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编自导的电影《一个勺子》中，陈建斌饰演西北农民拉条子。影片改编自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讲述了西北淳朴农民因救助流浪街头的智障者继而给自己引来了一连串荒诞事。（资料图/图）

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何豆豆

责任编辑 | 宋宇 邢人俨

《无名之辈》是陈建斌参演的电影中票房最高的一部，这出乎他与其他主创的意料。上映前，主演们聊天，认为“两三亿”可以争取，如今的成绩远超预估。

在饶晓志话剧《蠢蛋》的演出现场，陈建斌认识了这位中戏校友，后来参加了对方第一部电影长片《你好，疯子！》的首映礼。相熟之后的某次聚餐上，饶晓志告诉陈建斌自己想拍一些小人物的故事，那便是现在的《无名之辈》。剧本完成后，饶晓志找陈建斌饰演马先勇。因为“剧本挺好，又都是搞戏剧的人一起做的，时间也合适”，他接下了这个角色。

在《无名之辈》中，陈建斌饰演中年失意的保安马先勇。马先勇曾经是一名辅警，因酒后逞强驾车导致同乘的妻子死亡，妹妹瘫痪，自己人生跌落谷底。虽然活得低声下气，但他仍然希望回到从前的工作岗位。某天他在工地上发现了一把枪，准备上缴警队立功，枪却不翼而飞。为追回枪支，他不由自主地卷入一起抢劫案。

▲在《无名之辈》中，陈建斌饰演中年失意的保安马先勇。马先勇曾经是一名辅警，因酒后逞强驾车导致同乘的妻子死亡，妹妹瘫痪，自己人生跌落谷底。（资料图/图）

陈建斌又一次用方言表演电影，他承认自己的贵州话并不地道。饶晓志和演员章宇都是贵州人，陈建斌、任素汐、九孔等几位主演面临着语言挑战，饶晓志边拍边纠正。演员九孔来自台湾，发音实在没办法，电影拍完后由饶晓志亲自配音。

本来陈建斌觉得自己口音强过九孔，这下他显得“说得特别不好”。据他观察，演员的方言运用是一个“全球化”议题。“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家乡，有自己的家乡话，家乡话实际上就是你的秘密武器。”陈建斌说那是别人不具备的，“说家乡话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才是你。”

在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长片《一个勺子》中，陈建斌也用起方言。影片的故事背景在新疆，主要演员都要说西北方言。他相信方言能够帮助演员塑造人物，因为演员塑造角色就靠形体和声音。他更在意电影语言的统一性，正在制作的第二部长片就使用了普通话，因为找不到“那么多演员能同时说一种地方话”。

2014年，《一个勺子》在第51届金马奖五项提名中拿到两个奖项，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新导演，皆由陈建斌获得。“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如果它拍得还不错，我就继续当导演；如果它拍得不好，我就不打算干这事了，老老实实地当演员就完了。”陈建斌因获奖而得到了当导演的信心，“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没有那么大胆或者敢于冒险。”

作为演员，陈建斌有自己完整的挑选合作导演的标准。无论《人山人海》的蔡尚君，还是《无名之辈》的饶晓志，陈建斌认为他们尽管性格、手法各不相同，但都富有情怀。“能一起拍电影的导演，都是在关心那些没有发言权、被遗忘、被忽视的人。”陈建斌容易被这种角度所打动，“做了导演，我觉得他们仍然是目光向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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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文艺中年陈建斌的好奇与执念

南方周末：《无名之辈》中你饰演的马先勇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是他身上一直有种执念，你如何理解这个人物？

陈建斌：我觉得这非常正常，他的执念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执念，试问在生活里谁能够没有这个执念呢？我们不都是被自己的执念指引着，变成了现在的自己吗？像马先勇的遭遇，让他“放下”“解脱”，那真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是站在另外的一个角度看的。对于身在其中的，像马先勇那样的人，没那么容易做到“放下”，开始新的幸福的生活。就是因为他很艰难，可能跟观众产生互动。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他的处境是一样的，很多过去的事勾连着我们，我们也很想解脱，但是不能，你在挣扎、在奋斗，你想摆脱，想超越自己，想战胜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跟我们是一样的，是平等的。

南方周末：片中他想得到妹妹原谅的这个意愿够强吗？还是说他想成为自己的意愿更强？你如何去理解“无名之辈”这种概念？

陈建斌：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内心，还有那种原谅或不原谅，他们只是觉得生活给了他们一个重击，被打得很难受。为什么、怎么样，不一定就那么清楚。这是我觉得能够理解他们的原因。我们在生活当中，容易想当然地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肯定就是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不是这样的。我们代表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更多的人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善于表达内心，善于沟通、善于交流。这可能是他们会形成更多误会、痛苦和灾难的原因。

南方周末：马先勇在片中不光面临自身的问题，还面临某种家庭关系问题，从观众角度看，这个家都被他毁了。你怎么去表现这个层面？

陈建斌：其实我觉得没有，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那都是命运使然。在我们看来，马先勇很想得到妹妹的原谅，跟女儿和解，但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都很粗暴。跟妹妹都是以对骂表达自己这种内心的爱，跟女儿也是用打来表示关心，那就是他。电影结尾的时候，让他跟女儿得到和解，妹妹也说原谅他了，可能就是让这个人物得到一个救赎吧。

南方周末：片中每个人都像坏人，但其实都是好人。你怎样看待人物身上这种两面性？

陈建斌：两面性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要丰富，就不能只有两面性，最好有更多的面。马先勇这样的人让我又爱又恨，他身上同时有你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这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而是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是。把你不喜欢的东西全部给我拿掉，只保留你身上我喜欢的那部分，你就不是你了，你就会成为另外一个人。这是我看待人物、角色的一个出发点。

演员能够理解角色，一定是有共性。这个人物我根本不理解，我就不认为能演好他。哪怕“他”是一个皇帝或者宰相，但我总是能够找到跟我有共同之处的地方，很个人、很私密的共性，才能演那些不同的东西。如果没有，一般我都不会去拍这部戏，因为觉得跟我实在没什么关系，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演。

▲陈建斌在热播剧《甄嬛传》中饰演周旋于众嫔妃之间城府极深、做事心狠手辣的雍正。在为这位45岁登基的皇帝挑选演员时，导演郑晓龙认为陈建斌很像智谋与霸气兼具的帝王。（资料图/图）

南方周末：那么，你对自己塑造过的角色有没有特别满意的？

陈建斌：这很难回答，还不是客套。我很少看自己演的作品，我总是能够看到很多我觉得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判断。不像我看别人的戏、别的电影，很感性，坐在那随着观众、剧情哭笑。我看自己的东西，就会（注意）很多，剧情、拍摄、导演手法、镜头、光、表演对手、服装……所以我后来想还是别看了，我不知道别的演员怎么样，反正我有时候就有点尴尬。

南方周末：这算是不接受自己的某一方面吗？

陈建斌：可能吧。我觉得它可能是心理学的某一个东西，举个例子，不管是演戏还是导戏，我拍完都得看回放，但是在一个戏我第一次看回放，第一次在镜头里看到自己的时候，我都特别吃惊，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怎么是这样的样子，“他”非常让我吃惊。我后来想，我在自己的脑子里有一个样子，但又不天天照镜子。当别人给你拍出来、搁在那，你看到的又有化装、又有服装，就会：“哇，怎么是……”你心里会咯噔一下，当然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了，你就接受了，这就是我，另一个我。

南方周末：其实你在综艺节目《幸福三重奏》里面表现了家庭关系中的很多面。

陈建斌：我看到过。从开始做演员到今天，我没那么在乎别人的看法。说实在的，我更在乎我对自己的看法，我能不能瞧得上我自己，这个特别重要。

南方周末：你也参演很多中国式家庭关系的影视作品，对此是否会有更好的理解？

陈建斌：我没有特别认真或者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了解的一点点，也是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的。我们中国人，比如说独特的家庭生活关系，跟父母、跟亲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但如果思维换成是一个外国人，他们也会觉得有自己那一套。但这些都是皮毛，比如全世界的好电影，所有人看了都会流泪，都会感动，因为我们的共性更多、更强大。皮毛那部分就好像我们头发的颜色，有黑的、有金色的，本质上来说都是头发。它是什么颜色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它都是头发。

南方周末：你饰演的很多角色都逃不开“人到中年”的问题，你认为所谓中年焦虑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危机感？

陈建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自己感觉，它不一定发生在三十多岁、四十岁，当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没有那么强烈，当你觉得你把这个世界，把生活、人、人性都看透了以后，那个危机就会到来。在这之前不会的，因为你总觉得还有无数更有意思的东西，等待你像一个小孩一样去发现，那个过程不会让你产生这种危机。只有有一天你说，哦，原来这个世界就这样，人心就这样，太没劲，前面什么也没有，是一片虚无，一个巨大的东西就会出现。觉得无意义、焦虑，就形成了那个词叫“中年危机”。但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人十几岁就有了，有些人三十多岁，有些人可能六十多岁才会有，有些人一辈子都不会有，我觉得它是因人而异的。

南方周末：你是否能感觉到，“老戏骨”如今越来越为观众所重视？

陈建斌：我没有，我一直都按照自己的心情拍戏。如果你真的很好，任何时候你都是被需要的；如果你不是那么好，那什么时候对你来说都是冬天。我觉得相对来说是公平的，如果你真的是奉献自己，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这个人物，这个人物会被观众看到，观众一定会给你回报。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开始演戏一直到今天，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自己的意愿，风头变了，所以必须要去拍这种戏，从来没有过。我是按照自己的心情在变，我一直都觉得挺愉快的，所以我不在乎。

人要诚实地面对自己，这个很难。明明不想拍这部戏，但知道它会火，说不定能挣很多钱，会出名什么的（还是去拍），那就是骗自己，肯定不会高兴的。万一它要是没火呢？

南方周末：这些年里，你保留了哪些你认为比较好的创作习惯和工作方法？

陈建斌：可能就是你每次拍一部戏之前都得忘掉以前的经验，忘掉过去，这可能最重要。我们以前说“一戏一格”，每一个人物、每一部戏，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个完整体系，你不能再拿以前的经验、积累或者一些惯用的东西，拿来套这部戏。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个人物也是。

南方周末：《无名之辈》获得这么好的票房，会不会因为它还是让观众比较舒服，得到比较圆满的结果？

陈建斌：跟结尾有一点关系，但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饶晓志用喜剧类型的，戏谑的这种方式，有很多搞笑的东西，让那些特别重的、沉甸甸的心情被观众接受，跟观众有互动。这可能是这部电影最后得到更多观众认可的最重要原因，它以一种嘻嘻哈哈的形式讲一件比较严肃的事儿。

南方周末：《一个勺子》《军中乐园》因为要写实，可能让观众没那么舒服，你的新片将怎样处理？

陈建斌：是，这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次有意识地这么去做了，看能不能把你想表达的东西披上让观众能够比较顺畅接受的，比如说也是嘻嘻哈哈的这么一件外衣，容易让更多人接受。但是一切还得到公映时见分晓。

南方周末：这是对市场的妥协吗？

陈建斌：不是，这样更难，比如做单纯的文艺片或者商业电影，这两头都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你要把这两头都抓住，然后给它结合起来，既好看又有深度，这样的电影有，但就是难嘛，所以就考验作者。我喜欢做这种难的，太容易的做完成就感没那么大，所以喜欢做这种有挑战性的东西。

（南方周末记者程涵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