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逸

编辑｜金石

张静初再一次回到公众视线里，是因为综艺节目《演技派》，这让一部分观众再次记起了她——一个「很有能力，会讲戏、也很会演戏」的女演员。

1980年出生的张静初今年39岁了。2006年，26岁的她从《孔雀》起步，多次成为各大电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人选。2011年，她已经是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但就在风头正劲的时候，她忽然放下所有片约，跑到纽约，重新学表演。

一年后，她回国，之后「消失」了6年——2012年到2018年之间，张静初接到的片约质量大不如前，豆瓣评分平均四五分左右，不乏3分出头的烂片，「不叫好也不叫座」。

张静初用「闻谤不辩」来要求自己。她把这种资源的跌落归因于运气，没有片约，那就正好去学习，体验生活。

她在家里的院子种满了丝瓜、茄子、青椒、小番茄，一个大缸子，装满正在发酵的有机肥。除了搞园艺，还养狗，抄经，过得像是「老年人的生活」。

她把接戏的标准变换成「是否有趣、好玩，拓宽生活的边界」。2019年，除了参加《演技派》，她还参演了一部新导演的处女作《冰峰暴》，投资一亿，上映一周，票房一千多万。

因为可以去学登山，她特别高兴地接下了这部戏。在准备拍摄的过程中，她住在教练家里，观察运动极客的生活方式，忽然懂得了攀登的快乐。

「你知道有那么多人为都不能控制的成分存在，并不是说训练到多好，就一定能登顶。」这种失控感和她一直以来作为演员的经验有了重叠。「你越想让它在你的控制中，它就偏偏不。」

她开始接受不可控甚至失控，开始学习放松。在登山的时候，她每一步爬上去，考虑的都只能是下一步，而快乐也来自于当下登上去的每一步。她意识到，登山者享受的正是登山的过程，「山顶不是目的，攀登的目的本身就是攀登。」

以下是张静初的自述——

我入演员这一行，和我小时候学画画有关。

我5岁就读了一年级，因为比同学小两岁，上课听不懂，做作业都比别人慢。功课太多的时候，经常完不成，早上就会被老师罚站，书包扔出去。所以，我小时候也不爱学习。那时候我最害怕外婆家门口急刹车的声音。每当寒暑假结束，我爸爸把我搞走的时候，都像一个绑架案。我最少要哭一个多小时，哇，撕心裂肺。

我妈妈是学校的数学老师，我考不好，她就会很没面子。她没时间跟我讲道理，经常上手就用竹篾打。我小时候会抱怨这种体罚。后来长大一点，才渐渐理解父母，理解他们心里的那种来自自己的不甘和苦闷。

我妈妈1953年出生，她和我爸爸都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我爸很少喝酒，但一喝醉就喜欢用毛笔在水泥地上写字。写书法，写诗。他会把我叫到面前问，你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吗？我说，你不是奶奶的孩子吗？他说不是，我是欧阳修的后代。第二天他醒来，我告诉他，他觉得丢人，嘱咐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我妈妈那时候要上学，白天没时间看书。晚上我们头对脚睡着，睡到半夜，我觉得脚好凉，醒过来发现脚边是空的。我妈妈已经坐起来，打着一个小小的电筒，在那儿看书了。

所以，我后来想想，他们有时间把我喂饱就不错了。那时候妈妈去上课，我就会被寄在别的老师家里。晚上特别冷，特别晚，我睡觉之前，想象她从那个很黑的柴火间把自行车拿出来，在黑夜中蹬着车，我就一直在哭，觉得父母真的好难。

但这种教育也让我变得不太敢去尝试，我也特别惧怕竞争，本来就不应该从小就排名啊，比好坏什么的，比谁强谁弱，但是我会害怕失败，我输不起。

因为成绩不够好，父母对我的期待很低。不管怎么样，总得学点什么吧，这才去学的画画。可是恰恰从学完画画之后，我整个人生都改变了。画画无意中训练了我的视觉审美体系。我知道了梵高、莫奈、毕加索，也知道了美院和北京。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希望走出去，渴望独立和自由。

1996年8月20日，我考上了一个大专化妆班，背着背包来到北京。当时发现，北京为什么这么美？所有的秋天那个色彩丰富得不得了，有黄的，有橘的，有红的，有咖啡的，还有一些绿的什么，五彩斑斓，从来没见过。

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学习。我想考中戏。我翘了化妆班的课，去大学蹭摄影系的课。在阶梯教室里，我看《雾中风景》，看《巴黎最后的探戈》，看《何处是我朋友家》，就好多电影我都没看过。

像忽然间开了一扇窗，我忽然间听懂了一个笑话，看懂了一部话剧，在学习里，我能够体会到很嗨的感觉。

真正决定做演员，是拍完《孔雀》之后。在那之前，我也演过一些电视剧，但是我对自己的戏都不满意，觉得好像没有进入状态就过了。

但《孔雀》里姐姐的角色非常能刺到我。文艺片是写人嘛，所以它会把人挖到非常非常深的地方，你就会发现，有深层次的东西跟你连接上了，就是那种被生活不断地打压和磨砺，无论如何想往上冲，可是还依然折翼了的感觉。

试戏的时候，我们连轴转了三个月。早上学方言，中午去打乒乓球，下午学手风琴。出一段戏，跟哥哥演，跟弟弟演，跟妈妈演，跟爸爸演，选不同的角色试。

有一天，我的腰忽然起不来了。因为我太紧张、太较劲了。背着特别重的手风琴，我老摸不到贝斯键。越按不准我就越急，腰的发力不对，全身都较劲，加班练了几天，有天早晨起来就动不了了。我就崩溃了。

那三天我什么都干不了。我想要完了，人家都在进步，我只能躺在这儿。我就把手风琴放在身上，没事儿就摸摸。三天之后一起来，每一曲都巨准。

那以后我就学会了，无论如何要清空自己，要放松，不要把自己放在恐惧里。在那之后，我就真的放松了，我意识到，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

之前，我对待每个角色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根本不知道我能不能演，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演好，很多时候我都要拼命沉入到那个角色里，生怕自己不够深，生怕我自己不小心跳出来。我觉得很累，特别特别累。

你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给观众呈现角色此时此刻的想法和生命状态。有一场捡西红柿的戏，剧本里写着角色「泪如雨下」。我跟导演说，不知道泪如雨下怎么演。导演回，有眼泪就有，没眼泪就算。

可是蹲在那儿的时候，直觉告诉我，不能有大动静，我想到自己的青春稀碎，感觉就上来了。后来所有人看那场戏都看呆了，我撕心裂肺的，所有的青筋都暴露，像是无声的呐喊。我知道了，演员没有义务去解释，你就实实在在地活在这一刻。

那个戏演完之后我发现，哎，我好像离我喜欢或者欣赏的演员近了一点，我觉得我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个时候我才决定，我可以继续做演员。

拍完《孔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表演都比较走保险牌吧，总想去做一个好学生，老在寻找正确答案，拍的戏也不少，2009年一个暑期档，我有三部电影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都说串了角色——其实，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我真的特别想拍的。

那时候，我其实还有一些表演问题需要解决。一场电影，重场戏是那些剧情冲突强烈，本身就很能体现角色内心的戏，过场戏则是为了交代剧情而排在重场戏之间的零碎场子，只是铺垫用。

我的重场戏已经演得挺好的了，可是过场戏有时会偏空。比如说在《天水围的夜与雾》里，我的激情戏那些都演得挺好的，但是有一些跟孩子在公共汽车上坐着的那些戏，我就觉得还是演得偏空。《红河》开始拍的时候也是，我没什么事，就坐在三轮车后面荡荡荡。我发现演得特别空，后来导演也发现演得特别空，第一天的戏必须重拍。

我自己走过来会发现，很多过场戏才是对人物状态要求最高的戏。因为那个是要让你很自然地带出人物特定的动作、思想、他特定的一天。能不能把过场戏演好，代表你有没有把这个人物吃透。它要求你在前期的时候把人物准备得够充足，不管这时候上来什么戏，你都能够非常自由地在这个人物里生活，活在那个时刻。那个是你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自由。我整个人就像是在守业。守业是非常消耗人的。我要拍很多照片，做很多宣传，一直要重复说过的话，明明没什么想说的，我还要说。我会觉得有一种被迫。大家会觉得你的作品挺好，你现在挺红，都希望你能保持，不要掉下去。这就是一种无形的期待和压力。

后来拍《唐山大地震》，那是我第一次没法从角色里走出来。我们在汶川，拍着拍着，群众演员会指着地下说，我们一家人都埋在底下，我们家就剩我了。当时我那眼泪就不行了，他那个失去太真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都处在一种抑郁状态中，任何事都高兴不起来，做什么都觉得动力不够。我就想，去纽约学习吧。

这不是一个一时冲动的决定，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我想再上上学。但这也意味着我要停下来，要推掉很多戏。很多跟我合作过的导演，比如尔冬升导演就会跟我说，你不能一直推啊，你还是要保证你的市场占有率。我能理解他的角度，只是我比较逆反，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对我有期待，我就是特别希望去打破那种期待。

我从决定走到真的离开，前前后后只用了一个星期。在朋友推荐的学校，我写了E-mail，报了名，在网上找了酒店式公寓，我就去了。

那是纽约的冬天。赶上了雪灾，中央公园的雪漫到肩膀那么高。我经常看到人头在里面走。我到那的时候，网上不了，厨余处理器也坏了，洗衣机也出了问题。没有网，我连求助一下北京的朋友都不可能。

这就跟我当时来北京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特别欣赏当年那个背上包就来了北京的那个我，我就觉得那个是最可爱的我。但出名之后，我生活上被照顾得特别好。出行永远有人打理好，有人送，有人接，有人帮你拿行李，有人帮你打开，我收完之后，别人还会帮我检查有没有落东西。很多东西都不用你想，好像我变成了一个生活能力越来越差的人。

好在我从小是被打压长大的，我不太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围着我转的，我会比较清晰地知道，你得到的那些照顾只是别人工作的一部分，为了保证演员有一个好的情绪和状态。但它还是会不自觉地让你变成一个比较依赖别人的人。

当你依赖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就牺牲了你的自由。我觉得对演员来说，独立很重要，演员不要变成被架到那个位置，你就没有办法接触生活了。

但在纽约，我遇到了很多不方便。要自己处理账单和税务。车出了问题，要去交罚单，参加考试。垃圾桶每个星期二要放出去，不然邻居就会抱怨。信用卡要及时还，不然就会因为欠款被停掉。

有一天，气温是零下一二十度，我在路上走了40分钟。好不容易招到一个出租车，手刚放上去，正要拉门，车就走了，差点把我绊一个跟头。我就把Google地图写下来，到哪个路口怎么走。走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我为什么不坐地铁呢？学会坐地铁以后，日子才好过。

这种生活让我明白，那些被宠坏的孩子，看上去好像很幸福，所有事都有人帮他扛，但他是永远没有自由的。真正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崩溃和焦虑，但我享受这种感觉。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慢慢地把生活重新整理和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我曾经是个控制狂，但纽约的生活真实地改变了我，不仅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还包括对待职业的态度。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去存钱，他存的都是零钱，五块、十块的一沓。合起来估计就两百块左右。我说你存这些钱干嘛，他说我还学生贷款啊，他借了20万。我说，这要还到哪辈子？但他就是在一点一点地积攒，他每天要上乐队的课，上表演课，还要到餐厅去打工。

出国之前，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我多多少少有一点骄傲和傲慢的心理，但看到他那么渴望能得到一个机会，我现在有事情在做，大家还记得我，还能够相信我，给我机会来演出，还有问题要问我，我觉得这就很好啊。

这几年，我的确拍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作品。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越想让它在你的控制中，它就偏偏不。它就好好地给你点颜色瞧瞧啊。拍有一部戏的时候，转场我去看监视器，导演抱着游戏机在打游戏。我觉得很后悔，我为什么要来？我心疼那个剧本。战友不尽全力，对我来说是一种荒废。

拍一部烂片就像是上了一艘有个大洞的船。你上去就知道那个船要沉嘛，你拼命把水往外舀，就是希望它能够尽量不要沉。但整部戏垮了，你在里面再好也没有用，演员能做的努力就是这么多。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角色打动我的地方传达出来，一个离我很远的人，把它演出来了，就对我有启发，也许也能启发观众，我就已经完成了。

我很开心拍了《冰峰暴》，尽管最后那个票房代表的结果看上去并不好。当初，导演拿着分镜来找我的时候，两千多个分镜全部都画完了。只要给他机会拍这场戏，他一定会把它完成。起码他比你着急吧，起码这是导演特别真诚的电影梦。

这也是我为什么接这个片子的原因。拍这部作品的过程，也让我明白了享受过程的快乐。

在拍摄之前，我和我的登山教练一家人相处了两个礼拜。他太太是极限滑雪运动员，他们过得是特别狂野的生活。他太太没事就进山滑雪两三天，过两三天自己一个人再出来。他会放任孩子们去做极限运动，出现过4个儿子一个月内陆陆续续进了急诊室的情况，不是摔断了胳膊，就是折了腿。他因此被警察传唤，怀疑他虐待孩子。

如果不是真正接触到他们，我并不会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但和他们一家相处的过程中，我理解了。

就像登山，最后攀登的人可能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到不了山顶，也很可能他这一生都没有办法上去，但他得到的就是那个过程，所以山顶不是目的，攀登的目的本身就是攀登。

《冰峰暴》中的张静初  图源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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