，弘文庄从老东家那里还带出不少宗教界、学界和报界的大顾客。开业之初，反町定下三不主义：“一、不借钱，二、不雇人，三、不买卖廉价书和普通书。”如果说第一和第三条还属于经营策略的话，那么第二条就纯粹是出于政治立场了。反町自述在东大法学部读书时，曾深受马克思、恩格斯、河上肇等左派思想家影响，痴迷于《共产党宣言》、克鲁泡特金《革命者回忆录》等书，他痛恨阶级压迫和剥削，故决意谢绝雇佣劳动这种“资本家的经营模式”。

从第二年开始，反町茂雄每年编辑出版《弘文庄待贾古书目》。在昭和八年（1933）五月的创刊号中，他重申“弘文庄是专门经营和、汉、洋善本书的特殊书店。由于能力微弱，故只买卖稀见书和珍贵古籍，普通书籍、二手新书皆不问津，除了订购以外，其他交易，一概谢绝”，又云“弘文庄同时从事书志学、国文学为主的善本书之出版。接洽出版时，望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廉价出版物烦请勿扰”。

《弘文庄待贾古书目》的体例，与老东家的《一诚堂古书目录》，或者文求堂书店的《文求堂书目》皆不同。反町不仅列出了书名、版本、作者、价格这些常规信息，还为每部书撰写解题，详细介绍其由来，并附上书影，本身就是一部留真谱加书志学著作——难怪有同行看后惊叹：“可以说是奢华至极。”

因为书籍少而精，弘文庄只有封闭式书库，没有实体店面。客人要买书，只能在浏览《书目》后，拨打电话向反町咨询，若书还在库，才可以下单、汇款，等待邮寄。如果不放心，想来店里看原书，则必须提前几天预约。繁琐的购买手续，可以自动筛选顾客，最后留下的，基本就是那几十名多金的老蠹。

今天日本还有弘文庄这样的经营模式，比如东京江东区有家鹤本书店，专售中国、朝鲜及东亚研究相关书籍，但网站上明确注明其书库分散各地，“亲自来访，诚难接待”，想看品相的话，只能发邮件索要照片。东京大学西边还有一家杉原书店，我曾查得那里有一套汲古书院影印本正德《大明会典》待售，费尽心机找到后，却发现里面只有一张写字台，正在伏案工作的老板看到我风尘仆仆地进来，一脸惊愕，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对不起，您要的书我们这里应该没有。”

独立开店之初，反町茂雄的古书鉴别能力还稚嫩，幸亏认识不少当代硕学，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弘文庄虽然是一人书店，但背后隐藏的顾问团队却非常豪华：研究日本文学的池田龟鉴，研究古籍版本的川濑一马、长泽规矩也、新村出，研究洋书的冈本良知、吉田小五郎，研究佛教的秃氏佑祥、大屋德诚，加起来堪称学界梦之队。

除了找外援，反町也提高自己。他收集各种古书拍卖会目录，很多是别人随手丢弃不要的，几十年下来，总共收藏了《水谷文库藏书贩卖目录》《无佛庵藏书颁布目录》《大桥书店贩卖目录》等近七千部，去世前全部捐赠给千代田图书馆。通过反复比对，研究不同时期书籍的版本、价格和流传顺序，这位法律系毕业生渐识古书之堂奥。

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十年间（1926-1936），既是日本古籍流通的激荡期，也是书志学研究的勃兴时代。与半世纪前明治初年森立之、岛田翰等老派汉学家相比，这时期日本藏家和研究者的兴趣，已经大体从汉籍转向日本本土国文书。宋、元、明版汉籍依然受到追捧，但春日版、五山版、高野版、嵯峨本这些和刻本古籍，才是热心“国粹”之人的最爱。

与此同时，随着国力的强盛、军事的扩张，日本一举从明治初年的古籍流出国，变成净流入国。清国外交官杨守敬、黎庶昌，英国外交官萨托（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瑞典探险家诺登舍尔德（Nils Adolf Erik Nordenskjold,1832-1901）以低价在东京及横滨大收古籍的传奇，已经渐行渐远，变成上个世纪的往事。反而是来自中国、台湾、朝鲜乃至欧洲的古籍，源源不断地涌入，甚至干脆被掠夺至东瀛四岛。

这一时代风气转变的先驱，是前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科教授和田维四郎（1856-1920）。和田号云村，本业是矿物学，退休后才开始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日本古籍，著有《访书余录》《嵯峨本考》等。弘文庄开业那一年，反町将所获《访书余录》的手稿本影印。对此，《嵯峨本图考》的作者川濑一马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部玩票著作没有再影印的必要，劝反町道：“现在学术研究显著进步，早已超越了和田的业绩，还不如印些别的。”

截止到昭和十四年（1939），弘文庄总共出版了冈本良知《日欧交通史研究》、井上通泰《南天庄次笔》、森铣三《近世文艺史研究》等近十部著作。但编辑学术书的巨大工作量，让孤军作战的反町茂雄心力交瘁，他最后决定忍痛砍掉出版业务，这样“经济上的损失很小。但相反，事务层面的繁杂却能够大大减轻”，以后专注于古书买卖。

反町几乎参加了昭和时期所有重要拍卖会，将见闻全部写进《一家古书店的回忆录》中。二战之前，他既有在松浦伯爵家拍卖会上惊险拿下金泽文库旧藏《文选》钞本第一百十六卷的快意，又有在皎亭文库拍卖会上准备不足，最终一败涂地的失落。但要论印象最深的，还数昭和十三年（1938）六月在大阪那场空前绝后的富冈文库拍卖会。

文库的主人富冈铁斋（1837-1924），土生土长的京都人，日本著名的文人画家、汉学家，于儒、佛、道都有所涉猎，与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画家吴昌硕来往密切。富冈的藏品中，以日本古籍居多，汉籍部分也精品迭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古书店前来竞拍：文求堂、浅仓屋、一诚堂、村口书店等从东京赶来，京都方面则来了佐佐木、细川两位有力的私人买家。

拍卖会由大阪鹿田松云堂组织，由于四代目、传奇店主鹿田静七的出色营销，古籍的成交价被一举冲上了天，和两三年前相比暴涨将近十倍。唐写本《毛诗正义》残卷、诗仙堂旧藏宋版《新编翰苑新书后集》、宽正四年写本《新叶和歌集》……每部在落槌前，都经过了一番血腥拼杀。竞争实在太过激烈，反町茂雄最后只斩获了钞本《永乐大典》三册、长野清良手稿本《定本万叶集》、明万历刊本《廉明奇判公案》几种，及印谱若干。

乐极生悲的是，这场古书业界狂欢刚过，厄运就到来了。拍卖会结束次年七月份，警视厅忽然传唤古书组合会的骨干成员，责问各书店老板为何不遵守去年颁布的《九·一八物价控制令》，并要求他们尽快制定古书价格表，以后必须严格按定价贩卖古籍，不允许再哄抬物价。对众人来说此命令不啻于晴天霹雳、兜头凉水。八月中旬，全国古书联盟召开临时总会，匆忙制定《自肃自戒古书籍标准价格表》，之前已经确定的四十多场拍卖会，也全部被迫取消。

由于价格管制，各地的古书交易瞬间被冰封，交易总额直线下降。昭和十七年（1942）春天，日本帝国的版图达到巅峰：东至马绍尔群岛，南至荷属东印度，西至缅甸，北至阿留申群岛，连印度、夏威夷、澳大利亚，也是指日可待。但很快，日军就在太平洋战争中连吃败仗，很多古书店的青壮员工，甚至老板自己都被派上了战场。

海上交通线处处受阻，国内纸张严重短缺，那一年，发行了十五期的《弘文庄待贾古书目》也被迫中止，直到六年后才得以复刊。在战争临近结束的昭和二十年（1945），反町目睹的局势令人绝望：“古书业界衰颓至极，气息奄奄。生意处于半休止状态，神田、本乡、早稻田乃至整个首都的古书店，不但店里没有什么书，有时候去，连老板和店员都看不到。”

四月十三日，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东京遭到盟军三次大规模地毯式轰炸，皇居以外，几乎全部陷入火海，首都机能接近瘫痪，南阳堂、细川书店、丸善书店等店面付之一炬。已经在空袭中被烧掉五百多册藏书的反町，赶紧将弘文庄的善本书打包，分批转移到郊外山村里，总算逃过一劫。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那天晴，新秋渐近，夏意未央，微风携来丝丝凉意，几片薄云停驻在空中，纹丝不动。前一天的广播通知东京市民，今天正午政府会有重要通知发布，所以反町待在家里，和妻子、六个子女一起围坐在收音机旁。听完天皇略显僵硬的“玉音放送”后，夫妻俩如释重负。战争结束了。

东京已经被炸回江户时代：电话不通，电车停驶，人们出门靠双脚，通讯只能写信或寄明信片。尽管外面是一片断壁残垣，反町在终战第二天就恢复正常工作，他步行至一诚堂、松村书店、山本书店，从三家同行那里收购古书近千元，完成了可能是战后的第一笔古书交易。书商比顾客还多的情况持续了很久，直到九月底，东京古典会（即古书同业公会）会长村口四郎退伍回国后，古书界的元气才逐渐恢复。

书店基本还是那些书店，但顾客已经今非昔比。

岩崎、三井、住有、安田等大财阀，被美国占领军勒令解体，拆分为不同小公司，财阀隶属的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的运营随即捉襟见肘，不再购入古籍。私人买家方面，弘文庄初期的四大顾客中，二代目安田善次郎十年前就已身亡，“松乃舍文库”四散；池田龟鉴因为鼓励学生参军被大学休讲，生计堪忧，不得不将《源氏物语》《伊势物语》等珍贵抄本委托弘文庄出让；《朝日新闻》社长上野精一遭到“公职追放”，不但资产被冻结，连工作也丢了。

战前的日本精英阶层，教授、政治家、企业家等，大部分遭到清算，购买力急剧下跌。“延续了七八百年的公卿贵族，当了三四百年支配阶级的旧大名家，以三井、鸿池两家为代表，从大正和昭和年间兴起的都市富豪阶级、地方大地主们，藏书全部散出，实在是前所未有，”反町感叹道，“就连寺庙都未能幸免。”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唯有八十年前明治初期的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及灭佛运动，差可与之比拟。

华客纷纷凋零之际，天理教二代真柱中山正善（1905-1967）硕果仅存。由于一代真柱中山真之亮（1866-1914）的早逝，长男正善仅二十岁时就继任为天理教教主。昭和元年（1926），少年教主考入东大宗教学科，师从姉崎正治，在反町毕业两年后，凭《论传教》拿到学士学位。

多方因素共同影响下，二战刚结束那十年，如果仅用一句话概括日本古书市场，就是：“财阀跌倒，天理吃饱。”当时唯一能和正善掰掰手腕的，是英国人霍利（Frank Hawley，1906-1961），但这位精通日文的《泰晤士报》记者在京都过世后，所藏“宝玲文库”中最珍贵的一千多部琉球文献、五山版古籍等，也以入天理图书馆而告终。

天理图书馆

书界制霸的中山正善，虽然也零敲碎打地买古籍，但更热衷于将战后日本散出的大小文库成批地收入。通过反町茂雄的中介，他不但将弘文堂老主顾上野精一、池田龟鉴的旧藏成建制地收入麾下，还先后购入佐佐木信纲“竹柏园文库”、伊藤仁斋“古义堂文库”、松平定信“乐亭文库”、藤井乙男“保井文库”、村冈典嗣“村冈文库”、矢野仁一“矢野文库”等，仅花五六年时间，就积累善本近六七万部，堪称百年一遇的大飞跃。

中山正善的搜书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期：前期从昭和四年到昭和二十年，属发轫期；后期从昭和二十年至昭和四十二年，属狂飙突进期。据反町的估计，后期所收善本数量，大约是前期的九倍。直到正善过世那年，天理图书馆的疯狂扩张才告一段落。

一九七五年，由反町参与策划，天理图书馆开始将馆藏珍品影印出版，首先完成《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和书之部》六期共八十部。五年后，由入矢义高、小川环树等人主持的《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也在八木书店陆续出版。丛书一律棕色封皮精装，带函套，版面大小则根据原书调整，延请专家学者撰写解题，其总体质量不逊色于汲古书院的影印古籍，只是数量不及，到一九八二年止，总共出齐整套十二册。

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

此套丛书以宋元明稀见刻本为主，兼收各类来源、年代不同的钞本。由此也可见，中古时期的人得书相当不易，除了《法显传》这样的短制以外，《尚书》《文选》等大部头，一个人甚至一座寺庙里通常只有其中几卷。宋元时代刻本开始兴起，如第十册建阳坊刻本《三分事略》《剪灯余话》等，但普通读书人要买一部完整的《昭明太子文选》或《白氏长庆集》，还得等到中国明代，或日本的江户时期刻书大行之后，方才有可能。

但鉴于雕版费工费银，明清两朝各有一套大型官方丛书，即《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还是采用传统的人工抄写。《永乐大典》钞本原有两部：永乐年间正本一部，初存南京文渊阁，后运至北京文楼，最后毁于明末战火；隆庆元年钞得副本一部，存皇史宬，被清朝继承，雍正时转存翰林院敬一亭，到乾隆时已有遗失，庚子事变中翰林院被烧，《永乐大典》也散往世界各地。

天理图书馆所存《永乐大典》零本十六种，其中至少有三册，是民国三年（1914）董康携至日本十七册中的一部分。当年董康将它们卖给富冈铁斋，三十多年后，反町在富冈文库拍卖会中以近两千七百日元拍下，又转售正善。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北京中华书局将北京市图书馆藏劫余部分和海外胶卷影印出版，共计七百三十卷，分为十册。两年后，台湾世界书局又据中华书局本重新缩印，新增十卷，共计一百册。近年欧美各地图书馆新发现了不少零册，二〇〇三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将其集结为《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三卷》——但《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所收《永乐大典》中，还是有十卷北京、台湾、上海三部影印本皆未收者，足见其珍贵。

二战结束后，原属上野精一的正应二年钞本《白氏文集》卷四，被交由反町亲自鉴定、编目；《赵志集》和《白氏文集》，曾是三井财阀代表益田孝翁的私藏，入弘文庄；《南海寄归内法传》，原是神奈川电气株式会社社长松田福一郎之物，反町七万日元拍下；平安中期钞本《五臣注文选》，三条公爵家旧藏，反町以九万五千日元购自柏林社。这些国宝级的典籍最后都归中山正善，并收入《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中。

丛书第十二册，明万历年间世德堂刊本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二十卷，是刊刻年代最晚的一部书，但目前全世界仅存两部。

第一部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是马廉（1893-1935）的旧藏。马廉字隅卿，曾任孔德学校、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在民国时期江、浙、皖人垄断北京各大学教职的年代，他是著名的鄞县“五马”之一，专攻中国小说、戏曲史。据《不登大雅文库书目》记载，此书购自琉璃厂来熏阁，费四十五元，马廉对之爱不释手，甚至将书房改名为“平妖堂”。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访学时，曾在马廉处过眼这部钤有“不登大雅之堂”“隅卿读书”印的万历年间《三遂平妖传》，叹为天下孤本。

天理图书馆藏明刻本《三遂平妖传》

昭和十三年（1938），已经回国任教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在拿到富冈文库拍卖目录后，方知日本国内居然还有一部世德堂本《三遂平妖传》！又惊又喜的吉川赶紧找到临川书店老板武井氏，从口袋里拿出一百日元“巨款”，委托老板代自己入札，“如果买到了，就制一枚‘后平妖堂’印，让马廉大吃一惊，我这么窃喜着”。但吉川明显低估了这本书的价值，拍卖当天它的价格一路飞涨，最终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强势杀出，以四百日元将其拿下。

拍卖会结束不久，吉川的同事小川环树去东京时路过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还得意洋洋地向他展示这部《三遂平妖传》，“这书我是买来把玩的，绝对不会卖”。话虽如此，毕竟形势比人强，该书所钤天理图书馆印上，依稀有“昭和廿二年（1947）三月廿三日”的字样，可知在庆太郎生前，就已经售予中山正善，只是转让价已不可考。

入藏富冈铁斋家之前，此书曾由小津桂窗收藏，天保四年（1833）被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泷泽马琴（1767-1848）借去一观，并应书主人的要求，写下长跋。武士家族出身的泷泽马琴，是幕府末年日本最知名的小说家，一生著书凡二百多种，包括《南总里间八犬传》《倾城水浒传》《近世说美少年录》等名作。

泷泽马琴通晓汉文，爱读中国古典小说，并擅长将其情节移植到江户背景中，加以翻陈出新，他精读《三遂平妖传》后，就曾借鉴其情节写成《开卷惊奇侠客传》。昭和二十七年（1952），马琴的日记稿本八册出现在拍卖场上，上面还有小津桂窗来访的记录。反町拍得此稿本，录入第三十号《（创业二十五周年纪念）弘文庄善本目录》中，也就被正善买走。

战后第三年的秋天，反町茂雄在回家的路上，偶遇老朋友森铣三（1895-1985）。十多年前，森氏的《近世文艺史研究》曾在弘文庄出版，当时他风头正劲，一边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工作，一边为多家学术杂志撰稿，虽没有大学学位，却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书志学者。因为稿酬颇丰，昭和十七年（1942）他干脆辞去名古屋“蓬左文库”的研究员职位，在家专心写作。

不过重逢那天，森铣三看上去有些落魄。一问才知道，和近七成的东京市民一样，森铣三的家在空袭中被烧毁，研究资料也荡然无存，他现在无家可归，只能和妻子借住在朋友那里。被问到如何谋生时，森氏凄凉地回答：“没有工作，反正这年头，我这样的人很难吃上饭，原来的那些杂志，也全都没了。”

在战后头几年的贫穷和空虚中，人们不再对精致文艺感兴趣，只想快速麻痹自我。当时最流行的书，是田村泰次郎《肉体之门》、太宰治《斜阳》之类的情爱小说，各种封面清凉、内容刺激的“粕取（カストリ，原指从酒糟中提取的劣质烧酒）杂志”，充斥大街小巷。被时代逼到墙角的森铣三说，他现在“什么都能做”，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反町。第二天，他打破自己坚持了近二十年的“不雇人”戒律，在弘文庄二楼为森氏辟出了一间办公室。

从周一到周五，森铣三每天上午十点来到弘文庄，帮忙鉴定各种写本、刻本、古地图的年代，并撰写解题，一直工作到下午四点，每月领取名义上是“谢礼”的薪水。反町一直坚持“即断·即决·即金”原则，遇到善本果断买下，但如果事后发现买到的是赝本，则不计损失，一概毁弃。如果有虫蛀、污损等瑕疵，则找专业技师修复后再上目录，修复材料用与原书颜色、光泽最接近的纸张、布料或木轴。这样的严苛标准下，也只有森氏这样的谨慎的书志学家，才能够当反町的助手。

但两个人的合作时间没有超过两年。昭和二十五年（1950）四月，森铣三接受早稻田大学的聘任，担任该校教育学部书志学讲座教授，“从此有了与年轻学生接触的机会，不用再一天到晚与满是虫蠹的古书打交道，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心情也愉悦很多”。在此之后，弘文庄又重新变成了反町茂雄一个人的古本屋。

昭和五十九年（1984）二月，最后一期的《弘文庄待贾古书目》出版，恰逢创业五十周年，那年反町茂雄也已经年逾八十。在生命最后的十年，他专心著述，先后编辑《纸鱼往事明治大正篇》《纸鱼往事昭和篇》，并出版《搜书家·业界·业界人》《日本的古典籍》等著作。回忆录也一本接一本地出，但只完成了四卷半，写到昭和二十八年年初，就戛然而止。

参考文献：

反町茂雄《一古書肆の思い出》（1-5），平凡社；

森銑三《読書日記·昭和八年》，《森銑三著作集続編》第14卷，东京中央公論社，1994；

反町茂雄《弘文荘待賈古書目》，東京弘文荘，1933，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柴田光彦編《反町茂雄収集古書販売目録精選集》，ゆまに書房，2000；

反町茂雄《天理図書館の善本稀書》，八木書店，1981；

吉川幸次郎《後平妖堂記—天理図書館への書簡》，《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

小川環樹《平妖傳》，载《三遂平妖傳·附録》，東京：八木書店，1981；

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三联书店，2008。

 本文选自《书城》2017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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