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奈杰尔·克利夫

翻译/陆大鹏

冷战结束了还没多少年，又卷土重来，让我们在乌云滚滚的天空下战栗。这一次，有人在英国境内运用不明装置释放了一种苏联时代的武器级神经毒剂。媒体上到处是约翰·勒卡雷的《柏林谍影》（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的节选，让那些年纪轻、不记得冷战的人心惊胆战。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有人在欧洲土地上使用化学武器。人们为之愤慨，也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听天由命的消极丧气，让大家的震惊显得不是那么厉害。这真是非常有冷战风格。我们不得不提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冷战真的结束了吗，或者苏联解体之后喜气洋洋的日子仅仅是西方与俄罗斯不可救药的恶劣关系的短暂插曲？今天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何去何从？

双面间谍与毒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的最新一幕，在索尔兹伯里上演。这是英格兰西南部一个富足安逸的城镇。索尔兹伯里最有名的一点，就是约翰·康斯特勃（John Constable）最伟大画作里的景象：宏伟大教堂的尖顶高耸于静谧的草地之上，大教堂周围簇拥着砖石和半木制结构的房屋，它们沿着蜿蜒曲折的小巷杂乱地坐落着，岁月给了它们一种古色古香。

索尔兹伯里是退休之后安享晚年的好去处，在这里不会发生惊心动魄的事情。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前俄罗斯军事情报官员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斯克里帕尔（Sergei Viktorovich Skripal）才来这里生活。多年来，斯克里帕尔是双面间谍，为英国工作，据说揭露了数百名俄罗斯间谍的伪装。他于2006年被俄罗斯逮捕，被判犯有叛国罪。四年后，在一次间谍交换中，他重获自由。有不少俄罗斯人在英国流亡，他们的死亡会引起怀疑。但和这些人不一样，斯克里帕尔按理说已经安全退出江湖了。

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斯克里帕尔

3月4日，斯克里帕尔和女儿尤利娅安然地消遣一个典型的索尔兹伯里星期日下午。他们把自己的红色宝马车停在一家超市停车场的顶层，逛了一家乡村风格的酒吧，在意大利连锁餐厅“琪琪”（Zizzi）的当地分店用餐。吃完不到一个小时候之后，有人发现他们躺在附近一条长椅上，不省人事，赶紧将他们送到医院。到现场调查的一名警察和十几名过路人也被送到医院。斯克里帕尔父女生命垂危，警察的状况虽然严重但已经稳定。其他人则很快出院，医生提醒他们要清洗身上的衣服和物品。

袭击斯克里帕尔父女的神经毒剂属于诺维乔克（Novichok）系列，苏联人在70年代研发了该系列，它的特点就是难以察觉。所以，若不是俄罗斯科学家自己公布消息，外界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伤害斯克里帕尔父女的是诺维乔克毒剂。索尔兹伯里附近的波顿唐（Porton Down）军工实验室准确判断了毒剂的种类。俄国驻欧盟大使喜滋滋地指出，波顿唐军工实验室恰恰就是英国人自己研发化学武器的地方，包括臭名昭著但杀伤力较低的VX神经毒剂。

谢尔盖·维克托罗维奇·斯克里帕尔

根据《化学武器公约》，所有此类武器都被禁止。俄罗斯否认拥有任何化学武器。但既然诺维乔克毒剂除了俄罗斯没有别的来源，线索指向了克里姆林宫。

普京总统可能是觉得，英国首相梅的地位太虚弱，她顶多只敢象征性地抗议一下。但事实上，说不定恰恰因为梅太虚弱，才偏偏要在此事上表现得强势。英国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脱欧之后正在四面观察，判断自己的未来在哪个方向。所以英国特别需要表现得强势而坚定。3月14日，英国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报复措施，包括驱逐二十三名被认为是“秘密情报人员”的俄罗斯外交官。

克里姆林宫用经典的冷战风格以牙还牙，驱逐了同样数量的英国外交官，并火上浇油，关闭了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一个文化组织）在俄罗斯的分支。以牙还牙的争斗无疑还会继续，但英国未来的选择很有限。英国的美国盟友特朗普总统令人难以捉摸，他对俄罗斯的态度是当前最难揣测的事情之一。而在欧洲，英国脱欧造成的摩擦也让欧盟各国对英国有所疏远。

俄罗斯不会承认自己对索尔兹伯里袭击有责任，而普京获得连任，还要继续当六年总统，所以英国人等不及俄罗斯发生政权更迭。不管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影响力萎缩了多少，不管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多少，上述局面在短期内还不会变化。

除了索尔兹伯里旖旎的环境之外，此案与2006年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被杀一案很相似。利特维年科是俄罗斯变节者，对克里姆林宫持批评态度，他在伦敦市中心的Itsu寿司店被人用放射性的茶毒死。我常到那家店吃午饭。这两次袭击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毒物的选择非常新颖。在2006年的案子里，凶手用的是罕见的钋-210。两起袭击的执行都很马虎，仿佛刺客并不是很在乎被发现。毕竟，要杀人完全可以用更简单也更有效的手段，而不是在公共场合用可以被追踪的神经毒剂来杀人。

和十二年前一样，这次也涌现了很多阴谋论。俄罗斯大选就在谋杀案的不久之后，所以这起刺杀是为了向俄罗斯国内夸耀吗？这是不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展示，让老百姓知道，叛国者不管在哪里，不管有没有经过交换，都是死路一条？这种说法与普京的立场吻合，他认为俄罗斯的宿敌在包围俄罗斯，企图将它围困起来，所以俄罗斯必须做出严厉的回应，而无需理睬国际法。

普京

克里姆林宫自己提出了一种阴谋论：是英国人炮制此案来诬陷俄罗斯，也许是要抹黑俄罗斯，破坏今年的世界杯。在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大使瓦西里·涅边贾（Vasily Nebenzya）厚颜无耻地把英国调查者比作雷斯垂德探长，即阿瑟·柯南·道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小说里笨手笨脚的警探。这不禁让人发问，在此案中，俄罗斯人扮演的什么角色，难道是莫里亚蒂教授吗，就是福尔摩斯所说的“犯罪届的拿破仑”？

在英国人眼中，俄罗斯人否认责任时的得意奸笑和挖苦讽刺，恰恰让人想起黑手党。他们自以为超脱于法律之上，还挤眉弄眼地假装自己是正派市民。俄罗斯人的这种态度，最能激怒一个感到自己受了委屈的民族。这也许就是俄罗斯人的目的：激怒英国人。

社交媒体上传播着形形色色的理论，我们身处言辞的“镜厅”，每一个影像都越来越扭曲，并不断出现新的扭曲影像。媒介是新的，但其中所用的策略都是冷战时代的老把戏。而在讨论犯罪时间线和化学图表的媒体新闻里，我们能感到，大家似乎对惊险刺激的冷战有一种怀旧。

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里，冷战似乎是一个更简单的时代：共产党与资本家、坏人与好人、他们和我们。这样的二元对立能够造就精彩的悬疑小说和动作电影，让我们站在英雄那边。但冷战也有一些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即便在最糟糕的时代，一种不是那么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也能生存。

我前不久写的书《莫斯科之夜》讲的是一位名叫范·克莱本（Van Cliburn）的年轻美国钢琴家和他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克莱本于30和40年代在得克萨斯州一座小镇长大，身材瘦高，蜷曲的金发很蓬乱，弹起钢琴出神入化。他从母亲那里学钢琴，而她的老师是俄国浪漫派钢琴艺术的一位主要倡导者。从母亲学钢琴到儿子学钢琴这段时间，恰好就是俄国革命和斯大林统治的时期。但这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男孩成长为俄国音乐和文化的爱慕者。

1958年，二十三岁的克莱本来到莫斯科，参加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大赛。看到了自己想象中的城市，他激动不已。在机场，他请接待他的人带他直接去红场。他下了政府的公车，静静地站在红场。在雪花和灯光之中，曾经给了柴可夫斯基和拉赫玛尼诺夫灵感的景观和声响令他心潮澎湃。

克莱本的梦想从来不会止步不前。大赛本来已经内定让一位苏联参赛者获得冠军，但克莱本的表现出类拔萃，他的俄国粉丝如痴如醉，让他横扫千军，拔得头筹。全世界的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以及克莱本被尼基塔·赫鲁晓夫熊抱的照片。精明的苏联领导人巧妙地把令人尴尬的失败转化成一场宣传胜利。

范·克莱本

美国人把克莱本视为冷战英雄，热情欢迎他回国，在纽约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但对俄国人来说，他也是一位英雄。在随后的岁月里，虽然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苏联克格勃的监视，他与赫鲁晓夫和好几位美国总统都保持着友谊。但最了不起的是，一直到他晚年，千百万俄国人对他的热爱没有丝毫衰减。我在莫斯科做研究的时候发现，甚至在他去世之后，俄国人仍然爱他。

美国和苏联两国政府是不共戴天之敌，而两国人民可以同时喜爱克莱本。不过他不仅仅是这种爱的象征。他简直就是这种爱的最震撼人心的化身。他是美国爱国者，投票给共和党，但毕其一生始终诚挚地表示，他对俄国有一种归属感。

克莱本不是一位非常有创新冒险精神的音乐家。很多年里，他承受巨大压力去展现自己最精彩的一面，演奏同一批柴可夫斯基和拉赫曼诺夫协奏曲。最后他的能量耗尽了。但在1987年，已经退隐很长时间的克莱本再度出山，在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的白宫峰会上演出。演奏完之后，他弹起了一首叫《莫斯科之夜》的歌曲。自从他第一次去莫斯科以来，这就是他的保留曲目。那么多年前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难以磨灭，他的演奏让峰会的气氛从公开敌意变成了泪流满面的怀旧。

克莱本改变了美苏关系的温度，但他当然没法改变冷战的行程。法国人造了“冷战”这个词来描述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高度紧张的对抗气氛。1947至1991年，一直存在核战争的威胁，需要各国做积极准备。我清楚地记得，我小时候，英国政府通过邮件分发小册子给公民，教大家遇到核武器攻击时如何应对。我当时心惊胆寒但兴致盎然地阅读了这些材料。

普京总统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俄罗斯有了新型核武器，足以“攻击世界的任何地方”。他的言辞让我想起了赫鲁晓夫。他喜欢用导弹吓唬西方，威胁要毁灭西方。赫鲁晓夫的宣传其实是夸大其词，他真实拥有的导弹数量远远没有他吹嘘的那么多。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普京是不是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不过语言本身就是武器。赫鲁晓夫的真实目标是削减军事开支，将资金转入住房建设和农业发展，但他的威胁和他的核武器计划激发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军备竞赛和太空竞赛。特朗普总统近期关于将太空军事化的讲话，就像他之前的里根的计划一样，是攀比与争斗的致命游戏的新阶段。

我们为了最新的政治冲突升级而痛苦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当政治领导人陷入僵局的时候，有时看上去最无关痛痒的人也可能改变大局。在《莫斯科之夜》的故事里，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头发乱蓬蓬、佩戴塑料翼领、满脸害羞微笑的德克萨斯人克莱本，把俄国自己的音乐演奏得如此精彩，如此投入，让这个发誓要摧毁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帝国竟然爱上了他。

克莱本之所以能有效地搭建沟通桥梁，是因为他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他自视为伟大作曲家的仆人，他爱这些作曲家，观众听的也是他们的作品。如果他的演奏能帮助建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很高兴。这些品质也能解释，他为什么是一位天然的外交家。在本质上，他这个人本身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音乐，是人类的歌曲。他知道，在所有领导人都离世之后，在他自己也离世之后，音乐仍然够把人类团结成一个群体。

5月14日，特雷莎·梅在在议会的演讲中强调，英国人与俄国人民并没有矛盾。她其实可以说得更到位一点。英国人钦佩俄国人民，仰慕他们的力量、激情与坚毅。我们英国人热爱俄国音乐和文学。我们深知，尽管俄国经历了风风雨雨，俄国人民始终是人性本质的伟大探索者。

特雷莎·梅

如果我们真的处于旧冲突的新阶段，那么我们应当记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文化外交能够让我们分享价值观和思想。所以俄罗斯禁止英国文化协会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所以英国应当派自己的足球队去参加俄罗斯世界杯，尽管英国政治家和王室成员都不去。软实力很难制造出来，其结果也难以预测。但如范·克莱本所示，如果软实力真的产生了效果，那就可能是非常精彩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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