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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7月，初读先生所著《通天塔》，如遭电击，后在网上大量搜读先生作品，先生之书可购则购之。2003年8月，始与先生通电邮。2005年先生“庄子工程”开工以后，新作无不发我先读捉错，我得以亲历“庄学三书”的著述全程。八年往返电邮五百余封，对先生的思想学问和人生追求，及其“间世主义” 的因循内德和因应外境，感悟颇多，获益无穷。2006年12月，先生赴京，我又得以当面请益。2007年12月，《庄子奥义》在海南三亚举行首发式暨研讨会，先生邀我参加，我因工作原因未能成行，至感遗憾。

　　先生倾力著述，惜时如金，我平时不敢多扰。先生完成“庄学三书”之后，心情空前愉快，稍事休息调整。我趁机将积存数年的诸多疑问，多次询之先生，得蒙一一答复。今以新近问答为主，择要补入历年通信之相关内容，略作分类，与同好分享。

王业云小识2013年5月

⑥公孙龙的文化地位

王：在现代逻辑学（西方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今天，研究公孙龙的名学有何意义？公孙龙是否仅对中国有价值？

张：欧几里德以后，曾经认为几何学已经无事可做，但是黎曼等人又建构了非欧几何。托勒密以后，地心说盛行千年而视为当然，但是哥白尼又提出了日心说。牛顿力学以后，物理学似乎难以继长增高了，但是爱因斯坦开出了新天地。由于人类的永恒无知，科学的未来天地无限广阔，逻辑学的未来天地同样无限广阔。虽然西方逻辑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已经远比中国名学完善，今天的西方逻辑学更比先秦的中国名学完善，但是西方逻辑是一种线性的能指逻辑，它们的发展完善未必能够穷尽逻辑学的所有可能。中国名学是一种非线性的受指逻辑。它在惠施、公孙龙时代未能发展完善，但在中华新道术的视野中，就有可能发展完善，有可能弥补西方式能指逻辑之不足。我先抉发未能发展完善的先秦名学，意在进一步用《三指论》建构中华新名学，提出一种崭新的思维工具。不仅对理解古典中国有意义，也对建设未来中国有意义，或许也对世界有意义。

王：在庄子江湖网站看到《对掐：维特根斯坦和图灵》，其中讲到一个哲学家说，图灵给世界留下了计算机，维特根斯坦留下了什么？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张：图灵探索的是形下之技，留下的是形下的图灵机。维特根斯坦探索的是形上之道，没有留下形下的机器。形下的技与器，很容易被超越，很少有什么技术发明能够几百年不被超越，当代计算机领域的突飞猛进，决非图灵能够想像。但是关于形上之道的思考，并不特别容易被超越，中国人两千年没有超越庄子，西方人两千年没有超越柏拉图。维特根斯坦的价值就在这里，至少对西方极有价值。但在中国，维特根斯坦的价值不大，因为对于道的探索，天才的庄子过于超前了。在中国，图灵的价值大于维特根斯坦，因为天才的公孙龙，过早夭折了。

就此问题，还可补充几句——

哲学面对未知领域，科学推进已知领域。因此做科学家，其实比做哲学家容易一些。科学家在其专业范围之外，可以是、常常是迎合伪道之庸人。哲学家不可以是迎合伪道之庸人。这与他们面对的是不同领域有关。科学家可以生活于小年（其工作可能有大年价值），哲学家必须生活于大年。哲学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更大，个别伟大哲学家之价值，则无可替代。

伟大哲学家相对不太依赖伟大科学家，伟大科学家相对较为需要伟大哲学家。比如斯宾诺莎、叔本华相对不太依赖爱因斯坦，照样是伟人。但是如果没有斯宾诺莎、叔本华，爱因斯坦在其工作之外就可能是庸人。因为爱因斯坦除了工作，还要生活，而生活中的爱因斯坦必须面对巨大的未知领域，每时每刻都需要好哲学（价值观是其一部分）的引导。

王：请您概括一下公孙龙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对未来的价值。

张：公孙龙的先驱是惠施，惠施的先驱是墨子。墨子之所以成为中国名学的远祖，乃因他要反对的儒家，有孔子之前上千年的君臣纲常传统。孔子“从周”，不需要逻辑，只需要“圣言量”（印度逻辑学即因明学的第一权威），“述而不作”就行。墨子反孔、反儒、“反周道”，要挑战上千年传统，必须具有逻辑，否则没有力量。所以墨子开启了中国名学的黎明，惠施继之，但还很不完善。直到公孙龙的出现，中国名学开始系统化，可惜公孙龙出生太晚，面临秦灭六国，然后是秦火汉黜，《公孙龙子》数万言，于是残佚为如今的不足三千言。

中国名学，只能在秦火汉黜之后的两千年，承续残缺的公孙名学而从头开始。没有公孙龙，中国文化就是逻辑荒漠，缺乏合理性，无法找到天道的终极支持，就不得不彻底抛弃五千年文明，格式化清盘，然后全盘西化，彻底接受西方的文化殖民。有了公孙龙，中国文化就不是逻辑荒漠，就不缺乏合理性，就能找到天道的终极支持，无须格式化清盘，无须全盘西化，无须彻底接受西方的文化殖民，而是可以重新崛起。甚至可能重新领先于西方，同时避免西方文化（包括宗教、马哲、科学主义等等）之弊病。当然，中国之重新崛起，乃至再次领先于西方，并非终极目的，中国人为人类通往更高级、更合道的文明做出应有贡献，才是终极目的。

⑦庄子批评公孙的得失

王：请谈谈庄子的知识观。

张：庄子认为，六合之外的绝对知识（宇宙规律）是“道”，六合之内的相对知识是“德”（得）。绝对之“道”永远高于相对之“德”，人类的有限之“德”永无可能终极掌握绝对之“道”，因此人类必须绝对信仰、努力趋近“道”。一旦把相对之“德”拔高为绝对之“道”，伪道必将僭代真道。唯有不把相对之“德”拔高为绝对之“道”，人类对“道”的认知才有可能再进步。一旦把某种相对知识拔高为绝对知识，人类知识就不可能再进步，就无法趋近“道”，而必然悖于“道”。

因此《外篇·天下》（非庄子亲撰，弟子所撰，符合庄学）批判：“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郭象以降，“有为”被错误连读。）就是批判把相对知识拔高为“不可加”的绝对知识，导致知识难有再进步。由于中国人把“君君臣臣”的三纲五常拔高为绝对的政治知识，因此先秦以后的中国政治知识未能再进步，政治伪道长期僭代政治真道。

庄子的不足是：他在批判名家之学时，把相对知识与绝对知识的对立，过于绝对化。他不知道逻辑可以提供判断两种相对知识哪种更具相对真理性的客观标准，而仅仅断言所有相对知识都不具终极性和绝对性，因此庄学确有不利于知识进步的一面。

然而推崇绝对知识、批判绝对权力的庄子，毕竟比推崇绝对权力、助长绝对权力的儒家官学，更有利于知识进步。如果绝对权力成了知识的唯一来源，那么“权力就是知识”，教廷就能裁判布鲁诺、伽里略，皇帝就能裁判一切，权力就会生杀予夺，为了个体利益、族群利益、特殊利益集团而阻止人类全体的知识进步。

只有信仰作为绝对知识的真道，才能摆脱权力对知识的裁判，走向“知识就是权力”的通途。

庄子对绝对知识（天道）的信仰，不仅积极影响了古典中国的顺道文化；对于今日中国以至未来中国的顺道文化，仍然不可或缺；对于科学主义者把已知科学的相对知识予以绝对化、拔高为道的错误倾向，也是最佳解毒剂。

因此，庄子信仰绝对天道，与现代科学并不冲突。不信仰天道而信奉伪道的儒家官学，才与现代科学冲突，尤其与现代政治科学冲突。

王：庄子强调“真”，按说这与名家求真尚疑的“科学精神”是相通的，他为什么贬低惠施和公孙龙的辩题，走向公孙龙的反面？为什么他那么不信任语言？

张：庄子不信任语言，主要是在道的层面。我在《庄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中，都说明了庄子的“言/意之辨”，异于公孙龙的“言/意之辨”。庄子承于老子，强调的是“道不能言”，所以必须借技言道、借物言道。“道不能言”的主要原因，不是首先源于人类语言的鄙陋，而是首先源于人类物德的有限，亦即人类感官的鄙陋，其次才是人类思维、人类语言的鄙陋，所以人类不可能尽知天道。不可能尽知天道，当然不可能尽言天道，仅能确知天道是遍在永在的至高存在。自居尽知天道，必属强不知以为知。恬不知耻地强不知以为知，甚至自诩“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必属伪道。天道为我立心，天道为我立命，天道主宰万世，谁有资格僭代天道而强立？正是强不知以为知的无知狂徒僭代天道而强立违背天道的伪道，才使中国万世不得太平。

魏晋“言/意之辨”，乃是公孙龙层面的“言/意之辨”，没有理解庄子的“言/意之辨”。

人类思维和语言的鄙陋，都可以通过逻辑而趋于完善（中国象形文字比西方表意文字更不易于建立逻辑体系，是另一回事，参看拙文《中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逻辑有助于发展技，技的发展有助于趋近道，但是无论怎样完善的逻辑体系，都无法根本性消除人类物德的有限和人类感官的鄙陋。所以不仅今日人类科学不可能尽知天道，未来任何时代的人类科学都不可能尽知天道。

尽管人类不可能尽知天道，却不妨碍人类逐渐扩大认知天道的深度、广度、高度。老聃、庄子都持续扩大了人类对天道的认知，故有庄子所谓“真知”。庄子的个人局限和时代局限，就是针对庙堂伪道以伪道僭代真道并且宣称“尽知天道”（王弼“名教本于自然”、郭象“名教即自然”为其副产品），在标立“真道/伪道之辨”时，过于强调人不能尽知天道，以此驳斥那些以伪道僭代真道并且宣称“尽知天道”的痞士，从而因为其时代性的迫切战斗需要，而消减了中国人进一步认知天道的热情。许多人误以为，既然“人难尽知天道”，那么我们应该放弃认知天道。其实认知天道的万分之一，与认知天道的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是完全不同的。人类凭借持续认知天道，不断扩大局部知识，已从类人猿变成了人类，又从石器时代走到了信息时代。

庄子的部分局限，又情有可原地源于逻辑学萌芽时期很难避免的诡辩色彩。惠施作为中国名家的始祖，其逻辑学还相当浅陋，甚至可以说尚未抵达逻辑学的核心，因为惠施囿于墨学宗旨之“兼爱”而从事名学，于是提出“盈坚白，合同异”。庄子尽管与惠施为友，然而正确指出了惠施囿于形下之物，未达形上之道，乃是“逐万物而不返”、“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与惠施辩论的名家后起之秀公孙龙，才抵达了逻辑学的核心，即辨析名相，因而提出“离坚白，别同异”。由于公孙龙的众多辩题，名相上具有诡辩色彩（内容很少属于诡辩），同时公孙龙又比庄子年轻四十四岁，公孙龙成名之时，庄子已经进入晚年，思想已经基本定型，所以晚年庄子没能全面认识和正确判断公孙龙名学的重大价值。

风云际会，中华历史与逻辑学失之交臂：篡改了庄子的政治“屠龙之道”，放逐了公孙龙的逻辑“屠龙之技”，导致中华民族至今未能彻底走出僭主之龙的“伪道”。我的毕生工作，就是让庄子与公孙龙“庭外和解”，整合庄子之道和公孙龙之技。这是我身处中西会通时代的特殊“中西会通”，因为庄子是“中国人”，而公孙龙 是“西方人”。

抛弃庄子和公孙龙，中国文化必将精华皆无，中华民族必将成为文化难民，遑论对未来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只能被西方殖民，为西方打工，被西方思想洗脑，充其量变成黄皮白心的后现代庸人。只有整合庄子之道和公孙龙之技，才能重新接上先秦思想的地气，既吸收西方文明之精华，又批判西方思维、西方语言之鄙陋，使独特的中华思想对未来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开创未来人类新文明，帮助全球人类建设顺道文明，日益趋近永恒天道。

王：请简述魏晋“言/意之辨”。

张：魏晋“言/意之辨”，《庄子复原本注译》有之：

一，《惠施》注释[12]指不至，至不绝：手指（能指）不能达至（受指、所指），达至永无止境（无限逼近，永难合一）。参看《列子·仲尼》乐正子舆批评公孙龙辩题“意不心，指不至”，魏牟辩护为“无意则心同，无指则皆至”（详见绪论二）。以及《公孙龙子·指物论》，拙文《公孙龙〈指物论〉奥义》。○此为名、实之辨，乃谓能指（名相）不能彻底达至受指（实体）。兼为言、意之辨，乃谓能指（名相）不能彻底达至所指（意旨）。

二，《外物》注释[37]【辨析四】《老子》“名可名，非恒名”，言“道”不言“物”，乃谓“道不可名”，非谓“物不可名”。庄子“言/意”之辨，同样言“道”不言“物”，亦谓“道不可言”（魏撰《知北游》，参看《大宗师》辨析十三），非谓“物不可言”。至人不得已而假言，仍不能“尽道”，故当得悟至人论“道”之真意，丧忘至人论“道”之假言。〇公孙龙“指不至，至不绝”（魏撰《惠施》），言“物”不言“道”，乃谓“能指（名）不能抵达受指（实）”，即谓“言不能尽物”（其义亦甚精深），非谓“言不能尽道”。〇魏晋“言/意”之辨，分为“言不尽意”、“言尽意”两派，但多混淆庄子、公孙之辨。

《世说新语》有一条讨论“指不至，至不绝”，未得公孙龙要领。不知“三指论”，难明“言/意之辨”，于庄子，于公孙，皆然。

王：您说“庄子的思维方式，实为直觉式的思维方式，是美学式的，而非哲学式的，主要诉诸悟性，而非知性”，而庄子这种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乃至一切艺术，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太讲逻辑，这个责任是否该由庄子来承担？

张：庄、惠之间，庄、龙之间，在名学上主要是一场历史性误会，但其客观影响确实很坏。不过在历史法庭上，主要责任不应由庄子来负，而应由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来负。因为正常的学术争鸣，未必立刻就能辩出子丑寅卯，争辩的甲、乙双方很可能都有错（错的成分、方向或有差异），但是甲、乙的争鸣必将引出更正确的后来者丙、丁。如果先秦学术进程不被历史事变、政治权力蛮横打断，公孙龙的后学（比如我）可以对庄子后学进行反击，完善公孙龙名学，所以庄子对名学的批判虽然不无偏颇，但是未必无益。正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对雅典民主制的批判，未必无益，因为雅典的直接民主制确实很不完善。现代宪政民主制、代议民主制之所以比雅典直接民主制更为完善（当然远非尽善尽美），更大的动力不是来自于雅典民主制的赞美者，而是来自于雅典民主制的批判者。雅典民主制判处苏格拉底死刑之后，自己也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近代民主制出现之前，中世纪盛行君主制，所以中世纪的柏拉图之徒无不为苏格拉底叫屈。近代民主制出现之后，近现代的民主拥护者又批判苏格拉底的反民主。两者都是囿于一时一地的人间视点，没有达至道极视点，均属庄子所言“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庄子对名学的批判，在古典中国无不得到缺乏逻辑头脑的人们拥护，而在西方逻辑学进入中国以后，又受到迷信西方的人们批判。两者同样也是囿于一时一地的人间视点，没有达至道极视点，均未做到庄子所言“然于然，不然于不然”。

中国名学的突然死亡，类似于雅典民主制的突然死亡。打个比方来说，一位医生对心脏病人进行手术治疗，胸腔打开之后，领导却把医生强行叫出去，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主要责任当然应由领导来负。“反名学”的庄子，“反民主”的苏格拉底，都是误背罪名的医生。秦始皇、汉武帝，才是最该负责的领导。

雅典之后，西方形上学家（哲学），都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徒，西方形下学家（科学），都是亚里士多德之徒。直到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明既继承又突破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先秦以后，中国文化的一切，都被庄子影响，但是公孙龙没了。所以中国可以在形下层面领先西方两千年，但在两千年后全面溃败于后来居上的西方文明。只有重新整合庄子、公孙龙，中华文明才有可能重新崛起。

王：为什么多数民族选择了能指本位思维，而中国独有受指本位思维，印度却是所指本位思维？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类型的思维（美洲文明、非洲文明）？

张：所有民族无不有过受指本位思维（原始民族无不如此，美洲、非洲、澳洲的土著文化皆然），但是“文明”立基于“文字之发明”，而仅有中文是象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其实仍是字母，只是把字母画成动物形象，商博良已经破解埃及象形文字实为字母读音）。其他民族无不从象形文字转型为拼音文字（无文字者不论），既是某种文明进步，又是出于无法创造升级版象形文字的技穷。中国因其文化特殊性，独缺这种转型，乃是因为中国人以其独特智慧使象形文字获得了突破性完善（一如中国式君主制度的突破性完善），所以中国人保留了受指本位。而欧州因其宗教特殊性（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一神教，与一元论的天道论相近），发展为以能指为本位（上帝以言创世，先有名，后有物）。印度因其地域特殊性（热带、亚热带）和宗教特殊性（多神教，不是上帝以名创世，而是类似于盘古以身创世的“梵化万物”），发展为以所指为本位（追究个体的人生意义，结论是无意义，空；摆脱无意义的俗世生活成为真意义，脱离轮回，不再转生为人，而是复归于大梵、极乐世界）。按照三指论，不会有其它类型的思维，三者必居其一，或其混杂。

王：思维方式与民族生存环境是否相关？

张：思维方式既与生存环境（外境，天地，客观因素）很有关系，也与民族领袖、哲学先知（人，主观因素，总设计师）大有关系。不由单一因素决定，而由多种因素（天、人、外境）综合决定，其中不乏某种程度的偶然性。但是强调偶然性无益于未来，辨明偶然表象背后的必然性因素则有益于未来。必然性因素（名，道，能指），乃是所谓“有之未必然（暂时未必然，未来可能然），无之必不然”，未必立刻兑现为现实（实，受指），或许要等到综合因素齐备的某种未来时机。

弘道者的使命，就是添柴加火，促使综合因素齐备的时机尽快到来，同时避免欲速不达的狂躁激进。

⑧庄子与公孙的互补及其意义

王：您整合庄子奥义与公孙奥义，整合先秦道家与先秦名家，是否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庄子与公孙之谜是中国之伤的远因，庄子、公孙龙之道既是中国疗伤的治本之方，也是人类认知天道、趋近天道的双眼和双脚？

张：庄子是古典中国哲学思想的顶峰，公孙龙是古典中国思维方式的顶峰，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对这两位先秦最伟大思想家的扭曲和遮蔽，确实是古典中国精神内伤的两大表征。重新评估庄子之道和公孙龙之学，确实有助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不过我觉得由于他们两人的巨大差异，表述为双眼或双脚未必恰当，不如说庄子是头脑，公孙龙是双脚。庄子的头脑，可以闻道悟道，公孙龙的双脚，可以行道成道。具备庄子式头脑和公孙龙式双脚，中华道术就能闻悟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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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旦暮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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