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拉拉

编辑｜刘斌

摄影｜尹夕远

黄觉敞开着胳膊坐在咖啡厅进门最显眼的位置，昏暗的灯光下，他的头发是花白的。这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全国上映的当月，他是里面的男主角。

人到中年，他开始发胖，年轻的时候为了演一个角色，他需要吃牛羊肉增肥，但现在他需要减肥，在凯里（《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拍摄地）扔掉的20斤悉数长了回去，还多送了三两斤。他不是因此才在咖啡馆里没有被认出，出道17年了，他仍可以独自去超市买菜，不需要保镖。

在《路边野餐》拿到台湾最佳新人导演和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之后，毕赣的第二部电影统共吸纳了近5000万的投资，主角加入了专业演员。「汤唯都能请到，他可以请到他想要的人。」最终，毕赣选了夹在主流和边缘之间的黄觉。

在作为演员的路上，黄觉是含着「金汤匙」出现的。第一部戏就在大银幕上和周迅演对手戏，陈坤当配角。2006年，他参演徐静蕾自导自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2008年，在央视播放的《倾城之恋》给他带来了大量的粉丝，粉丝小组一度被挤爆。在21世纪的头10年，黄觉这两个字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新闻。

影迷以为他会越来越红，但他没有。2011年「不婚主义」的他选择和一位芭蕾舞演员麦子结婚，那之后他的社交网络更多是关于生活。他还在继续拍戏，有的有质量却没大的影响力，有的则被老影迷们在小组里吐槽：「他都没有什么事业心，把演戏当成赚钱的工具……早就对黄觉没感觉了，觉得他结婚后特别没劲。」

黄觉早先接了一个金融产品的广告，在里面他的台词是：「我是个loser吗？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一个演员，没得过奖，也不红，出门不用戴墨镜。有人请我做代言，我的第一反应是，找我？别把客户给耽误了。我今年40，有一个老婆，俩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还有一条狗。我当然焦虑……一个平凡的演员，撑着一个还算合格的男人，和一个挺安全的家庭，我觉得我还行。」据说是这条广告，让毕赣选择了他。

和大部分演员相比，黄觉没有一根筋要出头的执着和对表演生涯的洁癖，他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他维持着四口之家，接受开公司，做投资，拍网剧，把自己的职业范围拉得很宽，是在生活里解决问题的人。换一个职业，他可以是守门的保安，餐馆里的跑堂小哥，自然也可以是《地球最后的夜晚》里不停在寻找失踪情人的罗纮武。

黄觉已经43岁了，2014年初在一次常规的肠镜胃镜检查中，他被误诊为肠癌，陪着他的是小他14岁的妻子，两个孩子。「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和医生确认手术方案，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下面还接了一个戏约，是不是能赶上给拍了，把钱挣了，也算有个交代。这辈子就算到这了，剩下来的时间我就自由了。」

所幸那是一场误会，这之后的黄觉更加在意生活本身。在与《人物》记者对话的过程中，黄觉说自己确实看重演员这个身份，但他更愿意把它视为一份工作。曾经有人问他，什么时候觉得最幸福，他说抱着儿子给他把夜尿的那一瞬间是幸福的，「我是一个比较实际，活在当下的人。」

以下是黄觉的口述。

大银幕上的艺术电影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演这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主角。

毕赣的《路边野餐》刚出来我就看了，转发了一条微博，找人联系毕赣想要一个角色，这是我人生里第一次主动找戏拍。因为看到最后《小茉莉》歌出来，镜头切到发廊女身上，那个场景让我有点想哭。

有的时候人被一样东西感动了，可能不是因为高兴，难过，或者感慨，还有可能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它很难被概括，但电影作为一个整体，到了那个点就会让人有那样的感觉。后来我身在其中，拍摄结束了依然不知道怎么说，但知道那种东西在我身体里，它往外乱冒，整个人都被它弄得变形，和最初感动我的是同一种东西。

2016年冬天毕赣打电话给我，那时候还在长白山拍戏，他说：「觉哥，我那个剧本里你的部分越写越重了，但是我没见过你本人，我想见见你。」他正好在写一场雪的戏，就带着妻子和他公司的全部员工过来了。

下班之后，我们在酒店见面，他说女主角的名字叫山口百惠（最终改成了「万绮雯」）。导演跟演员聊戏，说出第一个女主角的名字叫山口百惠，这本身就是一种诗的语言，把我之前对电影的认知全部推翻。我们在长白山只吃过两次饭，他一直在酒店里写剧本。他写的是场假雪的戏，因为罗纮武是一个泡沫厂工人。万绮雯在电影里一直唱《蓟花姑娘摇篮曲》，因为毕赣喜欢唱这首歌的歌手名字里面有个雪字，他喜欢雪。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帮他。

《地球最后的夜晚》这部电影一共花了我11个月的时间，正常来说，我一部电影的档期是3个月。2017年4月我就去了凯里，从北京飞去贵阳，从贵阳到凯里要坐2个小时20分钟的汽车，去那儿的路上，和我的家乡南宁一样全是山，我知道离那个（把我感动的）东西越来越近了。

一开始我被安排在毕赣外婆家里，山上车子上不去，我自己拎着箱子走，经纪人在后面拍照片，就觉得我去参加了《变形计》（一档真人秀节目）。到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减肥，每天喝牛奶，或者吃根香蕉。毕赣派了副导演当语言老师，每天让我掏出一本小说叫《八月星期天》用凯里话读。他家里有一只很凶的土狗，我怎么讨好它都吠，晚上听着它在外面一声声地叫。

电影中间因为资金的问题「假杀青」过一次，那个镜头停在矿洞里，当时没有一个人说话，所有人脸都是阴的。中途一个场记生病了，后来她想回来，免费上班都可以，但剧组说：「就算你免费，我们连一个人的吃住都承担不起了。」

最后一个长镜头，我们当时只有两天时间，一天只能拍三次。没有一个人心里面是有底的，如果说过不了，那这部电影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完，因为所有人的档期都到了，过几天就是春节。作为一个专业演员，我从来没在以前的拍摄里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按照常规来说，艺术电影不走大银幕，商业片有自己的剧本逻辑，但《地球最后的夜晚》是试图进入主流世界的艺术片，所以导致它成了票房最成功的一部艺术电影，也成了被骂得最惨的一部艺术电影。

我记得票是12月初开始预售，因为赶在跨年场，宣传起了一个现象级的效果，高到别的电影不敢开预售，开影前到达了2个多亿的票房。结果第二天，它果然就出现了一个坡度的下滑。它不是文艺片，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心里都有预期。

毕赣他应该是希望大众看过会有之前他看塔可夫斯基的感觉。第一次看觉得这是什么垃圾电影，之后才能慢慢去回味。就像有个外星人经过，人们看到它，「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然后细想了发现，从头顶上飞过的是飞碟。

任何的艺术形式都是如此，在冗长的生活里突然间擦出一个洞，然后那些带头人说，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照 

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

电影拍完之后，要在戛纳首映，毕赣叫我去。那是我第一次有资格去戛纳现场，但没有等到宣布获奖，就回来了。当时我在横店拍电视剧，因为工期什么的，一走可能会对剧组带来影响，不能拖累人家。

那天我是带着麦子（黄觉妻子）一起去的，红毯比我想象中的要短得多，特别怕尴尬，就一阵风过去一样，走得特别快，以至于都忽略了当时麦子穿的鞋子不太方便，没照顾到她。

戛纳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符号，看起来是一个同类人的聚会，但其实里面各式各样的人，怀揣着各式各样的欲望——表达欲望，创作欲望，或者是在电影上一些附着的名利上的欲望，权力上的欲望，在那里面很完整。

很多导演会一而再，再而三渴望入围，上电影节，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去感受那里所带来的会滋生他们拍电影的欲望，但其实我不大愿意出席这种（活动）。

演员这个身份对我来说很重要，它是一份工作。但其实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表达欲，也没有对表演这件事情很强的执念。汤唯是一个很棒的演员，电影里有一个镜头需要后背有一个红印子，化妆效果不好，就直接拿了一块瓦片去割。但如果是我，我可能会先想有没有别的办法，我没有她那么快决定，只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那样。

有的人对电影很热爱，比如就像你说的，胡波导演宁愿挨饿也不去拍广告糊口，我很尊重这些人。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目标不怎么明确，去处不怎么明确，也不知道自己最终要走到哪里的人。之前有记者问我什么时候觉得最幸福，我当时的回答是抱着我儿子给他把夜尿的那一瞬间是幸福的。我是一个比较实际，活在当下的人。

那么极端干嘛？如果我确信自己有一个明确必须要去到什么地方，那我就极端点。但我本来就是走到哪儿是哪儿的人，让我有极端的心态，那就跟我自己完全不一样了。

刚做演员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概念。有一天在大街上遇到了周迅，她跟同学看到我和另一个朋友穿皮夹克，紧身牛仔裤，扭着胯，然后好奇这俩男的长啥样，就派周迅跑到前头看一眼这俩男的的样子，就是这么认识的。后来，李少红问她：「身边有没有一个男孩跟这个城市很贴近，像块青苔一样，扔在哪儿，都能够存活。」她推荐了我，后来就有了《恋爱中的宝贝》。

我基本不找导演要戏拍，朋友安慰我，演员挣的就是一份等的钱。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接到的角色很多都是重复的，在这种高密度的重复里面，我觉得自己也获得了快乐。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电视剧这个项目，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部分，导演，场记，然后演员等等，我在里面也就是做一份工作。我太在意演员这个称呼了，说我怎么享受或者是对这个职业有欲望，我说不出口。但我演了17年戏，至少熟练了一些。

我之前接过一个网剧，那部剧的女主角网络红人南笙是朋友介绍到我们公司的。她也是广西人，来北京找公司签约，没谈妥。我就帮了一下忙，后来合作了一部剧。在商业和艺术的抉择上，我没有什么洁癖。大部分时间来说，我也不太在意那个角色是不是我，不论一个戏是不是我愿意去做的，我都应该把它做好。

毕赣能看出来，说：觉哥，你是一个不争的人，要么你就做个艺术家吧。我说，不行，我还要挣钱养家，我不能只做一个艺术家。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奢侈品，一般情况下都在不停地拍戏挣钱。之前我开玩笑说，一般别人会买一辆跑车度过中年危机，那我就拍毕赣的电影。

《恋爱中的宝贝》剧照 

无需扮演愤怒

这次窦靖童帮《地球最后的夜晚》发布了一个宣传曲，挺巧的是，十七八岁我来北京其实是奔着窦唯他们过来的。

那之前，我毕业被分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定期下乡演出，自治区里有什么活动，市里有什么活动，我就会过去。

但我从来都不安分，是学校里第一个穿破洞牛仔裤的人，自己给自己打了耳钉，然后骑着摩托车参加公路赛，听各种打口带。广西很多人听粤语歌，后来我接触了达明一派，又知道了他们的风格来自哪儿。再回过去听之前那些歌就觉得，什么玩意儿，有了这种判断力。但判断力说白了，就是那种很幼稚的优越感吧。

自己听过流行音乐，被摇滚音乐洗礼过，学的又是舞蹈艺术，毕业了就想自己do something，不能只下乡去跳舞，就开始在市里的歌厅里面「炒更」。

后来突然出现了「黑豹」风潮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被艺术给点燃了，它会让你去寻找。我就很想去北京，至少能去看一下窦唯、唐朝乐队的现场。因为在南宁的时候，觉得自己超级孤独，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那么打扮，做那些事情。以前的发小慢慢也变成社会青年，跟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以前一起出来说跟谁打架，或者去哪儿泡妞，但慢慢的就好像不能融入了，那算是我青春末期的精神危机吧。

我带着在南宁和我一起的哥们在北京继续「炒更」，两个月之后，他就被家人给薅回去了。但那时候我已经认识了一大群和我一样的人，我们经常在一个地方演出，演完出去吃宵夜。就在美术馆后街的一个川菜馆里头，当时就坐满了我那样的人，大家都长头发，披着头，戴着各种丁丁当当的东西。看大家都这样，然后看自己，放心了，那种孤独感一下子就被消解了。

刚来北京的时候，我每天下午四五点排练舞蹈，排到晚上十一二点演出，演完出洗完澡，吃个宵夜，跟朋友打个岔天就亮了。我是没有正常生活的，只有夜间生活。过了几年之后，我突然发现根本没办法做任何事情。刚好有人找我做模特，也算是有一点固定的收入。但我又不善交际，做模特赚的钱越来越少，生存成了一个问题。

身边玩音乐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疯掉，我觉得自己继续玩下去也会那样，就不想在地下混了，我要回到正常的世界，就是让我去一个公司上班都行。然后李少红导演打电话给我，拍了第一部戏，我和公司签了10年合约。

当演员比拍照片和唱歌稳定。做音乐人就得必须24小时专注在创作上，必须拿着一股劲，起到范儿，要保持这种状态，但这种东西很容易让人崩溃。而且那股劲在那个年代空间也不是很大，属于边缘文化，就很容易把自己折损。演员不同，它只需要在角色里的时候绷劲，但是人总有角色下来的时候吧。

我做演员久了，认识了一些很优秀的导演和演员，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特征——他跟你张嘴，不管从什么事情开始聊，他说什么生活，最近你过得怎么样都是点缀，不出三句，都会回到创作上去。我就知道了，如果要真的做出点事情，要有明确的目标，这是一个必须的特质。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慢慢也就接受了自己的平庸。我承认自己比较喜欢舒服，混地下的时候在望京租了一个一千三的房子，再穷也会有阿姨帮洗衣服，收拾房子。这没什么羞耻的。

我玩音乐那会儿，有个俱乐部叫88号，放最前沿的电子音乐的舞曲。还有另外一个叫Banana，放的歌都很商业，很口水的那种。别人都只能在一个里面觉得开心，这个嫌弃那个，但我发现自己去那两个地方我都玩得很开心。

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真正去做一件关注自己内心的事情，要放弃的是很大的利益。拍电影花那么长时间，拿那么少的钱，是一个很需要说服自己的事情。但好在之前拍了很多戏有积累，如果当时没有挣足够多的钱，按照我的性格可能就没有这次拿11个月去拍戏的从容。

我不太介意《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票房，也不介意大家对它的评价。我在乎的是长镜头拍完的那一刻，这个东西可能我此后的人生都不会有了，但是那一刻我拿到了，也不再遗憾了。

去纽约参加颁奖的时候，有个关注过我很久的女孩走过来，说这部电影拍得好，她说：「黄觉，恭喜你，终于你拍了一部你想要的电影。」我很高兴，觉得有这么一个人说，我就够了，就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