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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7月，初读先生所著《通天塔》，如遭电击，后在网上大量搜读先生作品，先生之书可购则购之。2003年8月，始与先生通电邮。2005年先生“庄子工程”开工以后，新作无不发我先读捉错，我得以亲历“庄学三书”的著述全程。八年往返电邮五百余封，对先生的思想学问和人生追求，及其“间世主义”的因循内德和因应外境，感悟颇多，获益无穷。2006年12月，先生赴京，我又得以当面请益。2007年12月，《庄子奥义》在海南三亚举行首发式暨研讨会，先生邀我参加，我因工作原因未能成行，至感遗憾。

　　先生倾力著述，惜时如金，我平时不敢多扰。先生完成“庄学三书”之后，心情空前愉快，稍事休息调整。我趁机将积存数年的诸多疑问，多次询之先生，得蒙一一答复。今以新近问答为主，择要补入历年通信之相关内容，略作分类，与同好分享。

王业云小识2013年5月

⒀思想应用

王：我看《庄子传》时有个感觉，行泰道，还是用否术，似乎上位者才有选择权，一旦他们选了后者，下位者也无可奈何。比如，君用否术，臣只能被动接受，别无良策。这个难题，有没有解？比如，现实中，摊上一个暴君式独裁专断不容商议的父亲，该如何应对？总不能断绝关系吧？虚与委蛇？

张：上位者的权柄，都是下位者让渡的。只有众多下位者无限让渡其天赋权利，上位者才能拥有生杀予夺的无限权力。古代民智未开，时代条件不允许，老子、庄子这样的超时代先知，只能教导上士避免被否术侵害，但是不能阻止否术奴役众多下层民众。随着人类文明之推进，中世纪以后，君主使用否术已经难以畅行无阻，所以在工业文明最先发端的英国、欧洲、美国，首次出现了否术（君主专制制度）向泰道（民主立宪制度）的转化。中国正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过程之中，否极泰来乃是历史必然。

每个中国公民，放弃否术残余，接受泰道新知，捍卫天赋人权，而非等待他人牺牲，静待好运降临，那么中国的成功转型，就会早日到来。

我父亲正是一个“暴君式独裁专断不容商议的父亲”，我与他斗争了一辈子，他差点与我断绝父子关系。直到去世之前，他才部分理解、接受了我。我也原谅了他，我们父子最终达成了和解。

王：儒学意识形态的地基是宗法伦理，中国普通家庭的家长权威（不再是单纯父权）和宗族情面余势仍强，家庭民主对中国是否具有特殊意义？中国的人权解放之路是要从厅堂到会堂，还是反过来？

张：家庭民主（属于私德），首先要立基于国家民主、公民教育（属于公德）。公德不立，私德很难保证。大多数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因为只有极少数强大者才有能力反抗外境（有能力者也未必反抗，因为顺从比反抗代价小得多，利益大得多）。外境不变，因循内德就极其困难。只有在制度层面改善外境，才能让大多数人少付代价或不付代价地因循内德，尊重他人，包括家庭民主。

王：您认为当父母的应该如何遵循泰道？许多教育专家说，教育的问题主要出在家长身上。您做了个抗争的儿子，那您又是怎么做父亲的呢？

张：家长首先是社会成员、公民，其次才是家长、父母。许多家长先在家庭之外受到悖道外境的欺压，然后回家才会欺压其他家庭成员。这是一条“迁怒之链”，我曾专门写过一篇短文。所以制度层面的民主建构，乃是改善中国民生、提升幸福指数的首要命题。

如今所谓“家教的问题主要出在家长身上”，乃因目前的几代成年人，或是文革的经历者、受害者，或是其第二代。几千年专制和几十年文革的民族心理后遗症（《庄子传·后记》所言“民族精神内伤”），目前远未消除。不从制度层面改变，苛求作为受害者的家长是不公平的，有“顾左右而言他”之嫌。

我尽管与父亲抗争，但我首先认为他是悖道外境的受害者，所以是“恕其不争”，而非“怒其不争”。我自己与悖道外境抗争，而以齐物观善待一切陌生人，当然也善待家人。

王：您在《哲学先知与时代精神》中说，中小学教育要培养质疑能力，大学教育更要培养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的新知生产者。您曾执教十一年，请问您当时怎么实践您的教育主张？

张：我教书时，严厉批判教材和教参。由于我执教的是体育中专，学生没有升学压力，所以我的教学方式尽管“离经叛道”，但也没给学生造成升学损失，而对他们将来走上社会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会有帮助。其他中小学老师，很难像我那样教学，也未必有我的批判能力。

王：主张“大智若愚”的老子和主张“至知无知”的庄子，有何教育观点？

张：老子主张“大智若愚”，乃是针对否君之自居不愚，并非主张民众装傻。庄子主张“至知无知”，乃是针对痞士之自居“无所不知”，鼓吹伪道却自居真理在握，大拍胸脯自称“舍我其谁”，自诩“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老庄都对君主、统治者自居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将会导致的社会性灾难，提出了远远超前于时代的警告。然而两千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一再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残害得民不聊生，文明倒退。正是因为没有听懂、没有听取伟大先知的教导和警告，一再让渡不该让渡的天赋人权，容忍、默许、怂恿、助长了暴君的作恶。

不知老庄的特殊语境和特别针对性，而予泛化理解，无限引伸，必然失其本意，从而一再重蹈历史覆辙，愧对伟大先知。

王：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合正道？

张：明于己德之长，因循之而上达天道，因循之而下成人技，存诸己再存诸人，不害己也不害人，此为教育之根本。国人多不能于幼年受顺道循德成技之教育，而被“黥劓雕琢”，受悖道亏德成奴之洗脑。

安于黥劓雕琢的大众，欲与悖道外境“和谐”，入世渐深而真德渐丧，经过劣选，大败德者居上位而富贵，小亏德者居下位而贫贱，各得其所，“以隶相尊，众人役役”（《齐物论》），浑然不知亏德亏生而未能全生。

不安于黥劓雕琢的小众，能够“息黥补劓”，不与悖道外境“和谐”，而是常被“河蟹”，所以不被世人理解，甚至不被亲人理解，难免孤傲悲愤，而有出世之志。如果不出世，常会不亏德而亏身，一如三兀者。

极少数间世者，既不入世，也不出世，既不亏德，也不亏身，顺道循德而全生，以解牛屠龙之神技，游刃有余，鹏飞万里。

王：您的《庄子传》中，庄周九岁开始读《诗经》，到十七岁读遍儒道基本经典，当然那是小说。请问先秦经典是否有适合儿童、青少年阅读的？

张：古代书少，八岁发蒙以后，就会直接阅读经典。当然先是记诵，老师讲解一部分，常常是不问不教，有疑才答。

适合当代儿童阅读的先秦经典几乎没有，适合成人的也少。主要是注疏有问题，没有现代眼光，只有崇古之心。

王：《庄子》、《老子》适合多大开始阅读，或者说，适合什么文化程度的人阅读？

张：初中程度，可以读《庄子传》。高中程度，可以读《庄子复原本注译》（有兴趣的话将来可以反复读）。大学程度，可以读《庄子奥义》。

《老子》目前没有好注本。而且《老子》专讲“君人南面之术”（与平民无关），大部分人都不必读，否则有害无益。读坏注本更是如此，就是《庄子传·后记》所言：“传承泰道、反对权谋的真《老子》，于是变成了鼓吹否术、宣扬权谋的伪《老子》。”当年《寓言的密码》批判“太上老君之徒”，主要是伪《老子》，尽管我当时对真《老子》还很不清楚。将来《老子奥义》、《公孙龙子奥义》，研究生程度阅读比较合适。

我一直想注《吕览》、《淮南子》，作为了解先秦百家之学的入门书，可惜精力有限，尚未列入写作计划。《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的注释整理亦然。

王：您曾言及庄学对“社会”和“组织”有破无立，那么，您哲学十年的新学是否涉及“社会”和“组织”建构？

张：是的。庄子批判君主制度，一如苏格拉底批判民主制度。

庄子没有建构新的社会制度，主要原因是，在当时的农业文明条件下，不可能有君主制之外的更佳制度。庄子作为超越历史小年的哲学先知，超前两千年地批判了君主制的悖道性质。先知的个人命运和理论命运，在小年总是不幸的，但在大年就会发出耀眼光芒。

苏格拉底批判民主制，主张仿效斯巴达式君主制（主要由柏拉图转述），其主要价值也是破，并非立。甚至可以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有破有立”，不如庄子之“有破无立”。

但是今人已经处于农业文明以后的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时代。今人要做的不是苛责庄子之“有破无立”，而是珍视其超前之“破”，然后做出今人之“立”。今日中国之不幸，在于庄子两千年前理论上所“破”，两千年后仍然死而不僵地“立”于眼前。

老庄所传先秦泰道之“君柔臣刚”，置于今日语境，就必须去其“君臣”话语，存其“柔刚”精华，转换为“上柔下刚”，与民主制度完成古今对接。

正因为我也注重于“立”，所以我对儒家并不一味贬低，也与庄之贬孔殊异。我对孔学合于俗谛之处，及其深谙人性，由衷敬佩（参看《寓言的密码》之《反道德的道德高标——子贡赎人》）。解庄之后，我一则将为被庄痛诋之惠施、公孙龙辩护（即西方式思维方式），二则将为孔子式君子儒略做辩护（同时批判小人儒），进而抉发庄学之短处与积弊。中华文化固然深受庄学之惠，亦受其“黮暗”而积重难返。庄学仅于“个人”（以及文化艺术）有用有益，对“社会”基本无用无益。君子儒尚重社会建设，尽管囿于时代不可能建设得很理想，但是庄学对社会建设完全放弃，仅对庙堂予以批判，却对“社会”、“组织”不予建构，尽管是天才的“破坏”、“捣乱”，但是坏处也很大。庄子对惠施、公孙龙的名家之学，缺乏同情之理解，不知“道”可由科学趋近，则是其知识论的重大缺陷。

王：请问您对公司这种当今最基础的组织有无研究，应该如何民主化？个人在公司里如何自适？是否同于栎树寄社？

张：公司也是一种组织。庄子对一切人类组织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公司。凡有组织，必有层级。凡有层级，必有权力。凡有权力，若无有效监督制衡，必定滥用腐败。权力滥用腐败，即为否术。

但是公司仅是小型人类组织，天道之达，首先必须及于大型人类组织，即社会、国家。如果一个社会、国家，仍在使用否术统治人民，而非用泰道服务人民，那么否术之下的臣民，必然奉否术为真道，其所组织的公司，亦难例外。如果作为大型人类组织的社会、国家，能够遵循泰道，那么小型组织如公司，也更可能遵循泰道。即使个别不逞之徒行使否术，那么社会、国家就能行使人民授予的合法正当权力，予以有力遏制和惩罚。

栎树寄社是在制度不能改善的困境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个体自保。个体使用无可厚非，至少胜过同流合污，助桀为虐，但不足以改善制度。在今日大环境下，栎树寄社不宜推荐。

王：再扯一些离题更远的话。请问这次长时间、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对世界格局有何影响？会不会带来战争？

张：人类的经济危机，植根于人类的文明危机。庄子早在两千年前，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文明模式提出了警告。人类文明，仅仅顾及人类的集体性自私，而且这种自私，目光极其短浅，无视地球生物圈作为一个自循环系统的不可分割性，无视万物均为天道所生这一宇宙真相。

局部而言，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内生性危机，都不得不以战争方式自割毒瘤，以壮士断腕的方式暂时治疗其危机。但是人类文明的集体性自私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自省和制度性遏制，那么这种违背天道的人类文明，还会一次又一次地反复上演内生性危机，直到人类文明的悖道毒性积累到再也无法壮士断腕地自我治疗，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人类必须在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悖道能力也越来越强，足以自我毁灭的时刻来临之前，用天道观重新审视人道观（其狭义仅指中国的“君臣纲常”，其广义可以包括今日所谓“人道主义”）。人类不是万物的主宰，不是地球的主宰，天道才是万物、地球的真宰。人类如果一直自大下去，一直逆天悖道下去，就人类而言必将自我毁灭，就天道而言必将把地球硬盘格式化以后重装系统，让新一轮地球生物圈从零开始，重新开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下一轮循环。人类诞生之前的天道大年之中，这种循环已经反复上演多次。上一轮格式化重装，受害者是恐龙。下一轮格式化重装，受害者可能就是咎由自取的人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不会因为人类的狂妄自大，而格外破例垂青。

恐龙的智力，远远不及人类。恐龙的灭绝，也非自我毁灭。因为“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宇泰定》），恐龙从不违背天道，所以生存了上亿年。如果智力远远高于恐龙的人类，胜过恐龙的地方就是能够以其超级智力，加速走向自我毁灭，那就说明人类的智力远远不足以自大。文明越是发达，人类越应铭记老、庄的教诲：“知不知，上”、“自知无知”。

王：一方面，万物为道所生，万物齐一，佛陀也说所有生命“一切有情”、“众生平等”；另一方面，“人是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两者是否相悖？比如，在吃肉、动物保护、环保、生态等问题上，人应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

张：两者没有矛盾。除了“道生万物”的真理性，有助于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另有两大实用性：一，不过度榨取资源，避免环境生态灾难。二，地球生物圈是共生的，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和长远利益。

“（每个）人是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针对的是君主、贵族把他人、异族视为工具、奴隶的错误态度。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大部分是君主制度史，民主制度还很年轻（也很不完善），所以大部分人类经典（包括轴心时代元典），都是为少数人（所谓高贵者、金质人）的利益服务的。个别暴君扬言“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既违背“道生万物”的天道观，又违背“人人平等”的人道观，无视他人以及后人的幸福，滥用权力而悖道妄为。

人类在地球生物圈中，已经占据顶级位置，而其杂食性的生理所需，无法自我合成生存所需的某些营养，导致其必须食用植物、动物。所以适当食用是合理的，但不能像亚当那样，把动植物视为上帝专为人类食用而创造（参看《旧约·创世纪》）。食素作为一种个体信仰，可以尊重，也有一定环保意义（至少可以提高环保意识），但是不宜拔高，不能以宗教戒律为依据，而应有科学合理的态度。

但是虐待动物，容易诱发残忍之心（参看《人间世》“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应该予以道德谴责，乃至立法禁止。

王：可否谈谈时政，比如换界这个话题。会不会出台什么“惠民政策”？

张：这些疑问和关注，虽然情有可原，但是不应有等待的心态，而应有争取的心态，推进历史进程。等待者越多，来得越慢。争取者越多，来得越快。但是即使所有人都在等待，仍然无人能够阻止天道的进程。只是可能延迟，导致一代人或两代人无法及身而见。

中国目前的政局，仍是一个古老游戏的残局。辛亥革命远未完成，历史三峡尚未走出。

王：假如甘地生在当今中国，他能有何作为，能否成功？

张：甘地的成功，植根于印度传统和英国理念之结合，两者缺一不可，难以在中国复制，因为水土不服，必有非常排异。引领中国走向现代的领袖，推进中国走向现代的民众，都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和现代理念之结合。

王：不是甘地，没有选举权、没有话语权、什么都没有的微末草根，当如何争取、推进？媒体投诉，博客文章，公开信，从区委会开始逐级申诉，行政诉讼，上访？

张：依法（宪法）维权，尽量少付代价地时时处处努力，尽己之力，日有寸进，不虚度己生，不推助伪道，就是加柴添火。水何时开，无人能够预许。

王：我不知道，人活着，究竟应该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还是应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请先生为我解惑。

张：庄子不提倡殉道，但并未阻止人们自愿“往刑”殉道（参看《人间世》颜回寓言最后）。“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一般原则，并不消极，与“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也不对立。

但不可认为行道、弘道仅有唯一的一条路，每个人都必须一体遵行，那是许多自命正义者的“唯理主义”。每个人均当“自适其适”，甲乙各自所适，所持真德可以有异，但均可以不悖道。因循不变之常德，又与因应外境之时德不同（即真德之含量、成色有异）。每人所当自适，必须综合考量内德厚薄、外境强弱、即时得失、短期利弊、长期效应等所有因素。

举例来说，晚清革命党人刺杀顽嚣成风，姑且不论其是非正变，起码鲁迅拒绝做刺客是合理选择，因为他个小体弱，没练过武，不擅长行刺。而他为文唤醒沉睡国民，则殊为擅长。但是即便鲁迅不擅长为文，甚至他体壮擅武，拒当刺客也是其正当权益，只要不为恶，就无可厚非，不能以道德高标苛责之。

再以为文行道为例，又有避世隐遁（老子）、短兵相接（如杨朱）、晦藏其旨（如庄子）等等，殊难评其高下。急于时难（假设自己是战国时人）之人，或许以为杨朱正直，庄子圆猾。但是两千年后再看，观感未必如此。世事不宜简单化，义愤不应废其常道。不将不迎，不避不趋，方为中道。只要天命所加、天均轮转到头上之时，能够担当，就是行道弘道。

可先不求为善（有为），而先求不为恶（无为）。“为善”之念，殊不可取，常成“为恶”之幌子。即便是因循内德而真心“为善”，一旦误将真德拔高为道（自居“正义”者常有此弊而不自知），也属悖道。奉伪道伪德为真道，易知其非。拔高真德为道，难知其非。因为道是唯一的，而真德有无数。不能以一己之真德泯灭他人之真德。悟透此点，即可再上一阶。

给你一道庄学考题：无知无愤，小知小愤，大知大愤，至知无愤。你试解一下。

王：您教训的是。“不将不迎，不避不趋”，“临到头上，能够担当”才是中道，这就是“托不得已以养中”。

我还做不到“无愤”，常常被一些“风波”之言弄得“忿设无由”，很悲愤，有时进而颓废，以为人类无救，自己无用。这种时候就想，我要能如杨朱、嵇康一样的峻急激烈也好，大不了一死，反正活着还要忍耐生不如死的耻辱。这种时候，就忘了“勇于不敢”。

至知无愤，应该就是勇于不敢的致无其愤。至知亦有愤心，且其愤胜于大知小知，然而他坚信“物不胜天”，知道这是外境对他的“撄”扰，是此生“不得已”的过程。而成道之难，就在于撄而能宁的因应。何以能宁？就在于“因是”，即因循内德，“自适其适”，他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应对使人激愤的外境，努力消除这种悖道因素，使后人不再为此而激愤。但他知道自己也有“生厉心”的可能，所以他量力而行，知“殆而已”，不蛮干。如此不死不休，直至物化，终于“撄而后成”。

张：说得很好。悲愤，颓废，乃至一逞愚勇，不惜求死，看似积极，实属消极，因为对天道信心不足。不值得赞扬，更不宜鼓励。

再给你个思考题：如何运用庄学（养生、达生）义理，看待地震罹难者？

王：让我好好想想。亲见大灾，其情尤惨。天刑残酷，人何以堪！援手不及，心有不安。

刚才新闻上报，地震遇难者已过六万，尚有二万多失踪（缅甸风暴亡者更达十数万）。如此之多的人未能终其天年而中道夭，其中还有许多孩子，真是痛心不已。然而想来，对于每一个体来说，这也是“命之所无奈何”。当然，具体就中国来说，这其中也包括伪道之祸，尤其在学校建筑上。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发展顺道文化、消解悖道文化是人类始终如一的使命。就抗震而言，在目前中长期地震预测已经达到相当水准的情况下，地震短临预报还几乎毫无进展，这是自然对人类科学认知能力的挑战。然而撇开地震预报不言，仅就现在的地震研究水平，我们本来也可以在地震预防（如严格控制建筑的抗震标准、做好大震救援紧急预案、抗震救援专业训练等）和震后救援（如人员、物资的组织调度）上做得更好。本可做到却没做到，正是悖道文化在作怪。

从养生角度来说，如果顺道全生的个体数量，在社会群体中达到一定比例，那么这个社会群体就在整体上靠近“达者”、“至人”的水准，其总体远灾避祸能力就强，如某些顺道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反之如我国等顺道文化不太发达的国家，悖道亏生、迫生的个体数量太多，则其总体远灾避祸能力就弱。

以上算是对思考题的回答。自知对《养生主》、《达生》的理解还不够，对义理还不能运用自如，所议不到和不妥之处，请先生批评。

张：所答甚好。完整全面，视野开阔。

问你那个问题，是我想到世人或有一疑，庄子主张“无情”（尽管对此多误解，且不论）、齐一“死生”（对此也有误解，也不论），是否在面对地震死难者时无动于衷？

从庄学角度，可作此答：庄学对死难本身，确实近乎“无动于衷”——对于此答，世人必会群起攻之。但是且慢，庄学对死难本身之所以近乎“无动于衷”，原因是“有尊足（尊于身）者存焉”。身死并非至惨，身在然而心死，方为至惨。庄学谓之“不死奚益”、“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这在世人眼中，确实极为“无情”。

庄学认为：最为悲苦的，是那些死难者生前未能“自适其适”地达道全生，而是“适人之适，役人之役”的亏生、迫生。

按照全生、亏生、死亡、迫生之次第，死亡胜于迫生。如果那些获救者、幸存者，其灾后余生仍是迫生，乃至灾区以外的人们仍是迫生，才是生之大哀。

庄学之“积极”，在于可以使人“死而无憾”，此即真道。伪道之恶，在于使人死必有憾，乃至生不如死。

王：是啊，先生，我想庄子很可能不会如我这般“痛心”。在他以为，如果死难者都是全生者，则死而无憾，既已无憾，则生者何痛之有？如果死难者都是迫生者，就是生不如死的人们终于得到了“悬解”，那就不仅不必痛心，甚至不无庆幸。如果死难者都是亏生者，即“赖活”者，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原本也都向往全生，但在现实中却又不得不做“被迫的奴隶”，他们在精神上最分裂、最痛苦，能够死于天灾而非人祸，也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我们不必过于痛心。

所以从庄学人生观来看，死于天灾并非最可痛心之事，只有“夭于斤斧”、“死于网罟”才是最可痛心之事。死于地震，庄子不会痛其死于非命，而是痛其未获全生。而庄子之痛，又何止于对死者，其未死之时，已痛之，其幸而未死之人，尤痛之！

张：很对，末句尤确。

王：您在《故事的事故·斋号的事故》里提到过三个有趣的斋号：不给孤独园、得其所斋和妙斋。后来又用过“三朴堂”，《吊驴子文》一书还有一篇《三朴堂铭》。《庄子传·后记》最后有“记于道在家里”，是一个新斋号吗？请解释：道在家里。

张：2001年写的《通天塔·出版前记》，已经用过“道在家里”。2000年我迁入现在的新居，于是仿效庄子“道在屎尿”，把“道家”二字化为“道在家里”，是对新居的游戏性命名，不过也有一些寓意。

近代以前，庙堂权力并非无远弗届，古典中国是“行政不下县”，一县之地极大，所以“天高皇帝远”，总有悖道权力不能涉及的荒山野林，那就是古代道家之徒的栖居地。权力能及之处的臣民们，把他们称为“隐士”（其实他们未必认同，参看《缮性》“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庄学真人仅是“支离其德”、“内葆之而外不荡”）。所以在“天高皇帝远”、“行政不下县”时代，伪道在庙堂，真道在江湖。这是庄子发明“江湖”一词之命义。当时仅是人在庙堂，身不由己，只能适人之适。假如当时人在江湖，自在逍遥，就能自适其适。

但是近代以降，借助现代技术尤其是通讯工具，庙堂权力不断膨胀，持续压缩江湖空间，比如希特勒借助广播，建立了法西斯帝国。“行政及于人人”，“隐士”已无可隐之地，天道主宰的“江湖”，也变成了人道主宰的伪“江湖”，江湖逐渐庙堂化。于是不仅人在庙堂，身不由己，而且人在江湖，也身不由己。无论身在庙堂，身在江湖，全都只能适人之适、役人之役，无法以德为循，自适其适。

“道在家里”，是我对庙堂压缩江湖空间的抗议。我希望把家作为守住江湖真道的最后堡垒。只要道在家里，德在心里，就有望收复江湖，进而把僭主逐出庙堂，使庙堂也成为顺应天道的庙堂。

王：一个无厘头的问题：您在《庄子传》中说老子之道可用于生财。您有生财之方吗？假设要您去做一笔生意，或赚“一桶金”，您是否胸有成竹？或有自信？

张：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安贫乐道，受到众人嘲笑，认为其智力虽然超群，却无能力脱贫。泰勒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凭其智力致富，于是在某年橄榄歉收之时，贱价购入大量橄榄油桶，次年橄榄丰收，他高价售出而致富，然后散财于民，复归贫穷。

对于泰勒斯这样掌握当时所有知识，并且志在推进人类知识疆域的哲人来说，发财是极其容易之事。范蠡所能，泰勒斯、庄子必能。非不能也，实不愿也，不肯投入时间精力也。

庄子的贫穷，曾经受到魏惠王、惠施、曹商等人嘲笑，这仅是文献记载的少数几例，实际嘲笑者必然更多，就是《逍遥游》中嘲笑大鹏的蜩鸠、尺鴳之流。庄子没有像泰勒斯那样赌气，发一次财给你看看，而是看见惠施后车百乘，弃其余鱼。我也一样，毫无自我证明的兴趣。

举个例子。1991年，发行了三十元一张的第一次股票认购证，当时我劝说所有的朋友购买。我说这是政府股市，为了挽救前年事变所导致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必定大力注资，不让股民赔钱。由于当时人们的月薪仅在百元上下，三十元是个大数。所以大多数朋友没有听从我的劝说。少数朋友被我说服，打算购买，于是问我买几张。我说我不买，于是少数朋友最终也买得不多。

我不买认购证的主要原因是没时间理财，次要原因是我正因前年事变而准备出国（参看《故事的事故·出国的事故》）。我的毕生工作，需要我投入所有精力和全部生命，我没时间可以浪费，包括赚钱。不过后来我出国未遂，第二、第三次认购证，我就出资请朋友（他们都已相信了我的第一次预测）代我操作，虽然不可能像第一次挣那么多，仍然挣了不少，但我从未经手过任何股票。

我大学毕业不久，有人出五万元钱请我写一部情色小说。我开笔以后，有美术届朋友请我写美术评论，炒高画家的画价，然后提成。我当然都没答应。我的时间不卖钱，只能用于我的工作。为了谢绝稿费很高的命题约稿，我专门写过一篇《一个印第安人的告白》。

我始终坚信，我的工作成果或许未必很快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同，但是发表所得稿费，出版所得版税，养活自己绰绰有余，肯定花不完。因为消费也需要时间，我有再多钱，也没时间消费。我的素朴生活，不需要太多钱。所以“道在家里”之前的斋号，是“三朴堂”：淳朴其心，简朴其用，素朴其文。

王：您对我应该有了较多的认识，请您发表对我的评价，主要想听您讲讲我的缺点。

1999年毕业以来，我走上社会已有十多年，至今未获发展，甚至连衣食之忧都未消除，我一直很困惑：这是为什么？

一定是我的性格或能力上有很强大的阻力，让我落到今天这种境地。一直想听到对我缺点的坦率意见，但至今没有一人说过。我非常想了解自己的缺点。人最难的就是克服“自昧”吧。

不能用时代的“劣选法”做解释，我知道自己脑子并不聪明。

厌倦了役人之役的职场生活，很想换一种能够自由呼吸的生活方式。所以，想搞明白我的缺点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办法改变。

请您直言，不限于哪个方面，只要是关于我的，对我都有帮助。

张：你于“顺应天道”之宗旨，“因循内德”之真谛，均无大难。“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你无易性之忧，而有择方之难。你“因应外境”的俗谛功夫，我虽不知细节，大致也能推想，估计略短。

道难尽知，突破口仍在如何因循内德。德有厚薄，无论小大，均应扬长避短，才高者当免“拙于用大”，稍逊者亦当免“拙于用小”。要之，物德无论厚薄，顺应天道均已够用（动植亦然，“唯虫能虫”，何况人类）。其难在于明乎己德之长，“莫若为致命，此其难者”。致命之前，当须知命。认识自己，乃是古今中外之同难。

不能认知自己，即有因循内德之难——此为形上层面（道）之大难。认知自己之后，也欲因循内德（大方向），且能正确因循内德（小选择），然后则有因应外境之难——此为形下层面（技）之小难。

形下之小难，在顺道外境（如欧美民主社会），仍属大难。身处顺道外境之彼人，也有悖道者，强梁者，囿于小境大境者。此与形上之大难，不易论断孰难孰易，视各人不同。此非吾人所共之外境，姑置勿论。

形下之小难，在悖道外境，则成至难，更难于形上之大难。以境界论，形上难于形下；以践行论，形下难于形上。《应帝王》终极至人论，乃谓“用心若镜”，即内明己德，外明物人。如此则“胜物而不伤”，足以置人死地的“神巫季咸”，亦可应之，别无难事。“既其文”的闻道、悟道之后，其难在于“既其实”的行道、成道。

古今德心有缘“闻道”，才具足以“悟道”，而欲“行道”者众，然而“行道”游刃有余，终至“成道”者寡，皆因悖道之外境，因应极难。古今德厚才高者，无过庄、陶、苏，而庄借粮，陶乞食，苏屡谪。故于悖道外境，“乐道”者必“安贫”。庄、陶、苏之天地至文，均无些微润笔之资，吾文不及彼等，而独享卖文之福。此非吾才高于庄、陶、苏，亦非今世之悖道程度低于古代，乃因时移世异，古无卖文市场，今有卖文市场也。若于三十年前无卖文市场，则吾不能如此游刃有余。此亦我推迟十年开笔，俟其市场小成而后离职之故也。今世欲为文者，实可闭门不应外境，或者少应外境，即可顺道循德。《老》言“不出户（知天下）”，即少应外境。我虽少出门，何时开笔，何时当著何文，何文当给何家，何文暂时当藏，仍须正确因应，因而既能不畜樊中，又能突破言路。

《养生主》、《人间世》，均言因应外境之难。《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实亦兼言因应外境之难。可见对于循德进道成技者，“养生”而明其“主”（葆德），已非大难，唯有因应外境直至功德圆满，达于“全生”、“致福”，方为至难。只有技进于道的庖丁，方才无难。《庄子》全书，多举神乎其技者，故吾谓之“以道御技，道不废技”。

上言虽为抽象之论，实寓操作之途。唯其何途，仍当自择。自择方为“自适”，反之则为“适人”。于道于技，你均已“既其文”，若能自省而正确应用之，就能“既其实”。

⒁今后打算

王：您的写作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这将是您的登顶过程。那么，登顶完成之日，也就意味着您的“计划时代”的结束，您是否要再定一次计划？到那时候您打算做什么，写什么？还是要走出计划，进入随心所欲的“自由时代”？

张：第三个十年，是最难的。登顶能否如愿，满意程度如何，目前都还不知。假如成功登顶，而且比较满意，健康状况、精力脑力也还不错，可能再做一个新的三十年计划，因为拾遗补缺的工作还有很多，工作量不会小于前三十年。比如学术方面，可以根据近年大量出土的三代以前、炎黄以前的文化遗存，研究伏羲学、炎黄学、三代学，厘清上古史，探明老庄以前的华夏古道之源，中华文明之根。这是重活累活，我未必还有精力承担。相对轻松的活儿，是注释《归藏》、《史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管子》、《吕览》、《淮南子》、《无能子》等等，或者研究其他诸子百家，范蠡、张良、嵇康、阮籍、陶渊明、苏东坡、刘基等人，还可以研究中国山水画、其他中国艺术等等。更轻松的是文学方面，可以写写早有腹稿的长篇小说《愚人街》、《视野之外》等等。我的兴趣爱好如此之广，永远不会无事可做，写作题材永远不会枯竭，只愁人生太短，毕生写不完欲写之书。求道永无止境，写作亦无止境。

2012年9月7日－201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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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旦暮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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