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搭档

八十年代初，陈佩斯和朱时茂总是混在一起，两人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

朱时茂刚演了《牧马人》，是很多姑娘的梦中情人，收到一封又一封情书。陈佩斯则不修边幅，顶着一颗锃亮的大光头，一年四季踩着同一双布鞋。

两人吃饭的速度也不一样，朱时茂半碗面还没吃完，陈佩斯已经吸溜吸溜地吃完了两碗。之前上山下乡的生活，让他养成节俭和爱惜粮食的习惯。

对于表演的追求，他们倒是出奇地一致。当时电影厂经常组织现场演出，歌手唱歌，相声演员说相声，电影演员只能诗朗诵。陈佩斯和朱时茂觉得没劲儿，一起琢磨能演什么新鲜玩意儿。

两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小品：“把平时训练演员的小品加工一下，搬上舞台，一定有人喜欢。”不久后他们捣腾出一个叫作《吃面条》的小品，谁看完都乐得不行。俩人凭此四处走穴，赚了不少钱。

19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听说这个节目，派相声演员姜昆去找人。姜昆骑着自行车满城跑，终于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安排他们在体育宾馆试演节目。

演了40分钟，所有人都笑得前仰后伏，有个大师傅把衣服纽扣都笑崩了。演完后大家不放他们走，非要他们再演一个。陈佩斯和朱时茂无奈地看了对方一眼。他们没有准备下一个小品，只好每人给大家献唱一首歌。陈佩斯唱了《我的太阳》，朱时茂唱了《外婆的澎湖湾》。

本以为大家反应这么好，上春晚没啥问题，谁知表演结束后，就传来了质疑声：“春节晚会上，让全国观众这么乐，合适吗？” 回到台里，两人又接到各种审查意见。

陈佩斯是个犟脾气：“老茂，咱干啥在这儿受罪呢？”朱时茂一寻思，不演也无妨，俩人就走了。姜昆知道后赶忙骑上自行车追他们，把哥俩好说歹说地劝回来。

大年三十春晚直播前半小时，领导还定不下来《吃面条》能不能上，毕竟小品从没出现在春晚舞台，怕捅出什么篓子。最后，导演黄一鹤心一横，对陈佩斯和朱时茂说：“你们上吧，犯了错误算我的。”

那是人们在黑白电视机里头一回看到小品。陈佩斯扮演的龙套演员陈小二，向朱时茂扮演的导演毛遂自荐，争取一个吃面条的角色。逼真的无实物表演，把观众逗得直乐，造就了那届春晚最成功的节目。

< 《吃面条》 >

陈佩斯演完很高兴：“它标志一个特别畸形、特别紧张的社会改型了。人们可以笑了。”

小品之王

《吃面条》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被全国观众认识了。

有一回朱时茂去公厕，听到一个小孩说：“你吃一碗吧？”另一个小孩说：“我吃饱了，你再吃一碗吧。”他恍然发觉小孩在模仿自己和陈佩斯。

不久后，二人延续《吃面条》的故事线，排演新小品《拍电影》，将其搬上1985年春晚舞台。节目很成功，“风湿性关节胃”成了新的流行词。

1986年，赵连甲和焦乃积写了《羊肉串》的剧本，邀请赵丽蓉和陈裕德出演，但他们怎么演都感觉不对，导演组想到搭档默契的陈佩斯和朱时茂，把他俩拉了过来。

朱时茂为了演好城管的角色，跑去工商市场观察管理人员。陈佩斯为了演好小贩的角色，跑到路边观摩小贩如何烤羊肉串。这个小品比《拍电影》反响还好，它不仅能逗乐观众，还能让观众笑完感受到一丝民间疾苦。

春晚后小孩们有了新的模仿素材，学起陈佩斯那充满孜然味的新疆腔调：“羊肉串，羊肉串，新疆的羊肉串嘞。”

观众的喜爱让他们越发投入到小品中。朱时茂每次上台前，会在后台跑上几圈，确保自己在台上拿出最饱满的激情。陈佩斯每次演完后，立刻想下一年要演什么。

他们在戏里是最好的搭档，在戏外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到街上观察市井生活，晚上回到屋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对段子，彼此在一起的时间比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还多。

相处得久了，朱时茂越发觉得陈佩斯抠门，常年不带钱包，吃饭都是朱时茂掏钱，也不买手机，需要时就借用朱时茂的。

有一回到东北演出一个月，朱时茂带了好几双袜子，陈佩斯只带了一双，还是露出脚指头的破袜子。他说：“我晚上洗洗，第二天就干了。”

还有一回去南宁演出，陈佩斯看上店里的小狗，跟朱时茂说：“我刚去逛了逛市场，那对小狗特别好，但老板硬是不降价，非要800块钱。”朱时茂听完立马去店里买回两只小狗，分给陈佩斯一只。

那时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叫《神探亨特尔》。他们用剧里的名字给小狗起名，朱时茂那只叫亨特尔，陈佩斯那只叫麦考尔。

面对媒体提问，朱时茂自信地说：“你问陈佩斯，谁是他最好的朋友，他铁定说是我。”

出走央视

陈朱二人的表演和剧本越来越成熟，但在春晚这条路上，他们却遇到越来越多的坎儿。

1988年，排演《狗娃和黑妞》时，他们希望导演组能满足单机拍摄的要求：“这样小品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喜剧效果会更好。”没有人理会他们。

1990年，陈佩斯希望在《主角与配角》中，让自己扮演的叛徒反串演党员。尽管他一再争取：“为了让老百姓快乐过年，小品不应该有太多负担。”还是遭到各种反对。后来在导演黄一鹤的力挺下，节目才勉强挤进春晚舞台。

1991年，《王爷与邮差》进行技术型舞台实验的想法未被采纳，剧本也迟迟无法通过审查。他们修改无数次，无数次被否定，只好暂时把剧目搁置。

1994年，他们干脆写了《大变活人》这个纯粹搞笑的作品。有人评价：“它粗略得根本不像是陈佩斯和朱时茂做的东西。”他们回应道：“我们知道你们会说这个层次很低。好极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就要做纯喜剧的东西，告诉你，让你笑，不是为了教育你。”

1998年，折腾好几年的《王爷与邮差》终于面世。明明彩排没有问题，直播时却出现许多失误。一会儿没有枪声的音效，一会儿没有万众欢腾的音效，影响了剧情的连贯性。更糟的是，朱时茂的话筒突然失灵，只能拼命靠近陈佩斯，蹭着他的话筒说话。节目结束后，他们失落极了。

陈佩斯说：“为了十几分钟的东西，要拿出半年时间反复磨，反复被审查，这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年年如是。一下十几年，等于一个人最好的时间都给了它，最后发现是个很不幸的结局。”

< 《大变活人》 >

隔年，他们发现市场上售卖自己的小品VCD，是央视下属电视总公司盗版的。不仅没给他们版权费，连知会一声都没有。

他们很生气，找那边的负责人理论，谁知那人说：“我就出了，怎么着？陈佩斯和朱时茂还不是我们捧起来的？”

他们一听更来气了。当初他们来春晚的时候，还没有小品这个栏目，是他们和其他小品演员，一步步把这个栏目做起来的，现在怎么反倒说是栏目把他们捧红的？

两人索性将其告上法庭：“他们随便对我们说NO，我们也对他们说一次NO。”

被“封杀”的日子

2002年法院作出判决，要求电视总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在《中国电视报》上刊登致歉声明，并向陈朱二人支付著作权侵权赔偿金33万元。与此同时，他们基本失去央视有关的商业演出邀请，其他电视台也不再热捧他们。

有人说：“佩斯和老茂还是不聪明，为了33万的版权费得罪了这么大的电视台。看看金庸先生多会做人，一块钱就把《笑傲江湖》的版权卖了。”

陈佩斯回应：“那是我和老茂创作的作品，是我们用来养家糊口的，你家的存折被别人拿走了，你能忍吗？”

别人依旧不能理解他们，大多数人默许自己被侵权，甚至把它当作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

陈佩斯不以为然：“在一个有规矩的世界，我们才能活得更好。我们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十年，难道还要继续烂下去吗？今天必须有人出来说，否则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会愤怒。他们愤怒的不是强权，而是每一个对强权低头的人。我不想让后人嘲笑我。”

多年后陈佩斯回忆这场官司：它就像老天爷给我的一个台阶，正好不想做春晚了。

十多年的时间消磨了他们对小品的热情。离开央视之后，两人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朱时茂下海经商，陈佩斯导演话剧。

拍第一部话剧《托儿》时，陈佩斯几乎把全部身家砸了进去，为了筹集更多资金，还接拍了一贯看不上的商业广告。如果失败，他将血本无归，于是铆足了劲要拍出个好作品。

排演的日子，他成夜成夜地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梦里也在背台词和走位，体重掉了好多斤，胡子都给熬白了。

上映日期临近，他每天都紧张得心脏砰砰直跳，晚上要吃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白天要猛灌一杯浓茶提起精神。

开启全国巡演才发现，很多小地方的剧场设备很差。表演前，他亲自带着大伙儿赶走闲散人员，清扫剧场的粪便和垃圾。表演时，他还得跟观众立规矩，很多人不知道看话剧要保持安静、不能随意走动。

编剧史航说：陈佩斯是建立话剧市场，尤其二三线城市的话剧市场，苦劳最大的人。

为了让话剧卖得更好，陈佩斯请老友朱时茂来捧场。

朱时茂答应演三十场，后来拼命演到三十三场，感觉身体吃不消了。他说：我是一个喜欢放松的人，佩斯是一个有追求的人，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

独自前行

《托儿》市场反响不错，陈佩斯又继续做了《亲戚朋友好算账》《日出》《阳台》等舞台剧，忙得不得了。

朱时茂见到陈佩斯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见面时，他发现陈佩斯好像一点儿没变，还穿着二十多年前那样的老布鞋。陈佩斯说：“原来7块，现在12块了。”

朱时茂送他一副高尔夫球，跟他开玩笑：“咱们同岁，你现在看起来像六十岁老头，我还像二十岁小伙儿呢。你要记得运动，不要把它摆在那儿当文物。”

有人问陈佩斯：“为什么这么辛苦地做话剧，像当年那样走穴不是能赚更多吗？他说：“挣了钱干啥呀？”对方说：“买房呀。”他说：“买了房干啥呀？”对方说：“买车呀。”

他顿了顿，接着说：“多贵的车子，它也是四个轱辘，多贵的房子，我最终还是睡在一张床上。前阵子我买了一张很贵的床，睡得我腰疼，医生建议我不要睡那张床。幸亏当初装修的时候留了一个小炕，还是那硬板适合我。”

陈佩斯之所以做话剧，是因为想要钻研喜剧艺术。十多分钟的小品局限太多，话剧是一片更好的试验田。他从中外舞台的戏剧源头，研究各种理论和大师作品，再结合当下的大环境，打磨出属于自己的作品，又开创了大道文化喜剧训练营，培养优秀的青年喜剧演员，儿子陈大愚也加入其中。

只不过午夜梦回之时，他会感到一丝孤独：“就像一百多年前，闯关东的人到了黑土地上，占了这么辽阔的地，我一个人种不过来。这片土地太辽阔了，但从者寥寥。没有竞争的对手，使我很寂寞。”

陈强之死

2000年，姜文找八十二岁的陈强出演《鬼子来了》里“一刀刘”的角色。

当时陈强的身体已经不太好，要老伴儿陪着一起去片场，但他在片里完成了浇冷水、骑毛驴、耍大刀、翻跟头的戏份，坚持不使用替身。

< 《鬼子来了》 >

2008年，陈强开始出现失忆的症状。奇怪的是，他把早年遭遇的人身侮辱、皮肉之苦全忘了，而高兴的事情基本记得。

陈佩斯把他安顿在北京郊区一座带有花园的宅子里。为了让父亲轮椅出行方便，他特意请人在花园里安了一个木制栈道，还在院子里种满了父亲最喜爱的海棠树。

2011年，陈佩斯的新话剧《雷人晚餐》在北京世纪剧院首演。93岁的陈强拉着老友于洋，去现场为儿子捧场。他看不清舞台，也听不清台词，但依然打心底为儿子高兴。以前别人叫陈佩斯“陈强的儿子”，如今管陈强叫“陈佩斯的父亲”，儿子出息了。

陈佩斯仍然会和父亲探讨喜剧艺术，哪怕他觉得父亲已经听不懂了。有一天，他和父亲说自己在研究人类的笑行为，以为父亲不会有什么回应，谁知父亲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你能想到这些真是太好了。”

那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的心窝被戳了一下，原来父亲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依旧惦念着喜剧，惦念着自己。

2012年，陈强病情急剧恶化，常因肺炎和肾衰而高烧，陈佩斯停下手头的工作，在家伺候老人的起居。

后来陈强住院，他便跑到医院，亲自帮父亲端屎端尿。这时候他再和父亲说喜剧的心得，父亲已经无法开口交谈了。为了给儿子回应，他微弱地握了握手。朱时茂来医院看望陈强，给他塞了一万块钱。

2012年6月26日，陈强去世。陈佩斯说：“他走得非常安详，非常平静。这是白喜事。”陈佩斯和张国立等人把陈强的遗体抬入冰柜，朱时茂也到陈强家中致哀。很多人说：“上帝想看电影了，所以把陈老爷子带走了。”

陈佩斯年纪渐长，外貌和父亲越来越像，有时照着镜子，一晃神似乎又看到了老父亲。

许多年过去，他依然记得父亲跟他说过：“老百姓太苦了，咱们需要为他们带来快乐。”

别人问陈佩斯：“你还要搞多少年喜剧？”他说：“那就看老天爷赏我多少年。”

无法回去的春晚

不演小品的这些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已经很少看春晚了。

2013年，央视春晚导演哈文邀请他们回来演出，他们一口回绝。哈文不放弃，又找他们说：“你们不演，坐着看也成。”他们没答应：“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这一年，早已名声大噪的郭德纲第一次上春晚，很多网友却觉得不好笑。陈佩斯分析：“相声有相声的属性，相声来源于市井，春晚是个体面的大型晚会，把市井文化放上去不合适，不说他们，我的也一样。”

2014年，央视春晚导演冯小刚再次邀请陈朱二人出山，他们又拒绝了。朱时茂说：“很难超越过去，我担心一世英名毁在一次春晚上。或许七老八十的时候，我们会来一个收官之作。”陈佩斯说：“没有好本子是一个原因，更多原因是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的。”

大家没想到，这年他们在另一个地方实现了“合体”——朱时茂儿子朱青阳导演处女作《谍·莲花》。那天，老茂给陈佩斯打电话，陈佩斯二话不说就答应客串。挂了电话，老伴儿问他演的是什么角色，他才想起来忘记问了。

2020年，在北京台春晚上出现了一次特别表演。

陈大愚与朱青阳将父辈的经典之作《吃面条》，重新演绎成《老面新吃》。

台下的陈佩斯和朱时茂看得乐开了花，眼角不由得泛出一丝泪光。三十六年前，他们也是这般年纪，也是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朱时茂说：“盛满！盛满！你这个角色吃面要吃整碗。”陈佩斯捧着溜圆的肚子，打着饱嗝儿：“哎呦导演，我实在是撑得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