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鲜肉始祖“如何征服”中国大妈“ -
点开视频看苏有朋聊他拍摄的”大妈“人生↓↓
我们习惯给某些群体戴帽子，但我想讲讲她们的故事。——苏有朋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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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52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苏有朋颁出去两个奖，却没拿到自己那个。
因为电影《左耳》，苏有朋获得最佳新导演奖提名。剧组有个微信群，开奖前大家纷纷打气，撺掇他：“得了奖赶紧发红包”。不过，“大家都在等着收钱，结果没收到钱”。
苏有朋对《左耳》有自己的判断：“其实没有那么糟，被水军刷低了一点，当然也没那么好。”他想把《左耳》拍出些深度，不只讲少女心，但是“它就长成这个德性，我尽力了”。
他很想看看贵州籍导演毕赣最终得奖的那部《路边野餐》，“听说有很厉害的长镜头”，但因为是部小众电影，至今这部片子还没能在大陆公映。
典礼过去近四个月，在此期间，苏有朋接拍了东野圭吾侦探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的中文电影，又完成了一部讲述普通北京大妈故事的纪录短片《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妈》。后者是由香港国际电影节邀约的“命题作文”：主题为“美好”，形式自由，片长20分钟，预算8万美元，拍摄时长三个月。这也是2016年度“大师微电影”中的一部，另外三部，分别由贾樟柯、关锦鹏与“贞子之父”中田秀夫执导。
苏有朋对“大妈”的兴趣由来已久。“对你们来讲，大妈很正常，但在外地，这是一个中国现象。甚至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叫dama。我是外地人，虽然在内地待得比较久，但看这件事的视角，肯定有一些不一样。”2016年3月16日，苏有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在那前一天，他试了几个小时的西装，准备在3月20日好友吴奇隆与刘诗诗的婚礼上做伴郎。作为外地人，他最想用这部短片做的事情是“摘帽子”：“我们习惯给某些群体戴帽子，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让大家多一些了解。”
2016年3月23日，《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妈》在香港电影节首映。
那时，苏有朋对大妈只是“比较外围的了解”：“我觉得她们怪异，跳一些奇怪的舞，创造一些奇怪的世界纪录。音乐有时好像不合时宜，可是自得其乐。”在他眼里，“不在乎别人眼光”是大妈们最与众不同之处。他猜想，跳舞也许是大妈的精神寄托。
苏有朋身边没有“大妈”，但他的妈妈也到了“大妈”的年纪。妈妈为了身体健康，参加了一个自行车队，经常沿着台湾的河堤步道骑行。“她们一次可以骑很长的距离。我妈妈现在变得很精瘦，体重很低。”苏有朋对南方周末记者提起：“我们小孩子都在外忙自己的工作，没那么多时间和她们相处，她们必须为自己要找到一个生活重心。”
拍这部短片，让他看到了很多“大妈”。纪录短片的工作进程十分紧张。接到邀约转天，苏有朋就找团队开会；第三天就建组，找来了一些纪录片经验丰富的电影人；第四天，开始调研和寻找拍摄对象。剧组拜访了四个居委会，见了八九支舞蹈队，前后筛选五百多人，花了二十多天。
这项工作，苏有朋没能亲自参与。他曾坚持要去，团队觉得不妥。“全部人一起跳广场舞，你去了大家都别拍了。纪录片讲究真实，你在镜头跟前，她们嗨起来了，拍不到真实生活怎么办？”团队的伙伴劝他。
最后由团队的工作人员大量海选、筛人，收集资料，不停拿给导演看。再找、再筛、再给。找到心仪的大妈并不容易，有些“真正的大妈”并不愿意自己被称为“大妈”。“她们觉得你把‘大妈’这两个字冠在我头上，有种戴着有色眼镜看我的感觉，不愿意配合。”苏有朋说。
最后，摄制组找到了王素平。2015年11月7日，她参加了“万人齐跳《小苹果》”活动，据说排舞规模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最开始大家一起跳舞，她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看别人跳，也没怎么说话。”执行制片人邹莉还记得，苏有朋头一天去现场时，迅速在王素平身上发现了“领导魅力”。“轮到她的时候，她一出来，导演当时就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江湖气’，”邹莉说：“有点像梅艳芳的大姐大气势。”
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王素平家里。苏有朋记得她并没有“突然跳起来，离地三公尺”，只是略为夸张地打趣：“哎呀，我们可高兴了，可见着大明星了！”“王阿姨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人。”苏有朋这样评价。
起初，王素平也拒绝被叫“大妈”。“怎么叫‘王大妈’啊，不如叫年轻点儿的！”王素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后来她跟苏有朋聊，才改变了看法。“自家人，不都‘大爷’‘大妈’这么叫嘛。叫‘阿姨’就生疏，往外了。”
王素平身材高大，有着狮子般黄色烫发。“她有四分之一俄国血统。所以她的头发是天然黄，不是染的黄。”苏有朋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他后来与“大妈们”混得很熟，因而更加抗拒人们对于这个人群的误解。
“我觉得我的团队低估了我的亲和力，我其实跟他们挺能打成一片的。”苏有朋说道。时常到了现场，他就和大妈们一起唱歌跳舞，学抖空竹。他去了居委会，代表团队感谢对方。也去见了王素平的母亲，和她聊起《还珠格格》里的五阿哥。“就跟亲戚串门似的，真好。”王素平对苏有朋赞不绝口。
“我们卸了妆，不穿这些衣服，也是一个生活中的普通人。她们也会觉得，没想到明星原来是这样子，跟我这么亲近，聊着聊着，大家就会放松。”苏有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你真把她们当成亲近的自己人，她们也会把你当成自己亲近的人。”
苏有朋时常和王素平她们一起唱歌跳舞、学抖空竹。（剧组供图/图）
王素平精力旺盛，生活忙碌，剧组跟着她东奔西走，每天至少六个小时。因为要上大银幕，剧组没有使用“小蜜蜂”等轻便的摄像机，而选用了大块头的“艾丽莎”摄影机。
拍摄时值北京的大寒流，摄影师扛着“艾丽莎”，累得实在受不了。“扛了两次，实在没有人跟得上了，因为她走得很快，跟着跟着就跟丢了。”邹莉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他们只能租了一辆人力三轮，把机器架在车上跟拍。王素平每天遛自己的金毛犬“雨点”，一走十几公里，寒流时也不停歇。剧组蹬着三轮车，提心吊胆。“这个三轮车千万不要追尾，后面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一旦追尾，80万的机器我们赔不起。”至今，邹莉心有余悸。
起初看素材，苏有朋总觉得这位主角有一层“壳”：“人到这样年纪，会有习惯的社交方式，包括常用的词语、套路。”
“这个‘壳’，一开始我看了挺反感的，讲好听点是‘江湖气’，讲多了可能就是某种‘油’。”苏有朋想拍出人物内心动人的地方，这层“壳”恰恰令观众疏远，“我本来想帮这个群体发发声，结果扣分了，就要命了。”
与王素平交流得多，苏有朋的看法改变了。他发现，“壳”是王素平性格的一部分。“生活逼她成为一只‘老虎’，她没有办法，必须养活一个儿子。”苏有朋尝试理解王素平的生活状态：“人前看起来很精神的样子，按她的说法，内心还是个‘弱女子’。”
叫“雨点”的狗是王素平惟一的生活陪伴者。王素平的丈夫14年前去世，去世那天，正是两人的结婚纪念日。她独自养大了儿子，不曾再婚。这位如今在苹果公司工作的儿子，和吴奇隆刘诗诗在同一天举行婚礼。
丈夫去世五年后，皈依佛教才让她“走出来”。苏有朋问她：“信佛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觉得信仰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佛说的是什么……”
“我后来发现她没有更多深入的东西，我觉得那也OK。”聊信仰的部分，片中只留了一句。苏有朋自己也是佛教徒，他感到王素平对信仰的认识稍微有些浅。
调研时，苏有朋发现，在中老年人里，佛教很盛行。他们有时会做义工，比如半夜三更去殡仪馆帮忙念经，而王素平始终“觉得不行、害怕”。
苏有朋选中王素平，是因为她身上的“ 领导魅力”。这种“江湖气”既让苏有朋觉得特别，又让他一度觉得“太油了”。（剧组供图/图）
了解到王素平的专一，他的第一反应是剧组的工作没做好：“怎么可能呢，她背后一定有别的故事。”他提要求：“我要最真实的那一块，最‘血淋淋’的那一块。”
没过多久，苏有朋就发觉没什么“血淋淋”的东西。拍摄20天，日常生活琐碎重复，素材至少120个小时，他仍感觉头痛：“20天像一天。”
但是，王素平有另一面。“她在人前都是说：‘这件事情过去了，我现在非常好，很坚强。’可是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相处之后，她才愿意讲出来，事实上她放不下这一段。”
“像鱼缸里的鱼，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困住，我觉得是藏在心里很深处的东西。”苏有朋形容那种隐痛，“每个人都一样，没事别去碰它了。都处理好，搁在那儿挺好的。”
苏有朋理解，人的这种多重状态非常普遍：“每个人都是这样，人前强悍，内心脆弱。”
“尤其这个年龄的人，大概都是当年‘文革’时长大的一群人。”对大陆中老年人的生活，苏有朋既熟悉，又陌生。她们跳舞时唱的歌——那多是一些革命歌曲，除了实在太红的《小苹果》，苏有朋都不了解。“它们不太会是我听的歌。”苏有朋说，“我只能客观呈现，不去评论。”
18岁时，苏有朋头一次来北京，刚考上台大，还是小虎队成员。那时候，小虎队在两岸最流行的歌也和苹果有关——《青苹果乐园》。一路巡演，他头一次目睹地理课本中的高原、水乡、长城，理解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领教了北方的寒冷气候。
几年后拍《还珠格格》，苏有朋在北京待得更久。买水果时，他头一次接触老北京，讲了半天，几乎完全听不懂：“从来没有遇过听不懂的国语！”
二十多年过去，经常往来北京的苏有朋见证了巨大变迁。他相信，人们会有很多不适和不安全感。相较生在富裕年代的“00后”和“90后”，“80后”和“70后”对这种变化感受更为明显。“汪峰有一些歌，常常会感叹旧时代的状态，和在社会变迁中无所适从的东西。”苏有朋说，“挺动人的。”
“面对这样的变迁，可能有些人神经‘大条’一些，没有那么多感想，有些细致一点的文艺创作者，可能就会比较多抒发。”苏有朋认为，自己算是“外来者里面比较感同身受的人”。
纪录片里，苏有朋拍了许多北京人的生活场景。一位老人在路灯下打太极，一个中年男子在天坛公园朗诵：“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这也算是对生命的理解吧。一切东西在佛家来说都是无常，它终将离去。”苏有朋说，随即为自己的“过度解读”感到不好意思，事实上，他想淡化故事的地域性，讲一般人的生活，因为“越有指向性，就越狭隘”。
“改编的创意、想法，必须要跟他沟通，经过他的同意。”苏有朋说，沟通通过翻译和作家代表完成。
改编东野圭吾的书，本身就难度很大：”要保持原著的精髓，还要尽量找一些和日本、韩国版本不一样的点，让它‘在地化’，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另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是：“小说走在前面，对悬疑电影来说，大家都知道了结局，这是一个非常伤脑筋的事。”
而东野圭吾的要求又很高，剧本改编都得经他同意、签字，才能最终通过。沟通过程中，他会说出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增加了一些难度”。剧本由台湾编剧李佳颖操刀，改到第六稿，仍继续打磨。
“他是一个比较深居简出的人，不太住在东京市区，跟外界联系也比较少，所以能够创作出这么多想象世界里面的故事。”联络东野圭吾不容易，但苏有朋表示理解。
苏有朋本身就喜欢东野圭吾的作品，尤其是《白夜行》：“它很黑暗，可偏偏它可以让我相信是真实的。”但《白夜行》篇幅太长，“不适合做成两小时的电影，一定挨骂”。小说内容又“太狠”，苏有朋没有把握过审。
《嫌疑人X的献身》显然万众瞩目。心急的网友已经在豆瓣上更新了“王千源、张雨绮、张涵予”的演员名单——事实上是子虚乌有。“演员非常难搭配。”苏有朋说。
执导第二部长片和第一部短片，苏有朋欣然接受，与接《左耳》前的挣扎对比鲜明。现在，苏有朋已经完全更乐于做一个导演了。“大家以作品相见，不需要那么多直接对人的议论。”显然，这种感觉更加自在。
拍《左耳》前，苏有朋找赵薇、易智言等前辈取过经。见易智言，他带了小本子，准备做笔记。“豆导”钮承泽曾花一晚上跟他聊天，讲导演怎样抓剧本，如何清楚每条线的脉络，跟演员“杠起来”该怎么办——不过，所有这些都可以由专业人士帮助，“只有教戏这件事情不可能由其他人做”——这也是演员苏有朋得以有信心执导电影的原因之一。
《住在幸福大街的王大妈》不需要演，苏有朋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剪辑台上，每天，从下午两三点工作到转天凌晨四五点。
“我没有拿任何钱，预算很低，包括其他工作人员费用都少得可怜，又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赶出来。”短片做到最后，音乐部分预算花光，苏有朋跑去光线影业求助，借来些人手。
采访第二天，他要去光线影业开会，讨论《嫌疑人X的献身》。“那才是大案子，我这个在他们眼里就是：你干吗呢，又没钱，完全是义工。”
也是因为这份“义工”，苏有朋现在越来越理解独立电影人。“金马最佳新人奖给《路边野餐》是对的。这些独立导演和独立制作人太不容易。”苏有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表情诚恳。
（感谢赵黎黎对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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