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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卫一直以来激情而张扬的创作风格在90年代中期仿佛迷失了方向。
无论这种迷失发生在《阿飞正传》(1990)到《重庆森林》(1994)期间,还是在拍摄《东邪西毒》(1994)的两年间,抑或是在《重庆森林》和《东邪西毒》到《堕落天使》(1995)期间。
王家卫有力、流畅的表达曾为他带来目前为止的巅峰之作《阿飞正传》,然而现在他的电影表达能力已然枯竭,只留下一堆灵感的碎片。
《阿飞正传》
这些碎片里有不少单独看来很令人激动。《堕落天使》里有很多这种灵感的碎片,像杂耍滑稽剧里的华彩桥段那样散落在各处,只不过这些桥段已淹没在整部影片中,也无法让人感受到热烈的激情了。
《堕落天使》
就像王家卫颇具个人风格的那些惯用手法(包括让不同的人物成为叙事者,杜可风慢速、模糊或高速摄影里穿插着的瞬间凝固镜头,彩色与黑白之间的转换,耀眼光影与晦暗镜头之间出其不意的转场)那样,他的灵感碎片一向富有活力却流于表面。
如果你只是偶尔看到王家卫的作品,这个特点或许还能让人接受。但一旦王家卫试图把这些片段串联成一个整体,则往往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结果。
问题不是出在题材上,而是出在整体手法上。在《春光乍泄》(1997)里,王家卫把主要人物缩减到三个,让他们从香港飞过半个世界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也顺便去了伊瓜苏大瀑布和火地岛)。
这是他至今为止最大胆的题材——影片描述了作为主角的两个离经叛道的香港人之间激烈而注定失败的同性关系,以及与另外一位主角,即一个从台北来的异性恋者之间发生的故事,不过他们最终并没有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可惜王家卫没有对他的素材进行提炼加工,使得最后的作品显得支离破碎。
这部有些神经质的电影有不少值得玩味的地方,直男导演镜头下激情澎湃的同性爱,香港最炙手可热的两位男神的倾情演绎(之前就和王家卫有过合作的梁朝伟和张国荣),当然还有黎耀辉(梁朝伟饰)与小张(张震饰,他14岁便在杨德昌1991年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出演男主角,也因此红遍台湾)之间的暧昧友情。
影片对香港殖民统治的终结作出了含蓄而敏锐的回应,影片中的人物不确定自己身在何方,也不清楚自己是谁,面对即将到来却充满未知的千禧年,他们只能不安的四处游荡。(影片旁白与对白中不管重复一句话:「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我们还可以不经意间瞥见一种特定的亚文化(中国)如何把当地的主导文化(布宜诺斯艾利斯)简化为几个流行的符号: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探戈和米隆戈音乐、弗兰克·扎帕的曲子、香烟、两家脏乱的酒吧、一盏阴冷的瀑布灯。讽刺的是,最终使《春光乍泄》仅仅沦为一些支离破碎的元素而没有上升为一部杰作的原因,也恰恰是让它获得生命力的东西,即王家卫的邪典特色。
我们不清楚导演是否有意要引发一种邪典崇拜,但当他已经拍出了一部邪典之作时,他似乎就有了许多选择。就像昆汀·塔伦蒂诺(他曾是《重庆森林》的发行人,而且他本人也在他的第一部长片问世后成为了邪典崇拜的对象),他可以换一幅面孔,重新引导观众的期待,甚至改变他的拥趸者。
无论塔伦蒂诺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在他的电影《危险关系》里看到了他的变化。塔伦蒂诺训练观众能够识别他在电影中特意设置的各种梗,包括对他前作的交互指涉、他自己作为演员的出现、对鲜血与暴力的戏谑处理,「黑鬼」一词的频繁使用,以及反常规的叙事顺序。
《危险关系》 (1997)
其实也就只有最后那两个昆汀运用的比较好,他还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比如只让黑人角色说「黑鬼」这个词,而且他也像斯坦利·库布里克在《杀手》里那样从不同的视角重复叙事。(谈起那些令人失望的导演们,一个令人惋惜的例子是乔治·罗梅罗,他本来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邪典导演,可是后来可悲的归于主流,最终销声匿迹。)
《杀手》 (1956)
另一个转型不成功的例子是大卫·林奇,在他最近的两部长片里我们能看到他打算改变的尝试,但这些尝试并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像林奇这样一直被过度吹捧和狂热崇拜的导演,一点小小的改变都会引发强烈的关注和反应,因此影评界对其更加苛刻也就不可避免了。
相反,像伍迪·艾伦、约翰·沃特斯这些受欢迎的邪典导演,无论影片质量好坏,通常都尽力满足(或至少安抚)他们最忠实的影迷,或许是因为对他们而言保持个人腔调比创新更重要。
作为一位邪典英雄,王家卫看起来更像塔伦蒂诺和林奇,而不是艾伦和沃特斯,因为他的电影更关注影片本身的风格,而非着意贴上个人标签。但有一点很像艾伦,他会反复运用相同的元素使他的影片显现出一种特定的「外观」,因为他一直和同一群人合作,像摄影杜可风以及美术指导张叔平等。
而我不禁开始好奇,这些合作伙伴的长处(比如杜可风野性、即兴的风格),是否也会导致创作上的僵局。杜可风在《视与听》杂志1997年5月刊发表的《春光乍泄》拍摄手记节选就多次暗示了这种可能性,而且明确表示王家卫即兴创作的方法——用一份大纲、一堆唱片、几个意象和点子来拍戏,没有正式的剧本——有着很大的风险。杜可风复述了一个与王家卫的最终版本略有出入的情节构思,然后重点描述了他们的犹豫不决:
「最初我们不确定是否要重复我们的『标志性风格』(即在一个镜头里使用变速),但最终觉得如果不用就太让人沮丧了……
「关淑怡(一位流行歌手,但镜头最终被剪掉了)和张震加入了演员阵容——我们开始称之为「伤员名单」。他们待在房间里无所事事,等待他们的角色成形,而此时王家卫怀着同样的期待躲在附近的咖啡店里。为了『省钱』,为了『让新来的明星适应环境』,我们第无数次停止拍摄。现在他们到了这里,我们开始烦恼要拿他们怎么办,也烦恼如何为他们的出现赋予一个立意上的理由……
「(拍完伊瓜苏大瀑布后)我问张叔平这个部分在电影里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场景。今天又是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而王家卫还在独自考虑这到底是一个预叙的梦境片段还是(黎耀辉)身心之旅的最后一站以及电影的结尾。最终我们决定把两中设想都拍出来。」
据我所知英美媒体还没有关注到,最近几年华语世界出现了大量关于同性恋以及各种多元性别的影视作品。让我们来倒着追溯一下,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芝加哥上映的《春光乍泄》、严浩的《我爱厨房》、蔡明亮的《河流》、关锦鹏的《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蔡明亮的《爱情万岁》、舒琪的《虎度门》、李安的《喜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等作品(更不用说吴宇森那种「异性恋」的同性情欲了)。
《喜宴》
我不敢说这意味着审查制度的松动或者中国人的意识有了普遍的改变,但正如关锦鹏在《男生女相》里所说的,中国的男性特质与一种特定的父亲形象有很大关联,而这种形象现在正面临危机,《河流》以直白而惊人的方式表现了这个事实,影片表现了一个父亲对自己年少的儿子怀有的无法言说的情欲。
《河流》
王家卫强调过《春光乍泄》的灵感源于拉美当代小说,尤其是曼努埃尔·普伊格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情事》。「我醉心于这个书名,一直想用它来命名自己的一部电影。后来,在完成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拍摄以后,我终于意识到这部电影其实不是关于这座城市的,所以我长久以来珍爱的这个片名就作废了,我需要想出一个新的片名。」
但他想出来的片名(影射了电影的片尾曲)似乎并不恰当,除非他是打算以此作为一种绝望的反讽,因为无论黎耀辉(梁朝伟饰)和何宝荣(张国荣饰)在电影里是不是在一起他们都并不快乐。在电影开头富有激情的性爱过后,他们的关系就每况愈下。
一开始他们在去往伊瓜苏大瀑布的途中分手,后来黎耀辉在探戈酒吧当门卫,何宝荣成为男妓,从嫖客身上偷了一块劳力士手表送给黎耀辉,让他有钱买机票回家。黎耀辉决定不再与何宝荣发生纠葛,但当何宝荣被严重打伤并来到他家门口时,黎耀辉把他送去医院并让他住在自己的单间公寓里养好手上的伤。他们几乎一直在争吵,黎耀辉还把何宝荣的护照藏了起来。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无论是他们的工作还是爱情。何宝荣离开后,黎耀辉成了中国餐馆的服务员(在那里他遇到了小张)、屠宰场工人以及男妓。「我以为我和何宝荣不一样,」他想,「原来寂寞的人都一样。」小张——他最后不得不回台湾服役(就像张震在拍完这部电影后那样)——最终去了火地岛看「世界尽头的灯塔」。邓小平在北京去世的当天,黎耀辉去台北找小张,但只在小张家的面摊找到他的一张照片,并把它偷走了。
就像电影里的人物那样,《春光乍泄》与其说是一部有主题的电影,不如说是一部关于「无法找到主题」的电影。它充其量是一部关于无所适从的电影,尽管对中国观众来说它可能含有更多深意。
亚洲电影专家托尼·雷恩(他为这部电影配了字幕)声称这是「有史以来对注定失败的、毁灭性的爱情最痛彻心扉的描绘之一,但也对爱情的盲目作出了有力的、感人至深的肯定。」这大概是王家卫的初衷,可能他就是想表现矛盾的爱情。在我看来,《春光乍泄》更像是一种表面华丽却矫揉造作的风格,它努力寻找叙事内核,但反而是叙事之外所表达的思乡之意以及情感上的错乱,使影片显得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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