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前言

近日，我社隆重推出严平新作《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此书透过八位文坛“掌门人”（周扬、夏衍、荒煤、何其芳、沙汀、许觉民、冯牧、巴金）的命运沉浮，真实而深刻地折射了新中国文坛的多面与复杂，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全书三十余万字，六十余幅精美插图，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披露，“书生作吏”，堪为一部现代文人灵魂裂变、升华的心灵史！

一  一言难尽

 

1996年3月，张光年给荒煤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上《谈周扬》一文，张光年在信中写道：

 

荒煤同志：

 

近来好吗？

 

前一段时间我和叶绿患感冒，迁延近一个月。没能到北楼看望各位病友，心里一直是惦记着的。

 

附上《谈周扬》复印件，请阅正！此文发在《东方》杂志（双月刊）去年第五、六期，是人民日报记者李辉促出来的。周兄走后，我辈都未写文。一言难尽，那就多谈几句吧。如得合适时间，我俩也可谈谈这个题目。你可打电话约我。……

 

光年

 

1996.3.2

 

张光年写这封信时距周扬去世已近七年，而他的那篇被李辉促出来的谈话录发表时，距周扬离世也有六年光景了。正如张光年所说，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辈都未写文”，语气中有种隐隐的遗憾和愧疚。“我辈”，自然指的是曾经和周扬有着密切关系的沙汀、荒煤、冯牧、林默涵、刘白羽、贺敬之以及张光年自己等文艺界重量级人物。

 

照常理，每当文艺界名人去世，纪念文章都会纷沓而来，何况周扬这样长期执文艺界牛耳的泰斗人物，又何况这些跟随“周兄”打拼几十年，经历了无数风雨坎坷，又都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我辈”！然而，这一次，他们都沉默着。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出于种种复杂的历史缘由？抑或是由于那些纠缠不休争执不已说起来彼此都依然愤懑的分歧矛盾？

 

没有写文章的他们并不是没有想法。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很难忘记这位掌管新中国文艺事业大权的顶级人物。他们内心的感情波澜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平静，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也就更加“一言难尽”。1994年，借着《周扬文集》第五卷出版，张光年、荒煤、周巍峙、冯牧等聚集在一起，商议开一次会发出一些声音。据参与此事的顾骧回忆，当时他受几位前辈之托到上海把这个想法向巴金汇报（露菲向冰心汇报），巴老表示：我非常支持这个会，我也想参加。但最终会议因为某种原因还是没有开成。林默涵没有参加他们的商议，也就是在同一时间，他接受采访时说：“三中全会和务虚会议后，我们有了分歧。后来他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是不赞成的。分歧越来越大。周扬器重贺敬之，他们不要四项基本原则。争吵之后，我和他的来往就少了。”（李辉《与林默涵谈周扬》，《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我辈”中年龄最小且一度受到周扬力荐的贺敬之，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商议，他身负重责，正在为国家大事而忙碌着。

 

张光年的《谈周扬》是五年后“我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虽是对话的形式，却在对历史的回忆中充满着精神反省的内涵，是最近距离的对周扬的描述和钩沉。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和思想沉淀，张光年显得坦率，不能不说也意犹未尽。他把文章寄给荒煤是想听听荒煤的意见，显然他有更多的想法希望在“我辈”之间进行交流，这理应是他们共同的话题。但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当这封信送到荒煤手中时他已无力回应，饱受癌症折磨的他正竭尽全力与病魔抗争，衰弱的生命即将接近终点。六个月后，荒煤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路程，而张光年的这篇谈话录也就成了“我辈”发表的唯一一篇回忆文章。

 

1996年初春，身患重病的荒煤把光年的信和文章，小心地放入一个夹子，就搁在离病床很近的桌子上，夹子里是一些他认为较重要的信件。虽然无力回复有时也会拿过来看上一眼，想一想。光年的话无疑引起他很多回忆，实际上这个话题他曾想过多次，也希望与人交谈。

 

大约一周后，荒煤给张光年复信：

 

光年同志：

 

谈周扬一文收到，谢谢！我立即反复看了，很受教益。我不幸又发一病：淋巴腺肿大，自腋下取出两块淋巴腺，然后输一种药液，此药伤身，使腹泻，失去食欲，几无力起床。经过几个疗程，现稍好，尚待继续治疗。上周医生都不让我会客了。

 

谈周扬，也有好几位同志劝我谈。我觉很难谈。因他对我，真正叫做“领导”。只谈工作，从不谈心。有人说他是“官迷”，这也不公正。我同意你说，对毛主席过于忠诚，真正崇拜。另一方面，他处的地位，毛嫌他不够“左”，他也真跟不上。在文化部整风时有些事可以证明。我准备在回忆整风忆夏公一文中讲出来。

 

我遗憾的是林默涵、刘白羽二位至今不写任何文章谈谈文艺界的接连不断地斗争的某些内幕，以至现在把一切都归罪于周扬，其实，周总是先检查右的。

 

当然，我病好些，我还是愿和你谈谈，给你提供点材料。

 

……

 

陈荒煤

 

1996年3月10日

 

荒煤的这封信写于1996年早春，读到它却是在十几年后编辑荒煤文集书信卷的时候。我记起，九十年代初，荒煤就开始在医院进进出出，那里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终于有了一生中难得的闲暇。治疗之余，在北京医院北楼宽大的病房里我们开始聊天，他对许多事情进行回忆，我记录。谈话都是断断续续的，内容也很庞杂。其中的一个题目就是周扬。

 

第一次说到这个话题时，他沙哑着声音说的第一句话是：其实我并不了解他。

【陈荒煤】

 

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记得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或是他另有所指，但他对我的询问回答依旧。看着他脸上现出沉重又无奈的苦笑，我感到惊讶和困惑不解。我不明白，一个从三十年代起就和周扬相识，之后几乎共同走过中国文化运动所有关键时刻的人；一个一直被人们铁定为“周扬派”的人；一个因为“周扬派”而入狱七年之久，之后又在八十年代的风雨中和周扬捆绑在一起经历跌宕起伏的人，到头来怎么会用这样一种无奈又感慨的语言形容自己的感受！

从荒煤和周扬的交往历史来看，说“不了解”恐怕是难以交待的。如果连他都说不了解那还有谁可以称为了解？更不用说那些凭着几次不多的接触，就能写出洋洋洒洒纪念文章的人。我曾经仔细揣测他“不了解”的含义，荒煤所谓“了解”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标准对周扬来说是否太高了些呢，这标准在波谲云诡的官场政治中是否不现实，并最终让荒煤感到失望呢！这又是不是他和那些最接近周扬的“我辈”们最终没有写出文章来的原因呢？！他没有详细地解释，但我每每想到他的“不了解”，就似乎看到这句话背后牵扯出的许多让人迷惑的场景，又每每被这话语中蕴含着多层次的内容所吸引，最终自己也陷入一种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迷阵之中。

 

多年后，当我读到荒煤给张光年的复信，才领悟到他说“不了解”是有理由的，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只谈工作，从不谈心”。而对这种状态，荒煤是多么无奈、遗憾而又多少有些抱怨啊！同样的，周扬对张光年、对夏衍等人是不是也“只谈工作，从不谈心”呢，那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们——特别是处于高层的文化领导人之间小心翼翼地恪守的政治规则呢？！我时常想，1996年的那个春天，当荒煤接到张光年的信时，假如他有气力和张光年会晤，是否仍旧会对希望与之交流的张光年说“不了解”？或许，他不说，他们会坐在一起共同谈论远去的日子，回望那个和他们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人，当他们一次次地和被记忆掩埋的历史重新交汇时，不知道他们的结论又是什么？

 

二 记忆的缺失与过滤

 

最早听荒煤谈到周扬是八十年代。那时候，荒煤开始写回忆文章，记忆的瓶盖一旦开启就很难闭合，工作之余，他喜欢说起上海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久，但那仍旧是一些鲜活的记忆：热情固执的沙汀、贫困坚韧的叶紫、感情醇厚的丽尼，还有执着的叶以群、勤奋的宋之的、浪漫的盛家伦……一个个都让我感到新奇和兴奋。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看到的新中国成立后照片中的样子相差甚远。那是些穿着灰色制服有着几乎同样表情的干部形象。而三十年代，他们是充满个性的一群，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很深的精神困惑。

 

【周扬】

荒煤像谈论其他人一样谈起他和周扬的相识，那时他从剧联转入“左联”，正式和上海党组织领导人见面，地点在法租界一个白俄开的小咖啡馆里。很多年后，他还为记不清当时是谁通知他去和周扬见面而苦恼：“一次，在张庚那谈起来，我说我想不起来谁通知我去和周扬谈的，把我拽到‘左联’去？张说是我跟你联系的啊！”牵线人终于找到了，他似乎松了一口气。荒煤记得，那天他们在咖啡馆坐了一会儿，周介绍了一下“左联”情况，然后让他去找沙汀，以后就和沙汀联系，大体意思如此。有趣的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荒煤虽然记不清周扬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却清楚地记得周扬穿了一件浅色的西服，在黯淡的灯光下显得很醒目。周扬还用英文要了一杯咖啡，这也给不擅长使用外语的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荒煤还兴致勃勃地说起，苏灵扬和周扬就是那时候恋爱结合的。有人到周的住处，老是看见屋里的衣架上挂着一件红色的女式大衣，去的人难免心存猜想，后来弄明白了那就是苏灵扬的。不知为什么，那件红色的女式大衣也清晰地留在了荒煤的脑海中，在他心中唤起一种昔日温暖浪漫的记忆。还有一次，荒煤在一家书店买书，看见周扬和苏灵扬挽手进来，由于环境复杂，荒煤没有上前打招呼，彼此暗自笑了一下就过去了。荒煤有关周扬早期的记忆不多，完全是个人的，就像他记住了在夏夜炙热的亭子间与丽尼相对而坐，记住了第一次沉浸在盛家伦优美动人的小提琴声中的感觉一样。夏衍在回忆上海时期的周扬时也有个人的生动表述：“他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或许那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充满热情相互平等的一群，而周扬是他们这年轻的一群中更具有活力的一个。

 

有许多历史的场景在当时未必显现出多么不同，过后再看才发现那竟是一些可能改变生活中许多事情的路口。1988年，苏灵扬曾经写信给荒煤，回忆她和周扬三十年代上海的生活，她感叹自己当时太年轻，许多事“不会问周，也想不到问周”，而“周常告我，凡你不知道的你就不要问。凡需知道的，自会告诉我。在上海严峻的白色恐怖环境，越少知道越好。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熏陶成长起来的”。然而，周扬为解散“左联”征求鲁迅意见的事情苏灵扬却知道得清清楚楚，那是因为这件事需要苏的配合，也就成了苏“需知道的”工作，她的任务是：“到内山书店去把鲁迅引导出来和周会面，目的很明确，征求解散‘左联’成立文协的意见。”苏在信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陪同周到北四川路找一家咖啡馆坐定，然后我就到内山书店找鲁迅，鲁迅早就知道要请他到一咖啡馆里，我陪同鲁迅到北四川路，见到了周扬。他们谈些什么我记不得了，因我还要担务“警戒”，我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里，给我最深的印象鲁迅吸着烟斗，很少说话，谈的时间也不长……会面后，我没有再送他回去，是他自己走回去的。（苏灵扬致荒煤信，1988年9月16日）

 

或许由于任务和目的都很明确，事隔多年后，苏灵扬还记忆犹新。使她无法忘记的原因还在于， “文革”中，这一情节成了她无数次受审的“公案”。一批批红卫兵、专案组，疾言厉色地审了一遍又一遍，使她遭受了很大折磨。

 

很多年后读到苏灵扬的信，我似乎走进了一幅年代久远的图画之中。灰色的天空，老上海长长的街道，路边咖啡馆若明若暗的光线，从鲁迅的烟斗中静静地飘出的烟气，而一旁或是靠近门口幽暗的地方，年轻的苏在警觉地环视着周围……一切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只是不知道那天她是否穿着那件让荒煤记忆深刻的红色大衣。苏的述说从另一方面补充着荒煤的记忆，三十年代的上海，环境十分严酷，“浅色西服”、“红色大衣”、“跳舞”、“咖啡馆”既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左翼工作者们的一种掩护。他们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坚守着自己对理想的追求。青春的、个性的和革命的种种细节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完整图画。苏灵扬当然不会想到有那么一天这些细节会成为一种历史的佐证，成为如何对待鲁迅、革命与不革命的标志。但正是这样的回忆，让我们在许多年后能够较为平静地走进那些场景，走近那充满着勃勃朝气的一群。他们就如同今天的“八○后”“九○后”一样年轻，经历着他们那个时代所需要经历的一切，充满着率真和牺牲精神，有着自认为天然的合理性，即便是对权威怀有一种挑战的渴望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更何况他们的出发点不是为着个人而是为着执行组织的决定，何以要在几十年后让他们担负历史的罪责？许多事情一旦搅入政治的浑水，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周扬和他的那些伙伴们只能一遍遍地检讨自己对鲁迅的态度，以及自己的觉悟和水平。检讨的真心与否很难说清楚，当他们用党性原则要求自己的时候，检讨或许是真心的，一旦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首往事那可能就只是一种打碎牙齿往下咽的感觉，违心的检讨带来的可能就是一种人格的磨损和改变。

 

半个世纪前在上海的小咖啡馆里，荒煤大约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此生会和周扬有着如此多的联系，而他对周扬的看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得非常厉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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