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之谷》剧照
古代的文类，远比我们现在丰富得多，《文心雕龙》中提到颂、赞、祝、盟、铭、笺、檄、移等，各有各的创作原则，多是为了配合某些实际的目的，但同时亦是文学，可念可诵。颂用以祭告神明，要求是典雅美善；移文则用于意欲归顺的人，它和檄文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效力之大，所谓“移实易俗，草偃风迈”：古人相信文学的力量。
这些文类，虽然不再被广泛提及，但是对其功用的诉求，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没。我们走在一条现代化、多元化，从而引起价值混乱的道路上，在某些方面却产生了僵固的偏见，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往往瞧不起应用写作，其结果是，纯文学的创作曲高和寡，而但凡演讲、公文，甚至书信、日记，多不忍卒读，枯燥乏味。
音乐领域，何尝不是如此。久石让在《感动，如此创造》（中信出版社2017年5月）一书中自承：“与现在相比，我年轻时更加死心眼，所以也就没想过街头音乐家与极简音乐创作可以并行。”在这里，“街头音乐家”代表的是一种接受度更高、可以拥有更多听众的音乐；而“极简音乐”（minimal music），是从渐趋复杂，失去节奏的古典音乐中反叛出来的现代音乐。在芸芸大众前，越是高深的艺术，似乎表现得越不友好，如前卫作曲家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乐谱上没有任何音符，唯一标明的要求就是“Tacet”（沉默），现场演奏，一个人坐在钢琴前，什么也没弹就下台了。这些实验性质的作品，曾经是久石让最想走的方向，与今日他所呈现的风格大相径庭。
久石让从4岁开始学小提琴，19岁入读日本国立音乐大学作曲科，31岁推出第一张音乐专辑《Information》，大学时期至30岁左右，久石让都“两脚在头顶”扎在一般大众难以理解的现代音乐里。经过十年多的摸索，他感受到了“拘泥于艺术的角度”所带来的困境。这也是无数年轻艺术家所面临的困境。木心说：“伟大崇高的灵智境界，走进去容易，出来难。一进去，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架空。”显然，久石让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架空。
33岁，久石让接到宫崎骏导演《风之谷》的作曲委托工作，彼时的他正处在转型当中，不再试图将自己的音乐实验合理化为前卫艺术，而决心成为贴近大众的“街头艺术家”。此后，他与宫崎骏的动画一起走过了三十多年。宫崎骏曾说：“当我开始做《风之谷》时，我的观点是一种灭绝的观点；当它结束时，我的观点是一种共存的观点。”从前卫到街头，从灭绝到共存，久石让和宫崎骏的艺术道路，可谓若合符节。
久石让将创作者分为两种，一种是追求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不考虑成本和产量多寡的艺术家，一种是将个人定位为社会的一分子而进行创作的专业人士。他决心秉持后者的态度。没有这个选择，就没有《天空之城》《龙猫》《菊次郎的夏天》《千与千寻》等观众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它们不断出现在八音盒，手机铃声……他赋予了街头艺术家新的含义：让自己的艺术作品，而不是艺术家自己，不断显现于街头。
凡是想做出好东西的人，哪怕是寿司或拉面，只要与创意有关，都可以从久石让的经验中获得启发。“所谓出色的专业人士，指的就是能持续不断地表现自己专业能力的人……决定一流或二流的差别，也与能否持续这股力量有关”等等。这些能力依托于什么？不受情绪起伏的影响，规律的生活作息，每天近1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是的，这看上去很不“艺术家”。艺术家往往用艺术掩盖背后的实情，制造点神秘，久石让老实。
有人不免把艺术家与专业人士对立起来，认为职业作曲人就一定要迎合导演或观众的口味。久石让颠覆了这些偏执的想象，他能在一些看起来矛盾的事物之间保持着柔韧性、弹性。如果说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蝙蝠侠：黑暗骑士》让艺术片和商业片的讨论失去意义，那么，久石让终于能把现代音乐创作与街头音乐家捏拢了分开，分开了捏拢，于是，他的困境也被打破了。
他在《束缚住自我的“羞耻感”》中写道，自以为“这种庸俗的事我做不来”，这种想法本身不就是高高在上，用一种轻视的目光鄙视他人吗？正是这种想法对自己造成无谓的束缚。他主张尽量多接触一些事物，扩展自己的包容力。身为作曲家、钢琴家兼指挥，这几个身份并不像文字的表面看上去那么风平浪静。久石让不断地追逐自己的音乐梦，从中发现乐趣，但他不会假惺惺地告诉我们他一直很快乐。他坦陈自己从接手工作到最后完成整个过程经历的情绪起伏——看过毛片、与导演讨论过后，作曲家努力做出好音乐，交给导演试听，如果导演提出修改，心情会稍微低落。“即使低落，仍要振作起精神创作乐曲”，但在录音时，碰到的乐手不能百分之百再现自己脑中的乐曲时，“这会让作曲者感到有些泄气”。最后将配乐与画面合在一起时，听到配乐被掩盖在电影台词和音效之后，情绪又会从最初的兴奋一路往下跌落。
看到大师这样描述自己的小情绪，不禁莞尔。但是，久石让之所以成为久石让，正因为在有着这些情绪时，他还能够“借助制作电影时人与人的合作关系，可以看见自己未曾想过的方向，展开另一个全新的世界……自己的世界会因此而倍加辽阔，变得更为丰富”。他认为，这是与人通力合作的好处。我想，这或许正是艺术世界小乘和大乘的分野。
本文刊于2017年6月17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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