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相信杨立新竟然61岁了！

想不起来跟他结识的具体情形了。那是十几年前，老朋友王梓夫还没有退休，在北京人艺创作室主任的任上，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得认识一下杨立新，这个人是个戏痴，是个可以深交的朋友。于是在王梓夫的安排下，我和杨立新认识了。细想起来，十几年的不断交往，有时甚至天天见面，有过与“戏”无关的时候吗？好像没有。即便有时深夜他演出结束后路过我家，打个电话约我下楼聊会儿，也是站在马路边点着一支烟马上说起戏剧来。他说关于表演，关于如何塑造人物，关于工匠性的“技术”在完成角色时的重要性；我说打算写一部话剧，戏里有什么人物，要表现怎样的主题……常常这种聊天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

2008年8月，大理时雨时晴，我和王梓夫应云南省文化厅的邀请，在苍山脚下的古榕会馆奋战八天半，写完话剧《我的西南联大》。在征得文化厅领导同意后，我们把剧本发给杨立新，请他来云南做导演。很快，他读完剧本同意执导这部反映中华民族在抗日烽火中弦歌不辍，艰苦治学，刚毅坚卓的爱国主义话剧，以纪念西南联合大学70周年。

杨立新在导演的过程中，既尊重鼓励演员的创造性，又不允许自由放任，对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台词哪怕只是一个轻重音都严格要求，耐心讲解，亲自示范，以尽量达到剧本的立意。杨立新在北京人艺的绰号叫“杨大腕儿”，可从开始对台词到彩排的34天中，他没有一丝著名“大腕儿”的架子。那时正值昆明的深秋，每到黄昏秋风飒飒，寒气袭人。我和王梓夫在饭店吃过晚饭到排练场去，总是见到杨立新和演员们蹲在露天地一边说着戏，一边吃着简单的盒饭。我心里过意不去，问：“这样行吗？”他笑着说：“跟大家在一起挺好。”

一天深夜排练结束，我们和演员说说笑笑走在路上，突然一辆轿车一个急刹车横在路中央。车门打开，一位女士跑过来一把抱住杨立新要求合影，吓得他连忙向后躲闪，连声说：“你们可都看见了，这可不赖我！”他的窘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的西南联大》正式演出那天，我一直在观察坐在旁边的杨立新，随着剧情的发展和观众的反应，他时而微笑，时而皱眉，时而又长舒一口气。当演出结束在热烈的掌声中谢幕时，不少观众跳上舞台表示祝贺，演员们簇拥着把杨立新推到中央，他竟有些羞涩地向后躲闪，执意要把荣誉留给可爱的演员们。我们回北京的前晚，演出结束后的深夜，云南的演员们一个个和杨立新紧紧拥抱。长时间的告别后，我和杨立新走上空旷的街道，回头看去，那些演员还站在午夜过后的街头挥扬着手臂……

2012年盛夏，我们共同的朋友著名剧作家李龙云因病去世。杨立新得到消息后马上从外地飞回北京，然后马不停蹄地开车载上我，买了一大束马蹄莲和菊花到龙云家向他的夫人致哀。一个相知深交多年同样热爱话剧艺术的朋友离去，杨立新心情沉重，面容哀戚，却说不出什么话来。我知道他此时的感觉。他和龙云同样出生成长在北京南城，后来又在北京人艺共事，一同住过剧院后楼的临时宿舍，这么多年他们一定有无数共同的话题：龙须沟、金鱼池、铺陈市、珠市口、粮食店、大栅栏、前门楼子……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普通百姓。龙云给北京人艺创作的两部话剧《小井胡同》和《万家灯火》，杨立新都参加了演出，并且从龙云身上学习过很多东西。师友长辞，用什么才能表达最深切的哀思与纪念呢？离开龙云家的时候，在电梯里同来吊唁的濮存昕对杨立新说：“纪念龙云的最好方式是把《小井胡同》重新搬上人艺的舞台，你来当复排导演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你！”

《小井胡同》复排了，杨立新做导演。为了让年轻演员了解作品中所涉及的时代背景，他请了几位专家来介绍讲解过去的经历和生活，并带着年轻演员走大街串胡同，实地考察。我多次到人艺排演场看他和演员们排戏。看着他们一遍遍排练，反复切磋，把北京百姓的日常生活呈现在眼前。我仿佛也看到李龙云背着手踱步在他们中间，嘴里还不停地小声说着：“嘿，有点儿意思，是这么回事，我又看见小井的老街坊们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和杨立新的第二次亲密合作。

由于和北京皇家营造行兴隆木厂的第14代传人马旭初相熟，同老先生经常聊天，我对古建筑及其工匠深感兴趣，就试着写了一部关于古建筑工匠的话剧。2015年，经过杨立新的推荐，北京人艺决定由他担任导演，把这部叫《牌坊》的话剧搬上舞台。自己的作品能在北京人艺演出，我当然十分兴奋，可杨立新对我说：“先别急着高兴，为了对得起观众，也为了对得起你自己的劳动，这个本子得好好修改，有些地方还得大改。”我同意了，但也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他作为导演要提前介入，跟我一起修改剧本。

于是，我们在那一年的盛夏开始对《牌坊》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那时他已经接下了陈佩斯打造的话剧《戏台》，担任主演，并投入到紧张的排练当中。每天上午我们一起讨论《牌坊》的剧本，对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都一遍又一遍地细抠。我读着剧本，被他不断地打断，说：“不行，这句台词力度不够，换一句试试。这儿好像冲突不够强烈，得设法把人物逼到墙角去。这个地方得加点儿作料，戏不能绷得太紧，要张弛有度……”说实话，我有时让他弄得都有点儿烦躁，心想差不多就行了。可他说好戏是“磨”出来的，咱不能对付，要对得起观众和北京人艺这块牌子。于是，我们就苦思冥想，突然也许是我，也许是他，头脑中灵光闪现想出一个主意，说出来后，他一拍大腿，大喝一声：“就是它了！”中午该吃饭了，我说下楼到饭馆吃吧，他总是摇头，说甭费那事，叫一碗茄丁面得了。于是，那些日子我们一起吃了不少碗茄丁面。每天吃完面条，他便匆匆下楼，赶往《戏台》的排练场，开始另一部戏的紧张创作。

《牌坊》进入排练场了。为了让演员熟悉古建筑营造行的状态，他首先带着他们到故宫的古建修缮工地去体验生活，并让有关演员亲自上手，以致青年演员周帅能把一架复杂的斗拱拆装自如。北京人艺的排练场既像实战演习战场，又像一个大家庭，杨立新就是那里的指挥员和主事人。他不时地拍响导演铃，开始，停止，再开始，重新来一遍，还不行，他就上前一边讲解一边做示范。中间休息，他又会跟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喝着茶，吃点儿零食。《牌坊》至今共演出了三轮，每一轮演出前都要进行紧张的排练，这种排练常常要从白天持续到深夜。杨立新毕竟已经是花甲之年，感冒了，他就手拿着一瓶止咳药水，过一会儿就喝上一口；腰疼病犯了，他就趴在椅子背上忍着疼痛指导排练。从杨立新的身上，我看到了“戏比天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北京人艺人的实践。

《牌坊》至今演出四十多场，在观众中有一些反响。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杨立新，就没有现在这个剧本，这部话剧也不会登上北京人艺的舞台。

杨立新是话剧舞台和影视行业的名人，但更是一个普通人。他永远记着自己是北京胡同里长大的，是北京人艺老一代艺术家教导培养出的一个演员。不管在哪里，不管面对什么人，他从来也不拿自己当“事儿”，除去排戏演戏，把其余的热情都给了家人、朋友和观众。

61岁的杨立新，还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