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少年时代在家塾读书时即开始写作旧体诗词，直至晚年不曾辍笔，只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期间的旧体诗词作品较少，这应该与他是时主要创作自由体诗歌的经历相关。最早能见到的郭沫若旧体诗作在1904年，最晚所见的旧体诗写于1978年3月，这距其辞世仅不足三个月。前后延续了七十余年的旧体诗词写作，在郭沫若的文学生涯中，是哪一种文体形式的写作活动都无法相比的。作为诗人，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与作品，占据了他诗歌活动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有这样一些数字：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诗歌卷（1—5卷）总计收录（古诗今译、楹联、挽联、题词不记）自由体新诗约410余篇450余首，旧体诗词约470余篇770余首（旧体诗词多有在同一篇题下收录若干首，甚至十余首三十余首者）。《郭沫若全集》之外散佚的诗歌作品，不完全统计有自由体新诗约150余篇，旧体诗词约580余篇710余首。两者合计，自由体诗歌约550余篇600余首，旧体诗词约1040余篇、近1500首。仅就数量而言，郭沫若的旧体诗词创作即远远多于其自由体新诗的创作。

当然，旧体诗词创作之于郭沫若的意义，远不只是作品数量的多少，它们在成为郭沫若文学作品库的重要内容的同时，包含着大量有关郭沫若生平各个方面活动的历史文化信息。这能让我们更全面、完整地理解郭沫若的一生，也能更深入地开掘、思考郭沫若研究。

 譬如，一首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撰写的《休心亭即吟》：“幽阁围高木，薫风吹我衣，奇珍供玩赏，谈笑暂忘机。”这是他为日本一位金石篆刻家长曽我部木人题写的诗。从诗中我们不但真切地读出郭沫若是时生活中的一种心境，更重要的是，这首诗的创作，让我们触摸到此前从不知晓的郭沫若与日本篆刻书法家们交往的史事、史迹。《题昭觉寺》是郭沫若1955年4月在成都参访昭觉寺后写下的一首诗：“一别蓉城卌二年，今来昭觉学逃禅。丈雪破山人已渺，几行遗墨见薪传。”丈雪、破山是明末清初蜀中两位禅宗大师，在禅学上颇有造诣，且擅书法。丈雪曾在毁于明末的昭觉寺遗址禅居，后来慢慢重建起昭觉寺，晚年作不入市井之誓。郭沫若于1912年深秋从成都启程走出四川，开始了留学东瀛的人生之旅。四十二年后重回故地，他已经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精彩亦不无遗憾，自然感慨良多。他藉访昭觉寺，在诗中抒发了一种阅尽千帆后的人生感悟。这显然与人们一直以来所认知的五十年代初期的郭沫若——那个似乎正值春风得意、英气勃发的郭沫若——不尽相同。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另一种人生语境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擅书法，也能绘画，他与书画家们的交往，留下了大量题画诗。这成为他旧体诗词写作的重要方面。这些题画诗在题写画意之外，其实还包含了诸多社会、文化、史实史事、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信息。大量纪游诗的写作，也是郭沫若旧体诗词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喜爱大自然，具有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工作需要，他得以遍览祖国大好河山，且总是诗兴盎然，所到之处的见闻、感触，激发的情怀，都写在纪游诗中，每次少则十首八首，多则几十首。郭沫若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经历非常丰富：国务活动、外事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民间文化交流等等。他为此留下了大量诗词作品。1955年他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一次行程中，就创作了36首旧体诗。这些诗作本身，可以说构成了一段段的文化记忆、历史记忆。

   所以，了解郭沫若，不可不阅读其旧体诗词作品。而要阅读、研究郭沫若的旧体诗词，首先有一个收集整理的问题。收入《郭沫若全集》的旧体诗词作品是经过作者生前整理订定的，不必再动，但集外的作品大多处于遗散状态，钩沉、考订、整理起来自然颇费心力。

　　《郭沫若全集》之外散佚旧体诗词的收集整理，还不同于佚文的整理，后者收集整理的基本上都是已刊文，即曾发表出来的作品。而散佚的旧体诗词，有相当数量属于未刊文，不曾正式发表，或隐于文献史料中，或以书录、题赠的方式藏于世。收集起来本就不易，篇题、文本、写作时间等基本信息多有缺失更成为整理的难点。尽管如此，仍有学人做了不少收集、整理、勘定的工作。不过，分散的收集整理，标准不一，也没有与《郭沫若全集》联系起来考虑，使得这一工作缺少应有的规范、原则、体例，自然也影响到作品勘定的准确性。梳理一下，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集外旧体诗词篇目的订定

　　郭沫若集外旧体诗词篇目的整理，有几种情况需要仔细斟酌：

 其一，未刊文部分的旧体诗词，有些是没有作者手迹、手稿的，篇目的订定只是根据他人抄录的文字，或见之于他人的文章著述中。这样就存在一个需要辨析真伪的问题，可以藉《〈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一书（以下简称《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所收录的几首诗为例说明。

 《书赠黄自明》系该书依据他人回忆文章所记收录的一首诗，诗文据文章中抄录的文字。这是郭沫若姻兄之子的一篇回忆文章，专门记述1940年郭沫若以一首作于流亡日本期间的诗，书赠其父一幅单条之事，但声称原件已经遗失，诗文是根据记忆写下的。事实上，所谓《书赠黄自明》一诗，非郭沫若所作，而是王国维的一首诗，为其二首嘲杜鹃绝句之一首，应该是郭沫若以王国维诗书赠其姻兄的。文章中抄录的诗文还有一字识读有误，即将“千年”误作“十年”。

  《赠胡伯雄》一诗出自一篇题作《郭沫若题词选辑》的文章。文章断定“本篇系郭老1942年为民生公司胡伯雄所题”，但并没有道出依据。《集外散佚诗词考释》的编者收录了该诗，并谓胡伯雄系合川水电厂厂长。郭沫若1942年6月往合川住合川水电厂宿舍，应胡伯雄索求题写该诗赠与他，亦无手迹可以对照诗文。实则该诗并不是为胡伯雄而作，而是为李仙根观历史剧《屈原》所作一首诗写的和诗。而且该诗也非佚诗，已以《和李仙根观〈屈原〉演出一首》为题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

  《春雷》其二，是《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收录的两首作于1974年的同篇题诗作中的一首。两首诗均出自一篇文章，而文章中既无手迹图片亦无诗文出处。该诗其实是胡绳的一首题为《偶感》的诗作，作于1972年。

   这种没有手迹、手稿可以印证的未刊佚诗词，还是有一定数量的，而且还会不断有新文献资料的发掘。所以如何判定篇目，应该有一个原则来规范。如果以有无作者手迹、手稿作为佚诗词篇目判定的依据，当然最保险，也易操作，但这样一来就会把一定数量的作品排除在外，大概是不合适的。我以为是不是可以用“外篇”或“附篇”的形式，将无作者手迹、手稿印证、比对的那一部分未刊作品，在“正篇”之外另行辑录。因为除了在订定篇目上的考虑，无手迹、手稿参阅的诗词作品，其文本的准确性也是需要考虑的。郭沫若手迹的识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做到完整、准确，识读的错误是常常出现的问题。同时，诗文在迭次抄录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所以，还是有必要在有无手迹之间做个区分。

   其二，见之于郭沫若散文、书信、小说、论文等作品著述中的旧体诗词，是否，以及如何认定为单独的诗词作品，也是整理集外郭沫若旧体诗词篇目需要解决的问题。

   既是集外作品的整理，必然要与《郭沫若全集》相关联。《郭沫若全集》收录的旧体诗词中有一些篇目，是作者从其散文、书信、小说、论文等其他文体形式的作品著述中摘录出来的，于是，在郭沫若集外诗词的整理中，也出现有许多篇（至少有数十首之多）整理者从郭沫若各种文体形式的作品著述中摘录出来的诗词作品篇目。当然，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一是摘录的篇目见仁见智，二是摘录出来的篇目造成作品之于《郭沫若全集》而言的重复辑录。

   郭沫若作品著述及书信中有随文诗词的情况非常之多，作者生前摘录了不少篇目，编入其各种作品集中，《郭沫若全集》即以这些作品集的形式将它们辑录。作者生前摘录这些诗词单独成篇，自有其考虑的原因，但已无从知晓，我们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摘录成篇呢？显然不能单凭一己之见。

 编辑《郭沫若全集》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全集收录的文章作品均以作者生前编订的各个集子为依据和底本，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这样确定一个标准：凡由辑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章作品中经作者自己摘录出来单独成篇，且已收入全集的诗词作品之外，不要再从这些文章作品中另外摘录单独成篇的诗词作品。因为撇开见仁见智的选择不说，它们作为文本内容已经不是集外之作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从《广寒宫》（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中摘录所谓的《笙歌漾天宇》《牛郎织女歌》《张果老歌》等，从《聂嫈》（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中摘录所谓《春桃》《侬冷如春冰》《侬本枝头露》等，从《蔡文姬》（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8卷）中摘录所谓《屯田歌》《重睹芳华》，从《读随园诗话札记》（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中摘录出12首诗等等，均单独成篇予以辑录，实是大不妥的。

   郭沫若集外佚文部分是否也可以循作者生前所作之例，摘录其中的旧体诗词单独成篇呢？我认为应该可以，因为这些随文的旧体诗词，大多是郭沫若旧体诗词写作很重要的内容。譬如：《自然底追怀》中收录有郭沫若留学日本初期的11首旧体诗作，这几乎就是他那一时期旧体诗词创作的全部了。《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的若干信函中有多首郭沫若抄录给受信人的旧体诗，它们真实地记述了作者海外流亡的生存状态。《续〈狐狸篇〉》是以三组诗为文，来“质诸”万古江的《狐狸篇》。这些随文的诗作，如果不能以诗词形式单独成篇，无论从阅读还是研究的角度而言，它们实际上都会被淹没在文中。事实上，在郭沫若一些随文有旧体诗作的信函、文章中，信或文不过是一个壳、一个载体，作者本就为的是抄示、披露诗作。譬如：郭沫若一封致巨赞法师的信函，就只为“书奉新作《满江红·纪念鉴真上人》”；郭沫若致田中庆太郎的几封信函也是这种情况；《续〈狐狸篇〉》的文章主体是16首诗，文则是诗的注释。

 不过，从佚文中选择摘录可单独成篇的旧体诗词，会有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当然不好用一个硬性的标准去规范，但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郭沫若曾以文中的一些诗作书赠他人，这可以视同发表了该诗作，自然应单独成篇。在此之外，凡具有完整、独立审美意象、审美表达和审美价值的诗词，可以摘录出来单独成篇。如果只是为文中特定情节的发展、为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以诗词形式、诗词语言所作的描写、叙述、咏叹等等，则不宜摘录出来单独成篇。例如，从《抗战回忆录》摘录所谓《沙场征战苦》、从《访问朝鲜》摘录同名诗《访问朝鲜》、从《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摘录一首《满江红》词（均见《集外散佚诗词考释》）等。

其三，郭沫若有些诗作异题同篇，这样的情况需仔细甄别，以免作为集外佚诗所收录的篇目，实际上已另题收入《郭沫若全集》。前举《赠胡伯雄》一篇即为一例。其实该诗还曾有另一个篇题《和韵》，发表于1942年4月16日重庆《时事新报》。《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收录的《题道纲先生画》一诗虽曾发表于《时事新报》，实为收入《潮汐集·汐集》（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之《题人物画二首》中的一首《仿刘松年群仙图》。与此关联，该书对于此诗所题之画的推断，也就不准确了。该书中《题敦煌画展》一诗，亦已收入《潮汐集·汐集》（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诗作于1943年1月17日，而书中注作于1945年间。因重复收录造成的作品创作基本信息的错乱，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以上所言集外诗词篇目的订定，是关联到《郭沫若全集》，尽量避免作品的重复收录。若单独考虑辑录郭沫若旧体佚诗词作品集，订定篇目的标准则可以宽泛一些。

其四，从一首（或两首）诗改作为另一首诗，是郭沫若旧体诗创作中的又一种情况。整理者对于如何判定改作是否成一篇新的诗作，标准不一。譬如，《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所收录的《题赠陈叔谅先生》（该书误作“陈叔亮”），实为作者“录旧作”《夜会散后》书赠。两者比对，虽然文句的改动比较多，但《夜会散后》已经收入《潮汐集·汐集》（现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集），前者不好再作为另一首佚诗吧。该书还收录《咏兰》一首，系郭沫若1945年3月7日（该书署时间有误）所作五首题画梅画兰诗中之一首。五首中题画梅三首分别以《题画梅二首》《咏梅》为题，题画兰二首合为一首五律，以《咏兰》为题，收入《潮汐集·汐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将原作两首题画兰诗收录一首，弃置一首，是取何标准呢？

所谓的改作，其实包含了两种需要区分的情况：一是改动文字、诗句，一是诗体的改动，如从绝句改作律诗。同时，判定是否改作为另一首诗作，还要考虑作者是否已经确认了定本。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一个判定的标准了：凡是部分文字、诗句的改动，应视为该诗作的另一种文本。只有诗体的改动，方可视为另外一篇诗作。譬如：郭沫若在1946年为茅盾夫妇赴苏联访问送行，曾写过一首七绝，后因感“仓猝得句，意不甚恰”，改作为七律《送茅盾赴苏联》。后者已收入《蜩螗集》，七绝一首则仍可作为一首佚诗。1961年，郭沫若访大理时应邀赋七言诗《蝴蝶泉》，后改作为一同名叙事长诗（十九节）收入《东风集》，前者当然可视为一首佚诗。

对于有不同文本的佚诗，文字、诗句的易动，我们可用校勘的方式整理。而对于作者已经将修改文句后的诗收入集子中（也即收入了《郭沫若全集》），我们应该视其为作者确认的定本。即使文词的改动比较大，像《夜会散后》之于《题赠陈书谅先生》，也不应视为两篇诗作。事实上，郭沫若在将旧作编入《潮汐集》的时候，有不少篇是做了修改的。这正是相当于从初刊稿到定稿的一个创作过程。

二、集外旧体诗词篇题的订定

　　集外旧体诗词作品多有无题者，虽然“无题”亦可为题（郭沫若有些诗作就是以此为篇题），但集中整理并辑录成卷出版，这些无题之作太多了，不好均作“无题”，除非作者已冠之以“无题”。我们还是需要为这些无题之作订定一个篇题。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几种郭沫若旧体诗词的集子来看，编选者对于这些无题的诗作，多冠以自己拟订的篇题。这样处理虽不能说不妥，但有一些情况应该尽量避免，因为一个拟定不当的篇题，可能会造成对诗文的错误解读。

郭沫若有一些未刊的集外旧体诗是以题赠、书赠他人的形式见之于世的，这些诗作一般没有篇题，整理者则会以“赠”“题赠”的方式为之订定篇题。这是想当然地以为“赠”“题赠”的含义就是赋诗以赠或题赠。其实“赠”“题赠”是可以有两种涵义的：赋诗是其一，书赠是其二。郭沫若擅书法，他以“书”的方式将诗文题写了赠予朋友或他人是常有的事。书写的诗文可以是己作，也会是古人之作，可以是专为书赠对象所作，也可能是自己的旧作。

有一篇被订定诗题作《赠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佚诗，原本无题，因诗是依据一幅郭沫若书赠陈铭德邓季惺的手迹整理，便为整理者定为此题。同时，另外有回忆文章记到郭沫若赠诗陈铭德邓季惺之事：1936年，陈铭德、邓季惺二人为《新民报》有更大的发展，赴日本考察、购置先进的印刷机械。他们在东京拜访了郭沫若，并向郭沫若约稿，得到郭沫若题赠此诗。几种郭沫若旧体诗词整理本，均如此订定了该诗篇题。于是，“呢喃剪新谱，青翠滴清音。对此欣欣意，如窥造化心”的诗文，也被解读为喻《新民报》事业的发展欣欣向荣。

但另有一幅郭沫若手迹（现藏日本东京亚非学院图书馆“沫若文库”）可以证实，在此前几年，郭沫若为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题写过该诗。虽然还不能完全排除该诗有更早文本的可能性，但根据现有相关的资料判断，该诗应是作者特意为石田干之助而作并题赠的。1928年初，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这里他难以进行文学创作，因而转入历史学研究、古文字研究的学术领域。正是得到了石田干之助的大力帮助，他得以查阅东洋文库所藏全部金文甲骨文资料，很快便在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出版、《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出版、《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出版）。该诗应该是郭沫若为向石田干之助表达感谢之意所作，诗文应该也是由自己人生道路上发生的这种变化所触发的感兴。《赠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篇题显然不可取，它还导致了对于诗文的误读。

　《集外散佚诗词考释》辑录有一首题作《题赠绿川英子》的佚诗，注写作时间为1941年11月。诗是他人根据一幅郭沫若题诗的手迹（原件现藏佳木斯文化馆）整理。这幅为绿川英子题诗的手迹不假，诗却不是郭沫若特为绿川英子所作，而是他在是时一组题为《读酬罗灯下率成三绝寄孝威》的诗中之第三首。香港《天文台》半月刊主编陈孝威当时致书、献诗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支持中国抗战。作者应陈孝威索和诗作此三首绝句。所以，以“题赠绿川英子”为该首诗篇题是不妥的。

　　事实上，那些从郭沫若“题赠”“书赠”手迹整理而来的无篇题佚诗，除非可以考订确系郭沫若特为受赠人所作，应该规避使用“赠”“题赠”的方式为之订定诗题。

《春节纪实》是上世纪80年代就被整理出来的郭沫若一首佚诗，原无题，摘录自郭沫若1919年1月2日写的家书，篇题为整理者订定（见《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仍沿用了这一诗题。整理者之所以拟定了这样一个诗题，显然是因为诗中所咏系作者在日本过年的事情。事实上，郭沫若所写的过年，是公历纪年的“新年”，也就是元旦。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改用公历纪年，过年即为新年，与农历的春节无关，所以郭沫若在信中也写有这样的话：“家中想必还是过旧历年”。这首诗的篇题应予订正。

  《题傅抱石画“苍山渊深”赠吴履逊》是郭沫若在傅抱石一幅画作上题写的一首诗，诗是赠吴履逊的。诗原无题，篇题由《郭沫若题画诗存》编者拟定。这个篇题似也没有什么不妥，只是将傅抱石画称作“苍山渊深”（图）唐突了一些，但大概也是因为诗中有句“独对苍山看不厌，渊深默默走惊雷”，故以“苍山渊深”名之。然而，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该诗的另一种文本被披露出来，作者改动，或者说有异文的词句，恰恰是“独对苍山看不厌”句。该句改作“独对寒山转苍翠，渊深默默走惊雷”。“寒山转苍翠”乃王维诗的成句，作者这一改动显系有意为之。那么据此文本，傅抱石画就不能名之曰“苍山渊深”，或者叫“寒山图”（也能贴合画面、画意）更恰当。显然这首诗的篇题也需予以订正。其实，如果就以《题傅抱石画赠吴履逊》作为篇题即可。郭沫若为傅抱石画题诗不少，但以其画题诗赠吴履逊，却只此一首。

 以上所述几种，是为郭沫若无题佚诗订定篇题所出现的失当或错误等情况，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只是为提示郭沫若旧体诗词整理过程中，对于原无题诗之篇题的订定，不应太随意、随机。虽然我们不可能规定一个标准来为无题诗作订定篇题，但还是应该有一些遵循的基本路数（因为整理之事非一人之事）。譬如，依题诗对象、依诗句、依诗意等等。不过无论依据什么来订定篇题，首先还是要厘清作者写作某一无题诗的基本信息：因何而作，作于何时，有无其他文本等等。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凡由整理编辑者为无题诗作拟定的篇题，整理者应该对篇题作注释予以说明，不能混同于郭沫若原有篇题的作品。这是目前可见的若干种辑录或注释郭沫若旧体诗词的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三、集外旧体诗词文本的考订

　　在集外旧体诗词的整理中，诗词文本的勘定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厘清。

 一种情况是整理者没有看到原诗（原文或手迹），致使文本的整理出现错漏。以下几例可见一斑：

  《登衡山》一诗中有“戏从杂卦征休咎，聊倚残飨润肺肠”句，《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收录该诗（以《铁佛寺小卧》为篇题）误作“戏从爻卦征休咎，聊以残飨润肺肠”。其实编者知道该诗手迹现存乐山文管所，但文本的录入却是依据一篇文章中的抄录稿。

  《题迎潮图》一诗，发表于重庆《经纬副刊》1944年第1卷第2期。整理者未见该刊所发表的全诗文本，只根据他人摘录的文字收入《集外散佚诗词考释》，结果成了一首有头无尾，中间缺失的残缺文本。

  《戏步田汉题于伶〈升官图〉诗原韵》一诗的文本作：“一边大打一边谈，满地烽烟北至南。已是山残兼水剩，居然暮四又朝三。惊呼黄浦鱼登陆，漫道殷时女变男。不信人民终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收该诗（题作《赠于伶》）仅录四句：“一边大打一边谈，内战烽烟北至南。莫谓人民真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且不论个别字词的不同，一首七律变身为七绝，差之甚远。

  《十载一来复》摘录自发表于1948年的一篇散文《十载一来复》：“十载一来复，于今又毁家。毁家何为者？为建新中华。”诗写于1947年11月。《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收录该篇的文本，在四句之后还有四句“革新须革己，革己要牺牲。多少英雄血，激荡石头城。”这是一首五律的文本，其实是郭沫若于1948年书赠舒国华的，可算另一首诗。整理者既未见散文《十载一来复》，亦未见作者书赠舒国华的手迹，将两者混为一谈且张冠李戴了。

  《蝴蝶泉》一诗有两句诗文应作“四月中旬逢一度”，“我来今已届中秋”。《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收录该诗这两句则为“四月中旬来一度”，“我今来已届中秋”。因为整理者未见手迹，是根据一篇文章录入文本的，显然传抄有误。

  《贺〈屈原〉在日本第五次演出成功》的诗文，据手迹作：“三闾橘颂又成功，遥贺扶桑诸弟兄。萧艾铲除香草茂，倚天长剑划长虹。”《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根据一篇文章收录的诗文，将前两句颠倒了顺序，将“三闾”误作“三板”，“遥贺”作“遂贺”，“香草茂”作“香草芳”，“倚天”作“依天”。“三闾”乃“三闾大夫”，指屈原，“三板”则不知所云。在中国祝贺在日本演出成功，当然是“遥贺”，“遂贺”是何意？萧艾铲除自然香草繁茂，香草芳香与铲除萧艾并无逻辑关系。这后一间接得到的文本委实不靠谱。

   另一种情况是识读手迹有误。郭沫若的集外旧体诗词多有出自手迹、手稿者（当然多见于原件图片），误识的情况并不鲜见。

 《题沈迈士画鱼（二首）》有两句诗“要问鱼为何”“呼童且烹煮”，手迹中“煮”用了异体字。整理者将这两句分别识读作“要问鱼如何”“呼童且烹鬻”。“为何”与“如何”的意思自然不同，而“鬻”乃“卖”之意，与“煮”风马牛不相关。

《闻河上肇著作将出版书寄日本友人》一诗是由日本友人著文披露出来的，并附有手迹图片。但该文将诗中“遗香犹自透尘埃”句的“尘埃”识读为“尘怀”。《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以此文本收录该诗，并注释“尘怀”为“世人的胸怀”。但汉语中似无“尘怀”一词。也有人曾以“遗香犹自透尘怀”作文章的标题。一字之误，意思大相径庭。

  《题郭开运为张可源画〈菊葵图〉》是作者为郭开运一幅画作的题画诗，画面是一枝菊花、一枝秋葵，诗中有句“我非陶渊明，两能作欣赏”。陶渊明喜菊，“采菊东篱下”，作者非陶潜，欣赏菊花亦欣赏秋葵。《集外散佚诗词考释》据一整理者的释读文本（其实该诗手迹另有刊出）收录该诗，将“两能”识作“安能”，错识一字，意思截然相反，“安能作欣赏”岂非成了对于所题诗之画的贬损。

《书赠黎光》是《集外散佚诗词考释》订定篇题收录的一首诗。事实上，该诗无题，整理者根据郭沫若题诗手迹的落款“黎夫同志一九六三年秋”字样，订定了篇题，但是将“夫”字错识为“光”，以为“黎光”乃一人名，且注释称其生平事迹等“待查”。实则黎夫，系王黎夫，曾供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生平事迹可考。

   还有一种情况是如何选择、确定诗词底本的问题被整理者忽略，或不曾考虑。

   整理郭沫若的集外旧体诗词与整理其集外文或书信的文本，会有一个不同之处，或者说难点：底本的选择和确认。集外文和书信（即使未刊出）只有一个文本（除极个别的情况），一部分旧体诗词则有两个，乃至两个以上的文本。

   写作旧体诗词，是郭沫若以文交友的重要方式，再加以他书家的身份和偏好，他常常将自己的某一诗作先后书赠不同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会有文字的易动。于是，一首诗实际上就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文字上的易动，并非作者有意对文本的修改，只是书写过程中随兴之所至个别字词的变动。不过，确实也有作者在将一首诗书赠他人的过程中对文本刻意做了某些改动的情况存在。而更为棘手的是，这种有不同文本的诗作，有些并不能直接判断其各个文本书写时间的先后次序，所以诗文底本的选择和确定，就成了一个颇费心思的事情，给整理校勘带来很大困难。

郭沫若留学时期创作的几首旧体诗：《镜浦》（一）《镜浦》（三）《吊朱舜水墓》《登操山》《游太宰府》，作为集外佚诗，早已被整理并辑录，从《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1982年出版）到《〈郭沫若全集〉集外散佚诗词考释》（2014年出版），均辑录以相同的文本。但整理者不曾考虑，或从未意识到这几首诗存在有几个文本的问题，所以两书辑录的这几首诗文都存在文本上的疏误。

   几首诗均出自郭沫若一篇回忆散文（也是佚文）。该文作于1933年，以日文本最初发表于日本改造社《文艺》1934年2月号，题作《自然への追怀》。后陆续有三个中文本刊出：《自然底追怀》，刊载于1934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学灯》第70期；《自然之追怀》（济民译），刊载于上海《现代》月刊1934年4月第4卷第6期；《我在日本生活》，刊载于汉口《西北风》半月刊1936年10月第10期。

   整理者虽然在篇注中说到这些诗曾录入散文《自然底追怀》，但显然并未见该篇文字，也不知道该文有几个文本，因为其录入的诗文文本实际上出自（且是间接的）《我在日本生活》一篇。《自然への追怀》是最初发表的文本，虽为日文本，所录11首诗均用中文，《自然底追怀》中诗文的文本与其相同。如果以此为底本，对照《自然への追怀》与《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两书所录这几首诗的文本，有多达十余字的异文。其中：

 《镜浦》（一）中“镜浦平如镜”作“镜浦真如镜”，“遥将一壶酒，载到岛头倾”作“遥将一樽酒，载向岛前倾”。

 《镜浦》（三）的“相对富峰高”句作“相对扇峰高”。

 《吊朱舜水墓》中“七日空哭秦”句作“空效哭秦人”。

 《登操山》中“浩气荡肝腑”句作“浩气荡肺腑”，“舞罢迫下山”句作“舞罢道下山”。

 《游太宰府》的“艳说菅公不世才”作“艳说菅原不世才”，“犹有清凉秋思催”作“犹有清凉秋意催”。

   但这还不是这几首诗的文本的全部，在郭沫若纪念馆藏有郭沫若抄录《自然底追怀》中11首诗的一份手稿，其中多首诗（包括这几首）亦有异文存在，应视为诗文的另一文本。这份手稿没有确切的书写时间，可以推断（根据相关史料）是写在作《自然底追怀》的前后。当然，如书写在作文之前，应系为撰文做的资料准备，则其中有异文处，可视为发表文本作了修改，是为定本。而如果抄录在作文之后，则可能是作者又有了改文之意。但无论如何，这一抄录稿也应该是订定这几首诗的文本所需要勘校的文本。

   因为对文本问题的轻忽，致使这几首诗一直未能勘定准确的文字。其实在几十年间，整理者但凡查找一下《自然底追怀》的任何一个刊出文本，就不会将错就错了，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的《〈女神〉及佚诗》也已经收录了这几首诗准确的文本。

  《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中收录有《苏子楼》一诗，出自张肩重（曾在三厅工作）一篇回忆文章所抄录的该诗文字（没有附原诗手迹）。事实上，该诗有手迹存世，也曾在1940年1月28日的《新蜀报·蜀道》上刊出。郭沫若且多次以其题赠他人：于立群、常任侠、商承祚、张肩重等，给于立群就至少题写过两次。该诗从诗题到正文再到序跋，有多个文本，如何确定底本，如何勘校文字，委实难以定夺。时间最早的是书录与于立群“保之”和刊登在《新蜀报·蜀道》第28期的两个文本，同在1940年1月28日。前篇题作《四用寺字韵》，后篇题作《六用寺字韵题嘉定苏子楼》。两篇诗文无异，均无序跋等副文本。另一幅书为于立群的该诗，写于1944年12月13日，无题，但有一段跋语。诗中“蛟鼍出没不可驯”句与前两个文本有异，前者作“蛟鼍出殁势难驯”。题赠张肩重的该诗有一段题记，诗文有多处异文。其中“蛟鼍出没不可驯”句“不可驯”与最早的两个文本有异，与1944年书为于立群的文本相同。“一别重来三十载”句，前列几种文本均作“一别重过三十载”；“感化人工并化工，蔚然苏子才如海”句，前列几种文本均作“感此人工并化工，蔚成苏子才如海”；“不遇蔡京与惠卿”句，前列几种文本均作“不遇蔡章与惠卿”；“赢得千古万载名”句，前列几种文本均作“赢得千秋万岁名”。

   张肩重文章所录文本出现这样多处异文会有两个原因：一为识读有误（譬如，将“感此”，识作“感化”显然系误识，后者文义不通）；一是手迹确为异文（譬如，“蛟鼍出没不可驯”句。这在郭沫若为他人题写同一诗作时常有出现），但因为没有见到原题诗手迹，我们不能确定哪处异文如此。所以《集外散佚诗词考释》选录了一个最不适合的文本。当然，撇开这一文本的诗文，怎样据几个不同文本来最终酌定该诗的篇题、诗文底本、序跋等，还是需要仔细斟酌的。

四、与旧体诗词相关的序、跋、款识等文字，应与诗词文本视为一体予以收录

在郭沫若的旧体诗词作品中有相当数量为人题诗、题画的写作，它们往往会有与诗文相关的序、跋、款识等文字（当然不仅仅是这两类诗作），或可称为副文本。这些文字涉及作者写诗的缘起、为谁而作、写作的时间等等相关信息，构成该诗作不可分割的部分。譬如，根据作者手迹整理的这首诗：“善将妙手谱清音，海外曾听一曲琴。今日悲秋甚寥落，哪堪儿女化商参。”诗文后有跋语：“国瑗今夏曾东渡，访余于须和田之寓庐，就四女淑子钢琴抚奏一曲，及今思之，殊有难言之隐痛。”诗文很直白，但诗无题，如果不看跋语，不要说不知诗文所云，就连该诗写作的基本信息也无从入手考订。《集外散佚诗词考释》将所收录诗词的序、跋、款识等文字均以注释的方式处理（与诗文分割开来），是不妥的。

　　上文说到的《四用寺字韵》一诗（暂用此题），郭沫若书录的一个文本中有一段跋语：“吾乡嘉州凌云山上有苏东坡读书楼，幼年肄业小学时常往登临。民二出蜀迄抗战军兴，于廿八年归省，始得重游。相别廿有六年矣。建筑多就颓废，壁上题字亦多风化，方知岁月流逝之可惊。然东坡精神固长留于天地间也。”这段文字包含了许多与诗的撰写及诗文内容紧密相关的历史信息。显然，它们与诗的本文一起，才让该诗的构成更完整。

   当然，如果落款仅为作者署名，不妨在文本录入中略去。

　　钩沉整理郭沫若集外旧体诗词，可能还会有其它的一些问题，这或者还需要做不惮琐细的专门的研究。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术准备，我们才能整理辑录出一个相对完全和准确的作品集。这也才能为阅读郭沫若旧体诗词与郭沫若旧体诗词研究，提供完备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