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院士邵峰
编者按：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作出一流的原创性工作，令学界振奋，同时也反衬出中国科研模式和科技体制中亟待改变的地方。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最年轻的院士邵峰深有感触，提笔写下这篇文章。邵峰所在的北生所作为科技改革试验田，在成立至今的10年里，探索科研体制改革，探寻原始创新新机制，成就斐然。然而，一花独放不是春，更多的“北生所”、更多的“韩春雨”在哪里？中国科研正在发出革新的召唤。
撰文 | 邵峰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院士）
责编 | 陈晓雪、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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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发现新型基因编辑工具NgAgo的工作令人兴奋。虽然还不清楚NgAgo到底会不会把目前的主流工具Cas9淘汰，但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一流水准的、原创性的发现。如果有更多的韩春雨涌现，中国科研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韩春雨的成功对中国的科研模式和科研体制颇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01
“小作坊”更利于原创性发现
NgAgo是一个小作坊型的项目，完全是韩春雨自己带几个人完成的。这种小作坊模式，特别适合探索性研究——你不确切知道要做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成，这反而更容易激发人的创造力，这种科研模式应该得到更多的鼓励和支持。科学家都希望能把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最大程度发挥出来，而小作坊模式迎合了这种做科研的内在驱动力。
与小作坊模式相对应的是大科学计划，把很多人组织在一起攻关，在很多方面有很高的效率。比如“两弹一星”项目，把全国的相关科学家召集在一起，以接近于行政管理的模式运作，集中力量确实办成了大事。类似的还包括后来和正在进行的“航天计划”等项目。这些成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科研政策的制定，在生物医学领域，“863”、“973”计划以及各种重大专项，都带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愿望和色彩。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科研发展得益于“两弹一星”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两弹一星”成功带来的思维限制。几乎每一个重要科技决策都摆脱不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指导，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国家层面多次体会过“两弹一星”模式的成功（包括青蒿素的发现），而很少在“韩春雨”模式上有巨大斩获；第二，虽然我们在农业领域也曾有过“韩春雨”模式的突破，但成功后，“韩春雨”们因为自身利益的诉求，往往不推崇这种模式，而是转向前者，要求集中力量办（自己的）大事，这是可以理解的符合人性的悖论。
反观美国的科研，其基础科研主体正是成千上万个“韩春雨”这样的小作坊，这是源于西方文化对个人的尊重，对个人创造力的推崇；美国的生物基础科研投入的大部分也是流向了这样的小作坊（美国脑计划在总科研经费上比例是非常低的）；这也是美国能持续保持科学创新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绝大部分诺贝尔奖工作也都是诞生于这样的小作坊和单个实验室研究。
“两弹一星”模式或者大科学计划更适合目标极为明确的科学项目或是大科学工程，但是，绝大部分现行的和将要执行的大科学项目，并没有大科学工程所具有的明确目标。结果就是一堆人凑在一起，弄了一个本子，分了钱之后各干各的。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有一个内在驱动力，要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但拼盘式的大项目迫使科学家们为了拿经费不得不付出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所以，经费分配体制要更明确，什么样的项目适合把很多人组织在一起，一定要慎重，包括将要开展的“脑计划”、“精准医疗计划”，应该仔细想一想这些计划是不是具有“两弹一星”项目一样明确的执行目标？如果不是，这样计划多半不是最有效的经费分配方式；另外，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我们又怎么去考核这些计划的执行效果，谁又能对这样巨大的投入最终负责？毕竟，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每个科学家都会认为自己的领域很重要，如果某些领域的科学家很抱团，整合在一起提一个大科学计划去说服科技官员和政治家，经费很可能就更多地流向了这个领域， 这样，像韩春雨式的小作坊的相对空间就会变小。
小作坊和大科学并不矛盾，但是，关键是要区分科研活动究竟适用于小作坊还是大科学计划，在平衡对这两种模式的支持上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这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如果一个大科学计划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比如要做一个原子弹出来，你不可能用一堆不完全相关的文章交差了事。
02
探索性研究需要亲力亲为
中国的文化尊重权力和权威，因此，当科研活动的组织使得很多不同级别和年资的科学家在一起工作、发生利益关系的时候，“小人物”的个人创造力往往会被限制。有权力、有权威的人的观点、意见和判断会有很大影响力，你得去听，去做，从而失去了做自己喜欢想做、或自己认为重要的工作的空间。而“韩春雨”式的小作坊型团队，客观上不被学术权威影响，反而使得其个人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很多人认为，一个大科学家或者战略科学家带领一个甚至几个上百人的团队才是最强最优的科研组织模式。一些想帮助我的人也曾对我说，你们要做大做强——他们想象我应该有一个大团队，有几十个人或者上百人听我指挥，他们想帮助和支持我建立这样的团队。面对这样的好意，我其实觉得有点尴尬，我没有这么大的团队，我只需要带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和博士后，有经费能让他们做想做的实验就可以了。要是真的有几十个上百人的团队，我每天面临的将都是管理和经费上的事，而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激发创造力的工作。很多时候，原创性工作需要你尽可能走在科研的第一线，其突破往往来自于一个细节或是非预期的实验结果，或是面对问题和现象不断思考而获得的一个灵感。韩春雨的成功正是他看到2014年荷兰van der Oost实验室发表的Nature文章后，结合自己的知识思考后产生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去做了，再加上点运气就成功了，非常简单。设想一下，一个管理上百人团队的科学家会在第一时间看到和自己领域并不完全相关的研究工作吗？即使看到会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思考吗？
科研是需要自己去做的，尤其是探索性的研究。我研究生导师Jack Dixon博士曾经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做过科研副总裁，在美国也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大科学家，但他的团队从来没超过过20个人。几年前的时候我曾跟他诉苦，我在NIBS（编者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简称）挺困难的，手下都是学生，没有训练很好的副手帮我，什么事都得自己走在前面，包括提出想法，看原始数据，讨论之后再去设计下一个实验。Dixon当时对我说了一句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的话，他说如果你手下有很多可以独立的副手，由他们来做这些一线工作，具体指导学生做研究，那出来的就不是你的科学，而是他们的科学了。
03
创新性发现有时需要甘于被冷落
韩春雨的成功得到关注，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其所在的科研环境并不优秀和知名。很多人也曾问过，如果韩春雨是在最顶级和知名的学校，他还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吗？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韩春雨的这种“小人物”、非主流身份和他所处的不知名学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成了他的成功。
在2014年的Nature文章出来的时候，主流的科学家都在关注当时如日中天的Cas9技术，顶级研究机构和重要学术会议上大家都在津津乐道Cas9技术的发展,每一个微小的进展都激动人心，从众的心理使得融入这种氛围的科学家都在想自己应该如何参与，生怕自己被这个科学大潮所落下；而韩不是领域内人，估计周围也没有太多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和讨论，客观上他是一个被主流学术圈忽略、处在被遗忘角落里的“小”科学家。而恰恰是这种遗忘和冷落给了韩独立思考、产生自己想法的空间，也给了他执行想法的时间和精力上的保证。当他看到van der Oost那篇Nature文章时，想到也许在另外一个细菌里可以找到一个功能类似，但不需要65度才有活性的同源蛋白，这样就有可能做成比Cas9更好用的基因编辑工具。结果证明，非主流反而能另辟蹊径，他获得了成功。很多重要科学发现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你如果融入一个主流学术环境，可能永远捅不开那层窗户纸；而离开那个环境，有一个empty or fresh mind,反而更有可能甚至很容易突破，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和中国顶级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时有接触，也不时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我有时想，在当今互联网极为发达，信息爆炸甚至泛滥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各种名目的学术相关和似乎相关的活动吗？真的需要参加那么多的会议吗？真的需要那么频繁的交流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多数人推崇的事物的一部分，从而得到关注和承认，这是人性使然，心理上不愿意被冷落和忽略，因为那样感觉不好。但是，原创性的工作往往反而需要我们甘于被冷落和忽略，因为只要这样我们的思维才不会被过多地影响，才能独立思考产生奇思妙想，才会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和安静的工作环境去尝试那些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学会接受这种似乎和人性冲突的心理境遇，甚至去享受被遗忘和冷落。
全世界的科学家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心魔，就是在研究结果上有所突破之后，希望得到关注，渴望研究成果得到最大程度的承认，因此，我们的内心不再安静，不再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中保持轻松的心态和依然专注的投入。成功成为一种包袱和下一次成功的障碍。而韩春雨没有这种包袱和障碍，有的只是安静和对他自己课题的专注。这对于还没有成功的年轻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更多的机会在他们那里。有时候我也和学生开玩笑说，当别人在台上享受灯光和掌声的时候，那时就是你最好机会的开始。
04
如何发现更多的“韩春雨”？
毋庸置疑，做出好的科学研究需要资金投入。恰好韩春雨的这项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经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成功有偶然性。韩春雨之前的背景和研究记录并不算优秀，因此任何合理的人才选拔和经费分配机制都不太可能青睐像韩春雨这样的科研工作者，给予他们足够的经费支持。这是科研活动中的一个悖论，彻底破解这个难题几乎不可能。那么如何才能够尽可能让韩春雨们能有空间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呢？我想有一点值得重视和讨论，就是向用人主体单位放权。韩春雨们有认真的研究态度，某方面尚未显示出来的科研素养，以及工作中迸发出来的好思路和灵感，而这些只有近距离接触他，对他有很多了解的人才会掌握，看到他的潜力，比如他所在学院院长甚至是学校的科研领导。所以，用人主体单位如果有一些灵活支配的资源的话，理论上是可以帮助更多潜在的韩春雨们实现自己的想法，做出重要有意义的工作，真的成为“韩春雨”的。当然，这需要学校和单位的科研领导是具有足够公心和优秀学术鉴赏力的伯乐。这样的人肯定是稀缺人才。
值得欣慰的是，国家科研经费总投入在逐年增加，水涨船高，这种溢出效应自然会使得那些分布在各个角落的韩春雨们也有机会得到不断增加的经费的支持，况且很多研究课题并不需要数百万的经费投入，这使得涌现出更多的“韩春雨”成为可能，这也正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希望之所在，当韩春雨们频繁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成为真正的科研强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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