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德国诗人曾说，在异乡我们沦落为一个符号，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这个感受我也一样非常强烈。那么对我来讲有意义的就是诗歌，诗歌是我母语的容器，我可以经常打开这个容器，通过诗歌，我可以回归我的母语和写作。”近日，刚获得首届“东荡子诗歌奖”的诗人宋琳来到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作为最新一期“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的嘉宾，一向低调内敛的他以惯常温吞和缓的语调，与读者们共同重温三十余年的诗歌写作。

　　
　　1979年，20岁的宋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这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拐点。“许多诗人、大作家都是在施蛰存先生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施蛰存先生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小说、诗歌创作的氛围。那时候大学里鼓励写诗歌，鼓励创作，我大学毕业分配之所以被留校，是因为我的诗曾在报刊上发表。”1982年，受到校园创作气氛的感染，宋琳与同学一起创立了华东师大诗社，这就是日后闻名于各大高校的“夏雨诗社”，宋琳任首届社长。

　　1979年，20岁的宋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这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拐点。“许多诗人、大作家都是在施蛰存先生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施蛰存先生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小说、诗歌创作的氛围。那时候大学里鼓励写诗歌，鼓励创作，我大学毕业分配之所以被留校，是因为我的诗曾在报刊上发表。”1982年，受到校园创作气氛的感染，宋琳与同学一起创立了华东师大诗社，这就是日后闻名于各大高校的“夏雨诗社”，宋琳任首届社长。

　　1980年代，宋琳和一些诗人提出“城市诗”的概念，于他而言，这是一个福建乡村的少年进入都市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后感受到的一种机缘。“因为我是从乡村考上大学的，都市对我来讲影响很大，自然而然就会想起一些跟乡村不一样的诗歌。上海这个城市，它的文化程度很高，英国人写过一本书《花园城市》描写未来，里面写了城市里的很多空地，有街心花园，包括写到广场。上海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有魅力，就是我们要走街串巷，把自己完全解放开来，到街上瞎走，这时候也就有了很多奇遇。”他认为，这与诗歌有一种微妙的关联，“通常有一首诗，在某个十字路口，在某个你要迷路的地方，它成为你的感觉。”

　　1991年11月11日，宋琳带着里尔克的一本书去了巴黎。对许多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而言，到了巴黎就像“朝圣”，宋琳也是如此，他的朝圣对象是诗人保罗·策兰。“保罗·策兰畅饮塞纳，越喝越渴。他喝着黑暗，从局部到全部的黑暗；他喝掉最后一个词的词根。……漂啊，从塞纳到约旦，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保罗·策兰用眼睛喝，用他自己发明的喝法喝，一个人畅饮着来自天国和地狱的两条河。”1970年，保罗·策兰跃入塞纳河离开人世，宋琳写下《保罗·策兰在塞纳河》为这位诗人的自杀做了一个注解。“因为诗歌有记忆的功能，历史学家将自己能够提供的见证作为文献保留下来，那么诗人也有另一种记录的方式。保罗·策兰是侥幸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他带着伤痛通过这种抒情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我不是鼓励自杀的行为，但保罗为什么自杀，我觉得他认为这是他最后一个作品，通过最后的自绝，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强有力的证据。”

　　在国外期间，宋琳去了一次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在那边，有一种在街头散步的感觉，布宜诺斯艾利斯跟巴黎有差异，巴黎的街道像上海一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却像北京。它的门牌号从一号到一万号，不是依据相邻方位而是根据这个门和那个门之间的距离来算这个号码，一看门牌号就知道自己差不多在什么位置上。”诗人的敏感触发了他的想象，在博尔赫斯终身工作的国家图书馆，看到失明的博尔赫斯用手去摸汉碑的照片，宋琳模仿博尔赫斯诗的方式写了一首《博尔赫斯对中国的想象》：“函古关的两扇门，桌上摆着那字迹未干的《道德经》的第一个版本。空虚的富足。逝去的回归。南海鲛人的一滴变成珍珠的眼泪。李商隐写给某个女道士的无题诗。……《山海经》里闻所未闻的奇异动物。兵马俑的沉默。丹客的炉与剑。……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铜门环对应的上海石库门上的另一个铜门环。”在诗人胡续冬看来，宋琳将自己经历的异乡和故土以一种极其意外的方式让它发生短路，然后对接在一起，制造出一个既非异乡、又非本土的神奇空间。

　　诗歌创作凭借想象，但宋琳更强调，想象背后支撑的是知识背景。“年轻朋友们写诗更多凭感觉和想象，然而诗歌的写作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跟你个人的知识背景相关联。知识背景透过诗歌的某些通道可以提供给你的读者，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知识的来源，但文字的第一层意义却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它的结构性。”每个人的想象和知识构成不同，才有了诗歌纷繁复杂的面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诗人，我们的语言就是通过诗歌这样的形式诞生的，语言就是诗。哲学家告诉我们语言是神授的，上帝让亚当来到他造好的造物面前给它们起名，亚当给这些动物和植物起名是人类的首次命名，他给一个事物起名字，本身就是诗。那个树叫香樟树，那个花叫梅花、桂花，一个是意义的层面，一个是生命的层面。这两个层面融合在一起，凭借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各种风格，一首诗诞生了，在这一刻，整个诗歌史就会改写。”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潜能去写出那种改变诗歌的诗”。

一首未写的诗

宋琳

　　回想起来，从发表第一篇作品开始，我断断续续地写诗已超过三十年了。对于人生来说，这个数字真是大得惊人。按古代元会运世的时间尺度来计量，三十年为一世，那么，此时长已属于天文单位了，它甚至超过了织女星发出的光到达地球的时间。我不知道我总共写了几首诗，但我确实写得很少，而且，能够使自己满足的诗则更少。李商隐的《燕台四首》我很喜欢，其中的两句“歌唇一世衔雨看，可怜馨香手中故”，颇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他这首诗究竟是写给谁的没有定论，而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欣赏，最感人的诗往往是对不可能之爱的吟咏，在这一点上，李商隐与但丁相似，后者曾写道：“爱，永远不会为被爱的人提供爱的理由……”

　　诗人写诗源于最初的爱是普遍的，对生活，对人，对自然，对语言，就像尘世之爱这种热病，一旦染上便终生难愈。它时而销魂，时而痛苦，时而欲仙欲死，最终，这古老而天真的一族无一例外地也都要与死神相遇（我们没有必要避讳死亡的话题）。叶芝关心他的最后一首诗，因为那是他诗人的生命与尘世的告别；张枣在离世前的病床上依然在写诗，他意识到诗歌这一告别的艺术本身是难以割舍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在告别，都在消逝，并因此而受苦，诗歌安慰着我们的心灵，使之免于时间的伤害，这就是诗歌的神奇之处。人的各种境遇都在召唤着诗歌，一句写出痛苦境遇的诗使得痛苦变得可以忍受了，这多么不可思议。我理解的拯救不是免于我们不死，而是出离那些使我们陷入绝望，对未来失去信心的境遇，伟大的诗歌所给予心灵的能量是不可穷尽的，在这方面诗与终极事物相一致。

　　我常听到“诗有什么用”的质疑，这就好比问“月亮有什么用”，因为没有它地球照样运行。但一个人如果要到月亮上去而又不想借助航天飞机，此时诗歌帮得上忙。已存在的诗歌是想象力的助推器。对于一个被诗性激发的心灵而言，月亮不再是冷冰冰的荒漠，而是一个可信赖的信使，千百年来人们将最珍贵的情感托付给它，思恋的、乡愁的、怀旧的、悲悼的……于是当我们读到“辛苦最是天上月”，或“薄薄的月色，一封航空信，塞进了门缝”，我们几乎是自动地被带入自古形成的习惯中，正是那词语和心灵相互吸引的万有引力形成了我们置身其中的传统。我曾说过，成为诗人是天性使然，这里我必须补充说，这种天性是可以培养的。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诗性文化的基因，唯一需要去做的是尽早发现它，换句话说，诗人的职业性不在于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之后能够写分行排列的文字，而在于用文字记录下心灵的每次真实颤动的急迫性。修辞不难，忠实于感受却很难，而将感受适时而准确地传递给他者尤难。

　　诗有什么用？“诗可以兴、观、群、怨”；“不学诗，无以言”——孔子已提前为我们做了回答。所谓“观”就是见证，诗有见证历史的功能，诗性正义要求诗人成为见证者，这需要很高的道德勇气，甚至将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们只需了解一下中外当代诗人中的一些生平事例就不难自己得出结论。见证者面临的风险之一是当代文化中盛行的冷漠，所以策兰悲愤地写道：“没有人/出来为这证人/作证”，而当米沃什说出“若不是我，别人/也会来到这里，尝试理解他的时代”时也感到灵魂的凄凉与折磨。我们每个人都目睹了时代的怪现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幸存之眼，如果我们能从本雅明观念中的历史天使那里获得启示，那么我们至少不会将灾难看成狂欢节，也不会加入周围的冷漠。在此，开放心灵，同时开放视听之区，以接纳外部世界，对恢复自由人的完整性而言，已然是一件急迫的事情。从事诗歌这门手艺的人也许永远是少数，但诗歌作为语言的财富却属于全社会，诗歌的精神，语言经过炼金术般提纯而产生的神奇的美，每个人都有权利分享。那么，“诗可以群”在当今即意味着，意识形态与金钱将人区隔，而诗反对任何形式的区隔，诗在本质上是一切破碎事物的黏合剂，它为心灵与心灵的感通和互动提供必要的“空间站”。

　　诗歌必须介入现实，这是关于良知与道义的问题，介入是一种态度，包括反对鲁迅深刻地揭示过的看客人格和犬儒人格。然而介入现实不止于对当下事件做出回应，回溯往昔，对历史在人的记忆中的心理沉积进行考古式挖掘，从而还原真相或许是更艰巨的任务，更需要耐心与时间。当然，诗的介入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行动，它更多地是一种象征行动，它的目的是为世界塑造灵魂，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伟大诗人都怀有千岁忧和天下观。此外，持介入现实的态度并不妨碍在个人生活中选择隐逸，在目前的条件下，隐逸乃是一种不得已，是独善其身的不合作，是不和众嚣的悠然自处。隐逸主要指归源的生活方式及逍遥的内心状态，而不是权宜之计的生存策略，真正的栖居之地乃是纯真心灵的唯一的庇护所。

　　无论人类的现状多么堪忧，前景多么渺茫，诗人的歌唇依然要去赞美——这无疑是最高的职责。二十年前我修改了一首写于1989年的诗，其中的两句是：

　　因为爱，每一物都得到一张赞美的嘴，

　　你呢？平分了我赞美的世界。

　　我的大意是爱绝不抽象，它具体而真实不虚。当一个孩子问母亲“上帝是什么”，母亲将他揽入怀中，问他感觉到什么了吗？他感觉到的是体温。是的，爱是通过温度来传递的。且因为温度，生命从单细胞形态过渡到多细胞形态，我们往往忘记了这个常识。我们还可能忘记了另一个常识：恋爱中的人最懂得赞美，最不吝啬于赞美。因此我想说，让我们向恋人们学习吧。

　　当我被告知首届“东荡子诗歌奖”评给了我，惊讶之余我感到惭愧。我已经写出的诗歌并没有达到我理想中的高度，它们像脚印一样深浅不一，参差不齐，在较好的灵感状态中，我可能觅得过作为片段呈现的汉语诗韵的美妙旋律，但那必定是“妙万物而为言”的神灵的赐予。在我心里，永远有“一首未写的诗”在召唤我，令我着迷，那也许是一首每个诗人都在构思的，“公共的玫瑰”似的存在之诗，本原之诗，真理之诗，也许我终生无法企及它，但我相信显灵的时刻总会到来，会有人来到我们中间，把手放在我们的手上，告诉我们那本该知道的事情。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就有一年前仙逝的诗人东荡子，他以他喜欢的方式跟我们在一起。那么，请允许我将他说过的一句话读出来与在场的朋友们分享，以表达我对获此殊荣的感激之情：

　　“我坚信从自己身上出发，从他人身上回来，我将获得真正的光明。”

（本文为首届“东荡子诗歌奖”答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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