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反映，由于相关政策与管理措施不完善，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处于“无序化”状态，频繁发生的纠纷增加了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的并不是粮食生产，而是选择种植一些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挤占种粮面积，导致主粮产量下降。（1月31日经济参考报）

一是下乡资本钻政策、监管、农村治理和农户弱势的空子（“打擦边球”是个好听的说法）；二是工商资本下乡后的“非粮化”现象。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问题，其经济根源是一个，即粮价太低。

指责工商资本之“逐利性”近似荒诞。资本就是要逐利的，不管什么资本，无利可逐则不会调配、运动，工商资本下乡逐利和进城逐利、海外逐利一样，道德、人文上并无高低之分，政府之所以取支持鼓励政策，是为了让工商资本推动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而实现这样的目标，没有工商资本参与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种粮这行当或劳动，虽然曾作为国家资本的重要来源，但长期以来和种粮农民的资本积累基本没有联系，属于不产生资本的累人活动，于是，只要玩大的、搞集约，就得靠工商资本。

大部分工商资本，下乡之前就不是冲着粮食种植而去的。工商企业在农民种几辈子粮食都不赚钱的情况下进入农村，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并不能让他们一种就灵，而获取现实利益的途径除拿到一定的政府补贴外，基本就靠“移花接木”和“瞒天过海”。先赚了能赚到的再说，骗不成、赚不到就走，种粮？坑爹啊！反正我是不能干。

有的企业没掂清种粮这笔账，或许估价太乐观，也或许遭遇意外没发挥出设想中的优势，结果种粮种亏了。2015年，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和嫩江县黎明合作社合作种粮，当年大亏，这家企业为追回投资，拉走收获的玉米并拒绝支付农民工资，差点闹出大事。这家公司的做法仗势、过分了，共同承担亏损才合理，不过，这例子说明公司集约种粮也很困难，不耍花样踏踏实实种粮食的企业，失败也容易。

不脱离农业圈子，无奈选择水产养殖、水果蔬菜、苗木花卉等经济作物的企业是比较好的，不必非要管到他们也亏个一塌糊涂。而一些工商资本的最初谋划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借农业的幌子搞非农项目，比如打着“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旗号，侵占大片粮田经营房地产，还有的在乡下修高尔夫球场、建私人会所……诸如此类，才是必须严管、力纠的严重问题。

部分下乡的工商资本不务农，可以不按土地流转或征用的法规行事，抢占各种补助和项目扶持资金而后任凭流转到手的良田撂荒，有的连租金都久拖不付，他们为什么这样任性呢？既然是冲国家扶持政策而去，他们把精力用在部门公关，取得地方实权人物的配合就行了，如果遇到的麻烦大一些，还有政府顶锅补窟窿呢。

这里又出“政治经济学”了。规范、运用下乡工商资本这事，事先靠政策科学、监管合规，纠纷发生后则靠法庭公正、合理仲裁。政治不清明，各种任横行——就这个理，简朴而颠扑不破。

粮食宝贵？说什么战略物质、安全基础、“民以食为天”等等，那都是白说的空话，问一句“贵在哪儿”才实实在在。一平农田“长出”一平住宅，顶种一亩地粮食几年、几十年的收益，种粮农户差不多等于贫困户，就这，有啥宝贵的？

种粮不挣钱，撂荒很自然。我并不认为人为提高粮价农民就能受益，我们这里的机制或事理很神奇，它偏偏就能保证种粮农永远倒霉不改运（这可能和农民话语权相关联）。担心粮价上涨的连锁反应，财政投入更多粮补当维稳资金好了，眼下看，欲保粮产和勉强过得去的农业竞争力，政策发力除抬高种粮补贴、改变粮补方式外别无妙方。

粮食为什么贱成这样？直白地说，吃饱了撑的。不过这也具有合理性，吃饱后观念变化，即使理性思考，大家觉得所谓的粮食危机也飘渺无期。我觉得，粮食问题上没必要搞那么紧张。粮食危机？尽管来好了，当预测到它要来之后，所有领域的资源，精壮劳力主力，将火速下乡，除非不可抗大灾大难，一年就解决掉危机，没准还可能是种粮人的一次小小机会呢。

我这思想“冲击三农”么？没地方再进击了，还能怎么个冲击法？对农业强国、国际市场咱也不怕，仅自家冲击足够了，根本怨不着别人，不必担心外部势力。

黎明公权批评家，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华中科大兼职教授，新闻评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uc名家专栏签约作家。

山东人，居河南濮阳。原搜狐专栏作家、星空评论主持人，前“南都”、《东方早报》、《长江日报》、《凤凰周刊》、《长城月报》、《中国减灾》、《财政监督》等报刊的专栏作者。现流窜于民间篮球场，业余写作和唱歌（歌唱界文章第一，评论界第一歌手）

一个人的主义：“三无主义”——政治上消灭无权阶级；文化上消灭无知阶级；经济上消灭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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