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14岁，是个已经偷看过父亲书柜里的天书《红楼梦》、喜欢写作并渴望将来成为作家的自闭少年，跟周遭的关系很紧张。因为班主任老师的一次错误处罚，我制造了一起“自杀”事件离家出走。从那以后，我就害怕进教室，害怕上课，学校后面的桃树林里，我经常一待就是一整天，不知道这忧伤漫长的青春期该如何度过。

     电影院是我的另一个去处。在黑暗中，一道光投向银幕，我看见龚雪。银幕上的她，宛如女神，美丽多情，目光温柔而坚定，她似乎了解我全部的困苦，了解我全部的忧伤，能给我全部的安慰。相遇之后，就期待每天都可以相见。电影院一有新电影上映，我就第一时间去看她主演的那一部，会反复看好多遍，直到电影下线。我还从各种电影杂志上将她的照片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地摊上的照片，书店里卖的挂历，电影连环画甚至糖果盒，只要是关于她的一切，我都会去收集。我还从《上影画报》中找到了上海电影纸片厂的通讯地址，给她写信，向她诉说我的少年心事。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给地影迷写给龚雪的信，几乎每天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装着送到上影厂的传达室，她根本看不过来。1983年到1985年是我的高中时代，也是龚雪的事业巅峰时期，她成为这3年来登上中国电影杂志封面频率最高的女明星。

      她主演的《石榴花》、《快乐的单身汉》、《大桥下面》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她也在1984年获得了“金鸡奖”和“百花奖”两个影后奖。

      在这3年里，我的作文《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在《中学生》杂志获奖，我的影评也第一次登上了《大众电影》，这在一个小县城成为很轰动的事情。学校老师安排我去低年级做讲座，试图把我树立成新的典型，可是，我还是不愿意按照他们所设计的人生轨迹去走我的路。我相信，我终究会离开这个小城，我会等到龚雪的回信，或者说我能在某天某地见到她。

     1986年，我参加了工作，到电影院当了一名放映员。我不知道我和电影的缘分是不是与龚雪有关。而这一年，龚雪赴美留学，与丈夫团聚。她从大银幕上消失，也淡出了公众的视野。对我而言，这意味着青春期的结束。

     人在年少的时候有很多的郁闷与无奈，必须寻找一个“偶像”来见证自己存在的价值，直到让这个价值成为自己的信仰。有时候，一首歌，一本书，一部电影，都有可能让感觉空虚的生命充盈。

     1995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

     2003年，我第一次见到龚雪，这距离我第一次给她写信已过去整整20年。龚雪从美国飞到北京参加CCTV6《流金岁月》节目的录制，电影频道的领导请龚雪和著名演员向梅、张良到全聚德吃烤鸭，我有幸也出席了这顿晚宴，还特意带上了我的书《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送给她。2006年10月，我接到龚雪从上海打来的电话。

      又3年过去，龚雪举家从美国迁回上海。她告诉我，听朋友说，在我写的一系列回顾百花奖的文章中看到关于她的那一篇了，她非常感谢。我告诉龚雪，10月底百花奖将在杭州举办，我邀请她出席。她说，她的先生就是杭州人。这也是龚雪20年后第一次出席中国电影界的活动。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龚雪，我年少时光的永恒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