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

开始考虑接班人了

中国现在有多少富二代继承人？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已达到158万人，其中创富一代企业家占比40%，职业金领30%，二代继承人占比10%，由此可以推算目前中国的富二代继承人数量大致在15.8万人左右。

他们是现代中国第一批真正享受了财富带来优渥生活的人，也是第一批直面财富所带来人生巨大挑战的人。

继承人有多重要？

曾经投资中国足球而闻名的重庆力帆集团，创始人尹明善的儿子尹喜地喜玩名车，曾花3000万豪购中国第一辆布加迪威龙，而这恰是2009年8月底，在力帆集团投资俱乐部紧缩银根的背景下。他在国内汽车论坛以“精彩哥”闻名，对家族事业却似乎没那么上心。曾经有风投人士透露：“尹喜地通常是3点上班，4点就下班。当时我们准备入股力帆集团，在与其接触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接班人问题后，就选择了放弃。”

◼︎ 尹喜地／尹明善

但是，普华永道发布的《2016年全球家族企业调研》中显示仅有10%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家族企业准备有健全的、有书面记录及充分沟通的继任或传承规划，这种情况虽然逐渐好转，但这个比例仍然低于全球15%的平均水平。

根据福布斯中文网发布的信息以及WIND数据统计，截止到2017年底，已有90家上市公司家族企业完成包括经营权力在内的代际交接，由父辈传递给了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

最早出现的上市公司接班发生在2000年，时年39岁的徐冠巨正式从父亲徐传化手中接过接力棒，担任传化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四年后徐冠巨推动传化股份成功上市。

徐冠巨堪称富二代成功接班的典范，目前传化化工拥有传化股份、新安股份两家上市公司，和一家新三板挂牌企业环特生物，而这个典范的故事却是“非典型”的：

三十二年前，在鲁冠球的万向节厂工作的徐冠巨，因患上溶血性贫血回家静养，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父亲徐传化的苗木产业也遇到瓶颈，破釜沉舟之下徐冠巨和父亲一起创办了传化化工。

◼︎ 徐传化／徐冠巨

一开始曾经花2000元（相当于当年40个月的工资）买了其实只是一勺工业盐的“配方”，被父亲大骂：“花钱供你们读书有什么用！”，会计出身的徐冠巨开始自学化学知识，建立实验室，研究配方，账房先生竟成“化工大王”。

父子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需要在家养病的徐冠巨负责财务、电话联络以及接待工作，父亲徐传化则负责销售，就这样用了三年的时间，徐传化父子的企业走上了正轨，又过了三十年，传化集团成为年收入超200亿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7.9万亿交给谁？

 中国激荡四十年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属于东方的财富繁荣景象，把这个国度变成了世界上新富豪诞生最快的地方，201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TOP400上榜者的财富总额已经达到7.9万亿元。

历经数十年的财富求索，发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创一代”们已逐步走向耳顺甚至古稀之年，他们的精力不足以继续支撑日渐庞大的家族产业，中国的财富家族也正在迎来企业接班、家族传承高潮，这7.9万亿的财富应该如何传递？

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创始人大多出身贫寒学历不高，但是他们却有独一无二的财富：人生阅历丰富，尝尽人间冷暖、洞察世间曲直。

与父辈们不同，富二代继承人普遍未曾经历改革开放初期的“原罪时代”，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教育经历，他们均远胜于父辈，中学时代就读海外私立学校，之后修读大学乃至硕士博士，负笈游学后归国继承家业似乎成为了标准路径。

80、90后富二代中，很难找到没有留学经历的，比如：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的掌上明珠宗馥莉在加州圣马力诺中学读高中，此后进入洛杉矶佩珀代因大学。

◼︎ 宗馥莉／宗庆后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之子张康阳15岁就来到美国宾州传统精英高中莫西斯堡学院就读，毕业后选择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并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如今担任苏宁国际公司副总裁和意甲豪门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董事。

◼︎ 张康阳／张近东

良好的教育经历并不足以让富二代继承人们完全取信于父辈，继承人接班是个漫长多变而又错综复杂的过程。

富二代对于家族企业的继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为管理权继承；二为股权继承。从国内企业的传承模式看，多数创始人都是先转移管理权和少部分股权，让后代担任董事长等重要职位，观察一段时间，再逐步转移控股权，当然也有很多家族企业在设计上市架构的时候就事先安排了股份转移。

曾经的中国首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为独生女儿刘畅安排了一条颇为稳妥的接班之路。

◼︎ 刘永好／刘畅

出于安全考虑，刘畅从小就有两个名字：在新希望之外叫“李天媚”，回归家族企业才是“刘畅”。1996年，16岁的刘畅被送到美国留学，直到2002年获得MBA学位后归国，刘永好并没有安排女儿直接进新希望的管理层，而是让刘畅先在北京接触和学习政商关系，再到新希望的下属公司南方希望、新希望乳业学习。同时，刘永好也不忘安排女儿在新希望涉足的投资领域学习，全面了解和感受企业管理、资本运作，为以后的事业发展做准备。

多年前，刘永好曾与刘畅定下“十年内不见媒体”的规矩。直到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刘畅第一次在媒体面前以“刘永好女儿的身份”正式亮相。那一年，刘永好60岁。

2013年5月22日　刘畅从父亲刘永好手中接棒新希望，成为这家中国最大农牧企业的第六届董事长。

而在2012年，刘畅就已持有新希望集团36.93%的股份。

不爱创业，

爱投资

很多人眼中“水到渠成”继承家业的富二代们，在现实中却越来越“不爱接班爱投资”，这一方面是由于家族财富初步累积，已有“第一桶金”的情况下，尝试进入高额回报率的新领域，对有开拓精神的富二代来说有极大诱惑。

另外一方面，新一代的富二代大多进修了金融、经济、财务等相关专业，自身求学经历和家族人脉资源的积累也促使他们倾向于从事金融行业，他们不愿像父辈一样经历创业的艰辛，又渴望通过资本运作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独生子王思聪，他名下拥有2%的万达集团股份和1000万股万达电影股份，同时他还创办了普思资本。这家创办于2009年的私募投资公司，所投项目整体退出率达39%，远超顶级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平均水平近一倍，投资规模已经从成立之初的不足5亿发展到超过30亿人民币。

但是计划再周详，总有意外突如其来，这句话可以用在富二代继承人的接班上，也可以用在资本投资上。

1987年李海仓白手起家创立焦化厂，后成立海鑫钢铁，历经十余年发展成为山西省第二大钢铁企业及最大的民营公司，在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以1.95亿美元列第27位。

2003年1月22日，李海仓在办公室被人开枪射杀，凶手随后饮弹自尽，李海仓生前对继承问题并没有做出安排，当时他22岁的独子李兆会正在澳大利亚攻读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

当时，网络还不不发达，国内的亲人隐瞒着李海仓的死讯，用“奶奶生病”的借口让李兆会回国。在香港转机时，李兆会看到两个女孩在看香港《华商报》头版头条，标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李海仓被歹徒打死”，才得知父亲的死讯，那一刻的震惊，一如当年“皇姑屯事件”后的张学良。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28天，李兆会正式接班，他说：“公司是我父亲的，不能让它败在我手里。”。

◼︎ 李兆会／李海仓

此后的两年，李兆会韬光养晦，淡化企业家族色彩，稳定员工队伍，并且扩大主业产能。2004年，李兆会一举将福布斯排行榜的排名由父亲的27位前移至19位。

如果故事写到这里就结束，那李兆会将会是富二代继承人中的又一个典范，但是2005年成了李兆会的分水岭。

留学多年熟悉金融的李兆会骨子里对钢铁并没有多大兴趣，他认为资本运作才是赚钱的最高境界。2004年，李兆会小试牛刀，以6亿元的价格买下民生银行1.6亿多股，没有想到3年后的2007年，股市达到巅峰，他一举大赚10个亿，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此后的3年，李兆会再也无心做实业，他醉心资本市场，先后投资兴业证券、光大银行等40多只股票。除了炒股，李兆会还投资房地产，四元桥西的比如商场是李兆会最大的一笔投资。

依靠投资收益，2008年李兆会以125亿元身家成为山西首富，2010年1月，时年29岁的李兆会迎娶演员车晓，婚礼摆了500桌，海鑫钢铁近1万名员工，不需要随份子，每个人都发了500块钱红包。他的人生走上了巅峰。

2007年之后，李兆会便很少介入海鑫钢铁的管理，主要进行资本运作，放弃主业本末倒置的恶果逐渐反噬。

2012年，李兆会与车晓离婚，之后危机接踵而来。

银行抽贷、钢铁行业持续低迷，2014年春节后，海鑫钢铁资金链断裂，海鑫集团负债及对外担保数字约为104亿元，而账面资产也刚刚100亿，负债率超过100%。2014年3月19日，海鑫钢铁全面停产。李兆会也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直到2017年12月，因为与美锦能源集团追偿权纠纷一案被上海法院限制出境，李兆会这个名字又再次见诸报端。

李兆会的前妻车晓在电影《非诚勿扰》中说出了“一年一次”的经典台词，而命运的选择，也许一生只有一次。

中国的富二代，

到底应该继承什么？

2018年1月17日，昔日中国烟草大王，褚橙品牌创始人褚时健90大寿当天，云南褚橙庄园举行了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仪式，褚时健任董事长一职，褚时健独子褚一斌担任总经理。此时55岁的褚一斌，已经是搭着末班车的中年人了。

◼︎ 褚时健／褚一斌

褚时健是原红塔集团的董事长。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叶，他把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连年亏损的玉溪卷烟厂，变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集团企业，资产超过70亿，年利税200亿，把一个默默无闻的红塔山，变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超级名牌，品牌价值400亿，在某种程度上，“红塔山”代表了80后对父辈的印象。彼时，他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烟王。

此时的褚一斌为逃离父亲褚时健规划的人生，选择了离家出走去日本发展，住在没有卫生间的破旧公寓。

1999年1月，因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最辉煌的时刻，褚时健从“烟王”的神坛上跌落。2001年，73岁的褚时健获减刑，保外就医，与妻子到哀牢山承包了2500亩的红土地挥着一把锄头开始种橙子。

此时的褚一斌在新加坡做金融，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2012年底，褚一斌接到了父亲的电话,“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

2013年，褚一斌放下手上如日中天的事业回到云南，子承父业，拾起锄头。在其他富二代和银行家在果岭挥动高尔夫球杆时，褚一斌在哀牢山的红土地上挥动着锄头杆，把2500亩果园变成了20000亩。

褚一斌的前半生一直努力和父亲分清关系，谈起传承，他说：“我总结过，我发挥我的最大的能力，大概能达到父亲的百分之八十吧。但总而言之，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我们尝试一下，边缘往外伸一点，我想这才叫真正的传承。时代也在发展进步，最庆幸的一点，中国文化传统不是国外那样，名字都是一世二世。父子之间还是独立的，既然是独立的，那我觉得最好还是做一点自己的东西。”

褚橙有句广告语，“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用来形容褚时健褚一斌这对父子再合适不过。

在家族资产传承过程当中，可以像新希望那样传承企业，也可以像王思聪这样继承财富，但是最重要的是精神的传递，只要家族精神得以传承，即便千金散去，终有一天可以王者归来。

来源：ELLEMEN睿士（ellemen_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