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松果

编辑｜金匝

摄影｜吴明（除署名外）

化妆｜钗钗

造型｜橘

导演先生要去火星

2018年夏天，在陈建斌、蒋勤勤夫妻俩的记忆里，都是一段相当充实美好的日子—几乎是同时，他们都拥有了自己的第二个作品。7月，蒋勤勤产下第二个儿子锵锵。8月，陈建斌开始在延庆拍摄他的第二部电影《第十一回》。

蒋勤勤住在月子中心，陈建斌每隔几天都会去看一看，也住下来。每回夫妻一见面，他先逗逗孩子，然后就拿出iPad，把刚拍完、剪好的素材给妻子看，又累又激动。电影和孩子，都在一点点长大。

入行20多年，陈建斌第二次做电影导演，整个人兴奋得紧。

在不远的延庆剧组里，住着一个五人文学小组，是陈建斌专门为了这个电影组的。那之前不久，他得到了这个名为《刹车杀人》的剧本，打电话给先前合作过的导演饶晓志和编剧雷志龙，大意是说，自己有个伟大的想法，要拍一个剧组在剧院里排练，他们排练10次，被打断了10次。

「哎哟，这个想法太棒了，怎么能让人打断10次呢？你想想，这可能吗？干什么事能让人打断10次啊？」

小组五个人，有陈建斌、饶晓志、雷志龙、导演韩杰，还有老朋友王学兵。这5个人都是戏剧出身，背景相似。陈建斌还给这个小组起了个名儿，叫「复眼文学小组」。他们在这一年的春天去了三亚、重庆，后来又漂流到延庆的拍摄现场，光打磨剧本就花了8个月。

所谓「复眼」，来自日本编剧桥本忍的书《复眼的影像》，讲的就是黑泽明和小国英雄、桥本忍的三人小组，如何在绝望和痛苦中写出了《七武士》。「复眼」是指苍蝇的眼睛有360度视野，韩杰说，陈建斌起这个名字，意思是他们也是几个人在一起，360度看这个剧本。凡事爱用典，这也是陈建斌的趣味。

如有神助般，剧组建组很顺利—陈建斌刚好去参加一个综艺，在那儿把剧本递给了周迅，周迅很喜欢，同意出演，又推荐了窦靖童演她的女儿。窦靖童头戴个方巾，腰上挎着个喝水的搪瓷大缸子，话不多，悠悠地来了。剧场里的那几个角色，导过电影的大鹏愿意演导演，有小鹿般眼神的春夏，腾挪着档期，接演了话剧女主角。都是好演员，堪称梦幻班底。

片场找得也不错，是延庆的一个剧场，那个剧场把整个夏天都留给了他们，拍摄时间充分。那儿的温度能比北京低5度，凉快，整场拍摄下来，大家没受过高温之苦。在剧场里拍戏也舒服，所有东西都能掌控，不像在外头、路上或者车里，不可控因素太多。在那个剧场，导演和演员都很恣意，随意折腾，没人打扰。

唯一有点障碍的是，陈建斌对剧本还是不满意。常常是夜里，明天要拍了，某个细节还是没解决，小组的几个人坐着苦想，陈建斌一着急，就站起来说半天：「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有最好的演员，可是我们要给别人看什么呢？难道我们就要给别人看这个吗？这是什么东西？这一点都不好。」

他讨厌庸俗的点子，常常反问其他人：「这不是电视剧吗？」

当一位演员，开始做电影导演，整个都变了。王学兵认识陈建斌30年，觉得他当时的状态像回到大学，脑子里有一万多个想法，思维在爆炸。

王学兵演一个律师，电影要拍律师事务所，他们看了很多景，都觉得太现实了，不好。后来陈建斌说，「我们在一个船上拍吧，怎么样？」「有这船吗？」王学兵问他。他说：「有啊。不行我们弄一个，弄一艘在陆地上的船。」王学兵惊了，心想他真是天马行空。

陈建斌把这律师的角色设计成瘸子，暗示他满脑子正义，却什么也做不了。他还想把周迅那个角色也弄成瘸子，周迅拒绝了。

他还让小组成员找来100段经典的戏剧台词，最后挑了来自《哈姆雷特》《玩偶之家》等等的段落揉了进去。陈建斌说，大家讨论的时候特别愉快，特别高兴，觉得这东西谁都能理解，没有门槛。「斯坦尼，契诃夫，那谁不知道？我们一致觉得，这太有趣了，太有意思了，我们就是这样说话的。」

他把电影名字从《刹车杀人》，改成《如是我闻》，又改成《第十一回》。剪辑也没少折腾，在上映前夕，他还找来了校友史航，把它变成了章回体。

这些想法把电影挤得满满当当，韩杰打了个比喻—说陈建斌当时就像一枚火箭，被点燃了，想上天，拉都拉不住。这里的「上天」，不是贬义，「不管这个戏拍完了观众怎么看，不管它降落在太平洋，还是朝阳区大山子，但它出发的时候肯定是奔火星去的。这是我们特别为他骄傲的地方。大部分人都是想要一个标签，但陈建斌不是，他是真想去。」

但另一方面，如王学兵所说，做演员就是当爹，当爹很潇洒，做导演就是当妈，将一个孩子生下来，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韩杰和陈建斌合作过电视剧，那是一个陈建斌特别熟悉、特别受敬仰的地方。拍电影则不同，不舒服，受折磨，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像个小孩拿块儿糖，怕掉在地上」。

过去20年，陈建斌是角儿，从《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到《甄嬛传》里的雍正，一步步走入电视剧的殿堂。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二三十年来，陈建斌一直在写诗、写剧本、写歌，也导演了两部电影。他身上还有这样一层隐秘的叙事：一个有浪漫天分和体质的人，如何在漫长的一生中保有这种浪漫，以及他的身边人如何提供了保护，让这种浪漫长久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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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的天分

把电影名改成《第十一回》，这跟陈建斌少年时的生命体验有关系。

10岁那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他偶然看到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最后一班地铁》。电影讲的是二战时期，德军占领巴黎，一家剧院的导演是犹太人，被迫藏身于剧院地下室，他的妻子是一位法国女演员，照旧在剧院里排戏、演戏。导演白天就通过通风管道听大家排练，到了晚上，就指导妻子怎么改进表演。有一天，听戏的过程里，他突然发现，妻子与戏里的男主角相爱了。

电影是一个开放的结局，散了场，这位年轻的观众从黑暗中走出来，整个人很恍惚，故事还在脑中盘旋，他有很多困惑：「电影里的人后来怎么样了？他们去哪里了？他们后来结婚了没有？」

30年后，他自己拍电影，希望能与观众共享年少时的感受。这部电影有10回，10个场景，等电影散场，走出剧院，那出演了几千年的最伟大的戏剧开始了，它的名字叫生活，也就是观众的第十一回。

如果说每个人生来都有些什么天赋，陈建斌觉得自己的天赋，就是那种强烈的共情能力。似乎是从十几岁的某一天，无人指导，突然降临，他看到什么电影，读到什么小说，都会沉浸其中，难以忘怀。

这种感受很难从外界找到源头。他出生在乌鲁木齐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体委工作，是个典型的新疆汉子，周围所有人也都跟文艺八竿子打不着，惟独这个小儿子，上了中学，突然开始痴迷电影、书和音乐，成天异想天开，想搞艺术。有一天他跟父亲说：「我想当演员。」父亲哈哈大笑。

中学时，陈建斌从家到学校，要穿过一片闹市区，那里有三家电影院，那时电影院不检票，只是偶尔抽查—这诱惑太大了，他开始整天逃学，吃完早饭就去看电影，这场看完，换个电影院继续看，中午吃完饭，下午再继续。老师管不了他，他就过上了自由自在的、晃悠而愉快的生活。父母最开始不知道——后来，是通过他不及格的成绩知道了。父亲揍了他一顿，但也并没有让他学乖。

到了高中，他的痴迷愈发强烈，只要是看文字，都觉得特别愉快。他的床底下铺满了各种杂志，《读者文摘》《青年文摘》《辽宁青年》《中篇小说选刊》……也痴迷于音乐，抽屉里全是录音磁带。这种兴致夸张到什么程度？高中离家近，快跑只要5分钟，做课间操的半小时，他都能跑回家，用录音机放磁带听几首，再跑回去上课。「我们家那个双卡录音机，多厉害啊，简直喜欢到不行了。」

那个年代，书和磁带都稀有且昂贵。有同学家里订了《中篇小说选刊》，但不看，这书对他不重要，到了杂志要送的那一天，陈建斌就在人家家门口等着，借到了就一晚上囫囵看完，第二天一早得还回去。

30年过去了，今年4月，一个刮大风的天气，年过五十的陈建斌对《人物》讲到这一段时，仍然兴致高昂，充满画面感，讲到了精彩处，一对短眉毛动起来。

这种匮乏也影响着陈建斌，有了钱，他买碟可以一次买三张，「万一要搞丢了呢？万一要弄坏了呢？」妻子蒋勤勤原来也喜欢买CD、买碟，在一起之后，她带陈建斌去北京、上海自己熟悉的碟店，后来陈建斌比她买得还多，恨不得有事没事就去逛，家里有个人比你更疯狂、更爱买，你就很可能不想再买了，说起这件事，蒋勤勤说自己非常「愤恨」：「我觉得他把我的一项热爱给剥夺了。」

直到现在也是，只要陈建斌进了买碟或买书的地儿，一进去就要待很长时间。他说：「就好比我老婆进了一个买包的地儿。我叫很多人陪我去，我老婆也陪我去，我朋友跟我一块去，最后都不堪忍受，全走了，说你就在这儿吧。」

命运的另一种阴差阳错，还在于父亲希望陈建斌报考体校，那时体校只招理科生，他于是学了理。在理科班，他成绩不行，理化生学不进去，上课就写诗，和一群臭味相投的人互传。要是让他出个板报吧，他特别高兴，特别愿意，一个人在那儿写诗画画，能忙活半天。虽然老迟到，但擅长在人前表演，老师问他今天又有什么理由？他就能在讲台上做即兴演讲，把同学逗得哈哈大笑，大家都喜欢听。如今想起来，那时候他已经有模糊的意识，觉得自己是适合做演员的。

到了高二，他发现世上是有戏剧学院的，但是，戏剧学院只招文科。他试图转到文科班，因为成绩太差而失败了。很自然，一个不喜欢理化生，也不喜欢体育的人，没有考上体校，高考落了榜。

18岁，人生没有着落，他跟着新疆电视台的一个剧组去拍戏，做剧务助理，第一站到了南疆。「到了以后呢，演员们就聚在一起，就开始唱歌。暮色黄昏，有人拉起手风琴，开始唱歌。哎呦，我说这种氛围，这种生活，我喜欢。我觉得我深深地被它打动了，在里头干什么我都愿意，挣钱不挣钱我都愿意。」

 一切都是他喜欢的，但一个月之后，剧组精简人员，他被裁掉了。那时候他想，「如果我想做这个事情，我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我到哪里去学呢？」

那是1990年，恰逢其时，命运给他送来一份大礼——那一年，中央戏剧学院决定在新疆招一个表演班，他去考试，朗诵了北岛的《回答》，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然后开始准备文化课。关在房间里学了4个月，考上了。

也是那时候，他认识了同样在备考的王学兵。之后好些年，王学兵一直坚持讲一个段子——有一天，他俩一起补习功课，墙上贴的地图突然掉了，陈建斌马上沮丧地跟他说：「你看，它都坚持不住了。」多少年了，王学兵说起这个细节，还是觉得好笑，「我觉得这特别像老陈」，一个多愁善感的、永远在琢磨事儿、永远给事物赋予意义的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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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视剧，读契诃夫

毕业多年，中戏的同班同学曹卫宇还会提起他们刚入学时的事儿。有一天，宿舍里有人打了个喷嚏，陈建斌说：「不如我们来写诗吧！」居然大家也回应他，根据这个喷嚏做诗，有人胡诌，有人特认真地写了。在当时，陈建斌往往是这种「文化运动」的发起人。

那一届新疆班，很多人都是高中毕业直接考上了中戏，对表演有模糊的喜欢，但不确切，是一个空的容器。但陈建斌不同，入学时他已经20岁，对于自己要做什么，要学什么，有了方向，而且越来越清晰。

那是快意人生的4年，没有曲折、困难，以至于每次提起，他都会总结性地略过。「到了中戏，那就是一个人找对了事，找对了地方，就能从一个差等生变成一个优等生。我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氛围里了，鱼到水里了，那4年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所有东西我都特别喜欢，所有东西都是我想做的，所有东西我也都能做好，从来没有发现自己那么像自己，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本科毕业，大家的命运出现分野，同班的李亚鹏、王学兵很快走红，而陈建斌在新疆延宕了一年，再回到中戏读研，不为人所知。那时他二十六七岁，晃荡在学校里，有取之无尽的时间，没有任何事情可干，也没人找他，他只有一件事，就是读书。

某一天，他读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万尼亚舅舅说：「我有勇气，我有才华，如果我的一生不是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我何尝不能成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何尝不能成为一个叔本华。」读到这儿，陈建斌流泪了，后来在一次演讲里他回忆起那一刻：「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哽咽，哽咽就是当你哭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喘不上气来，要被这个哭泣给憋死了。我深刻地记得那一天，就是我第一次跟契诃夫神交的那一天，因为所有的剧本它其实只有一个命题，就是人如何能够获得幸福。」

研究生二年级，他碰见孟京辉，两人开始排话剧。好不容易获得这样的机会，他像溺水的人，终于浮出水面呼吸。从《爱情蚂蚁》到《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从刚开始演不好，到后来在痛苦中顿悟。如今在网上还能看到当年他的作品，一个瘦瘦的、头发黑而浓密的年轻人，穿着蓝白条纹的戏服，在台上高声念着台词。到了1998年的冬天，他认为自己真正地成为了一名演员。

但很快，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钱。当时北京的话剧市场不像现在，排一出话剧，所有的经费就是学校给的两万块，演员一分钱的演出费都拿不到，但陈建斌毕业了，要吃饭，要租房，这不是挣钱的问题，而是挣饭。1999年，与孟京辉吃了一顿散伙饭，他进了电视剧剧组，从此可以吃饱饭，可以有地方住。

新世纪的前10年，被许多演员认为是电视剧的黄金10年。但即便如此，演过话剧、受过正统学院派训练的陈建斌，也常常觉得剧组的环境糟糕，「不可能每部戏都是好戏，不可能每次都是好导演，不一定每次都是好剧本，对手演员不是每次都能理解你，你碰到那种别扭的、不理解你的，就很难受、很痛苦。」

在节目《表演者言》里，作为前辈的陈建斌说起当年的自己，是「一个年轻的演员，练好的一身的技艺，他准备用他所有的热情改变这个剧组……当这个演员成熟了以后呢，他就知道，改变世界是不可能的，能做的事情是改变自己」。

最开始，他会随身带着两个剧本，一个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个是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在电视剧鸡零狗碎的剧情之外，那是更高远的东西，它会让陈建斌心一下就沉下来，穿透现实的空间。

但这不意味着对自己的角色不作为。30年的朋友了，王学兵说，别听老陈怎么说，要看老陈怎么做。上大学那会儿，陈建斌就想演曹操，宿舍里挂着《短歌行》，别人都说曹操是枭雄，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建斌经常读那首诗，「那首诗里面写的那些诗意啊，我觉得（他） 不像是一个奸人。」

曹操写：「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他琢磨：一百个人，才有一个人能活下来。曹操看到这些，心都碎了，那他就不是一个坏人啊。他一定是一个鲜活的人，跟我们一样，对妻子，对孩子，对他周围的环境有爱，但因为老是有人在弄、在杀，他生了恨，菩萨心肠配以霹雳手段，变成了曹操。

戏剧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太深，他也把这些用到电视剧里，按韩杰的话说，「他给予电视剧的营养是挺多的」。《新三国演义》里，曹操去世那场戏，他用了海涅的诗：「死亡是凉爽的夏夜，可供人无忧地长眠。」另一场戏他化用了歌德写的《浮士德》——这都是剧本里没有的东西。

作家柏小莲发过一条微博，讲十几年前采访陈建斌的经历。那时陈建斌刚拍完《乔家大院》，36岁，认为自己还年轻。当时他说了一段非常诗意的话，说他最想演的人物是李白。演想家的李白，害了相思病的李白，演那个一辈子都想回家，但始终没有回去的李白。

「李白出生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个城叫托克马克，历史书上叫碎叶，那么远……」「他当时一定很惆怅，一定很悲伤。」「你说，李白喝醉了，倒在一个小酒馆里面，半夜突然间睁开眼睛，一灯如豆，一个小伙计正在关门，周围一片漆麻麻的黑，李白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哪，他想不想家啊？」

在微博最后，柏小莲说，之后她很少去采访明星，怕一接近就会失望。「真的，现在谁还会在采访里说出这么诗意的话啊。」

这个采访过后没多久，陈建斌真的演了李白，电影在无锡杀青，他当天回到北京，晚上10点，准备上床睡觉。妻子蒋勤勤已经睡了，他太激动，把她摇醒，说：「你还记得吗？两年前我跟你说过，我想演曹操和李白，现在我都演完了。」

蒋勤勤困了，说了句「烦死了」，就睡着了，但陈建斌特别高兴，「我真的想演曹操，我喜欢他。我还想演李白，我只要能把这两个人物演了，让我怎么着都行啊。用了三年的时间，真的是很苦，但是我把它拍完了，我觉得我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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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我们一起去搞艺术」

2005年春天，山西祁县，电视剧《乔家大院》开机，这是一部大男主戏，陈建斌饰演的乔致庸，是绝对的主角。

开机没多久，男女主角就起了争执。男主角陈建斌有很多想法，很较真儿，不断跟人掰扯，这场戏该怎么改，怎么弄。而且他不光管戏，还要管其他演员，还要管道具和灯光。但问题在于，戏一改，提前背好的台词都没用了，女主角蒋勤勤生了气，打电话给经纪人，说不想拍了，要回去。

剧组里有人配合陈建斌，也有人不配合，下了戏大家聚餐，也不叫他，但他完全沉浸在戏里，浑然不觉。

后来，男女主角有一场关键的亲热戏，拍摄前蒋勤勤长了疹子，提出要回北京看病，说暂时不能拍了，陈建斌一听，倒觉得挺好，适合这场戏，「咱们就以这疹子来段戏吧！」

再后来，蒋勤勤成了他的妻子，早就不再生气了，她认为从那时候起，丈夫就是一位很有导演意识的演员。那时候，他已经开始随身携带笔记本，蒋勤勤在他的本子里看到过剧本和故事大纲，还有诗，还有他想表达的各种东西。他是个敏感的人，看到生活中的某个细节，都会掏出本子记下来。后来笔记本变成手机，再变成iPad，这个习惯始终保持。

王学兵也记得，大学时大家一起排戏，陈建斌已经展露出明显的导演意识。他们是表演系，不光学表演，也要写小品，要排练小说，也要做编剧的工作。那时候的陈建斌，就不仅仅关注单一的角色，他更关注整体，有导演的志向。

研究生毕业前后，1999年，他写过一个剧本叫《菊花茶》，后来也拍成了电影，但被他视为年轻时的矫情之作。之后这些年，他没有停笔，看到了好的小说，就会把版权买下来，自己听到了什么故事，也会写下来，自己没工夫写，就花钱找编剧来写。有一次蒋勤勤看到一个新闻，说给他听，他听完就觉得太有意思了，马上开始找编剧，找人聊。好些年了，在这件事情上花了不少钱。

长时间拍电视剧的倦怠，与读到一个好故事时的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是同时发生的。

2013年，陈建斌已经拍了整整13年的电视剧，《三国演义》90多集，《甄嬛传》70多集，都是长跑，是体力活，工作量是巨大的。

《甄嬛传》里他演雍正，看起来总是很心烦，那种倦怠是真实的——现场拍戏，一大屋子女演员，拍的时候，他是皇帝，还觉得挺享受，但拍完，所有女演员同时开始说话，他坐那儿，又烦又郁闷，只能默默走出现场，去找导演郑晓龙，跟他聊会儿天。

就在那个时刻，他读到了作家胡学文的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那是一个发生在北方乡村、关于底层小人物的故事。这个故事唤醒了他的热情——他在西北乡下的外公外婆家长大，村庄叫八家户村，这至今还是他的微博名，小说里写的一切，他都异常熟悉。

在遇到这个熟悉的故事之前，是十几年的积累，从开始写剧本，到朦朦胧胧地知道什么是好的，再到那一刻，视野无比清晰，他知道——就是它了，这个故事好在哪儿，他应该怎么弄，他能弄成什么样子。

在金门拍着《军中乐园》，他就开始在房车上用iPad写剧本。拍摄现场换光，二三十分钟时间，别人都休息了，他也抓紧写一点。没有特定的写作习惯，随时随地都能写。很快，这个剧本就完成了，换了新名字，叫《一个勺子》。勺子，在西北方言里就是傻子的意思。

演员金世佳接下了电影里「勺子」的角色。见陈建斌之前，他准备了很多想法，见了面，陈建斌气场太强，准备的话一句都没说出来。出发去拍戏，陈建斌说：「来吧，我们一起去搞艺术。」他一听搞艺术，高兴，去！

这之后不久，《一个勺子》拍完，在第二年的金马奖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导演两项大奖。他获得了一位新人导演在华语影坛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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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浪漫的人

2018年，陈建斌和蒋勤勤一起上了综艺《幸福三重奏》，节目播出后评价两极。有人喜欢陈建斌的幽默和孩子气，还有人嫌他懒，完全不做家务。蒋勤勤特地发了一条微博为丈夫说话：「你们姐夫不会做饭但会养家，不会打扫但会疼人，不会甜言蜜语但会写写小诗。我们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梦想。」

4月的一个上午，我们和蒋勤勤通话，电话那头，房间里是一位母亲的兵荒马乱，因为要照顾孩子，电话还因此中断了一次。

2005年，蒋勤勤和陈建斌因为合作《乔家大院》相识，戏拍完了，陈建斌开始给她发短信，有事没事就写点东西给她，比如「今天看见麦子了，长势很好」，蒋勤勤喜欢这些，恋爱就是因为这样才谈上的。

她说他身上有两点最吸引她，一是真正有才华，二是不装，他们在生活里都不算情商特别高的人，但好在踏踏实实，足够真诚。她认为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契合。「我要的不是一个很会做饭做菜的人。如果他是这样，可能那是另一个女人喜欢的。」

在一起之后，吵了架，蒋勤勤不理陈建斌，他给她发过去一首诗：「君行百里晨雾迷，妇起五更暖茶靡。人间烟火烧寒夜，红茶已淡未新沏。」意思是，你早上给我泡的茶，到下午已经很淡了，但我都没舍得把它换掉。蒋勤勤最吃这套，一看到诗，马上就原谅了他。有时候起了争执，她恨得跺脚，觉得日子没法儿过了，陈建斌搬出自己的一套理论，蒋勤勤听了就觉得有道理，还是非常爱他，「我比较单纯，三言两语就被他说晕乎了。」

关于陈建斌在家庭中的角色，老朋友王学兵做了个准确的总结——陈建斌上研究生那会儿，学校宿舍装修，他住到了同学曹卫东家里，但陈建斌不会做饭，那就只能是曹卫东每天做，那陈建斌做什么呢？他赋予这顿饭意义，坐在饭桌边，高谈阔论，像李欧·李奥尼的绘本《田鼠阿佛》里的阿佛，小田鼠们忙着为过冬采集食物的时候，阿佛却独自搜集阳光、色彩和故事，到了呈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些「无用」的东西很有意思。

「你知道生活就是这样的，有人负责做饭，有人负责赋予这顿饭意义，老陈就是赋予这顿饭意义的人……他就是那样子，现在谁还有闲工夫去写几首酸诗呢？这不是生活中一定要的，但这也是有意思的。」

陈建斌的浪漫不仅仅是写几首酸诗，他还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建设自己的精神世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与家庭琐事保持距离。这种浪漫是奢侈的，需要他人的保全和牺牲。

妻子蒋勤勤就是这个保全浪漫的人。她毫不犹疑，电话里笃定又干脆：「你就是要去纵容他的。这种纵容是各方面的，就像大家在《三重奏》里看到的，他怎么这么懒啊，他怎么这么直男啊，那可不是就得纵容他吗？」

在家里，蒋勤勤承担了更多的家务，陈建斌就会更自由。他想带孩子可以，不想带也没问题。「他就是那种在旁边提要求的人，他觉得应该怎么样，然后什么都是妈妈和外婆去做，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他要去思考，要去做他的事情。」

这些年，陈建斌在精神生活上花了不少钱。他家里堆着许多剧本，看到好的小说版权也会买。想到了一个好的故事，他会找编剧来写。但很多都是推进到后面，他还是觉得不满意，就搁那儿了。很多人不知道，他还写过八九首歌，找的是汪峰推荐的最顶级的编曲，在棚里认真录的，每首歌都花费不菲。

但这纯粹是爱好，他得不到任何经济回报。他花钱是自由的，这部分花销，他也不需要和蒋勤勤商量。「我录这些歌有什么用呢？但我自己很满足，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奖赏，就像其他人打高尔夫球一样，我吃也不讲究，穿也不讲究，怎么样都可以，只有精神生活，我应该为它付出一点。」

谈到这个话题，蒋勤勤甚至比他本人更坚定，「这些东西都非常可贵，不是物质性的东西，都是从他灵魂里长出来的东西。这是无价的，你就会义无反顾地就支持他。你想想，儿子们以后会觉得，爸爸讨论过那么多戏，他们会看到，爸爸曾经做过这样的音乐，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

这种保护还在于，从几年前开始，陈建斌逐渐开始减少接戏，每年大概拍一部电视剧，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弄剧本、筹划电影。但实际上，他的两部电影《一个勺子》《第十一回》，自己做导演、编剧、主演，出钱出力，但因为没有收回成本，他都没有拿过酬劳。蒋勤勤是《一个勺子》的主演、《第十一回》的制片，同样没有拿钱。

涉及到钱和现实生活，蒋勤勤不再是综艺里那个敏感的、常常落泪、需要哄的妻子，而是一个大度又明确的支持者，从来不会说「老陈，你一年得拍多少戏，要挣多少钱」，反而常常说「我不需要你（为了）挣钱演电视剧」。陈建斌又想买剧本，又想拍电影了，她从不犹疑：「好啊，去啊，做啊，没关系。你今年不拍戏都成，我不要求你。」

很多人大概已经不知道，蒋勤勤同样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她买碟，看电影，喜欢诗。2019年，《人物》也采访过这对夫妇，当时陈建斌很纳闷儿，为什么全家去京郊旅行两天，蒋勤勤要带两车行李？蒋勤勤也爱自由，偶尔出门拍戏，整个人会非常愉快，但她不愿意，也不能出门太久——她是轻松了，但这意味着，家里老人要做得更多。成为母亲和妻子，意味着她同时成为一个精神上也带着两车行李的人，也正是因为这种让渡，她的丈夫可以轻松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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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要说

2018年拍《第十一回》，是制片人朱子亮第一次和陈建斌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从那时延续至今。朱子亮记得，刚建组没多久，陈建斌就跟他提了一个很直接的要求：剧组任何人都不要给演员讲戏，包括执行导演、灯光、摄像……类似「你往这边站点」「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看着我」这样的话，一句都不要说。

剧组里都是很好的演员，这些都是对他们的限制。实在有问题，陈建斌会先说一句「特别好特别好」，然后走到演员身边悄悄说：「你看能不能这样……」不会有第三个人参与到这种对话里，拍摄现场因此有一种轻松的氛围。

每个导演的风格都不同，朱子亮说，有的导演拍的时候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是拍着拍着明白的，有的一天能工作18个小时，合作的演员熬不住，那得疯。但陈建斌不是这样的，他心里有数，要拍什么，特别清楚，他会提前跟演员讲好，演完了也不恋战。拍《第十一回》，每天的拍摄时间大概6到8个小时，到了晚上，其他人正常出去吃饭喝酒，陈建斌就自己回去弄剧本，所以回忆起来，2018年在延庆拍摄，大家都觉得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

陈建斌的「磨」，更多是在磨自己。大学时如此，后来开始做剧本了更是如此。拍《一个勺子》前，王学兵看着他认认真真做过很多剧本，有几个他觉得挺不错的，但陈建斌还是不满意。「我觉得他这点特别可贵，因为现在整个行业，好多都是大差不差就拿出来了，但他不是这样的。」

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陈建斌是真有话要说，他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一个有表达欲的人，不会甘心只做演员，从某种程度上说，演员更像是导演表达的工具。

韩杰也和陈建斌聊过许多剧本，《第十一回》之前也有两个，但最后陈建斌拿到了《第十一回》，立刻把这个戏送到最前面。「这就说明，他手上有好几句话要说，但他最想说这句。他十句话拿出来一句说，是不是应该觉得他很珍贵？不管是俄语、英语还是火星语，当他真有话说，那这句话就值得倾听。」

这种非职业的状态，意味着陈建斌依然在做演员、拍电视剧，靠这个挣钱养家；拍完戏，他回到家，钻进书房开始研究剧本，这是他的月亮和他的六便士。

但还有另一个现实的情况是——《第十一回》今年4月2日上映，已经接近一个月时间，截至4月27日，票房是7300万——时至今日，电影导演已经是一个自由度没那么高的工作，它受制于资本、市场等各种因素。

蒋勤勤也能明显感受到，陈建斌的情绪受到了票房的影响。前几天她问他：接下来还会不会再拍？这种失利，会不会让他转做其他类型的片子？陈建斌说，这是他想做的东西，他不会因此就不做。

在北京四月的大风天里，陈建斌跟我们谈起他人生的几个重要段落——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创作，他的作品往往与自己的生命经验相关。

第一段是6岁以前的农村生活。他在外公外婆家长大，在乌鲁木齐乡下的八家户村。你可以说，那是世界上最偏僻荒凉的角落之一，但对一个孩子而言，那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到处是菜地、水渠、麦场，没有任何玩具，孩子们在一起玩泥巴、玩水，就足够快乐。

后来他长大，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但始终觉得自己是农村走出来的读书人，微博名一直叫「八家户村」。他对自然的东西感到亲近，一看到泥土，看到植物，就觉得自在和舒服，到院子里看看树，今天比昨天多长出来一点，也觉得愉快。尤其喜欢去菜市场，「我到菜市场去，我一看到那些蔬菜，一闻到那个味，各种新鲜植物的味道，那个味道之浓郁，不管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到那儿马上就会觉得我很高兴，马上就心情特别愉悦。」

因为这样，他去拍《一个勺子》，不需要做任何功课，他了解西北农村生活的所有细节：他们在哪里吃饭，吃什么，他们怎么睡觉，枕头摆在炕的哪一边……而《第十一回》，则完成了他人生20岁到32岁的叙述，那是一段漫长的与戏剧为伴的日子。

接下来，他也许会拍人生中剩下的另一段，就是8岁到18岁，他在乌鲁木齐度过的少年时代。他在黑暗的影院看电影，在深夜打着手电筒在被子里读小说，在烈日下飞奔回家，只为听一首歌。那是一段一个人刚刚开始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全情投入，最汪洋恣肆、痴迷愉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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