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排左起：陈小艺、杨丽萍、斯琴高娃、傅艺伟；第二排左起：潘虹、王祖贤、林青霞、张曼玉

在一些时尚网站的怀旧专辑里，常能见到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电影》艳丽封面。《大众电影》开辟了“文革”后国内杂志的封面女郎时代，以今天的审美标准看来，那些女明星妆化得过浓，服饰也显得老土。但在当时，她们是时尚标杆，是女孩们争相模仿的偶像。夸张的服饰和姿态，代表了整个社会在“解冻”之后，对美和自由的极度渴求。刘晓庆在微博上说：“（当年）能上《大众电影》封面，是每个明星仅次于‘百花奖’的殊荣。”

1979年，《大众电影》复刊，当时“集体主义”仍然盛行，演员几乎不可能以个人身份登上封面，那里是革命影片剧照的天下，后来渐渐出现了爱情题材的电影，于是，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开始在《大众电影》的封面上引领潮流了。编辑部主任马锐回忆，“复刊后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最最盼望为靓女，次为俊男。’”应这一要求，《大众电影》开始自主拍摄“美人照”登上封面。

摄影师周雁鸣“文革”时期在新华印刷厂工作，他年轻时就喜欢摄影，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国人民大学摄影专业学习，不久被《大众电影》杂志社领导崔博泉相中。早在1962年，就职于《上海电影》的崔博泉奉命接管《大众电影》杂志，将杂志由上海迁到北京，他当时就想好，要参考《良友画报》等上海滩老牌画报，把《大众电影》办成一本展现电影艺术与时尚潮流的杂志，但四年后“文革”开始，办刊计划搁浅。1979年《大众电影》复刊，崔博泉虽已年近五十，但思路大胆前卫，他带领由北大、人大、中央美院毕业生组成的采编队伍，倾力在杂志中展现明星风采，通过明星效应来带动杂志销量。

周雁鸣与女摄影师张甦妍共同负责封面和封底拍摄。刚刚改革开放，中国几乎没有哪个杂志用大美人照片做封面，更没有封面女郎的概念，《大众电影》算是敢为天下先。提及这段往事，周雁鸣不无得意地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想做别人没做过的，拍别人没拍过的照片，就是要逆反，要超前。”

封面拍摄几乎没有参照的范本，由于进口杂志管理非常严格，一旦有文化部、外交部、使馆的朋友出国，周雁鸣都会拜托他们带国外的杂志和画册回来。经常翻阅外国杂志，摄影师和编辑们自然而然形成了时尚的感觉和独立的构思。

入社后，周雁鸣使用的第一台专业相机是哈苏500C，据说这部相机原本是江青的。“四人帮”被打倒后，这部哈苏500C几经辗转到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后来分配给《大众电影》，周雁鸣去中影器材公司取的时候，发现这台昂贵的哈苏及其配件很随便地堆放在一个破木箱子里。

哈苏摄影器材的品质世界一流，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拍照用的就是哈苏，当时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台哈苏相机。20世纪60年代末，江青曾命令上海照相机以哈苏500C为蓝本，仿制出一模一样的东风相机。“东风相机我也用过，虽然看上去没有区别，但比较容易坏，而这台哈苏我用了二十几年才寿终正寝。”周雁鸣说。

第一排左起：张晓敏、钟楚红、陈晓旭、林凤娇；第二排左起：巩俐、陈冲、娜仁花、刘晓庆

当时拍摄一张封面照片的成本很低，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没有专业摄影棚，拍照就在杂志社一间普通的房间。里面有些简单的陈设；使用胶卷也格外节省，按照规定，拍一期封面可以领一个或两个胶卷；没有造型师，化妆全靠摄影师和演员自己。尽管拍摄成本很低，但《大众电影》对封面选题的筛选很严格。周雁鸣回忆，他每次要报四五个备选人物，社长、副社长、编辑部主任和编辑们共同讨论决定，有时争论还很激烈。封面女郎的选择标准是严苛的，要么主演过三部以上电影，比如刘晓庆；要么主演过一部特别重要、影响特别大的电影，比如1979年主演《归心似箭》一炮走红的斯琴高娃。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条件，长得再漂亮也不能上封面。

封面照片拍出后稍作剪裁，然后画草图，排版，即使脸上有些瑕疵，身材有些胖，也不会做处理，更何况当时没有photoshop技术手段，不可能对照片作太多后期处理，呈现出来的是演员的天然状态。这就要求摄影师格外注意发掘演员的内在气质，要对演员非常了解。崔博泉主张编辑跟演员打成一片，他每周末带着编辑记者和演员、导演、影评人吃饭聊天。为了完成一个采访，拍摄一张照片，编辑和摄影师常常在摄制组扎营十天半个月，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引导演员拍摄出符合其气质的照片。

翻阅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电影》，我们会发现一个“秘密”：封面女郎几乎都是圆脸，并且打上较重的腮红，突出面部的丰满红润，这是当时的主流审美，与今天流行“锥子脸”正相反。曾为周迅、范冰冰等多位大牌女星做过造型的东田首席造型师k•kay说：“上世纪80年代，女星普遍认为化妆就一定要红脸、红唇，几乎人人都是大红色的口红和满脸的腮红。”k•kay还透露，那个年代女星的眼睛也靠贴双眼皮和假睫毛来美化，“当时没有双眼皮胶，而是用一种像纱布一样的线，把眼皮撑起来。化妆师先量好演员眼睛的长短，再用真人的头发作出假睫毛，再用自己熬制的粘胶粘上去。不过，卸妆时非常困难，不小心就会连同自己的真睫毛一起扯下来。”

当时最大的难题是服装。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女性们都很追求“美”，渴望回归“女性化”，但跑遍北京上海，想买到一件时髦的衣服非常难。那时的演员工资很低，她们自己也没有漂亮的衣服。

拍照的服装主要靠借，周雁鸣和“皮尔•卡丹”中方首席代表宋怀桂是好朋友，宋怀桂有中国“时尚教母”之称，她是北京马克西姆餐厅总经理，同时经营“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代表处。在中国人还没有分清什么是高级时装和高级成衣之时，马克西姆餐厅已经有不定期的时装演出，成为上世纪80年代北京顶级时尚会所。周雁鸣是这里的常客，“皮尔•卡丹”一来新时装，他和同事就过来借走，拍完照片再还回来。有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衣服，就用一块布给演员围上，没想到拍出的效果也不错。比如1989年第8期封面，史可的“露背装”其实就是一块布围出来的，从那以后，很多杂志和挂历都模仿这种方式。

女明星在电影中和在《大众电影》封面上的穿着打扮，是当时女性模仿的对象。1980年第10期封面是电影《幽灵》的剧照，女主角夏征兰（邵慧芳饰）穿着紧身喇叭裤，很有女性风韵。当时喇叭裤和蛤蟆镜已经在社会上悄然流行，但人们在穿着时总是很不自信，认为这种穿法像“二流子”，这期杂志封面，算是对喇叭裤的一次公开“认可”。多次登上封面的张瑜堪称80年代第一摩登女郎，她在1980年第5期封面上穿的牛仔裤、1981年第1期穿的修身皮夹克，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见都没见过。1985年一期封面上，刘晓庆穿了蝙蝠衫，这也是当时最时髦的衣服，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当年的街头摇滚青年尤其青睐蝙蝠衫，因为袖子宽大，跳起柔姿、霹雳、太空舞来，袖子忽闪忽闪，相当的“拉风”。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女星的照片开始被《大众电影》刊用，林青霞、钟楚红、王祖贤都是封面常客，她们的吊带上衣、超短裙、露背装，引领了一股性感、大胆的潮流。《大众电影》开始给大陆女演员拍摄一些“性感照片”。周雁鸣说，拍这种有突破性的照片，要找“放得开”的演员，如果演员不愿意摆性感姿势，不愿意穿暴露衣服，摄影师不勉强，“就算勉强也拍不出好的效果”。周雁鸣举例说，潘虹就是一个特别正、特别传统的演员，个性也很倔强，“你非让她摆个搔首弄姿的姿势，她没准就生气不拍了呢。”潘虹几次登上封面，都是“大眼睛”、“大头照”的端庄形象。

遇到收放自如的演员，摄影师会鼓励演员大胆展现。1988年第1期封面上，女演员张晓敏穿着一件露脐装、披散着长发站在海边，这张照片引来大量批评。许多人批评张晓敏不应该在发行量如此大的杂志上露肚脐，更何况张晓敏的成名作是《非常大总统》，她在片中扮演宋庆龄，在1987年的百花奖评选中，四项表演奖有三项被《芙蓉镇》夺去，唯独最佳女配角奖落在了演宋庆龄的张晓敏头上，一时间，观众几乎认定张晓敏就是宋庆龄。扮演国母的演员怎么如此“败坏风化”？一边是很多人在骂，一边是很多人在买，那期杂志卖得十分火爆。张晓敏性格开朗大胆，她并不在意别人的非议，后来她还穿着三点式拍了一张上身照，头戴草帽，手牵白马。

 《大众电影》1987年7月内页图。左起：李小燕、张伟欣、张小磊。（张伟欣的女儿是金马奖影后李小璐）

《大众电影》封面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以后，不少挂历厂家来找摄影师和编辑合作，摄影师在给挂历拍照过程中遇到合适的照片，也会登在杂志上。1986年，周雁鸣和同事带着十几个女演员到三亚亚龙湾海滩拍了一组照片，登在挂历和《大众电影》上。亚龙湾当时荒凉静谧，海天一色，空无一人，到处都是仙人掌，与今天遍地豪华酒店、游客趋之若鹜的场景大不相同。演员服装由日本内衣品牌华歌尔提供。华歌尔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内衣品牌，该公司本想利用《大众电影》的影响力来推广内衣，但那个年代不可能让女演员穿内衣拍照上杂志，于是华歌尔提供了一批时装。

那次在三亚还拍了一组泳装照，这大概是中国女演员第一次泳装亮相，并且是集体合照。女演员们穿的泳装也是华歌尔的。面对泳装，每个演员都展现出不同的个性，有的演员不肯拍，还有的演员虽然愿意拍，但是不肯穿日本泳衣，比如方舒，坚持穿自己带的泳衣；王璐瑶和白灵则非常大胆，什么款式都敢尝试，白灵甚至说，你们先挑吧，挑剩下的我穿，意思是让其他演员把保守款式挑走，剩下最前卫的、没人敢穿的泳装给她。

1993年第1期的封面照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争议，马羚身着一件全身布满亮片的礼服，低胸口，高开叉，摆出“前挺后撅”的姿势。周雁鸣说，拍这张照片之前，编辑部讨论达成共识：“就是要挑逗！就是要拼发行量！”主题已经先定了，然后才选定马羚，又选了“皮尔•卡丹”最新款的亮片装。马羚当时刚拍完田壮壮导演的《摇滚青年》，又有自己的服装模特队，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而且她见多识广，性情开朗，拍这样一张照片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马羚听说拍摄意图后也很愿意配合，自己就摆出了一个自信的姿态，不用摄影师怎么引导。

《大众电影》1993 年第1期封面，马羚

马羚的封面照片很受外国人欢迎，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后来请马羚吃了饭。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给周雁鸣写了封信邀请他共进晚餐，“我没敢去，我们分析这其中是有一定政治意味的，他们也许认为这是一种开放的标志。”周雁鸣说。

杂志一上市，当天就被抢购一空。近20年之后，2011年3月8日，舞蹈《千手观音》原创编导茅迪芳在微博上贴出这张照片，写道：“向妇女同胞问好”。有一位粉丝回复说，当年他为了这个封面买了一本杂志收藏，“年少无知，看的整晚睡不着觉”。

《大众电影》1993年第2期封面，石兰

这张照片惊动了高层领导，有位重量级的领导看到杂志后批评照片“低俗下流”，中宣部和文联马上开会讨论，决议让《大众电影》第二期先停止发售。可是第二期已经印出来了，几百万册杂志销毁重印是不可能的，成本太大。第二期的封面更“过火”，两次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石兰，拍摄了一张侧身照，侧面胸部整个裸露，而封底是香港艳星叶玉卿，当时叶玉卿正因拍摄三级片而在香港备受八卦记者骚扰。

连续两期大尺度封面给《大众电影》带来压力，编辑部内部决议“停止给任何中央领导寄送《大众电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封面照片都比较保守，以防再次引起舆论风波。1993年第11期封面上，傅丽莉穿了一件橙色大垫肩西装外套，妆容庄重，头发一丝不乱，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潮流：中国女性开始以更独立的身份出现在社交及商务场合，干练利落的职业女性成为崭新的时髦形象。

喧哗叛逆的80年代过去，9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进入低谷期，“搏出位”也难以扭转电影界的颓势，电视机、录像厅、歌舞厅吸引了大批时尚青年，电视节目和服装模特的兴起，也使《大众电影》不再是惟一的时尚标杆。当年家喻户晓的封面女郎，纷纷淡出影视圈，或下海经商，或远嫁国外，或退居幕后，在银幕和杂志上留下昙花一现的倩影。21世纪初，电影业复苏，网络和各类时尚杂志风起云涌，《大众电影》曾经前卫大胆的封面，已成为翻过去的一页，它收藏了女明星们的青春，定格了一代人关于时尚和梦中情人的集体记忆。

中国海军能航母出海，绕不开这位狠抓装备的海军司令

刘华清说：“我抓航空母舰，我这辈子肯定用不上，我是为以后当海军司令的人在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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