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间2018年3月5日，《水形物语》击败国人普遍看好的《三块广告牌》，拿下第90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大奖。在诸多原因中，《水形物语》的政治极端正确（同情左翼、少数族裔、LGBT等各种边缘群体），以及《三块广告牌》骨子里的政治不正确（种族歧视者居然自我救赎）是一个重要原因。其他奖项的得主中，政治正确是一个相当显眼的标志。

《水形物语》海报

《三块广告牌》的女主米尔德雷德

在此三天前，《金钱世界》在中国上映。该片的幕后戏剧性不亚于银幕上的故事：片中扮演爷爷J. 保罗·盖蒂的凯文·史派西去年10月突然爆出性丑闻，片方决定把他的22场戏重新拍摄，换成另一位演员——《音乐之声》中扮演上校的普拉默。

《金钱世界》剧照，普拉默扮演J. 保罗·盖蒂

这让我顿时穿越到2015年。《捉妖记》拍竣后，主演柯震东因吸毒被抓，他的戏份被重拍。不同的是：一，柯震东是男主角，重拍部分多达70%，而影片推迟上映将近半年；二，《捉妖记》最终票房24亿人民币，近7倍于其拍摄成本，而《金钱世界》的北美票房仅5000万美元，跟成本持平。（注：这不等于总收入，更不等于最终利润）

最重要的区别：柯震东版的《捉妖记》在当时不可能拿到上映许可证，而史派西版的《金钱世界》是可以上映的，它的风险来自于观众可能发起的反感或抵制。

那，凯文·史派西究竟犯的是什么事儿？

这得追溯到1986年。当时刚踏进影视圈、仍未成名、年仅26岁的史派西，在一个家庭派对上，将一名14岁少年按倒在床上；少年不从，他气哼哼地走了。这位少年后来也当了演员，并于31年后将此事曝光。史派西回应说，他真的不记得此事了，但他愿意为自己酒后可能有过的不当行为道歉。

如果此事属实，大约相当于我们说的“诱奸或强奸未遂”吧。至于究竟是诱奸还是强奸，可能取决于史派西强迫对方的程度。但在美国，重点在于少年的年龄。14岁属于未成年，别说是不情愿，即便少年心甘情愿，甚至是他主动出击，从法律角度，那个成年人依然会算作强奸。

此事曝光后，又有15人指控史派西性骚扰，包括他在伦敦老维克剧院担任艺术总监期间的下属，以及《纸牌屋》剧组的8个同事。调查仍在进行中，结果尚未公布。

《纸牌屋》中的凯文·史派西

假定这些指控全部属实，凯文·史派西就是我们俗称的“咸猪手”，无论是利用职权还是利用个人魅力，对身边的同仁进行性骚扰。从道德角度，这是不当或可耻的，甚至有可能触犯法律。

但，这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称职演员么？

诚然，片方有权删除他的所有戏份，用导演的话来说，“我们支付了他酬劳，合同中也没注明他的戏份必须保留”。事实上，在好莱坞，一个角色在剪辑台上被彻底删除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从市场角度，担心史派西的坏名声损坏影片的票房，从而选择抛弃他，那也是符合逻辑的。

《金钱世界》中史派西被删掉的戏

真正奇怪的是这种逻辑：因为史派西私德有问题，所以他的表演必须从观众心目中一笔勾销。

而这，恰恰是当下好莱坞的逻辑。这种逻辑跟文革期间封杀艺术家如出一辙——因为你的出身、阶级成分、立场有问题，所以必须剥夺你演电影的权利。

除了史派西，类似情况也正发生在伍迪·艾伦、詹姆斯·弗兰卡等一大批人身上。

就本届奥斯卡而言，去年的影帝凯西·阿弗莱克（《海边的曼彻斯特》）按照传统应该担任本届影后的颁奖人，但因为有女性状告他在拍片期间有类似不当行为，使得他成为“过街老鼠”。他乖乖地主动提出不参加本届颁奖，省却了主办方不给他发邀请的窘境。

知名主持人Ryan Seacrest也受到类似指控，他曾郑重否认，调查仍在进行。当他出现在红毯上主持热身节目时，多位明星刻意躲着他，仿佛他得了瘟疫，会传染。

Ryan Seacrest

即便是获奖人当中，按照好莱坞行业刊物《综艺》（Variety）专栏作家Maureen Ryan的说法：“山姆·洛克威尔赢得了最佳男配角，他在《三块广告牌》里的角色被很多人认为在种族关系方面是有问题的。加里·奥德曼赢了奖，尽管他曾被他妻子指控有家暴。科比·布莱恩特得了一个动画片奖，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十多年前有位女性控告他强奸，他做了和解。他当时发布的一个声明说：‘我现在认识到她觉得她并不同意那场相见。’”

该文接下来的一段写道：“本届颁奖典礼给人模棱两可及自相矛盾的感觉，因为在场观众以及电视观众都知道，要达到真正的包容，以及把所有犯事者全部赶出这个行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换言之，加里·奥德曼、科比·布莱恩特都应该像凯文·史派西那样被驱逐出去，甚至连扮演坏人的山姆·洛克威尔似乎也沾了腥。

《三个广告牌》中山姆·洛克威尔扮演狄克森

如果该文作者的意见被广泛采纳，那要法律做什么？法律的前提是疑罪从无，你得经过法庭的审判，被判有罪，才能被定性为罪犯，否则，只是怀疑和调查对象。

其次，仅就性侵或性骚扰来说，每个案子的严重程度有天壤之别。有些是赤裸裸的性侵，有些是施加压力进行性交易，有些是调戏，有些是揩油，占点小便宜，甚至有些属于热情过度，介于有意无意之间。这里面有犯法的，有违反职业道德的，有举止不当的，有无知的（比如过于长久地握住对方的手）。

这波性骚扰丑闻，源于哈维·韦恩斯坦遭到《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的揭露。哈维的行径，是性骚扰中最为恶劣的。他的做法是把女演员叫到他下榻的酒店房间，声称要谈工作，然后身穿浴袍，要对方为他按摩，帮他打飞机，或者看他洗澡。他的潜台词一点也不“潜“——你满足我的性欲，我才考虑给你演戏的机会。

哈维·韦恩斯坦

这是最典型的职场性骚扰，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换取下属的性服务。

哈维这种行为已经持续了30年，我在十多年前隔着一个太平洋就听说过，但好像跟他共事的人最痛恨他的，主要还不是性骚扰，而是他的凶悍。或许，他性骚扰的对象主要限于年轻美貌的女性，而喝斥的范围就更广了吧。

那些女性受害者没有早早站出来，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们害怕遭到他的报复。但媒体拖了这么久才挖出这个公开的秘密，本身就说明了这种事往往是用来攻击政敌的，而哈维恰恰跟白左属于同一阵营，因而，美国媒体多少有点投鼠忌器的担忧。而好莱坞同行真的不知道他的恶行么？整个好莱坞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人从来没断过，但整个行业似乎一直默认，甚至纵容。

好莱坞及美国“白左”在面对性骚扰以及其他议题上，给人的感觉并不真诚。首先，他们选择议题往往是双重标准，好像是在追捧时尚，只有热门话题才是重要的。比如，性骚扰这回成了他们的热点，但性别歧视反映在片酬上，却鲜少有人出来说话。还是拿《金钱世界》举例。马克·沃尔伯格为九天的重拍收了150万美元，比米歇尔·威廉姆斯的全部片酬（62.5万美元）还要多。论演技、论颜值，威廉姆斯胜过沃尔伯格，论戏份、论知名度，两人相差无几，但沃尔伯格就能拿到500万片酬。

《金钱世界》中米歇尔·威廉姆斯扮演盖尔·哈里斯

凭什么？就因为他是男的？

好莱坞另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少数族裔的机会，理由是世界上有那么多黑人，为什么美国电影里的黑人不够多。所以近年来黑人角色越来越多。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亚洲人占全球人口六成呢，他们银幕上能有多大体现？

性骚扰固然可恶，但好莱坞式的谴责性骚扰更令人恐怖。说好听一点，是矫枉过正；说严重一点，到了人人自危的境地。像《综艺》那样的媒体几乎到了大字报的程度，一度铺天盖地的各种“表态”，问每一位演员怎么看待这事儿，如果对方不是旗帜鲜明地谴责哈维，那他就会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替代史派西的普拉默被要求评价史派西事件，他说了一句“我为他感到悲哀”（sad），就被视为同情史派西，吓得他再也不敢出声。

诚然，遭到性侵或各种不公待遇的人确实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但是，如果你在跟哈维等人共事时并没有看到听到什么，你总不能顺着公众的想象去杜撰吧。

《弗里达》的监制兼主演萨尔玛·海耶克在一篇长文里，细述了哈维出品该片的种种细节，包括对她的性要求，对影片加入性描写的要求，以及各种霸道和跋扈。但她也提及，哈维“有时也是一个幽默可爱的人”。

从极端者的视角，这句话足以证明海耶克的革命立场不够坚定，居然在一个恶魔身上能找到人性的一面。这跟咱们的电影里坏人不许昂首挺胸是一个套路。

法国女星凯瑟琳·德纳芙发起的反运动，从某种角度是有意义的唱反调。在骚扰和正常表达爱慕之间，有一个相当宽泛的模糊区。如果把这个区全部划入性骚扰，那么，整个西方社会的举止行为就得重新定义，那些曾经被认为是浪漫和调情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失业。（确实，这个区域里也有真正的性骚扰，不可低估，但恐怕得分别判断。）

凯瑟琳·德纳芙（右）

如果一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控告某人性骚扰，未经调查，便在大众舆论的法庭里给他定罪，让他成为丧家犬，那么，这个权力迟早会被滥用。最早揭露哈维·韦恩斯坦的两位《纽约时报》女记者就看到了这一点，她们说，如今有些媒体已经不加调查、不去收集各种佐证和旁证，便把某个性骚扰指控当做事实加以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也违背了最基本的新闻操守。

形象地说，法制精神要求宁可错放过一万个，也不能错杀一个无辜者；而现在的氛围是，宁可错判一万，也不能放过一个性罪犯。

第8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影片中，有一部丹麦影片，叫做《狩猎》，讲述一个幼儿园男教师，被诬陷性侵一名幼儿。即便法庭认为证据不足，而且事情得到了澄清，但在公众眼里，他永远无法洗清自己。

搁在今年，估计这片也会被视为政治极端不正确。

《狩猎》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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