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还是崔健,看来一切都没变-虹膜-八卦帝

竟然还是崔健,看来一切都没变

虹膜内地男星 2022-04-16 10:55:13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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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开寅

最高峰时四千三百万人同时在线，超过1亿点赞，这是2022年4月15日崔健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演唱会的规模。

崔健今年六十岁，已经玩了超过三十五年的摇滚。他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称号，「中国摇滚之父」「北京摇滚第一人」等等，它们都注解了这个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关键人物的身份：第一个在中国把摇滚乐玩出名堂的人。

只是想不到，在这个2022年，仍然是他，在表达对时代的看法。巧的是，他不仅没有过时，反而犀利如同以往。令人也不禁怀疑，我们的时代有在变吗？

在现今，摇滚乐成为了综艺娱乐节目的一部分，是很多人耍酷、泡妞、上镜、成名甚至是捞钱的跳板。但是在1980年代初的北京，那是一小群留着肮脏长头发，戴墨镜穿草绿军上衣配牛仔裤，栖身于低矮阴暗小院胡同房里昼伏夜出的无业青年们热衷的理想。

ADO乐队

普通老百姓不知这群不务正业，整天躲在屋里鼓捣出惊天动地响动的小年轻是干什么的。不少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把他们和流氓、混子、胡同串子归为一类。

而他们自己除了每天与世隔绝对着吉他贝斯架子鼓一直较劲以外，对于玩音乐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似乎也不是很清楚。

崔健的起点和这些第一代北京摇滚青年有点不同。八十年代的北京其实也有不少吉他青年，在夏天的傍晚抱着一把箱琴坐在小院里胡同口，弹两个吉他速成班学来的和弦，唱两嗓子磁带里听来的港台流行歌曲，开始是邓丽君，然后是齐秦、王杰、罗大佑，而结尾通常会是《一无所有》。

这是那个年代在圈子里开始有名气的摇滚乐队黑豹唐朝都不曾有过的大众待遇。甚至在八十年代末的某一段时间内，在中国谈起摇滚乐，只有「老崔」这个代号是大家耳熟能详，《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人们听过的唯一一张摇滚乐专辑。

在多年以后，所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已经中年不惑的人都会把《花房姑娘》《从头再来》《不是我不明白》当成最早的大陆流行音乐启蒙情怀回味，这样的情感地位同样也是其他大陆音乐人难以替代的。

这是崔健的特殊之处。他做的是态度严肃的音乐，但又从来不是一个小众人物，他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既大众化又有高屋建瓴的思想冲击力。

2020年崔健第一次线上直播live

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把偏激、脆弱、自我怜悯和无度渲染从音乐表达中剔除了出去，用频密猛烈的集束炸弹式情感力量轰炸每个听众的神经，并保证你会被它深深撼动。

崔健早期的音乐似乎是简单直接的，但过后回味内在却包含了精炼萃取过的刚猛强硬。就像他在直播演出间歇的采访中所说：他喜欢「极简」，但那必然是经由「极多」而达至的境界。

我们其实很难找到一个术语来准确概括崔健的音乐风格。从八十年代最开始时的柔情流行歌曲，到《新长征路上摇滚》中揉杂着西北民谣旋律和强烈雷鬼节奏的硬核摇滚，再到《解决》中使用朋克节奏和新浪潮式配器，却用蓝调布鲁斯打底的融合摇滚。

最后演化到《红旗下的蛋》中带着老炮范儿用Hip-Hop节奏、频密喷发的歌词和自由爵士乐音色作为主体的说唱摇滚，崔健不断吸纳西方流行摇滚音乐中最精华的形式特征，但又在其中融入了强烈的个人印记和中国精神。它被称为摇滚，却追寻着融合爵士乐的精神内核。

和黑豹、唐朝、超载、面孔等等这些在八九十年代受到西方主流重金属摇滚乐影响的中国摇滚乐队都不一样，崔健从一开始就没有把通过音乐形式进行情绪发泄作为创作和表演的重心。

他从踏入摇滚乐世界开始，就是一位严肃的思想者，以理性的态度不断更新自己的音乐形式。在所有同辈的摇滚乐手几乎都被时代甩在过去的时候，他靠着过人的音乐思维能力依然屹立不倒，保持着足够的大众号召力和影响力，用融合式的音乐形式托起不变的表达内核。

在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摇滚圈，曾经流行过一个词叫「死磕」。当很多乐手没有收入，没有演出机会，几乎看不到未来，每天只能靠几包方便面续命的时候，他们大脑里念叨的是「死磕」两个字，把极端的坚持精神发泄在眼前的乐器上。

但在直播的访谈中，崔健却提出了一个对于音乐「不是坚持，只有享受」的说法：因为玩音乐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意味着某种「坚持」，于是沉浸于其中的乐手更多的是在享受这个过程。

「享受」的心态让崔健可以很轻松地摆脱对于技术「死磕」的心态，而演变为以音乐作为生活方式的某种「恒定信念」。他不断地重复，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音乐的律动，歌词中的激情，和演奏者身上散发出的荷尔蒙。

昨晚直播访谈

于是现场演出成为音乐必不可少的要素。在录音室中的音乐只是内容。更重要的，是在舞台上现场演奏中和观众们产生的互动，它为每一首崔健的歌曲画上了最后一个音符，成为作品最终完成的标志。

这大概是网络直播现场给崔健留下的遗憾，当他仪式性地戴起三十年不变的白色红星棒球帽，背起吉他站在舞台上时，眼前却只有工作人员和主持人窦文涛。没有了观众雀跃、欢呼、和唱的一场演出，是否影响了一场摇滚乐演出激情的迸发？

但崔健又不是一个以煽动性作为音乐号召力的摇滚明星。

在九十年代初，崔健曾经和记者赵建伟打过一场在圈内人看起来是莫名其妙的官司。后者在1992年写了一本书《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用极尽夸张渲染的笔触刻画了一位中国摇滚英雄形象。但崔健却并不买账，反而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

当时崔健身边的朋友都觉得赵建伟的书，为推广崔健的个人形象和摇滚乐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但崔健却拿出了一股锱铢必较的劲头，对书中的不实描述表现出了义愤填膺的愤慨：首先他并不认同自己是西方摇滚乐在中国的代言人——尽管他的音乐在形式上汲取了不同西方流行音乐流派的特点，但内核却具有中国人独有的精神特质。

其次，他不是一个摇滚流氓。崔健理解和表达的摇滚乐反叛精神，不是在一张演出照片下面配上一句「X你大爷」就能囊括的（遗憾的是，那本书中充斥着这样的搭配）。

相反，尽管他依赖创作者荷尔蒙的迸发作为音乐魅力的源泉，但却极端厌恶对无目的精神挑衅的暴力渲染。当我们翻开专辑《解决》的歌词，看到的首先是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式诘问和金斯堡式的垮掉一代诗歌激情。这和赵建伟在书里描写的那个满嘴脏话四处进行精神破坏的「摇滚痞子」形象大相径庭。

特别是在三十年后，我们回头看崔健，会发现他不但是大众偶像，摇滚歌手和音乐现场表演艺术家，他同样是严肃的思想者，时代脉搏的体验者，甚至是和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一样，值得在文学殿堂留下重要位置的文字作者。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行吟诗人」，这是当年王朔对于崔健的评价，也是对他所有的定位中，最准确的一个。

在1990年出版的《解决》专辑背面，有这样一张照片：在烟雾缭绕的小饭馆内，崔健手抱箱琴，和吉他手甘利匡铺、键盘和古筝手王勇、鼓手马禾、打击乐手刘效松以及贝司手刘君利围坐在堆着空盘子和啤酒瓶的饭桌旁；他们身穿着绿色军上衣，面露平静的微笑，似乎心不在焉地听崔健弹唱，又似乎胸有成竹地等待着某个重要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