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建议增设新科取士

科举是中国古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创始于隋朝。它打破了更早年代通行的血缘世袭和官僚举荐（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社会中下层读书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入仕通道，在世界上曾是一种先进的选官体系，也对后来欧美国家实施文官制度起过重要的借鉴参考。

科举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明代以后，采用八股文体来阐发经义，格式日益僵化，文章日益空虚，既与现实生活无关，更与科学进步无关，完全自成套路和技巧。在近代，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对八股取士落伍保守的批评不绝如缕，兴办新式学堂的实践也逐步推进。二十世纪初，终于结束了绵延长达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取士制度。

从现存文献看，晚清封疆大吏中，李鸿章最早公开向朝廷建议修改科举范围，学习西方科技，增设专门一科，选拔专业人才。事见于1864年6月2日，恭亲王奕(讠斤)转呈的李鸿章致总理衙门信件，当时李鸿章官职为江苏巡抚，年纪刚满四十一岁。

中年时代的李鸿章

李鸿章在信中恳切地说道：

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擎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依清末中西文化交融和体制嬗变的历史进程观察，李鸿章这个观点提出得非常之早。恭亲王呈信前一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刚在天京服毒死去，曾国荃率领湘军已将天京紧密包围，攻陷指日可待。关于战后国家建设和面临的中外关系，李鸿章的思考远超整个时代。

在此之前，李鸿章创建淮军，改组外国雇佣军“洋枪队”为“常胜军”，真实体会到西方兵器在作战中的巨大优势。而在上年，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向曾国藩倡言建立基础工业和推行新式教育。容闳要建立的机器厂，“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为“一切制造厂之基础”。

以其作为母厂，以下生发出众多子厂，“以中国原料之廉价，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曾国藩委托他在海外采购机器设备，1865年创建了江南制造局。容闳还建议改革教育制度，培养技术新人，后来启动的留美幼童培养计划，对于培养新式人才，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代贡院

从李鸿章所言“制器之器”说可见，容闳新鲜言论给曾国藩的门生部将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李鸿章写信建议改革的缘由之一。另一方面，洋务思想家冯桂芬于1861年撰写了著名的政论专集《校邠庐抗议》初稿，寄请曾国藩作序，该书被传抄多种副本流传，冯本人被李鸿章纳入幕府。

在《校邠庐抗议》“变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制洋器”诸议中，冯桂芬主张“改定科举”，“特设一科，以待能者”，与李鸿章所言颇为一致。冯桂芬说国家重科举，“聪明智巧之士，穷老气尽，销磨于时文、试贴、楷书无用之事”，主张“特设一科”，引导聪明智巧之士，“自造自修自用”西方坚船利炮。在新建船炮局中学习西方技术，“工成与夷人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李鸿章的观点与冯桂芬交相辉映，显然也是受到冯桂芬思考的直接影响。

过了两年，李鸿章又向朝廷转呈江苏布政使丁日昌的条陈，主张变通文场科举之制。丁日昌说：“今之儒者。殚心劳神于八股文字，及出而致用也，闭户造车，或不能出门合辙。”他建议将科举考试改为八个科目，以求实济：一是忠信笃敬，以观品德；二是直言时事，以观识见；三是经史百家，以观学术；四是试帖括诗赋，以观才华；五是刑名钱谷，以观是否长于吏治；六是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观其能否带兵打仗；七是数学物理，以观其通识；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力；八是外国形势、言语文字，以观其能否出使不致辱命。他还主张特设一馆，招致奇技异能之士，则人才涌现不竭。海外华人之抱负绝艺者，亦将返回中国以营爵禄，仿佛今天推行之千人计划。

丁日昌对中国社会的改革，常发惊人之语。李鸿章一直视丁日昌为知己，常说两人一鼻孔出气。

1875年2月13日，李鸿章给他的淮军部下，时任署理江西巡抚刘秉璋写信，再次阐发自己对科举取士的看法。他感叹道，试帖小楷，丝毫无益于时务。近人条陈变通考试，皆被礼部驳回。我姑发其端，以待当道者猛省，然其依然执迷不悟。他们说科举代有伟人，曾国藩与李鸿章也是科举选拔之人。其实我早就说过，就算有曾、李等数十人，洋务亦断办不好。我们这些人，正误于当日之时文小楷也。有人担心洋学用夷变夏，那么华学能否制夷？若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必嫌弃？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

他说的这些大实话，在当年，振聋发聩，却不是谁都看得明白，更不是谁都敢讲的。

科举是读书人的心头肉

从1864年起，洋务官员们先后推动办工厂、造舰船、建海军、兴电报，甚至设立新式军事学堂，送学生出国留学。但科举这头，新增一科，以科技人才来取士却长期未曾落实。科举始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骄傲，是香饽饽，也是他们坚守的最后堡垒。

直至整整二十三个年头过去，1887年4月18日，御史陈琇莹奏议，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清廷命醇亲王奕譞与相关衙门妥议具奏。

他们拟定了具体办法，规定各省学政于岁科试时可另出算学题目，生监中果能通晓算法，将原卷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勘注册。俟乡试之年咨取来京，试以格致等科学，择其明通者录送乡试。每二十名于额外取一名，惟不得过三名之数，以示限制，会试时仍归大号。此后，有些观念开通的督抚、学政对部分书院进行改革调整，增添西学课程；一些地方的岁科考试也增添了经世之学和西学内容，但真正将算学生纳入乡试会试的实际案例，我尚未见到记载。

改革很难。不仅在于顽固保守势力的执拗，连湘军大帅们其实也心怀科举入仕的梦想。

我读过曾国藩九弟曾国荃1871年2月8日写给侄子曾纪泽、曾纪鸿的一封信：“余近年亦常常梦入乡闱（乡试），梦中起讲，入首总不得意。梦中观榜，名氏总不得挂一甲。梦中焦急，亦与昔年无殊。”曾国荃本来是国子监的贡生，因太平军造反，随兄组建湘军而终止学业，因镇压太平天国战功，受封一等伯爵、头品顶戴，担任过浙江、湖北巡抚，此时功成名就，称病辞官回湖南老家闲赋，却依然对没取得科举正途的功名耿耿于怀、心有不甘。八股文做不好，会成为一种焦虑的梦魇。

最早主张科举改革的李鸿章，对于自家子弟的科举士途，也一直非常关注。

1881年3月2日（光绪七年二月初三日），李鸿章在致丁日昌的私信中提到：

稚子、童孙联翩入泮，督令专习帖括，并奖藉鄙人少时敲门砖闱艺。既自知为无用之学，又不能不以此为进取之梯。嘻！

他还在信中安慰丁日昌：

公自恨不得科第，究竟科第中人盈千累万，何者能干济时艰，即今之高牙大纛，及人参政事者，岂皆尽由科第进身。士之遇不遇，时也、命也，非科第帖括能限之也。

力主改革、破旧创新的丁日昌，功名仅为秀才，此信透露出，他私下亦为自己科举不达而懊恨。这是新旧嬗递年代无可奈何的矛盾，也是当官者的内心挣扎。

1882年，李鸿章长子李经方（字伯行，27岁）、老二李经述（字仲彭，18岁）和侄子李经畲（李鸿章大哥李瀚章长子，字新吾）联袂参加乡试，经方、经畲中举。张佩纶向李鸿章去信祝贺：“南闱榜发，伯行、新吾兄弟同捷，仰见德门积庆，若太夫人（即李鸿章老母，本年刚去世）犹在，其乐何如？想我公亦因喜增悲矣。”张佩纶在考前受李鸿章邀请为李经述做家教辅导，对于经述落榜，他多次向李鸿章表示安慰：“秋闱揭晓，仲彭不第。初学即售，本非幸事。想仲彭见理甚明，必不以此戚戚。”此后，李经述在1885年也考中举人。

李鸿章、李瀚章和家族子弟

在家族中，李鸿章和父亲李文安是两代进士，李鸿章也望子成龙。但子弟中，除李经畲考中进士外，其他人都就此止步，李鸿章也无可奈何。小儿子李经迈，对科举无甚兴趣，李鸿章感慨：“吾家科甲恐遂中断”。但他对于读书人通过科举获得发展的心情非常理解。

最著名的案例，是为留英学生严复提供科举考试的方便。严复公派英国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在天津水师学堂执教，却感慨“当年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一心想通过科举另取功名。陈琇莹提出算学取士之后，李鸿章总算等到了“特设一科取士”的实施，奏请安排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师生一体参加乡试，但严复先后四次参加乡试均未成功。

野史中有个传说，李鸿章翰林出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却从未主持过科举考试，心中颇有遗憾。 晚年住北京，同年杨未苑来闲谈，自夸其著作。李鸿章笑曰：“中进士，不得翰林可羞。”味苑回嘴：“翰林宰相不得文差亦可羞”。李鸿章顿时大怒，挥舞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夫人赠送的手杖击之，杨味苑仓皇逃出。李鸿章性格是否如此暴烈我不知道，但在给张佩纶及女儿菊耦的家信中，他却明确表示：“处今时势，科甲实无用处，尚有人欲我将为乡会主试，不其颠耶？”可见他对什么主考官之类，显然兴趣不大了。

菊耦为儿子开后门

1898 年 7 月 17 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上《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建议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刷印一二千部，发给群臣讨论，同日奉旨，着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此时正是百日维新红红火火地进行期间，李鸿章却不被光绪重视，挂着大学士的空衔在总理衙门闲赋。7月21日，菊耦致信老父：“明知外侮环起，一手支持，岂有静虑澄怀之一日。加以群言如沸，朝局如棋，大人独居，深念军国，既无长荣富贵，易履危机。公私进退之间，自有不能释然者。以儿测之，既无整顿之权，只好就题敷衍。为国为家，总以善保体气为祷。”

9月7日，光绪帝下谕：李鸿章著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女婿张佩纶致专函劝慰：“得电音，知公退出译署。近来崇尚西法，舍旧图新，中国之开通西学风气者，莫先于公，莫久于公。公之威望，中国新进已转之，外夷狡谋则仍忌之，当此强邻逼处，即在总署舌笔并用，亦难杜绝阴谋。今既离局矣，似可不见外国一客，并不谈新政一事，超然物外。老臣于国家当有一股进退从容气度，而置祸福荣辱于不顾。”

历史真是无情地兜里一个大圈子。

本年，75岁的李鸿章被太后派去济南巡视黄河水利，而后外放两广总督。

经历了潮起潮落风云变换之后，最早倡言自强变革的李鸿章，因甲午战争失败和联俄外交失利成了卖国贼，另有别人来教导皇帝阅读《校邠庐抗议》了。不合时宜的李鸿章退到了历史舞台的下场门。他腆着老脸，赖着不走，称作是老师曾国藩当年教他的“挺经”。张佩纶劝他“进退从容”、不可“悻悻求去”，也只是在寻个体面的下坡了。

然而世事仍在变化。不久北京城里发生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役，帝后西狩，李鸿章被慈禧招唤回京，与联军谈判议和与退兵。早被抛弃的李鸿章又有了新的用途。

1900年11月18日，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向国内报告，日本报纸刊出各国驻华公使所拟议和谈判索要的各项条款，包括为德使克林德建碑，派亲王去柏林向德皇道歉；废除总理衙门；惩办肇祸之王大臣；裁撤大沽及直隶各沿海炮台；停止军火进口；肇乱地方，停止科举五年等等。

我在整理张佩纶家藏信札时发现，11月30日，菊耦致函父亲，为停止科举一事向父亲进行关说：

李盛铎所开十一款，诚如来谕，强以难行，儿亦不敢置喙。但内有“肇乱地方，停科五年”之说，在彼原系小节，在直隶士人即系切身大事。似肇乱地方，止能指京、津、保、涿等数州县，若丰润即无一拳匪，岂能通省概行株连？且议和后必请回銮，而明年不举顺天乡试亦太不成体统。即以肇乱而论，拳匪皆武夫，与秀才何涉？此条恐不能驳，请明晰分辨之。

菊耦究竟要说什么呢？

想大人阅信必笑，儿当此时尚以科甲为重，可谓书腐见识。实以潜年已廿四，外事颇明白，因其父驱逐后，世态炎凉，功名之念颇切。既无他路进身，只能循途守辙。务恳大人据礼力争，勿令池鱼殃及也。

真的很奇葩。

原来，她是在为张佩纶与原配夫人朱芷芗所生儿子张志潜争取科举机会。在历史瀑布遭遇极度严寒的时候，她不愿志潜这朵小小的水珠无辜冻结成透明的冰凌。

张佩纶的儿子张志潜

科举对读书人何等重要。停科五年这一杀手锏，在当年士大夫的切身感受中，恐怕比赔款道歉、惩办大臣、拆除炮台更加揪心，这涉及到每个人和家族的切身利益和未来前程。

义和团排外时，愚昧保守的地方士绅在背后怂恿和推波助澜。此时，各国公使要他们记住，洋人杀不得，杀了必要报复。这和1876年马嘉理事件发生后，威妥玛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外交规则的“英国课业”（English Lessins）其实同出一辙（参见《清末一起扑朔迷离的外国人死亡案》）。这种前后几十年重复进行的条件反射式训练，是将中国拉进西方话语和价值体系的持续实践。

12月24日，驻京外交团正式向中方提出《议和大纲》。其第二款果然是：“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境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

后来谈判中，中方代表提出：停止科举五年要具体开列城镇清册。“查明何城何镇地方如有戕害陵虐诸国人民之事，自应照办。”“其他别城镇并无干涉者仍应照常考试，以示劝惩。”“若因一城一镇莠民滋事之故，致令其余各城镇安分良民均受停考数年之累，何以昭公道而服人心？”谈判中发现，此事英国公使萨道义(E.M.Satow)最为坚持，且主意亦是由熟悉中国国情的传教士所建议。遂由李鸿章的亲信、直隶布政使周馥去做解释工作，指明“教士不宜与儒士结仇”。最终形成四十九个府、县停考，名单作为附件，列入《辛丑条约》。

1902年，李鸿章的外孙张志潜参加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获得举人。

庚子议和时期的李鸿章

没有史料证明菊耦的私信在庚子议和中对李鸿章态度的直接影响和作用。此时的李鸿章拖着垂暮衰病的身体与洋人周旋，只是“尽一分心酬圣祖，收方寸效作贤臣”，早已没有了中年时代的豪情。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与传统文化中的保守愚顽、抵制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各国宣战，声称依凭“忠心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次年的求和谈判，却在一个县一个府的解释排查，证明没有杀过洋人，以为士子争取科举权利，最终删除了十九个府县。

儒学的迂腐，西学的有用，却在中国近代化一次次的失败中被验证。终于，光绪帝在1905年9月2日下诏：“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决定从明年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度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此距李鸿章提出改革科举的倡议，整整过去了四十一年。

此时，日本已经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崛起成为强国。

此时，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已开始与美方交涉退还庚子赔款，由此引发出庚款留美计划和创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

从此以后，出国留学成为时尚，无论公派，奖学金，或者自费，都成为学生和家长趋之若鹜的渴望和行动。

原标题：《改革科举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