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图书交易会上，一本《周璇日记》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这本书之所以让读者不忍释手，是因为它最真实地记录了周璇在悲情时刻的缕缕思绪。提及周璇，不能无视黄宗英的存在。后者不仅频繁出现在《周璇日记》里，更是周璇悲情故事的见证者……

1951年春天，周璇在拍摄她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时，突然精神错乱，不久被送进上海虹桥疗养院。《周璇日记》就是她在疗养院以及回家后那些日子里记录下来的文字。从这部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患病后的周璇，可以看到一代影后、歌后生命渐渐殒落的余辉，以及在她身后的整整一个时代。

十多年前，周璇的次子周伟，与黄宗英打了一场官司，最终以黄宗英败诉而告终。其时，这个消息被媒体渲染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许多曲折至今也无人梳理得清。从此，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艺人似乎“退出江湖”。年愈九旬、先后两次脑血栓发作、做了腹部大手术的这位著名作家和表演艺术家黄宗英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诉说了她与周璇及其子的往事……

以下为釆访实录:

这大概是前世的缘分啊……黄宗英是这样开场说第一句话的。她是指的周民，她的意思是和周璇的儿子周民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前世的缘分。

接着，她便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大约是在1935年还是在1936年吧（笔者注：应是1937年），我记不准确了，赵丹和周璇一起拍《马路天使》，那时周璇还是一个小姑娘，她在片场拍戏，休息的时候还趴在地上和别的小朋友打弹子。赵丹和她，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小孩，没什么来往的。

我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大概在1946年1947年间，在上海金都大戏院演话剧《甜姐儿》（笔者注：这部话剧几年里连演数百场，使“甜姐儿”黄宗英驰名上海滩）。一天演两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中间从5点到7点是周璇的独唱音乐会。这样就碰到、认识了。有时我会站在侧幕里听她唱歌，给她捧场，圈里说，算是“角儿捧角儿”吧，但也没有什么深交。

1949年解放后，她从香港回来时，赵丹和我与周璇也没什么往来

记者:当时周璇是怎么进医院的,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黄宗英:大约在1951年,周璇在枕流公寓的家里,精神病发作,在房间里烧东西,要把小孩从窗口甩出去。枕流公寓居委会的干部来电话,希望赶快去人处理,否则要出人命了。到了那里，见周璇的房间里一片混乱，她在烧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我赶紧安抚精神紊乱、烦躁不安的周璇，黄晨便抱起周民，把他送到朱茂琴的剧影第二托儿所去。当时周民只有10个月大。按托儿所的规定，起码要1岁的小孩才接收，但周民是个特殊情况，只能特殊对待，我说先把他送去再说。他们说床位也没有。我说把这里的小床搬过去安置他。

剧影协会的张立德、老凌也赶来了，还有在场的居委会干部，面对这个突发事件，大家觉得必须立即作出处理，我们商量下来，决定要把周璇送进精神病院。

周璇的养母在一边说，她用盆子敲我，我吓煞了、吓煞了……我安慰她说，不要怕，我们会处理好的。我们当即叫来刘琼和韩非，让他们两人把周璇哄出去，说带她外出散心，其实是把她送往精神病医院。”

就这样，周民离开了他的亲生母亲周璇，剧影第二托儿所成了他的栖身之地。

周民大约是1951年8月被送进剧影托儿所的，当时他大约10个月左右，所以我们填他的生日是1950年9月。

小时候，周民长得虎头虎脑，很可爱，大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大头”，争着要抱他回家。那时候托儿所里有一个炊事员叫洪雪珍，她在民民的生活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在托儿所里民民年纪最小，洪雪珍特别喜欢他，常常把民民抱在手里，给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小孩小，费用很大，我把工资几乎全花到托儿所里了。当时赵丹一个月的工资是360元，我是230元。第二年冬天，上海麻疹流行得很厉害，有的托儿所出现了一些事故；我们理事会开会商量这件事，我们已经把工资都贴进去了，但还是没有条件请专职医生24小时看护，小孩都还小，我们责任很大，就请来上海最有名气的儿科医生俞鼎新，抽空来托儿所检查一下。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理事会决定把剧影第二托儿所停办。理事会在开会时提出，其他小孩可以由家长领回去，周民怎么办？商量下来，大家都说，吴茵你年纪比较大，有点经验，你就把周民领回去吧。好的好的，吴茵说，我也喜欢这个小孩。于是，理事会共同把这件事决定要来了。

那时,上海虹桥精神病院的院长叫粟宗华,是一个大专家,在他主治下,周璇的病还是时好时坏。到了1956年,周璇的病有所好转了,粟宗华院长和剧影协会领导要求我们配合治疗,让我们带民民去探望他亲生妈妈,带周璇出来玩。

记者:那后来周璇是怎么死的呢,现在流传的各种说法不一。

黄宗英:转眼到了1957年。那年夏天上海流行急性脑炎,蛮厉害的。她感染上了,被紧急转到华山医院治疗。

当时我正怀孕,产前,我曾到医院探望过她。有一件事,我很受感动。那年夏天,上海的天气很热,当时又没有空调,我见到她的病房里摆满了巨大的冰块。护理人员对我说,这是市委市政府开会研究决定的。他们专门调用了工业用冰,放置在周璇的病房里给她降温,这种规格和待遇,在那个年代属于破例的。可见政府对她的重视。

周璇在华山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终于没能挽回她的生命。她是因传染上急性脑炎去世的,依我看,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疑问,那种无端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

记者:周璇的遗产也一直是个谜,周璇病故后,海外陆续有汇款寄到国内来,据说折合人民币有40多万元,后来被有关部门退了回去。作为当时周民的法定监护人,您能谈谈吗?

黄宗英:这件事我不清楚,50年代,我们不会对组织上提这种问题。大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银行有人找我,对我说周璇在海外有一笔遗产,他说你抚养周民已经将近十年了,你是他的养母、是他法定的监护人,只要你出面签个字,就可以把这笔款子转到国内来。

我说,我们不要这笔钱。中国银行的人说,这不是你们要不要的问题,国家需要这一笔宝贵的外汇。这样,我就签了字。具体有多少数目,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记得,我们只取过一千元港币,后来这笔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什么都要凭票,我记得取了这一笔外汇后,还给了一大攥布票。我买了布,请裁缝到家给周民做了几套新衣服。

记者:周民的生父究竟是谁呢?

黄宗英:最后都不能肯定。朱怀德不承认,解放后他害怕人民政府,我们让他一个月送48元给周民作托儿所费,他乖乖地送来,就是不肯承认。我们都怀疑周民的生父另有其人。周璇是在香港怀孕的,周璇不说,谁也说不清。当年赵丹第一眼看到周民时就说像张善琨,但也没有医学根据。

记者:能谈谈周璇第二个孩子周伟的父亲唐棣吗?

黄宗英:不太了解这个人。五十年代,他领着个孩子跑东跑西,到处要钱,要知道周璇是个精神病人啊,怎么受得了!他到我们家,还给了他100元钱,“文革”中又到湖南路来,我们那时也没有钱,都领生活费,就没给。

反正我和吴茵、黄晨几个到周璇家去时,见到周璇大橱里有许多东西,名贵裘皮大衣什么的;后来她疯了,送精神病院后,再去看,就什么也没有了。许多人都说是他串通女佣人,做了手脚……这件事，听法院的，按法律办事，当年，静安区法院不是判了吗？”

记者：听当时知情人说，周璇怀着周伟的时候，周璇养母和周璇说要做人流，有没有这回事？

黄宗英：好像也听人说了一点。但当时周璇神志不清，在精神病院里，知道怀孕的时候已经好几个月了。当时的医疗技术不如现在，一切为了周璇的安全着想，医生也是这个意见。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大家的公愤，是周璇的养母把唐棣告到法院去的。石挥、吴茵、王人美他们只是在法庭作个证。

黄宗英最后说，这些都是历史了，都是过去多少年的事了，就让它过去吧……

周璇儿子周伟谈妈妈黄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