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前言：
近日，我社隆重推出严平新作《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此书透过八位文坛“掌门人”（周扬、夏衍、荒煤、何其芳、沙汀、许觉民、冯牧、巴金）的命运沉浮，真实而深刻地折射了新中国文坛的多面与复杂，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全书三十余万字，六十余幅精美插图，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披露，“书生作吏”，堪为一部现代文人灵魂裂变、升华的心灵史！
即日起，本微信号将陆续推出精彩选载，以飨读者。
周扬
“我辈”无文章
一 一言难尽
1996年3月，张光年给荒煤写了一封信，并随信寄上《谈周扬》一文，张光年在信中写道：
荒煤同志：
近来好吗？
前一段时间我和叶绿患感冒，迁延近一个月。没能到北楼看望各位病友，心里一直是惦记着的。
附上《谈周扬》复印件，请阅正！此文发在《东方》杂志（双月刊）去年第五、六期，是人民日报记者李辉促出来的。周兄走后，我辈都未写文。一言难尽，那就多谈几句吧。如得合适时间，我俩也可谈谈这个题目。你可打电话约我。……
光年
1996.3.2
张光年写这封信时距周扬去世已近七年，而他的那篇被李辉促出来的谈话录发表时，距周扬离世也有六年光景了。正如张光年所说，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辈都未写文”，语气中有种隐隐的遗憾和愧疚。“我辈”，自然指的是曾经和周扬有着密切关系的沙汀、荒煤、冯牧、林默涵、刘白羽、贺敬之以及张光年自己等文艺界重量级人物。
照常理，每当文艺界名人去世，纪念文章都会纷沓而来，何况周扬这样长期执文艺界牛耳的泰斗人物，又何况这些跟随“周兄”打拼几十年，经历了无数风雨坎坷，又都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我辈”！然而，这一次，他们都沉默着。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出于种种复杂的历史缘由？抑或是由于那些纠缠不休争执不已说起来彼此都依然愤懑的分歧矛盾？
没有写文章的他们并不是没有想法。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很难忘记这位掌管新中国文艺事业大权的顶级人物。他们内心的感情波澜一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能平静，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也就更加“一言难尽”。1994年，借着《周扬文集》第五卷出版，张光年、荒煤、周巍峙、冯牧等聚集在一起，商议开一次会发出一些声音。据参与此事的顾骧回忆，当时他受几位前辈之托到上海把这个想法向巴金汇报（露菲向冰心汇报），巴老表示：我非常支持这个会，我也想参加。但最终会议因为某种原因还是没有开成。林默涵没有参加他们的商议，也就是在同一时间，他接受采访时说：“三中全会和务虚会议后，我们有了分歧。后来他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是不赞成的。分歧越来越大。周扬器重贺敬之，他们不要四项基本原则。争吵之后，我和他的来往就少了。”（李辉《与林默涵谈周扬》，《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我辈”中年龄最小且一度受到周扬力荐的贺敬之，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商议，他身负重责，正在为国家大事而忙碌着。
张光年的《谈周扬》是五年后“我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虽是对话的形式，却在对历史的回忆中充满着精神反省的内涵，是最近距离的对周扬的描述和钩沉。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和思想沉淀，张光年显得坦率，不能不说也意犹未尽。他把文章寄给荒煤是想听听荒煤的意见，显然他有更多的想法希望在“我辈”之间进行交流，这理应是他们共同的话题。但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当这封信送到荒煤手中时他已无力回应，饱受癌症折磨的他正竭尽全力与病魔抗争，衰弱的生命即将接近终点。六个月后，荒煤走完了自己人生的全部路程，而张光年的这篇谈话录也就成了“我辈”发表的唯一一篇回忆文章。
1996年初春，身患重病的荒煤把光年的信和文章，小心地放入一个夹子，就搁在离病床很近的桌子上，夹子里是一些他认为较重要的信件。虽然无力回复有时也会拿过来看上一眼，想一想。光年的话无疑引起他很多回忆，实际上这个话题他曾想过多次，也希望与人交谈。
大约一周后，荒煤给张光年复信：
光年同志：
谈周扬一文收到，谢谢！我立即反复看了，很受教益。我不幸又发一病：淋巴腺肿大，自腋下取出两块淋巴腺，然后输一种药液，此药伤身，使腹泻，失去食欲，几无力起床。经过几个疗程，现稍好，尚待继续治疗。上周医生都不让我会客了。
谈周扬，也有好几位同志劝我谈。我觉很难谈。因他对我，真正叫做“领导”。只谈工作，从不谈心。有人说他是“官迷”，这也不公正。我同意你说，对毛主席过于忠诚，真正崇拜。另一方面，他处的地位，毛嫌他不够“左”，他也真跟不上。在文化部整风时有些事可以证明。我准备在回忆整风忆夏公一文中讲出来。
我遗憾的是林默涵、刘白羽二位至今不写任何文章谈谈文艺界的接连不断地斗争的某些内幕，以至现在把一切都归罪于周扬，其实，周总是先检查右的。
当然，我病好些，我还是愿和你谈谈，给你提供点材料。
……
陈荒煤
1996年3月10日
荒煤的这封信写于1996年早春，读到它却是在十几年后编辑荒煤文集书信卷的时候。我记起，九十年代初，荒煤就开始在医院进进出出，那里成了他的第二个家，他终于有了一生中难得的闲暇。治疗之余，在北京医院北楼宽大的病房里我们开始聊天，他对许多事情进行回忆，我记录。谈话都是断断续续的，内容也很庞杂。其中的一个题目就是周扬。
第一次说到这个话题时，他沙哑着声音说的第一句话是：其实我并不了解他。
这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记得当时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或是他另有所指，但他对我的询问回答依旧。看着他脸上现出沉重又无奈的苦笑，我感到惊讶和困惑不解。我不明白，一个从三十年代起就和周扬相识，之后几乎共同走过中国文化运动所有关键时刻的人；一个一直被人们铁定为“周扬派”的人；一个因为“周扬派”而入狱七年之久，之后又在八十年代的风雨中和周扬捆绑在一起经历跌宕起伏的人，到头来怎么会用这样一种无奈又感慨的语言形容自己的感受！
从荒煤和周扬的交往历史来看，说“不了解”恐怕是难以交待的。如果连他都说不了解那还有谁可以称为了解？更不用说那些凭着几次不多的接触，就能写出洋洋洒洒纪念文章的人。我曾经仔细揣测他“不了解”的含义，荒煤所谓“了解”的标准是什么呢，这标准对周扬来说是否太高了些呢，这标准在波谲云诡的官场政治中是否不现实，并最终让荒煤感到失望呢！这又是不是他和那些最接近周扬的“我辈”们最终没有写出文章来的原因呢？！他没有详细地解释，但我每每想到他的“不了解”，就似乎看到这句话背后牵扯出的许多让人迷惑的场景，又每每被这话语中蕴含着多层次的内容所吸引，最终自己也陷入一种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迷阵之中。
多年后，当我读到荒煤给张光年的复信，才领悟到他说“不了解”是有理由的，那是因为长期以来“只谈工作，从不谈心”。而对这种状态，荒煤是多么无奈、遗憾而又多少有些抱怨啊！同样的，周扬对张光年、对夏衍等人是不是也“只谈工作，从不谈心”呢，那是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们——特别是处于高层的文化领导人之间小心翼翼地恪守的政治规则呢？！我时常想，1996年的那个春天，当荒煤接到张光年的信时，假如他有气力和张光年会晤，是否仍旧会对希望与之交流的张光年说“不了解”？或许，他不说，他们会坐在一起共同谈论远去的日子，回望那个和他们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人，当他们一次次地和被记忆掩埋的历史重新交汇时，不知道他们的结论又是什么？
1939年在延安，周扬与毛泽东、刘少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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