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萌萌“吸毒之谜”:网络中的真相由谁来一锤定音?

牛萌萌“吸毒之谜”:网络中的真相由谁来一锤定音?

知著网 内地女星 2020-06-26 22:49:13 509

「对于“快”，我们的应对之法反而是“慢”，“等一个石锤”、“等一个真相”等做法，是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中保有“理智”与“情感”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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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禁毒日，随着牛萌萌“吸毒之谜”真相的尘埃落定，这件事也成为今年最引人注目的为禁毒案例之一。
自6月23日以来，这件案件发展宛如坐过山车，经历四次“反转”。 

▲事件时间轴

首先是当天下午媒体登出了牛萌萌因吸毒在5月中上旬被查处的消息，随后，牛萌萌本人随即回应称是假新闻，事情发生了第一次反转。
之后，媒体于当晚再度发布消息称“多方证实”吸毒事实，同时北京禁毒微博账号转发了新闻，事件发生了第二次反转。然而仅仅在12分钟后，牛萌萌晒出了多张直播的数据，称媒体‘信口雌黄编造新闻”，随后“北京禁毒”隐藏了转发的新闻，事件发生了第三次反转。 

▲牛萌萌力证自己的“清白”

直到6月24日下午18：30，大兴公安微博账号发布了情况通报，确认了牛萌萌曾于5月被行政拘留的事实，事情的真相才算彻底的尘埃落定。 

▲大兴公安“一锤定音”

事情结束后，从微博到知乎，不少人都在讨论为何牛萌萌能如此“头铁”的说谎？但除此之外，事情的频频反转中也同样暴露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案情确凿以后，有不少人都返回到了牛萌萌“自证清白”的微博下去留言，认为这是对那些曾经谩骂发布新闻媒体造谣的人曾经的行为“打脸”，有人说《新京报》终于在公众信任上“扳回了一局”。
▲大兴公安“一锤定音”

不过问题也就在于此，这个事件再一次呈现出了一个早已存在的矛盾：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相信媒体了？网络中的真相越来越难获得了吗？


“媒体”：我们的不安感从何而来？

如果我们将这件事中引发反转的三方“拎”出来审视，媒体作为消息渠道是中介的角色，人们对媒体的信任来源于过往的积累；牛萌萌是当事人，人们对其的信任来源于对一个人的基本的信任；而北京禁毒以及北京公安等账号既是事件中的另一个当事人，也是案件中权威性的代表。

在曹林老师的评论文章中称，媒体比个人更具有可信度，随后从个体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而选择撒谎的角度论证了这个观点。
 ▲曹林《媒体比牛萌萌萌们可信，不是个案而是新闻规律》
在这里，我们先按下对于在这个事件中“我们为何选择信任发声的个人”这个问题的讨论，从客观性上来说，一个人说谎的成本的确比一家媒体说谎的成本要小的很多。既然如此，为何“我们该信谁？”这种对于新闻信息的不安、疑惑成为了现在的常态，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为何不再那么信任媒体了呢？
其实，对于媒体的不信任是近几年才有的，准确的来说，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自媒体兴起的下必然的“产物”。
在过去只有报纸、电视、广播的年代，新闻的发布由媒体掌控，信息的流动渠道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当事人借由媒体发布信息，传达给观众，然后相关人士再经由媒体做出反馈或者回应。
因此，过去对于媒体的信任，来源于作为信息沟通的平台的信源的信任，也来源于来自媒体内部专业规范提供了准确性。再加上在纸媒时代能发行报纸的、能办电视台的，都是获得了许可证的媒体，这一点也成为公众信任感的来源。 比如过去我们很少会对报刊亭买到的各类早报、晚报等都市报的报道内容产生质疑。
 ▲过去有各类的都市报
但是这种媒体对于信息的“垄断”随着自媒体的出现消失了。过去笼统的“媒体”分割为了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信息的爆料的报道不再需要经由新闻媒体了，当事人可以自己发声，新闻媒体的合法性就开始慢慢减弱了。 
首先，新闻媒体的合法性和信任感来源于对信息的一手报道，但是当新闻媒体被挤下垄断的位置，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或者做出评价的时候，公众的选择就变多了，一定意义上来说，那些过往容易被掩埋，不易发觉的真相就更容易被看见。 
比如爆于自媒体的兽爷的《疫苗之王》文章中的长生生物不合格疫苗案、丁香医生的权健帝国，这些都极大的推动了这些调查报道和深度报道案件的发展。 
 ▲兽爷的《疫苗之王》
而现在我们对于自媒体信息爆料的期待，甚至可以与90年代《焦点访谈》的地位相媲美。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个人想要举报的途径，@媒体虽然也有但是少了，反之@大V，或者直接@公权力机构的更多了。
在这个不再强调媒体从业证或者许可证、不强调媒体主办者主体权威性的环境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完成互联网转型的市场化的媒体一定程度上与自媒体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而自媒体带来的“不准确“和”不安感”就会延伸到这些传统的媒体机构中。
▲《焦点访谈》
其次是越来越快的信息报道“时间”。
马克思曾提出了“有机的报纸运动”这一概念，他认为事实的真相是一个过程，最初完整的事实可能以各式的观点呈现，甚至每篇单独的报道看起来可能是片面的，互相矛盾的，但是只要报刊有机的运动者，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莱茵报》工作
但现在，一个信息从被爆料到真相的完全挖掘的全部过程都呈现在网络中，加快的“速度”也让信息“审核”的环节消失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再等待一个“审核”的时间，而这个初次的审核和筛选的过程在过去是在报道被报道出来之前就完成了的。
所以我们所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新闻反转，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媒体们更不可信了，而是我们更快、更早的知晓了信息。
罗一笑事件可以算是反转新闻早期的代表，最初曝光于媒体人罗尔个人媒体平台中，然而随着其他人的爆料，事件发生了反转，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其实也是一种真相被逐渐挖掘的过程罢了。

 ▲罗一笑事件
但“反转新闻”往往以牺牲或损耗公众信任和情感为代价，也是为何“事实核查”逐渐成为媒体行业一个重要的词汇的功能转型。 
而在这次的牛萌萌事件中，“反转新闻”与“假新闻”频出的背景成为牛萌萌“利用”的工具，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对媒体的信任度早已降低。但更深层次上来看，反转新闻实际上反转的并不是新闻，凸显的是网络时代下被迫分散的“信心”和‘信任”。
这也是为何这件事中最终一锤定音还是依靠公权力，也许行业内人员等媒体从业者可以从报道中的“信源”等专业词汇里为可信度增添砝码，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在媒体与当事人对峙时，显然北京禁毒或者大兴公安等更可以信赖。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如何重塑信任对于所有新闻媒体来说都是一种考验。

“理智”与“情感”：我们应该抓住哪一根“浮木”？

那么这种不安感，或者说对于媒体的怀疑一定是坏事吗？知著君觉得是好事也是坏事。
质疑是好事。如果说过去我们全心全意信任某一家媒体的报道是一种没有选择下的选择，那么现在这种“不安感”背后，其实是由互联网带来的选择的自由以及发声的自由。
对权力怀揣质疑是一种独立精神的代表，一定意义上，相比之前有序的信息传播环境，现在相对无序的、混乱的信息传播环境使我们被迫或主动的增强自己的辨识能力，锻炼独立的精神。 
比如“汤兰兰案件”中对隐私权的讨论，还有疫情报道中对于如何进行科学报道的讨论等，都是对媒体的网络报道方式的质疑，同时也会推进一个更好的媒体环境的形成
 ▲汤兰兰案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当事人发言后，选择相信牛萌萌的发言，忽略了个人撒谎的成本比媒体撒谎的成本要小这个“理性”的因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讲，现在网络中的爆料需要一点点“情感”上的信任。
 

▲山东顶替上学当事人的网上求助

我们更愿意给一个人发声的机会，因为这是目前获得关注的一种方式。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信任，信任在一般状况下，大家都是“说真话而不说假话”的。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个人的欺骗和撒谎行为造成的危害也更大，因为一旦个人在信任体系中说谎，就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到这个根基。
但虽然说质疑是好的，而谩骂就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不得不说，质疑空间的扩大还意味着网络环境中的“容错率”就更低了，后果也会更严重。一旦媒体出现差错，就会直接影响对媒体的信任，甚至会演变为一种谩骂。
比如在牛萌萌事件中，当牛萌萌的自我生命出现之后，下方的评论都是将新京报成为了“心惊报”，或者其他对于新京报的批评。
▲网友在事件确定后的评论
这一方面是因为牛萌萌的语气过于“坚定”，另一方面，却是需要重新认知媒体的权威性，也认识到网络中信息传播的特性，即真相需要时间。 
因为当事人的发言就断定一家媒体，其实反而偏离了“质疑”的精神，质疑是指不迷信权威权力，同样也指不迷信于表面的弱势或者弱小。
在难以辨别的真相的“不安感”与情绪化的谩骂中，其实，现在的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方法，或者对策，那就是“等”。对于“快”，我们的应对之法反而是“慢”，“等一个石锤”、“等一个真相”等做法，是在这种不安定的环境中保持“理智”与“情感”最好的方式。
当然，我们希望媒体的质量能越来越高，也希望能在信息的洪流中有越来越可以抓住的救生浮木，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能有越来越高的媒介素养，能更好的判断信息的真伪，但在实现这些美好目标的漫长路上，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质疑，但同时也“慢”一点，让理智成为情绪的保护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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