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铭

王金铭烈士墓,后为建设中的纪念馆　　　　鲍青　摄

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内的起义纪念塔

■　齐鲁名士
　　□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王玉磊　刘霞
　　黎明前夕,黑暗浓烈,暗夜寻路,最需光明。晨星闪烁,寻路人赖此获得希望。
　　清末乱世,仁人志士苦苦摸索,找寻救国济民的善方良药。
　　1911年底,清廷肘腋之地滦州爆发起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起义的领导者——王金铭,就似黎明前的璀璨晨星,照亮共和前进的方向。
　　可晨星总是遗憾地与黎明擦肩而过,和曙光失之交臂。在共和即将到来之际,王金铭慷慨赴死,为国捐躯,英魂化为天边晨星。
　　3月的武城,麦苗青青,草色如新。在王金铭的故乡——老城镇东屯村,人们正建设着纪念馆,长眠在此百余年的烈士,将继续守护着故乡。
寂寞独行五百里,
天津小站做兵丁
　　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王金铭出生于东屯村一户苦寒人家。
　　晚清的东屯村,人稠地狭,破落萧条,笼罩着封建末世的衰败气息。
　　父亲王成粗通文墨,耕耘稼穑,靠几亩土地维系家庭生活。
　　至王金铭8岁,父亲将他送至村庄私塾开蒙读书。在垄亩躬耕、读书无用思维浓厚的传统农村,王成的见解和举动颇有胆识。
　　王金铭私塾读书8年,学四书五经,习圣贤哲理。到16岁时,王家日益困窘,再也无力供其念书,王金铭便退学到本村洪瑞钱庄做了学徒。
　　武城县文化学者戚宗普认为,8年的私塾生活虽然短暂,但在王金铭人生中地位关键,“为他日后接受共和、领导革命奠定了基础”。
　　王金铭志不在经商,钱庄学徒自然做得索然无味,更兼他嗜书如痴,每晚伏案秉烛必至深夜,白天精力懈怠松散。一年光景未至,钱庄便将他辞退不用。
　　返家后,王金铭帮助父亲料理田园家务,生活逍遥自在。但他也觉得终老田间实是苦闷,颇有怀才不遇之叹。
　　前路在何方?命运往何处?夜幕低垂,王金铭陷入沉思。
　　慢慢的,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酝酿成形。他决定投笔从戎,做一名军兵。
　　这和世俗“贵士贱兵”的观念大相径庭。当时做个“丘八”,似乎天生低人一等。
　　与王金铭萌生从军念头几乎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兴兵强国事向清廷上《酌拟变通武科新章折》。张氏提出要革新社会理念,重视军人价值,“至中国乃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之谚,稍有身家,咸所鄙弃,贵贱之分,强弱之源也”。他疾呼亟需扭转“重文轻武”的陋俗,使“后世文儒皆肯入伍”。
　　张之洞虽见解精辟,但骨子里仍难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优越感。他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家书中,谆谆告诫儿子张仁蠡要懂得“生于忧患”,即从低贱中汲取力量,“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一个“贱”字,将晚清兵丁的社会地位表述得淋漓尽致。
　　王金铭缺乏张之洞经世济民的忧虑感,也没有张香帅道德文章的优越感。但他认定了一件事,便不惧艰险勇往直前,千里万里不回头。
　　1898年,王金铭离别故乡,前往天津小站从戎当兵。离乡脚步行至村头,王金铭忍不住回首遥望,只见父母佝偻的送别身影。
　　“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18岁的王金铭,心中大概也是这样的念头吧。
　　王金铭晓行夜宿,饥餐渴饮,徒步北行五百里,终于抵达了天津小站。
　　这里是中国近代陆军的发祥地。1894年,清国陆军在甲午战争中溃不成军,传统军队模式的虚弱和腐败暴露无遗。清廷为建设新式陆军,命令袁世凯在天津小站募兵训练。
　　王金铭顺利入伍,做了一名学兵。很快,他读过书有文化的优势在文盲率极高的旧军队里脱颖而出,被送入北洋讲武堂研习兵器武学。毕业后即晋升为正目(班长),很快又提拔为北洋常备军第二镇(相当于师)第七标(相当于团)某营左哨哨官(排长)。
　　王金铭的军官生涯就此拉开帷幕。如果不出意外,他或许将在行伍中晋升终老。
　　但混乱的时代将有文化善思考的青年军官推上了历史前台。
平步青云非夙愿,
救亡图存是初心
　　军人之所以在清末备受鄙夷,关键原因是缺乏明确人生追求。多数人当兵只为吃饭糊口,素质低下,纪律败坏,百姓怨声载道。
　　但王金铭与旧军人不同,他少时便爱读书求理。乡间散书多武侠言情的消遣读物,但他也能于荆棘中淘得珍宝——《岳飞传》。“他尤爱《岳飞传》,不仅钦佩岳飞精忠报国的气节,更把岳飞作为自己的精神榜样。”东屯村王金铭的旁系后人王同臣说。
　　这也注定了王金铭从军,非仅为一己荣禄富贵。当历史将其推至前台,为国流血牺牲义不容辞。
　　1907年,王金铭升任第一混成协(相当于旅)某标一营帮带(副营长),跟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驻防辽宁。三年后,王金铭升任第二十镇第四十协第七十九标第二营管带(营长)。
　　王金铭以身作则,治军严格,赏罚分明、北洋青年军官公认他“俨然有孙武子、周亚夫之风”。他与同标内“豁达宏深”的一营管带施从云关系密切,“秋操(军事演习)金铭、从云为诸营冠,声名籍籍。时人以金铭拟程不识,从云比李广”。
　　此时国内革命形势蔚然成熟。从日本归国的革命党人接连打入新军队伍,传播革命思想,策动反清起义。王金铭等有文化的青年军官,正是他们重点发展的对象。
　　1907年,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出任徐世昌的军事参议,后又调任延吉边务督办。他以官方身份作为掩护,暗中在军队里开展革命运动。
　　1908年,对王金铭思想转变起巨大作用的同盟会成员刘瀛,进入王金铭所属部队服役。与王金铭熟识后,刘偷偷将两本禁书赠予他。这两本禁书——《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记录了清军入关后对江南百姓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王金铭悄悄读完后,又将书籍转送给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冯玉祥后来回忆读书后与王金铭的共同感受:“心里的火山像新加了几个喷火口,血液被燃烧得沸腾,不可遏止,军中一部分有良心热血的官长,对于清廷的昏庸误国,也都愤恨不平,深恶痛恨,在这种无形的一致要求下,我们常在一起的一些朋友,遂想到暗自组织一个团体。大家蹉商鼓励,从而推翻腐败政权的工作。”
　　此后革命党人孙谏声、戴锡九进入新军充任下级军官,向王金铭等人宣传三民主义思想。
　　救亡图存的从戎初心,辅之以革命思潮的暗流涌动,王金铭相信,国家若要独立自强,必须推翻腐朽清王朝,建立新兴共和国。
　　王金铭走上了共和革命的道路。他和几名青年军官开始建立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活动。
　　1909年,王金铭与施从云、冯玉祥成立“武学研究会”。他们借着“武学”研究作为掩护,暗地“传播革命思想,联系革命同志,密图举事”。冯玉祥后来回忆:“我们每天聚到一处,以读书为名,暗中即讨论些扩大人数、运动军等等的具体问题,或是互相报告各人所得的时事新闻:何处新起革命运动,何时又有朝廷亲贵卖官盗爵的黑幕等。”
　　王、施、冯不遗余力地宣传鼓动,“武学研究会”规模日益壮大,下层军官如韩复榘等人陆续加入进来,但同时也引起了军内守旧派的猜疑。
　　为转移注意力,王金铭与同乡孙谏声另设“山东同乡会”,掩护武学研究会的行动。山东同乡会入会门槛低,无论山东还是外省籍均可参加。山东籍称“基本会员”,外省籍称“名誉会员”。同乡会平时由干事负责运营,干事也分两类,一类是由“基本会员”组成的“会内干事”,一类是“名誉会员”组成的“会外干事”。王金铭当选为“会内干事”,冯玉祥和施从云则担任“会外干事”。
　　王金铭力邀仇视革命的同乡潘矩楹担任同乡会会长,以打消外部的疑虑。
　　在天津、唐山,王金铭以同乡会分会名义募捐筹款,秘密购置了一批军火,伺机发动反清起义。
　　1910年,革命党人陆续出任新军将官,革命形势朝着王金铭期盼的方向发展。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蓝天蔚就任第二混成协(驻奉天)协统。同年吴禄贞买通庆亲王奕劻,出任第六镇(驻保定)统制。1911年2月,具有革命倾向的张绍曾担任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志趣相投,过从密切”。他们到任后,“益助长革命分子活动”。王金铭、施从云和冯玉祥感觉起义时机日益迫近,便主动与其接近。
　　王金铭苦苦等待着起义良机。
千钧一发良机逝,
接旗举义筹革命
　　良机犹如飞驰而过的流星,往往在转瞬之间稍纵即逝。
　　时光进入1911年。该年早先时候,革命党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极大震撼清廷,接着四川保路运动骤然兴起,愈演愈烈。清王朝内外交困,已如纸糊之屋,稍经风雨便飘摇溃烂。
　　但清廷内部的强硬派仍打算困兽犹斗。他们决定1911年秋于直隶永平府(今河北卢龙)举办一场大规模秋操,向革命力量秀秀“肌肉”。清廷将秋操部队分成东西两部,西军以满人为主,东军全是汉人,煞费苦心地规划好西军先败后胜,东军战败乞和的演习结果,隐寓彻底压服汉人蠢蠢欲动之心。
　　演习部队于10月在滦州集结。王金铭与施从云、冯玉祥商议,认为这是起义绝佳时机,就邀请吴禄贞、蓝天蔚率所部起义,“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密约武汉同志举兵,使清廷首尾难顾,一举灭之”。
　　如果起义计划付诸实施,将在肘腋之地给清廷出人意料的重击,革命可望一举成功。
　　但正在起义有条不紊地准备时,武昌起义突然爆发。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令秋操暂停,军演部队由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开赴武汉镇压革命。
　　张绍曾在千钧一发之际,却开始彷徨犹豫。他顾虑重重,认为“具有数千年封建统治历史的中国,一旦推翻帝制,改为民主共和政体,恐于民情不甚适合,不如君主立宪较为稳妥”。他采取一条看似“稳妥”的办法,即趁武昌起义有利时机,向清廷提出自己的政见条陈。若清廷拒绝采纳,那时再兴兵,可谓师出有名,军内大佬也无话可说。
　　10月29日,张绍曾等人联名发起“滦州兵谏”,通电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清廷立刻实行君主立宪,迅速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内阁,赦免政治犯,停止讨伐革命军。为让“兵谏”更具威力,张绍曾还扣留了运往武汉的大批军火。
　　张绍曾的兵谏,和山西独立遥相呼应,给清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但他“先礼后兵”的决定,也给了清廷喘息之机。
　　清政府抓住片刻时机奋力自救,一面下发罪己诏,令资政院起草宪法,一面重新起用袁世凯统领北洋军。
　　袁世凯复职后,北洋军人心凝聚,战斗力大为增强。反观革命方面,坏消息接踵而来。先是吴禄贞遭暗杀身亡,接着张绍曾又被削去兵权,调任兵部侍郎兼长江宣抚大臣。起义良机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因张绍曾的片刻犹豫而流逝了。
　　王金铭眼见革命面临流产的危机,便极力敦请张绍曾迅速举义。王金铭苦口婆心地说:“武昌起义,以迄于今,立宪之面具,业已揭破,革命行动,昭昭在人耳目,无可掩饰。”他向张言明,在此生死攸关之际,急需革命的魄力和勇气。
　　张绍曾听闻后却默然不语,王金铭继续以吴禄贞遇害相警醒:“将军与吴统制(吴禄贞)素为至交,而他已为此罹难,我们应做后继之来人,焉有退却之道路。目前南方革命势力,正欲达本省。因此将军去留,牵动全局,部属皆愿在领导之下,完成革命使命,以竟全功。”
　　但张绍曾失势后心灰意冷,认为得不到外部援助铤而走险起义,只能徒取败亡,他已决定下野避难。
　　看到张绍曾决心归隐,王金铭等人决定接过起义旗帜,继续筹划革命。他向张绍曾表示:“统制离开了我们,我们也要革命,非推翻清廷不甘心。”
　　接着,王金铭便在滦州积极筹备起义事宜。
“从此不知天子贵,
与君同做主人翁”
　　革命的南方星火燎原,保守的北方万马齐喑。王金铭决定在滦州打响北方起义第一枪,彻底埋葬满清专制王朝。
　　1911年11月,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在武昌起义影响下接连独立。为了响应南方革命,促成共和建立,王金铭认为滦州起义已刻不容缓。
　　王金铭向滦州革命志士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革命事业,须以牺牲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地狱当前,我请先入……同志相处,匪依朝夕,愿并以铁肩担当革命,竟厥全功。”
　　官兵听完演说激动不已,誓言愿追随推翻满清。大家提名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担任起义领导人。王金铭等“亦当仁不让,毅然任之”。
　　但滦州形势在“兵谏”后急转直下。潘矩楹代替张绍曾任二十镇统制后,将七十八标调往关外,滦州只留七十九标一、二、三营,以分散瓦解革命力量。冯玉祥此前因油印传单,宣传革命,受到监视。不久又将他所在的八十标调到山东海阳,与滦州断绝联系。
　　1911年12月下旬,清廷与南方革命党的“和谈”仍迟迟没有结果,国内战争阴云密布,北洋军对革命军虎视眈眈。
　　王金铭认为和谈一旦破裂,战端必然再起,不仅南方革命将受重创,北方形势也会更加恶化。他潜赴海阳,与冯玉祥商议起义计划。两人“密谈竟夜”,决定联络烟台民军,待其于秦皇岛登陆后,滦州、海阳及驻守秦皇岛的骑兵同时出动,会合进攻天津北京。
　　滦州由王金铭负责筹划,海阳及与烟台民军由冯玉祥负责接头。
　　12月30日,王金铭召集众人在滦州北关师范营部举行会议。他报告了与冯玉祥商议的起义计划。
　　随后,滦州起义实质性行动开始。王金铭与施从云、冯玉祥联名发出通电,致袁世凯、南北议和代表伍廷芳、唐绍仪,指出革命已成社会共识,滦州部队为国忧思,希望南北双方加紧谈判,早日建立共和政体。
　　王金铭和施从云接着面见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请他出来主持起义大局。如同武昌起义时革命元勋张振武非要拉黎元洪做都督一样,北方革命党人也对自身力量感到不足,对旧官僚多少抱有幻想。
　　但任凭王金铭如何劝说,岳兆麟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叹息:“胆大矣,胆大矣!吾实不敢为也。”12月31日清晨,岳兆麟趁守备松懈仓皇逃离滦州,直奔开平向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告密。岳的告密,让起义消息被敌人严密控制,陷于被动挨打。
　　王怀庆得报,电告直隶总督陈夔龙转报袁世凯。袁世凯一面派王怀庆到滦州“劝解抚慰,察其真相”,一面“收束兵队,密筹抵御”。
　　1912年元旦,王怀庆抵达滦州。他与王金铭、施从云的兄长交情匪浅,便以长者身份训诫两人:“南北议和,尚未成立,革命成败,更不可知。我辈军人,应忠职守。”
　　王金铭见王怀庆反对革命,便将他软禁起来。此时,王金铭又犯了类似错误,他劝说王怀庆,希望他拨乱反正,对清廷倒戈相向。王怀庆为求自保,便连连唯唯称是,口头佯为允诺,却私下和第三营管带张建功勾结,策反张作内应。
　　王金铭对王怀庆和张建功的异动一无所知,后来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王金铭后率官兵迎接王怀庆参加阅兵典礼。王怀庆行至中途,故意勒紧缰绳,烈马登时狂跳乱蹦,他趁众人忙乱之际,掉转马头,狠加一鞭,朝西飞奔而去。众人察觉,群起追击,但王怀庆竟纵马跳过宽阔的沙河,众人追之不及。
　　王怀庆回开平后令所属淮军,在滦州雷庄拆毁铁路,布兵设伏,严阵以待。他电请袁世凯增调兵力,邀请附近的第三镇曹锟部参与防御。
　　在滦州紧锣密鼓起义之际,海阳的冯玉祥却迟迟没有动静。原来,冯早就因行动可疑而被监禁,难以策应王金铭行动。
　　形势虽然不利,但革命起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1月3日,北方革命军政府成立,众人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张建功为副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州衙改造为军政府,废除宣统年号,以黄帝纪元。
　　接着城北广场官兵列队齐集,校阅台举办就职典礼。王金铭身着戎装,登台发表就职演说,他慷慨激昂地说:“今日我驻滦州新军,响应南方暴动,揭竿宣布独立,誓师进军津京。众兄弟推吾为都督,吾当仁不让,愿率众覆满清建共和,以竟大业……凡举事革命,必有流血牺性。军内凡独生男儿者、或有家室妻儿者,劝其返乡事亲、抱孝高堂、抚育儿女,本政府发路费送返。再有怯儒怕事者,亦可退去,革命出于自愿,绝非强迫,不以军纪而处。众官佐,我辈男儿,正值血气方刚,应图鸿鹄之志,誓把革命当己任,活就要轰轰烈烈,死也当壮烈千秋!愿众兄弟,抱定革命之主义,随我出征战清军,推翻满人倾帝制,光我汉室建共和。”
　　同日王金铭通电全国及外国驻华使领馆,宣告滦州独立。
　　北方革命军政府成立后,滦州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青壮男儿自发减去脑后发辫,庆祝共和降临。滦州城北偏冷阁为清廷行宫,是满清亲贵游玩和返回东北的暂住之处,也是平民绝对不能涉足的区域。独立之日,军政府便宣布:“官民人等,均可观看行宫。”是日城内官民四方百姓,争相前去游玩观看,人流如织。滦州学者李宗尧,看到独立之后的喜庆景象,发自肺腑地感叹:“从此不知天子贵,与君同做主人翁。”
出师未捷身先死,
英魂化为天边星
　　滦州虽然光复,但形势危如累卵。王金铭料定,在清廷肘腋之地起义革命,必遭重兵围剿。他和施从云商议,决定即刻出师,先发制人,攻其不备,率兵直取北京、天津。
　　1月4日,王金铭在滦州举行誓师大会,发布讨伐满清檄文。檄文痛陈清廷对内杀戮奴役百姓,对外屈辱求和出卖主权,“夕贡金缯,晨输土地”,国家面临“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危机。檄文最后号召:“洗二百年来奇辱,会看赤日之重升；拯大千世界沉疴,快捣黄龙而痛饮。”
　　就在王金铭誓师之际,张建功也在进行叛变准备。王金铭的第二营、施从云的第一营住在北关师范学校附近,张建功第三营原住火车站附近的火柴公司。誓师大会结束后,张建功以原住营舍拆毁,请求移营进滦州城。而当王金铭、施从云集合队伍乘坐火车时,张建功派去给王怀庆送情报的间谍被抓获。见身份暴露,张建功索性将第三营分成两路,进攻一、二营。
　　叛军以城作工事负隅顽抗,王金铭一时难以攻下。继续攻城,不仅增加伤亡,更会耽误进军时机。4日当晚,王金铭率一、二营官兵登车西进。面对九死一生的危险局面,王金铭激励大家:“吾辈革命原抱定牺牲主义,时势至此,若不努力,不惟坐以待毙,且于革命宗旨不符,于大局无补……人孰不死,为革命而死,为民主国家而死,虽死犹生。有革命意志而愿与同死者,请登车。”
　　王怀庆此前已将一段铁轨拆毁,并在铁路沿线设兵布防。革命军所乘火车行至雷庄时突然脱轨。王金铭、施从云迅速命令官兵下车选择有利地形组织战斗。黑夜中,一队清军受前后夹击,处境危险,乃卧地吹号,伪示停战。革命军误认为清军归降,也鸣号回应,战斗因而停止。
　　有清兵来到革命军阵前,宣称请王金铭、施从云前去议和。两人不知是计,企图说服清军官兵反正。北洋军陈文远部闻听王金铭劝说,竟有了一丝异动,让王怀庆极为担忧。
　　王怀庆恐官兵动摇,立即下令将王、施二人正法。1月5日,王金铭、施从云被押赴刑场,二人“意态从容,谈笑自若”,痛骂王怀庆“汝等忠于清廷,究于何补?图一身之利禄,贻万世之恶名,能不上愧祖宗,下累子孙乎?”　
　　王金铭看到兵士刘荣在身边,便对行刑官说:“若无罪,可纵之去。”可刘荣却说:“予随大都督上阵杀贼,今不幸被困,生死同也,都督死,吾何生为!”王金铭遂英勇就义,年仅32岁,一同的施从云等人也慷慨牺牲。
　　轰轰烈烈的滦州起义失败了,但却沉重地打击了清廷,王金铭等人英魂化为天边星,继续指引着共和前路。
　　一个多月后,清廷宣布宣统皇帝逊位,共和降临中国。1912年2月,南京临时大总统令,追赠王金铭、施从云为陆军大将军。3月,北京市革命协会为追念王金铭的革命业绩,决定将其遗骸移葬于故乡武城县。
　　1917年,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旅行日记》,纪念王金铭等烈士:“天将破晓,过雷庄猛忆起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失败之地,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焉……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
　　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为王金铭、施从云立起铜像。铜像真人大小、全副戎装,基座镌刻有滦州起义始末和烈士殉难经过。1926年,两座烈士铜像被镇压过滦州起义的王怀庆唆使警察局拆去。拆像警察将铜像藏于地下,得以保全。1928年,国民革命军击败北洋军阀,铜像重新树立起来。一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将铜像运走,熔化铸为子弹。
　　1936年,《国民政府令》高度评价滦州起义:“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
　　1990年,武城县重新修葺了王金铭烈士陵墓。如今王金铭纪念馆正在修建,未来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