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这出戏对于一般观众来说显得比较晦涩，对于我们时代轻松的气氛来说显得有些凝重和做作，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演出。”（陈嘉映）

1999年，北大哲学系教授陈嘉映先生，在看过北大戏剧社和五四文学社为纪念海子逝世十周年而演出的《太阳·弑》（1999版）之后，写下了一篇评论——《海子的诗歌帝国》，而上面的话就出自那篇文章。

用这段话作为本文的开头，并不是想用“权威”的“盖棺定论”为十年后再次上演的《太阳·弑》（2009版）饱受争议的演出文本来正名，而是想说：十年前就已经“晦涩”、“凝重”、“做作”的演出，在十年后，和已经更加轻松的时代气氛愈发遥远了。说白了，海子的这部诗剧——《太阳·弑》，与当下这个时代的距离，比十年前更远了。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更加自由”

——《太阳·弑》中，青草、吉卜赛的合唱

1999年，为纪念诗人海子逝世十周年，北大戏剧社和五四文学社共同创作了海子的诗剧《太阳·弑》。这是海子长诗《太阳七部书》中的一部，也是海子诗作中最适合改编成戏剧演出的作品。当时的主创都是在校的学生，也是两个文艺社团的骨干，分别是中文系的博士、五四文学社的诗人冷霜，历史系的硕士、北大戏剧社的孙柏和马上要从信息管理系本科毕业、到处找工作的我。改编的工作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完成的，导演则是我和孙柏，而演员都是北大戏剧社的学生演员。当时的我们，怀着对海子一腔的尊重和怀念，怀着对诗歌和戏剧的热爱，就不知天高地厚自信满满地搞起了诗剧的创作。我们用了20天的时间进行剧本改编、用了40天时间进行排练，而且整个创作过程也全部是利用大家的业余时间进行的。我们于1999年的“未名诗歌节”上压轴演出，在北大贝公楼礼堂演出了两场。

第一次把《太阳·弑》搬上北大的舞台，应该还算是成功的。能够容纳800人的贝公楼礼堂，两场演出座无虚席，燕园里的很多学者、教授、老师、学生都来观看了演出，观众中还有很多校外诗歌爱好者和戏剧工作者。当时的一个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老师，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很兴奋，他觉得我们演出的水平完全不亚于中戏学生的毕业大戏，而且建议我们把这个作品拿到社会上进行公演。开始时我以为这个老师只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我们，但没想到后来竟然又找到我们两次，很认真地谈论继续演出的事。那个时候，我忽然感觉到，我们可能真的做出了一部好戏。但由于当时主创和演员都是北大的在校学生，进行商业性的公演实在不现实，那个想法最后只好作罢。

但是那些鼓励和肯定，让我从十年前《太阳·弑》在北大的演出之后，就开始在心里暗暗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让海子的这部诗剧作品再次上演。

光阴荏苒，倏忽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中，我从北大走到了中戏，从一个IT白领变成了戏剧导演。当我从中戏导演系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开始了专业的戏剧创作，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部作品面世公演。但我从未忘记过《太阳·弑》。当时演出的很多画面、很多场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从唯美而动人的诗句，到舞台的仪式色彩，再到充满形式感的画面和调度，还有稚嫩的表演，都时常让我莫名的激动。很多当时的遗憾、疏漏和不足也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不断修正、丰富、调整和酝酿。终于在2009年，决定将《太阳·弑》再次搬上北京的舞台。

十年之后，当时的三个主创孙柏、冷霜和我都已经是大学教师。（孙柏在人民大学、冷霜在中央民族大学、我在北京理工大学）我们三个人讨论了好几回，发现这部作品再次上演的意义，除了是对诗人海子的纪念和致敬之外，就只剩下对艺术的实验探索和对美学本体的追求了。因为这部作品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过遥远了，它和当下社会几乎没有任何的关系，甚至和我们的时代是相悖的。

再次将《太阳·弑》搬上舞台，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的。一开始，我们希望能够在十年后的2009，以纪念海子逝世二十周年的名义将此剧再次上演。但是，和很多文化机构、演出公司和戏剧投资人联系后，都没有得出结果。大家的态度基本一致：海子是值得尊敬的、《太阳·弑》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是这样的演出是卖不出票房的，大多数观众现在是不喜欢看这么严肃的戏剧作品的。很多富有演出运作经验的朋友也给了很好的建议：找一两个明星演员加盟，比如陈道明和汤唯，这样既能有票房保证，也能达到比较理想的艺术水平。他们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说这些话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都是掌握着演出资源的成功人士，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过去也曾经是文学青年、艺术青年甚至诗人。这些朋友大多是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兄长。“80年代”是诗人、思想家和爱国青年的年代，是海子的时代，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而当年“浪漫的”、“英雄的”诗人和青年们早已经不在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无法也无权做任何的批判，只能无奈地承认，那个时代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和讨论，最终我们还是放弃了商业演出的模式，参加了2009北京青年戏剧节，并且作为戏剧节的开幕演出和观众见面。这次的工作周期基本上还是两个月，20天左右的剧本改编，40天的排练。演出一共六场，在北京东直门外的蜂巢剧场。

十年后能够再次排演《太阳·弑》，还是挺兴奋的，但是我们也深切地知道，我们面临的困难也是十分艰巨的。当年在北大的演出能够得到一定的好评和认可，与当时演出的观众整体素质是分不开的。而这次的演出不可能像当年那样，由北大学生、教师和了解崇敬海子的诗歌爱好者为主。很多在当时观众面前就显得艰深晦涩的内容，估计在今天就更难被理解了。为此，我们将《太阳·弑》的故事线索梳理得更加情节化，以方便更多的普通观众能够看懂，但这样的改编多少是违背了海子本意的。因为他在开篇提示中就写道：“非情节剧，程式和祭祀歌舞剧……”估计海子是希望人们在看戏时更多将注意力放在诗歌语句本身、放在诗剧营造出的宗教仪式氛围上。就像陈嘉映老师在《海子的诗歌帝国》中说的那样：“就情节而论，《太阳》与传统的古希腊悲剧没多大区别，但是其表现方式完全是现代的，也就是说，戏剧并不按照自然时间组织情节，而是由一系列暧昧而神秘的片段暗示情节，在这些片段中，海子的诗句象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这一次的改编同样没有按着自然时间组织情节，而是按着逻辑关系进行了情节化和清晰化梳理，但就算这样，后来的演出过程中也还是有很多观众表示看不懂和理解不了。“从没见过一部戏退场的人有那么多！”这是一个普通观众在看完这版《太阳·弑》演出后，在网上发表观感时最大的感触。这也是我在排练的过程中就已经预料到的结果了。但是，我已经不能再妥协了！排演《太阳·弑》这样的作品，我首先是要对原著海子负责，其次才是对观众负责。如果一味迎合观众的审美习惯和口味，那就悖离了作者的原意，我导演的也就不是海子的诗剧《太阳·弑》了。中戏的沈林教授说过：“观众不是上帝，上帝才是观众。”尤其是海子的这个作品，它的写作对象更像是一种“上面”的存在。这部作品本身所蕴含的美学张力是饱满而强烈的，它的仪式感和宗教情怀，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神秘主义和原始主义的超验崇拜。很多时刻，来自原始的声音力量（诗）和行动力量（舞）将整个舞台幻化成一个祭祀的场所，达到一种近乎迷狂的、无法进行理性判断的表演状态。

这种看似模糊的内容和暧昧不清的形式呈现，除了对观众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外，在排练过程中，对于演员也是极大的挑战。和十年前相比，这次的演员都是专业的话剧演员，表演水平和素质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但是，面对《太阳·弑》这部强大的作品，大家多少都显得有些“内力”不足。整个排练过程中，充满了各种疑问、不解、障碍和对抗，有些时候搞得演员都近乎崩溃。很多情况下，演员都是并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就被我（导演）强迫着按照剧本要求和导演构思“盲目地”、“被迫地”执行。

记得十年前，《太阳·弑》（1999版）演出结束后，一个演员跑来问我：“导演，这个戏到底想要讲些什么呀？都演完了，我还没搞明白呢！”我忘了当时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但记得当时我心里想的是：“不明白就对了！”骆一禾说“《弑》是一部仪式剧或命运悲剧文体的成品”。而命运悲剧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最高要求就是：剧中人物无法把握自己、被冥冥之中无形的力量控制和引导，最终走向毁灭。这种悲剧的主人公往往都是有着一个美好愿望和善良的初衷，但最后都不知不觉、或者不得以地走向了灭亡。这种主观意愿和客观结果的相悖离，就是形成“俄狄浦斯式”悲剧的必要条件。而演员在创作过程中能够明白原作和导演意图是好事，但如果不明白，却也能完全按照要求表演到位，也是一种“宿命”的状态。演员的这种“被作品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暗合了人物“被命运控制”的关系，同样能够达到作品气质上的高度统一。

实话说，今年演出的《太阳·弑》，在编导和呈现上，与十年前的那部相比，并没有特别大的突破。创作的主题、思路和表现形式基本都延续了当年的想法：同样运用古希腊歌队的形式，同样的运用面具进行表演，同样的加入“扭秧歌”等中国元素。不同的是这回的演员都是专业的了。但是在很多细节上，我们做了更加成熟的设计。比如，将王座和断头台合二为一，使得权力象征和国家机器在舞台上达成了一种残酷的艺术化转换；强化了舞台行动的仪式感，让整个作品的宗教气质更加强烈；在舞美和灯光的技术层面加强了氛围和气场的营造，使得观众不得不置身于遥远的幻境。

当年，我们在《太阳·弑》的节目单上印着海子的这么一段话：“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个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十年之后，我们再次上演。我在“导演的话”中写下了这么几句：“这是一场戏剧膜拜诗歌的仪式，是一次血对土地的残酷杀戮，是一个世纪忘却另一个世纪的祭祀。”

关于海子，关于这部诗剧，很多人可能都已经淡忘了，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唯一被世俗社会接受的诗句“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更多时候被滥用在房地产的广告语中。如果有人，能够因为这部剧，回过头去读读海子的诗歌，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很高兴了。而对于读了海子诗歌的人来说，我相信，他一样会很满足。

陈嘉映先生说：“《太阳》就象巴比伦的太阳神庙一样，精巧、牢固、充满了魔力。诗歌帝国建造起来了，在帝国的宫殿中，巨大的魔力使一切的人与物都沉睡在宫殿的里面，使他们永远无法走出暗红色的宫门……一个人能在时光无情的流逝中修建起这样一座宫殿，无论如何是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还是让我们忘了海子，忘了《太阳·弑》吧。在这个时代，容易被遗忘的东西，才有可能成为永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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