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那时的西夏,那时的宁夏

马可·波罗:那时的西夏,那时的宁夏

口述宁夏 内地男星 2017-05-13 14:23:33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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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可·波罗和中国的关系是因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而被人们知道,这个出生在威尼斯的商人,宁夏在他在中国的漫长旅途中占了多大的比例?

      5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描述印度时这样说:“那个国家人口众多,但比它更遥远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国家则无人知晓。”

  

      可见,那时的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


      罗兹·墨菲(美)在他的《亚洲史》里说:“以至马可·波罗之前没有任何欧洲人到过那里,或者通过那里的人谈起,那是一个儿童读物中虚构的奥兹国那样的国度。”

      

      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其后又经过1237年的拔都和1253年旭烈兀的两次西征,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并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形成了基本畅通的交通和发达的驿站。

      

      这两个历史条件,使13世纪初期到14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道路相望,不绝于途”地前往东方。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中国不再是遥远的神话和传奇的故事,而是一种真正的商业需求下的富庶之地;除了商业的利润驱使外,宗教的力量也成了东西方之间加快贸易沟通的条件。

      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带领蒙古人从13世纪中后期开始向中亚扩张时,欧洲大陆上的一些杰出的基督教徒(包括教皇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预见到,假如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改信基督教的话,这些来自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将是十字军抵抗穆斯林的强大同盟军。


      于是,他们便把基督教传播的新方向锁定在了这些蒙古人生活的中国地区。


      美国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在他的《世界史》中称忽必烈为一个“宽容各种宗教,并且鼓励中国和外界通商”的皇帝,在他统治中国期间,前往中国兼有传教色彩的基督教徒中,有两个姓波罗的威尼斯商人:尼可罗·波罗和马飞阿·波罗,他们顺利地进入中国境内并受到了忽必烈的欢迎。


      他们讲述的那些遥远而充满异趣的威尼斯故事,赢得了忽必烈浓厚的兴趣,也“委托他们去请100个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


      忽必烈对波罗兄弟的友好以及中国的富庶、国都北京城的繁华以及沿途的美妙风光等,使他们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去不久,他们便开始了第二次前往中国的旅行。


      回到威尼斯的波罗兄弟和家人经历了团聚的喜悦之后,他们在威尼斯度过了2年的时光。这期间,尼可罗无时不在关注新的罗马教皇的选举。


      他和马飞阿第一次的东方之行归来后,他们一直没有忘记忽必烈交给他们的那项特殊使命:选派100名懂技术、有修养的基督教徒到中国传教。


      不幸的是,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刚刚逝世,继承者还没有选出。


      在漫长而无期的等待里,东方巨大的商业利润终于驱使尼可罗兄弟无法坐等时机的丧失。


      他们决定继续前往中国,虽然没有带上那100名教士,但他们却带了比后来100个基督教传教士还重要的一个人——尼可罗·波罗的儿子,中世纪最有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


      1271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从意大利的威尼斯——马可·波罗时代欧洲最大最富有的城市出发,历时两年多,他们抵达亡国已经45年的西夏王朝境内。

      1272年,马可·波罗一行走进了西夏版图中的西北角地带——今天的敦煌一带。


      随着西夏王朝的覆灭,遭到毁灭性摧毁的不仅是农业生产,还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随着帝国外壳破碎而逐渐消失的、近200年间集聚的、影响逐渐削弱的夏地文化。


      马可·波罗走近敦煌时,特意提到了蒙古人特称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的唐古特人,并将敦煌称为“唐古忒州”。


      进入这里时,他们已经在沙漠中行走了30天,才抵达今天的敦煌。在马可·波罗的眼里,这片西夏旧地的居民,信仰佛教的人最多,其次是基督教徒,然后是回教徒。


      这里的土产是小麦,庙宇里布满了佛教偶像,有子女的家庭都为佛畜养着一只羊。他特意提到了西夏时期这里盛行的藏传佛教的丧俗。


      在马可·波罗的判断中,西夏著名的佛都甘州(今甘肃张掖)是城市规模最大、地位最尊贵的。西夏时期盛行的藏传佛教寺院依然不少,其中有至今仍是国内最大的室内卧佛大佛寺的卧佛像,藏传佛教徒们在元朝宽容的宗教政策下,依然保持着原有的状态。


      马可·波罗看到的是生活严谨,恪守不杀生、不吃肉、节食、严戒女色等教规的佛教徒生活状况。他描述寺后高20公尺的佛塔,“是世界上的木工、铁工、画师学习的楷模”。


      《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翻译者冯承钧先生在此书的注解中指出,马可·波罗看见的佛像,能和它媲美的只有云冈石窟里的大佛、宁夏南部地区的须弥山佛像以及陕西彬县的大佛像。同时,他也看到当地居民中有足够经济能力的人,娶妻子就达30个,而且他们可以随意地休妻,甚至延续了西夏时期党项人的婚俗:可以娶妻子的姐妹或者父亲的遗孀为妾(自己的生母除外,笔者注),这些在作为基督教徒的马可·波罗的眼里“生活如禽兽”。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考察西夏王朝遗民的流向,几次来到这里,发现马可·波罗对张掖一带700多年前的考察,除了党项人的婚俗消失外,很多事物并没有走到历史尘封之外,基本保留着那些西夏时期的原貌。


      甘州自身特有的文化魅力,西夏时期佛教盛况的延续等因素使马可·波罗竟然在这里驻留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1年多。


      武威,位于河西走廊的最南端,自古有“金张掖,银武威”之说。西夏时期,这里是西夏王朝的陪都。


      引起马可·波罗对这里更大关注的是这里的人,和他沿途所见的人种不一样,这里的人黑头发、小鼻子、胡须少,女子除了头发外没有体毛,皮肤白皙等,和他从威尼斯出发见到的欧罗巴人种不一样,也和他进入新疆以来所见到的那些“中国人”是不一样的。这里的人按照汉族的习俗生活,居民普遍有着娶妻妾的习惯,那些地位虽然低贱的女子,也是美丽无比的。


      在离开武威后,一种奇特的动物也让这位欧洲人觉得奇怪,甚至他觉得那是野兽:“毛色黑白皆有或相杂,能吃苦耐劳,被人驯服后,能驮载很重的东西。如果用来耕地,因为力气极大而工效数倍于其他家畜。”


      这种野兽,其实就是今天的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的牦牛。


      西夏时期,天祝也长期被纳入西夏版图,马可·波罗对天祝牦牛的评价是“其美竟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对武威麝香的评价是“此地有世界最良之麝香”。


      马可·波罗到西夏王朝的北部军事重镇黑水城旧址时,这个废弃的军城依然在北方的风沙和骄阳中晾晒着自己还未褪色的历史,他称这个城市为“亦集乃城”;在他的游记中如此详细地告知他前往“亦集乃城”的时间和走向:居留张掖1年的时间里,曾经骑马经过16天的长途跋涉后到达“亦集乃城”,比起45年前蒙古军队屠城后留下的荒凉而言,马可·波罗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复苏的城池,那里已经有不少的骆驼和牲畜,当地人因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达而不经商。


      进入宁夏时,马可·波罗到底是从亦集乃横穿巴丹吉林沙漠抵达今天的阿拉善盟盟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再翻越贺兰山进到银川的;是从武威横穿腾格里沙漠抵达巴彦浩特再前往银川;还是从武威东行到甘肃景泰县、宁夏中卫市,然后顺着黄河而下,到银川后再翻越贺兰山抵达巴彦浩特镇?马可·波罗在他那没有顺序和时间的混乱的游记里,没能给上述的具体线路提供确切的方向,这样,就给历史留下了另一个谜面。

      马可·波罗抵达银川时,当时的宁夏平原变成了一块废地。


      他到宁夏平原前两年时,忽必烈下诏令那些逃亡到外地的西夏旧民回到宁夏,并且专门设立西夏惠民局这样的安置移民机构。


      1272年,忽必烈又下令从河北的随州和武汉迁移1100多户人到宁夏平原屯田,为此,特意设置了西夏营田司管理屯田,后来又增设宁夏河渠司,专门管理宁夏平原的水利。


      忽必烈在新的帝国政治构架中,建立了行省制度,这个制度使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新的规模。


      1262年,设置的西夏行省主要包括宁夏大部分地区。


      1272年,改立西夏中兴路行省。


      所以,马可·波罗抵达宁夏平原时,从地名称呼上看,这里仍然有着浓郁的西夏遗影。


      在银川短暂的逗留后,马可·波罗向东渡过黄河,经灵武、盐池走出了宁夏。


      1295年的一个黄昏,有3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从一艘并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铺码头登岸。他们就是在海上经过多日漂流生活后,从中国回去的马可·波罗一行。


      这时,他家乡的人已经听不清楚他的语言表达了——那是一种带着鞑靼味的口音,他们的服饰也是破烂不堪的蒙古式大袍。这就是他们在25年后重新踏上威尼斯的情景。他们已经很难寻觅到他们的旧宅,当他们重敲自己故宅之门的时候,威尼斯的狗吠个不停……


      回到自己的祖国后不久,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争,他被热那亚人俘虏,1年的狱中生活,远东尤其是中国的经历和见闻成了慰藉他在狱中心灵的一剂良药,他把这些美好回忆用笔记录了下来,其中就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大批的欧洲商人、探险家、传教士们,沿着《马可·波罗游记》里的线路,踏上了去中国的遥远路途,带来了西方和中国的交流。


      马可·波罗给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引起的首先是质疑,这种质疑今天依然存在,他对这种质疑首先回应的一句话是:“我看到的要比我写出的多。”也有人翻译成了“我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


      比起他笔下繁华的北京城,世界上最富丽最名贵的城市杭州,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泉州等地来说,宁夏乃至西夏就是他看到而没能说出的地方。


      他的游记让西方在700年前就知道了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帝国——蒙古最有力的是一个叫西夏的王国,知道了西夏旧地有着世界上最好的麝香、最美的动物牦牛、最美的毛毡、有会燃烧的石头——煤等物产,以及这些地方的经济、宗教和民俗。


      黄仁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说道:“在一个旅游尚未成为一种有组织的事业之前,马可·波罗就已经成了超级旅游者。他前往中国既没有做买卖赢利的打算,也缺乏传教士拯救为生的虔诚。只因好奇心发动,就使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大开眼界。”


      其实,今天西夏旧地或宁夏的人,如果认真地拜读他的日记,也会大开眼界的,至少对研究那时的宁夏、西夏的历史文化有着另一扇窗户的作用。

文章选自《火焰战刀花香:宁夏之书》一书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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