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乐桃花》是青年作家李新勇的长篇新作，也是作家经过多年的积累，无论是内容上还是技术上都达到了相对成熟的厚积薄发之作。印象中，这是我第一次读一个与自己持同一种方言的小说家的小说，那种语言上的亲切与会心自不必说，还有藉此形成的叙述语调、文本气息甚至是内在的思维方式，于我而言都非常熟悉，非常喜欢。

《风乐桃花》是一部有生活的作品，李新勇也是一个有生活的作家。阅读这部作品，最先获得的感受就是作家笔下那些扑面而来的、鲜活的生活场景：无论是李风乐少年时代的乡下生活，还是青年时期的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活；无论是李江南的煤球厂生活，还是李昆仑的监狱生活；当然还有小说浓墨重彩描摹的传统的葬礼仪式，等等……这些都是那种没有深入生活、扎根生活的作家写不出来的。跟有些作家一遇到具体的、实质性的生活描写就务虚的方式相反，李新勇的笔一沾着生活它必定是不慌不忙的，表现出津津有味、缓缓道来的架势，这是拥有厚实的生活底子的作家的自信。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作家也谈到了这些生活故事的来源，除了亲身经历之外，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李新勇都会以小说家的敏感和自觉，转身就把它变成小说素材，这种功夫令人佩服，却也是一个小说家的基本素质。

当然，在李新勇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家那里，小说中的生活不会像现代主义小说那样直接成为小说的目的，他们往往都是从具体生活出发，试图探索和表现的是人性与命运。小说第五章那个令人惊悚的连环谋杀案、李江南临终前才揭开的驼背的秘密、李风乐晚年的道德迷失，写的都是人性；从李江南到李风乐再到李昆仑、李念青，从郑黄成、顾委全到顾大鹏再到顾旻洋，无论是着墨多还是少，小说前后描述了十多个人物的命运。《风乐桃花》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李新勇总是愿意怀着最大程度的宽容去阐释和理解人性与命运，面对人性的复杂和命运的吊诡，他的笔墨间总有自我解嘲的幽默，有妙手仁心的温爱。李风乐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叙述人，但真正搅动一家几代人命运的则是李风乐的极品丈母娘郑黄成，这是个自私而又爱折腾的女人，晚年离婚、倒卖字画、吸毒，小说甚至以李风乐的口吻把这个家族所遭遇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她身上，但就在你觉得她罪该万死的时候，小说另外一条隐藏的线索悄悄浮出水面：那就是李昆仑和顾旻洋与郑黄成隐秘的情感联系。仅此一点就提醒我们，不能仅仅站在小说叙述人的角度去理解郑黄成这个人物，而应该看到郑黄成人性中小说未曾着墨的另外一面。由此，郑黄成那些常人看来不可理喻的行径，她对世界和生活的抱怨，她的痛苦与不甘，似乎也变得容易理解甚至是可以原谅了。有一句话能概括李新勇对人性与命运的认识，这句话也被印在了小说的封底：“人性的温暖往往是自私的人给善良的人让出的一个机会，生活的故事其实是折腾的人给常人制造的一场麻烦。”李新勇能把人性的复杂与幽暗，把命运的起伏与悲怆表述得如此轻描淡写，这是一种温和，也是一种通透。

《风乐桃花》还是一部表现传统道德伦理在今天乡村逐渐沦陷和式微的时代之书。传统道德伦理在今天乡村的命运，是李新勇近年来一直着力思考和表现的话题，他的作品也因此有了更为宏阔的时代视野和社会意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的深刻巨变，在当代中国的乡土小说中一直以来都不缺乏各种角度的书写，那么，李新勇的意义在哪里？这里我要说到李新勇的身处的位置：他住在启东，生活和写作都在这座县城，他不是侨居在乡村写作的伪乡村人，而是真真切切地融入乡村日常生活的肌里，与当地的乡村百姓不仅没有隔膜，而且还有深入纵横的人情往来。以这个标准看，照我观察小小县城应该已经是当代中国作家与乡村的最近距离了，因为真正的农民不写小说。作为乡村文化及其伦理的实际践行者，李新勇对乡村传统文化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乡村的沦陷与消亡应该是有着比一般人更为强烈的切肤之感的。前两年，学者梁鸿的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一书也反映这一主题，但那是一个外来知识分子对乡村的观察，里面充满了忧伤的追怀、沉痛的诘问、深重的反思。李新勇跟梁鸿的视点不一样，他从乡村内部出发，贴着他的日常乡村生活经验写这个问题，更接近于乡村人对时代变迁的实际态度，不尖锐不激烈也不抗拒，我们看到，在《最后的葬礼》一章中，作家几乎是刻意地用一种没心没肺的姿态来化解这份沉痛。事实上真正置身于乡村的人们，对这种传统文化力量渐渐瓦解的现象也真的没有觉得有多么沉痛。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和社会转型的脚步不会因为个人的沉痛而作任何停留，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哪一个角度看，所有出现的现实一定都有它的必然的一面，作家只是在一种旧的价值体系崩溃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之间表现出了他的担忧。这里，小说就触及到了这个时代最坚硬的精神问题：价值无依带给当代人的迷惘、困惑与痛苦。

所以说，《风乐桃花》在李新勇个人的创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既能脚踩大地，又能仰望星空的作家正在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