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7 月 26 日，是弦子举报朱军性骚扰的时间。10 月 25 日，朱军名誉权纠纷案在北京市海淀法院进行非公开证据交换。

弦子斜靠在第 5 车厢第一排靠走廊的座位上，有些疲倦。她有双大眼睛，短发。身高 1 米 63，不到 90 斤，在身前那只硕大黑色行李箱的映衬下显得有些瘦小。

从北京到武汉的高铁大概要开 5 个半小时，抵达时间将近晚上 11 点。弦子带了本影视理论书，但没有看，把它压在了自己的双肩包下。大部分时候她都握着手机，在微博和微信间切换。上车后，她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如何保护自己不受性骚扰伤害”的心得，转发量很快过千。一位路透社记者在微信上询问她，能否把视频采访安排在 CNN 之前。弦子表示肯定后，对方用有些生硬的中文表达了感谢：“棒极了！”

这是 10 月 2 日。弦子打算回武汉休息几天。一周前的 9 月 25 日，她接到北京海淀法院电话，得知自己和将其性骚扰经历自述转发到微博上的麦烧（本名徐超）已被朱军起诉。同日，她以“朱军性骚扰侵犯其人格权”为由，向北京海淀法院递交诉状，进行了反诉。

那天下午交完诉状近 3 点，弦子在微博账号“弦子与她的朋友们”上发了张自拍——她站在一棵树下，脸上有笑容。这张照片及其配文如今仍然置顶：“还是有点生气，这里是弦子，大家好，开始准备战斗吧”。有 1.4 万次转发、6000 多条评论、5.6 万个赞。

1、事件

就像很多报道已叙述过的那样，弦子与朱军的交集发生于四年前的 6 月 10 日，《艺术人生》栏目实习期间。那时弦子还在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读大三。事发后，她在电影史任课老师陈诗婷的支持下报了案，抽血、提取指纹、做笔录、收集证人证词。陈诗婷陪同报案时还特意带上了一位律师。对于四年后再次关注到事件的媒体和公众而言，律师和警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事件的可信度。

弦子的倾诉欲已经在那时用完了。再次触发这种欲望的是今年 7 月 26 日，朋友圈里一位从事媒体工作的“姐姐”对性侵经历的自述。“姐姐”，弦子习惯用这种方式称呼她所信赖的年长女性朋友，虽然这并不代表她和对方有怎样的亲密联系。

她花了三个多小时写完自述，把它发到朋友圈时已是凌晨 5 点 17 分。一位她与麦烧的共同好友留言询问是否可以转发，弦子回了句“可以”，就睡了过去。这天她本来约了早上 9 点半的顺风车，打算和男朋友以及借宿的好友去古北水镇玩。熬夜让她睡过了头，随后的情景再回忆起来还有些好笑：她懊悔地哭，男朋友和好友在一旁忙着安慰。直到终于再叫了辆车上路，她才发现自己的自述在微博上被四处转发，又迅速被屏蔽或删除。转发的有媒体人罗昌平等不少大 V。弦子并不认识他们，四处询问后得知是麦烧最先发到微博上的，就关了手机安心去玩了。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想象。2017 年 4 月以来，与“metoo”相关的事件和公共讨论已有一连串：《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林奕含自杀、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性侵事件、北航长江学者陈晓武被举报性侵、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自杀、甘肃高中女生遭班主任猥亵跳楼、公益人雷闯和邓飞被举报性侵。

与此前这些事件相比，弦子对朱军的性骚扰举报有其特殊性：她是少数几个事发后立刻报案且警方予以立案的当事人；朱军的公众人物身份；以及 8 月 15 日，朱军的代理律师事务所“北京星权”将本事件中的新浪微博原发者（麦烧、弦子）和转发用户起诉至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这意味着关于女性权利、司法公正、言论自由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将第一次通过法律程序正式展开。

8 月 16 日，新浪微博主动向弦子提供了一个新的会员账号，并且在她未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不断为她续费，至今已运营 71 天，有 11 万粉丝。一波媒体通过那位“姐姐”和麦烧找到弦子，希望她能详细描述当年的经过。9 月 25 日起诉朱军、在微博上主动露脸后，这样的采访需求又一次涌来。

2、媒体

媒体采访令弦子感到疲惫，尽管她一再强调这是必要的。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公众人物，虽然她选择了主动站在聚光灯下。

出于对权力机构的怀疑，媒体成为她更信赖的一种力量。一位《财新》记者给她介绍了现在的代理律师王飞。另一些报道帮助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引导了公共讨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朱军名誉权纠纷案的证据。“我接受采访也有自己的目的，希望给检察院或法院一些压力，给这个案子一点关注。比如前阵子丰台区抢孩子的事如果不是媒体关注，他们可能也不会去仔细调查，最后给个说法。”

麦烧会为弦子把关媒体。她目前在一家公益机构工作，此前先后在《财经》和《财新》有 5 年记者从业经历。但即便经她谨慎筛选，两人接受的采访数量和时长仍然惊人。

9 月 28 日是弦子起诉朱军、微博露脸后较为疲惫的一天。这天上午她和《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在朝阳大悦城喝喜茶，聊了 4 个多小时。结束后，她们又一起去了位于三里屯的《财新》办公室。在《财新》的活动包括近三个小时的视频采访，以及一个多小时的照片拍摄，结束时已经晚上六七点。这之后因为不想独自吃饭，弦子又参加了男朋友的一个饭局，“回家时累得快哭了，脑子很累，很想睡觉，以为自己要扑街了。”她半开玩笑地说。

一些媒体只关心读者会感兴趣的那些细节，比如“朱军摸你哪里了”。还有一些把关注点放在了她与派出所等公权机构的接触上，“就一直问强权压迫我啊什么的，想让我把矛盾说得特激烈”。面对不断重复的问题，弦子一度有过录音的想法，以避免每次再重新组织语言。

大部分问询都是带着善意的。采访者以女性居多，偶有男性；弦子还留意到性别之分带来的细微差别：女记者更关注情绪上的反应，而男记者则更关注事实本身。7 月 30 日去公安局做完笔录后不久，《人物》杂志到弦子家采访和拍摄。那是她时隔 4 年第一次聊起朱军案再哭出来。“那个记者姐姐也一起哭。可能因为刚做完笔录没几天，面对值得信赖的女性，聊到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个事，卸下了心防。”

麦烧的代理律师徐凯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弦子时，也是同一个话题使她哭了出来：“我记得她说，‘我就想知道，在这个国家，如果一个男的在未经一个女孩子同意的情况下摸她，他会不会承担法律后果。如果不会，我也要法律来告诉我这件事。’”

人们出于关心和善意所说的话，有时会让弦子为还没发生的事感到害怕，或者头晕。去古北水镇那天，师姐打来电话，说不要一个人出门，小心被黑社会打了。有接触过的媒体不断指出，“你要明确做这个事的目标”。有朋友让她注意提防爆料人麦烧。有大学同学建议她拒绝接受外媒采访，“避免被境外势力利用”。为了求证这件事，她特地去咨询了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冯媛，得知“接受有公信力的外媒采访没事”时才稍微安下心来。还有经常跟媒体打交道的朋友说，“你得小心一点，有时你对他们说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会写成‘她听到这个问题默不作声’什么的，弄得特煽情。”

弦子不喜欢提防人，但又讨厌那种辜负大家好意的感觉。她强调自己大条、脑子懒得转弯、很少怀疑人。周围这些声音在推动她学习如何应对事件影响的同时，也让她感到折磨。

一次比较激烈的矛盾发生在 9 月 27 日她与一位路透社记者的沟通上。她拒绝了对方的拍摄需求，随后发现这位记者在朋友圈转发了自己 8 月 18 日的一条微博，评论是“既然站出来了，就应该有迎接狂风暴雨的勇气。”

弦子将这种带有强制性的采访申请视为情感绑架。“你经常跟媒体打交道，就要慢慢学习懂得拒绝。保护自己的感受很难，但这是你必须做到的一个事情，必须表达自己的不满，让她意识到，不能每当有采访对象没有配合你的采访，你就说别人不够勇敢。”

但她并不介意当面与媒体就案件本身展开争论。在一次采访中，她和一位男性记者就“是不是因为你声音太嗲让男性产生欲念”讨论了一个多小时。

十一前夕，她从东四环赶到海淀区，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在这场长达 4 个小时的对话中，主要采访者带入了朱军的视角提问。他想不通朱军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在类似的地方工作过，那里没有什么私密场所，多是公共空间；他猜测有没有一种可能，当时朱军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性骚扰。

弦子认为，只要提问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她愿意尊重每个媒体自己的立场，“朱军不可能剖析自己，所以我们去剖析朱军也挺有意义的”。两人最后得出共识：这是一个被权力惯坏的人。

“大部分男性做这个事，包括章文、邓飞也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这个事是伤害。这可能出于他们对自己个人魅力以及可以开出的条件的自信。他们也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就和我们小时候会用开水浇蚂蚁、踩死虫子一样。”

这个采访者还提到一个可能性：朱军也许认为，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利益交换这件事是正常的，这也包括性交易。弦子则觉得，即便如此，这也是有问题的。

“男性获得这些权力和资源的速度高于女性，原本就有性别优势以及社会和职场一些约定俗成的偏见。这时你再去剥夺女性的身体，对女性不公平，对其他人也不公平。人的身体是不该用物价去画等号的。”

3、来自微博的求助

十一期间，弦子陪父母去了陈凯歌拍《妖猫传》的唐城旅游。很难说，这段时间她是否就能充分享受安宁。10 月 7 日，我们约在     附近的王家湾摩尔城见面。3 个小时的谈话被数次打断，有时是其它性骚扰事件当事人来询问她的意见，有时是媒体发来采访邀请。

8 月 16 日开通“弦子与她的朋友们”的微博账号后，弦子每天会收到 30 多条关于性骚扰的倾诉。至今，还有 1000 多条私信没来得及回复。这些私信中，有来聊天倾诉的，也有无端咒骂的：说她想火，说她丑。甚至还有个大学在校生，想让弦子帮他偿还购买奢侈品欠下的 5 万欠款。

“骂我的都回了，还有一堆鼓励我的还没有回。”弦子吐了下舌头。她从一起追星的小伙伴那里习得了飞快的打字速度，现在这种速度有了意外的用武之地。

一些人会给她贴上女权主义的标签。弦子并不排斥这个，但她觉得没有必要“把大家都分成社会上一个个群体，让它呈现一种过于分散的状态”。“你不可能说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女性权益得到保护，女性权益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说司法公正，司法不公正的时候谈言论自由。本质上它们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公民权利，就是自由。你不可能把这些事都分开，然后说我就做我这摊事。这个社会的各个环节都是相互影响的，每个环节的意义都大于某个群体。”

开设微博时，弦子对这个账号的主要设想是记录。尽管已经想到会有人来倾诉，但性骚扰事件的普遍性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期，且以熟人作案居多：老师、医生、表哥、邻居。这些倾述中充斥着可怕的细节，一些倾诉者的说话方式暴躁且混乱。

太湖迷笛音乐节性侵事件当事人罗丝，以及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性侵事件当事人灵灵虎儿（以下简称“虎儿”），是弦子在频繁微博交流后最终决定互加微信好友、予以力所能及帮助的两个人。

对于“帮助”这个词，弦子表现得很谨慎：“其实很难帮他们实际解决问题，只能做到陪伴，或者把我的律师介绍给她们。我之所以会与罗丝和虎儿建立联系，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痛苦很执着。很多女孩遇到这个事以后，他们想的是倾诉一下然后就算了。我虽然建议她们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但也不会鼓动这件事，因为我没法陪着她们走到最后。我会对他们说，‘这个世界会变好的’，安慰一下。”

10 月 7 日这天，采访不到 20 分钟，弦子低头看了眼微信，说道：“有人想和我聊两句。”

周翊是迷笛音乐节的副总、罗丝所在志愿者小组的带队者。这起性侵事件的传播过程与弦子类似：罗丝在朋友圈发表了自述，之后由一位微博名为“我是落生”的爆料人转发到了微博上。与麦烧不同的是，当“我是落生”收到“涉嫌诽谤罪”的律师函，这位爆料人迅速删除了支持罗丝的微博，并且向周翊致歉。

人们会想当然地把当事人和爆料人划归统一阵营，认为他们之间的信任足够坚韧，联系也足够紧密。但事实上，这种关系有其微妙之处。过去 91 天，弦子和麦烧只见过几面，大多是因为媒体提出一起采访的要求。用她们的话说，比起朋友，她们更像是“并肩作战的关系，对同一件事有共识，并且有相似的价值观”。

罗丝后来患上了抑郁症。麦烧在微博上与“我是落生”翻了脸，而弦子及其男友则陪从杭州赶到北京报案的罗丝跑派出所。9 月 22 日到 24 日正是中秋节，罗丝住在了他们的家里。

弦子形容这段经历“很魔幻”。三人去的酒仙桥派出所紧靠弦子曾经租住过的泰华冰河苑小区，这原本是她在北京很喜欢的地方：它靠近 798 艺术区，有两个幼儿园，小朋友们跑来跑去，看上去很有生气。但去刑警分队那天晚上，值班警察表现得态度恶劣，隔着玻璃大吼罗丝，觉得她纯粹是在找事。再去酒仙桥，这里给人的感觉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偶尔，帮助他人也会让弦子产生负担感。罗丝住进书房的那三天，她感到自己完全无法工作。罗丝一直笼罩在性侵事件的情绪中，即便弦子和她聊到自己喜欢的偶像，罗丝也会把话题扯回自己身上，“24 小时都笼罩在那种情绪里面”。

尽管希望自己力所能及，但弦子发现自己也不是什么事都帮得上忙。她这样解释自己拒绝时的心态：“你必须把这个事说清楚。我不止要帮助一个人，很多人在微博上找我。我很怕我因为一个人就所有人都不理了。你必须要保护自己的那个状态，不然你可能会很快放弃这个事。我老说要保护自己的心，其实这个也是，不要做那种会打击你积极性的事情。”

4、派出所

与频繁接触到的女性记者相反，在公权机构那一端，弦子接触的以男性居多。“我现在觉得对我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派出所的事，而不是朱军的事。你发现他们解决不了很多事情。”

任何一点社会不公的状况都会影响弦子的情绪。近两年的经历让她感到，“你生活的稳定并不是建立在有人保护你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你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运气的成分上。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社会就是这样运行的，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得到解决，那其它人的事情可能也得不到解决。”

实际上，去年阅读林奕含所著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时，她第一时间并没想到朱军事件。3 月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自杀事件发生后，她总会把这两人联想在一起。“被性侵的男孩，大家老觉得他们只要没死，长大之后就会摆脱这个的。但一个人死了之后，你没有资格再说事情会好转。”

两年前，弦子曾为抓住一度受到媒体关注的恋童癖视频贩卖者报过警。她觉得报网警没什么用：举报那些贩卖视频的账号，他们还可以再注册新号继续这个生意。弦子以买视频为由加了一个人的 QQ，拿着 QQ 号和买来的视频证据去家附近的朝阳区派出所报了警。警察态度有礼，但没有立案，也没有给回执。

朱军事件中接触到的警察们让弦子感受到一种割裂的状态，也令她想到自己在政府部门供职的父母。报案做笔录那天，海淀区羊坊店派出所的一位警察对她的老师陈诗婷说：“你们别觉得我们警察都不办事，你们应该把这个事坚持下去。”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央视高层，而是派了三四辆警车跟着弦子直接去央视保卫科调取了监控录像。

但到了第二天，负责案件的人被全部更换，弦子、她的老师和律师没有再得到新的反馈。

今年 7 月 30 日，弦子和律师又去了羊坊店派出所，希望其提供当年的笔录、提取的物品以及监控视频。她遇到了当年那位警察。她引述后者的话说：“你怎么长变样了，4 年了，长成大姑娘了。”对方表示，第二天会联系，但至今没有回复。

“我会觉得警察个人是作为的，但他们都很怕承担那个责任。他们也处于一个很呆板、很刻板的权力运营模式中，处于一个不近人情的社会结构里。”

5、一个 25 岁的普通女孩

“弦子与她的朋友们”账号下有一行用来说明用户身份的小字。弦子没有填“朱军性骚扰案当事人”，而是自己的职业：“编剧”。

“其实我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资料要看。我们写历史剧得看历史资料，写小说改编的 IP，要看小说。采访完之后脑子也挺累的，回家就得刷刷豆瓣鹅组（注：原为“八卦来了”小组，后更名）放松一下。”

准备官司期间，她正在写一部历史剧。以 25 岁的年龄来说，弦子的编剧生涯才刚刚开始。毕业后，她去华策影视做了一段时间策划，随后又到现在的公司担任编剧，刚满一年半。目前她参与撰写的剧本还没有一部上映：很多剧本都被审查弄没了。“我们写过一个德妃传，就是康熙的一个妃子，当时已经写过很多集了，突然流传说上面的人不太喜欢宫斗戏，所有公司都停了。但是现在《延禧攻略》又上了，很多公司好像又开始想做。你就不知道那些公司在想什么，项目很容易黄。”

人们很多时候忘记了她的编剧身份。7 月 26 日发布那条自述时，她特意屏蔽了与自己共事的部分编剧。“我们写剧本都是跟着编剧老师的，我不想他们因为这个事同情我，对我有一些优待，原谅我在专业上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剧本没写好，我不希望他们说‘弦子最近在打官司，所以剧本没写好’。”弦子事后解释。

随着事件不断演进，一起工作的编剧们也知道了她的另一个身份，但不会过多询问。这是北京吸引弦子的地方：大部分人都知道人与人的边界在哪里。当然，她也得屏蔽一些不知分寸的来访者。有初中同学或是出于鼓励，或是出于好奇来找她聊案情，“一天给我发 80 条信息说，能聊聊吗。我说不能，我不想谈这个。”

她认为自己已经学会很快抽离事件和官司带来的情绪。只要打开豆瓣鹅组刷一刷，就能忘掉。但到晚上，这些她试图抽离的东西又会出现在梦中。10 月 7 日采访前两天晚上，她先后梦到虎儿自杀、自己在打官司。

一度，弦子想停用“弦子与她的朋友们”这个账号。“因为那个受害者的标签打得太明显了。其实网友是支持我的，但微博就真的变成了一个受害者的自白。你不能让受害者变成你所有的身份，没有人想作为一个受害者去活着。”她发现，只要在这个账号发布与案件无关的内容，就会掉粉。10 月 6 日，她转发评论了新京报题为《北京警方通报“丰台抢子”事件，老人及朋友认错儿媳抢错人》的报道，掉了 100 个粉丝。

人们很容易将弦子的形象脸谱化成一个“战斗者”，从而忘了她日常的一面。有网友留言询问她露脸那张照片的口红色号，她会兴致勃勃地回复，这是 YSL 唇釉 12 号色叠加 Tom Ford 黑管 16 号色，并把这当作众多烦扰中的一桩趣事截屏到朋友圈。去法院提交起诉状那天弦子没化妆，百度询问可否来拍视频时，她没有拒绝，但请求剪辑视频的男孩把不好看的镜头都截掉。

她也“嗑” CP 和偶像：嗑过王力宏和李云迪，嗑过杨洋，现在沉迷的对象是《偶像练习生》里的朱正廷。这原来是她的爱好，如今也成为帮助她从事件情绪中抽离出来的一种重要方式：该干嘛干嘛，该追星追星。在追星的微信群中，弦子享受到一种自由而愉悦的归属感：大家都知道这位是朱军案的当事人，但这没什么要紧的。要紧的是嗑 CP，骂对家偶像，骂得狠毒而畅快。有时也捎带着吐槽各自的工作和老板。

朱正廷柔美的形象给了弦子安全感，“像一个温柔的姐姐”。她意识到自己对男性的审美标准已经发生变化。小时候，是《金刚狼》里的休·杰克曼让她第一次意识到男性荷尔蒙的吸引力。但现在，她对男子气概没什么要求，更喜欢没有攻击力的男性。“我对虎扑那些男性会比较排斥，不觉得你说脏话、大大咧咧、很容易在外面和人发生冲突是有吸引力的。我宁愿和一个男生逛街买衣服，也不想和一个男生吵架。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些男性特质是有问题的，只觉得女性特质有问题。”

10 月 9 号，为了与律师开会准备 10 月 25 日证据交换日的资料，弦子提前离开了武汉的家。处理这件事时，她和很多在北京租房的年轻人一样，遇到了房东在合同期内要求涨房租的情况。周围的房租已经涨到 6800，房东认为现在 6000 元的房租实在太低，宁愿付违约金也不愿再以这样的价格出租。想到同时处理官司、工作和找房子搬家的麻烦，弦子和男友只好妥协。

证据交换日前的准备工作不算顺利。10 月 12 日，微博上开设了一个新的话题：“弦子麦烧的开庭日志”。但就在 2 天前，当年陪伴她去报案、现在美国的一位朋友表示拒绝出庭，也拒绝与法院视频通话。这位朋友还告知了一个隐藏 4 年的秘密：当年她也去做了笔录，并且说了一个让弦子“可能在法庭上面对莫须有的羞辱”的细节。同时，媒体相关报道又出现了部分被屏蔽的状况：比如英国《金融时报》对弦子和麦烧的专访《他所拥有的权力，不过是权力的影子而已》。爱奇艺则错误地将“证据交换日”报道成了“开庭日”。

10 月 25 日下午 2 点，朱军名誉权纠纷案在北京市海淀法院二楼外事法庭 2236 室进行非公开证据交换，整个过程长达两个多小时。弦子、麦烧都在现场，朱军则并未现身。弦子一方提交了补充证据，朱军方面重新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及目录。法院将根据证据情况考虑是否会让朱军出席，正式开庭时间仍然待定，此外可能还会增加一个庭前会议。

媒体来得比两人想象中多，还有不少网友从外地赶来。证据交换结束后，弦子和麦烧在法院前接受了新浪娱乐、爱奇艺、优酷、凤凰网、《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采访。除了与当日活动相关的问询，媒体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变化：你们是不是有信心？你们期待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如何平衡这件事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为什么四年前的事拿到今天来说？

“四年前并不是我不想解决这件事，是我去羊坊店派出所，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做到什么程度算是主动放弃或被动放弃。我当时应该算是被动放弃。”

这些状况都是弦子要学习适应和处理的新日常。需要平静情绪时，她会拿出喜欢的宋画看一看。最喜欢的一幅描绘的是四人路过一颗树，其中一人落单回头赏树的情景。

她觉得这个人有点不一样：“这位就是花三十元买了宋画大全辽博册扫描版的我。”

题图来自宋画大全辽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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