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
贺照田、余旸、莫艾、何浩、薛毅、倪伟、董丽敏著
（台湾）唐山出版社，2018年版
述评
按贺照田先生自己的说法，《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一本“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的书。2016年底，贺照田与出版社商定出版的是两本个人论文集《当信仰遭遇危机》和《从苦恼出发》，一众友人也分别为两本论文集撰写了评论文章。但后来出版计划因故搁浅，贺照田接受友人薛毅之前的建议，将《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和有关“潘晓讨论”的《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两文编为一集，并以“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作为新书书名。由此，这两篇文章构成了一个彼此呼应的有机整体，正如薛毅所说“《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是宏观的概述，而论述潘晓的长文则是一个重要的个案，同时也是进入到历史情景中去的具体和更深入的阐发。”与此同时，各位友人原本为《当信仰遭遇危机》和《从苦恼出发》写就的评论文章虽然侧重点不同、呈现方式各异，但也共同指向“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核心主题。
作为本书序言之一的《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一文写于2005年1月初，其初稿曾在台湾新竹交通大学召开的“去国·汶化·华文祭”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又于本年春夏之交在上海师范大学做了以此为主题的学术演讲。这篇文章立论的前提是贺照田对1990年代以后“知识思想界面对现实的自信心显然已大大减弱了”这一现实的判断，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现下国情到底是什么？已了解的国情部分在整体国情中到底居于何位置？应该以何为标准评估这一改革措施？——等等这些先前基本不被知识界疑问的问题本身成了问题”。在这一认知困境面前，“直接依凭现成观念”对具体问题展开分析的方式并不构成解决之道，真正需要追问的恰恰是那些精神层面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义利之辨传统，近几十年更有高扬理想与信仰传统的社会，在短短十几年之内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变成了以实利为一切衡量标准的社会？这一过程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其历史与观念机制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贺照田并未把这些问题回收到“社会见利忘义”这类简单的解释框架中，他尖锐地指出，“显然不是当下没有要求精神安置、精神关切的社会土壤，而毋宁是人文知识分子所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分析，缺乏和这一社会要求精神身心安顿土壤有效互动的能力。”这种判断实际上是将中国社会“精神失落”的病灶指向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也正基于此，他对1995至2005这近十年间的“人文”状况予以不无严厉的批评：“人文激情固为中国大陆九十年代批判思潮最深层动力之来源，但由此而出发的思潮却基本无与中国人文问题本身。据此我们也就毫不奇怪，许多以人文知识分子为重要参加者的批判、讨论却少人文视角本身。”需要指出的是，贺照田对“90年代以来人文消失了”的忧虑恰恰是在确证“人文”的不可或缺，而其对“人文界的失职”的批评也是在力图指明“人文知识分子”自身的职责所在。所谓“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乃是“强调对身心感觉变化的历史-观念分析，是一种试图把我们的身心遭遇和社会、历史、语言、文化、教育遭遇连结起来思考的努力”。在他看来，“这一努力，要求以内在于历史和现实中认知、把握的方式，去确立不能被社会价值化约的人文价值，而此在社会价值一维之外确立起的人文价值本身由于是内在于此历史被认识和分析，故又可为从此人文角度出发审视、批判社会，提供新的认知出发点、批判着力点”。
与《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不同，《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一文是围绕“潘晓讨论”这一特定历史事件展开的个案分析。贺照田对“潘晓讨论”的思考开始于2006年，在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多次以此为题做过学术演讲，文章最终在2010年刊发于《开放时代》杂志。此文虽为个案分析，但其所关心的却是中国在“后文革”时代遭遇的“虚无主义”问题。贺照田拒绝了那种大陆知识界惯常的“把精神、伦理状况快速归结为其它问题或快速抽象为现成解释逻辑的令人不安的做法”，而是试图“最大限度地向历史开放，并通过此历史开放反过来赋予‘虚无主义’的使用以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意涵”。正是在这个“精神史”的脉络中审视，“潘晓讨论”才具有了至关重要的关节性意义。在贺照田看来，“潘晓讨论”并不能简单被作为“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新启蒙思潮”直接含纳、消化，恰恰相反，潘晓对意义感强烈、尖锐的需求恰恰凸显了她与毛泽东时代“主体”打造方式深层的关联。但后者的限度在于，它在“召唤人们的崇高感、使命感”的同时，“却常常对人们实在遭际的社会日常生活问题、身心问题等正视不够”。以此判断为基础，贺照田对“潘晓来信”这一特殊文本做了细致入微的解读，他在理解、体贴潘晓处境及心态的同时，也从更深层次上分析了她充满悖论的精神构造。借助传统儒家的精神资源，贺照田描述出一种理想型的“自我-他者”关系，即“在自我和他者的直观不同中发现共同，在经过这努力发现的共同中进一步发现殊异，再从这更内在层次上的殊异认识中发现共同，所实现的正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良性往复辩证认知——对他者的深入认识使得他者不断成为实现自我深入认识的必要对象化媒介，对自我的不断深入有效认识，又不断成为对他者深入认识的有效媒介”。这种认知挑战了诸多“潘晓讨论”参与者的思维框架，也对“新时期”人文思想界对历史的理解方式形成了深切反思，贺照田的核心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身心意义感状态对当时中国人是理想且可能的？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什么样的工作实践、生活形式有助于而不是妨碍这更为理想的自我状态实现？”或许答案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地方在于破除机械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恢复历史之中“人”的主体能动性，进而把“潘晓讨论”作为一个精神重建的“契机”予以审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意识到：“在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研究绝不是时代锦上添花的装饰，和文明要较好维持不可获缺的环节，而是时代、历史、历史中人要真正走稳走好的迫切且关键的条件。”
贺照田的文章大多是长期思考及修改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之中及文章完成之后，会与诸多友人对相关话题有充分讨论。因此除了贺照田自己的文章以外，本书也收录了薛毅、倪伟、董丽敏、莫艾、何浩和余旸等友人的评述文章。这些文章既是诸多学人对贺照田写作之视野、方法及核心问题的理解和阐发，同时也可以视为对“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核心主题呼应及拓展。薛毅的序言《何谓“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把贺照田的思路放在“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脉络中予以审视，但他精准地把握到两者的区别：“在1995年前后人文精神是一个抵抗性的概念，用于对生活世界中应有的和曾有的精神空间被极度挤压状况的反抗，它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就因为这个概念凝聚了人们对理想的精神生活的渴求。因此它是一个非常偏于主观性的概念，无法用于描述客观状况。而人文知识思想要探寻的首先不再是有没有人文精神，而是去研究每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存在的不同的精神形式，去理解不同时代和社会是如何回答人为什么要活着，生存的意义等问题。”倪伟和董丽敏两位友人都关注到贺照田讨论历史问题的特殊方式，倪伟把贺照田的写作描述为“把问题放在各种关系的丛结网络当中来考察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这就避免了“把一些具体的、鲜活的问题封死在理论的僵硬的条条框框里”；董丽敏也肯定了贺照田把“潘晓讨论”和“当下”勾连在一起的“贴着讲”的方法，即“要在尊重有关潘晓问题讨论所打开的各种各样可能性的基础上，再来找对我们今天有用的思想资源在什么地方，如何进一步转化”。
对贺照田文章的阅读，在很多时候都超出了专业认知的范畴，读者更多是在经历一种思想的触发和精神的共鸣。也正因为此，相关的述评文章不仅仅限于某种一般意义上的阐释、分析，而是充满了真诚而深入的对话氛围。余旸的文章在本书中收录了三篇，其中《何为理想的历史认知？》，是“写了《内在于历史-现实脉络与生机的人文学》后，觉得意犹未尽，再撰写的”，可见作者对贺照田所提问题的触动之深。余旸也把握到贺照田学术思维的独特性：“他往往把一般容易孤立、静态或直线反应式认知的‘历史-思想’，回置于语境中，处理或理解为一个动态变化、前后相续的事件，把握其中内涵的辨证因素，从而提供了问题往建设性方向转化的认知视野。”而他更注意到贺照田对“历史主体性”的理解，这种“主体”不仅仅流于一个“抵抗姿态”,它“尤其突出其中的滋养、培力环节，这一点，当与贺照田对上文提及的史学的‘人文性’的理解有关，也与他对理想认知主体的追求有关，因为无论‘人文性’还是‘对理想认知主体的追求’都包含着主体精神的自我培育、成长的因素在其中”。何浩的述评文章有对贺照田学术工作整体性的梳理，从他的解读中亦可看出“反直观”、“随物赋形”、“从苦恼出发”这些关键词内涵的精神力量。而最重要的是，何浩在文中对贺照田把握历史的“有无知辨”问题予以了充分阐发，他提到：“任何‘经验’的出现都需要在历史中被重新理解和把握。经验不是由历史材料的‘有’直接提供的，它是‘有’和‘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若要想把握经验，就必须重返那个创生性的历史时刻。”相对于经验层面的“有”固然重要，但那个超越“经验”的“无”则有着更为基源性的意义——“这个由苦恼导向的‘无’，实际上是历史认知中紧贴事件发展逻辑到一定深度之后所面临的困境。我们要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必须依赖对我们自身历史的认知和讲述”。只有在这个“无”的层面，我们才能把“历史”从客观认知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在这里，“历史”成为“我们的历史”，乃至成为“我们自身”，而对历史的认识其实也就成了“认识自己”的题中之意。莫艾的《对自己的话》同样是一篇令人触动的文章，在贺照田有关“潘晓讨论”的文章中，莫艾尤其关注到了“语言”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层面。这里的“语言”既包括作为“研究对象”潘晓自身的语言，也包括贺照田这位研究者在行文中独特的“语言运用方式”，甚至可能也包括莫艾这篇述评长文跳脱出“述评”格套的表达。在这里，“语言”在研究对象、研究者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一条畅通的纽带，也成为三者在精神层面得以交流的场域。但这种纽带形成的前提，恰恰在于他们充分意识到“语言”并非天然的精神纽带这一事实，正如莫艾在文中所说：“对于我所正在面对的世界，我知道，成就这样的航行，要求着思考者在自我、语言、世界间不断往复、通过语言把握事物的艰难努力，也开始体会，语言也极可能成为人们认识自我、彼此沟通、认识世界的障碍。”因此，对人文学者而言，“如何创造出能传达人们的真实经验、有助于人相互沟通、建立连带、形成人心凝聚的语言与表达？”始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莫艾甚至在文中坦言：“多数情况下，自己‘研究’中的表达不是自己想说的，也不是自己的说话方式，它们和自己日常的感受、思考、表达不是一回事。这样的表达隔膜于对象。”这显然是诸多操持学院语言进行“论文写作”的年轻学者们共同的感受和困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照田对潘晓来信“语言”层面的把握及其他作为研究者自身的“语言运用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启示，即“使语言能够‘更澄明更少遮蔽地帮我们面对世界和自我’，意味着对我们时代知识者通常携带的傲慢予以清洗”。
以上是对《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一书中收录文章的简单介绍，而在阅读的过程中，也相信读者能够感受到这些文章及其作者之间彼此的呼应与交流。相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呼应与交流本身也是“人文”的题中之义。如何在这样一个“人文”失落的时代里重新发明“人文”的历史和现实意涵，如何在重重危机之中发现“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的契机，相信贺照田和诸位学者的思考会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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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者简介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人间思想》（大陆版）主编，台湾社会研究成员，亚际书院现代思想计划研究员。曾在台湾东海大学、清华大学、成功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校客座任教。主要研究中国十八世纪中叶以降政治史、思想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著有论文集《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当中国开始深入世界》《当代中国的思想无意识》，主编的论文集有《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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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简介
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成立于2011年1月，是在贺照田、何吉贤、何浩三位推动下，与萨支山、程凯、陶庆梅等六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者发起，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师生为主的跨学科研习团体。从2011年4月开始，读书会的日常活动以每两周一次的《中国青年》杂志细读为主，同时配合各领域相关历史文献的扩展阅读。
当代史读书会之所以这样设定研习对象，既来自对当前相关领域研究状况的不满足，也基于对当代史之重要性与复杂性的审慎判断。他们希望通过长期、细致、耐心的阅读和整理工作，既深进历史实践者的精神历程，贴近历史展开的丰富层次，又能通过多种方式探索内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可能性，以期撬动并相对化革命史的实际脉络。当然，认识意识的重构并非最终目标，他们期待以此为中介，寻求更为内在、且充分打开又深入检讨的当代史认知，并期待为进一步探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中的经验和思想位置打下坚实基础。
从这样的历史理解和自我期许出发，一方面，当代史读书会也极为重视历史事件发生场域的田野调查。通过有计划的暑期地方社会考察，寻访中国多样化的大地山川所发生的多样化历史与社会、文化经验，尤其关注发生于这些历史与社会、文化经验中的人们精神感受与心情，从而用之充实、补正我们通过历史文献所不能充分展开的历史与社会、文化认知。另一方面，在与东亚不同区域、不同学科学者长期互动的基础上，以两个系列的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深化原有的研习诉求。其一是以历史研究为聚焦主题的当代史系列会议；其二是以文学为聚焦主题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会议。经由这些自我磨练和对话研讨，他们希望将每一步的艰难摸索过程，落实为接下来思考、研究的坚实积累。
无论当代史读书会目前取得的成就多么有限，他们努力将自己每一步知识工作都踏在坚实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的追求与决心，是不变的，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持续努力，中国人文学术未来的创造性进展才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大地上坚实长出的。
图一：读书会在西沟村劳模李顺达故居与其后人及张章存老人座谈后合影（李顺达任党支书时，张章存是该村团支书）
图二：读书会与留村马书记座谈后寻访无名古庙并合影（全国林业劳模桑林虎曾任该村党支书）
2017年8月15-24日，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到山西省平顺县田野考察。平顺县作为晋东南偏远贫瘠山区，在建国后涌现了数量惊人的各级劳动模范。读书会希望从这种特定的地方状况出发，触摸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构造的核心面向。通过去前的史地方志和劳模传记阅读，以及考察期间白天探访和晚上研讨相结合的形式，初步把握了平顺地方经验的诸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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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薛毅：何谓“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代序）
贺照田：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代序）
贺照田：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
——“潘晓讨论”与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
倪伟：思想如何才能深入历史的和现实的危机？
董丽敏：重返精神现场与现代中国史研究范式革命的可能性
——读《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
莫艾：对自己的话
——《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读后
余旸：内在于历史-现实脉络与生机的人文学
余旸：何为理想的历史认知?
——贺照田思想—历史方法论初探
何浩：时代课题的构造与从苦恼出发的学术
——谈贺照田的学术研究及其新著《从苦恼出发》
余旸：诗歌与伦理的诠释性关系（附录）
贺照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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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贺照田
这是一本就其实际形成过程非常意料之外，但细究形成缘由又很情理之中的书。
一
自2006年初我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后，一直没有在大陆出版过个人著作。在一些朋友特别是我尊敬的老师洪子诚先生关注下，我2016年底和一家出版社商定出版两本个人论文集《当信仰遭遇危机》和《从苦恼出发》，并于2017年元月签约。
为了这两本论文集出版，我请几位关心我的师友写序。收入本书的薛毅《何谓“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余旸《内在于历史—现实脉络与生机的人文学》两篇文章便是为拙集《当信仰遭遇危机》所作，何浩《时代课题的构造与从苦恼出发的学术》则是为拙集《从苦恼出发》所作，而余旸《何为理想的历史认知?》，是写了《内在于历史—现实脉络与生机的人文学》后，觉得意有未尽，再撰写的。
在请师友们帮忙时，怎么也没想到会有出版意外。故迁延到去年底出版社提出跟我解约时，我最困扰的，不是我自己的文章不能结集出版，而是请师友们帮忙，师友们也认真对待，但我最后却不能给师友们交待。
想可以自己把两种书都稍印一些，一方面给帮忙撰文的师友作纪念，一方面给一贯关心自己的朋友们交流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想法。而本书正是在这种想法上发展出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说本书“就其实际形成过程非常意料之外”。
二
有了上述想法后，便发现新的问题：《当信仰遭遇危机》是由上举薛毅文和余旸《内在于历史-现实脉络与生机的人文学》文，及我的两篇文章《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构成，篇幅不大，印制起来好办，但《从苦恼出发》则篇幅很大，印制起来成本太高。而若把何浩文等直接并入《当信仰遭遇危机》，成本问题解决了，但又变成为印书而印书。
考量至此，就想到之前薛毅兄的看法。当初，我在从自己2005-2016年的写作中编选论文集时，想的只是编一本论文集《从苦恼出发》，是高士明兄、薛毅兄两位建议我抽出“潘晓”文《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单行，薛毅兄并进一步建议我再把《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一起编入，且命名书为《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后来为突出“潘晓”文，没有使用薛毅兄建议的书名，但薛毅兄赐序时文名《何谓“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突出的仍是“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问题。
而一旦想及薛毅兄2016年这“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建议，为印书产生的困扰顿时冰释大半。就是虽然还有师友为《从苦恼出发》写的序不配合“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主题，但原来收入《当信仰遭遇危机》的薛毅文、余旸文和我的《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文，放在此一主题下，都比放在“当信仰遭遇危机”题目下，文章的核心关怀更被突显；我的“潘晓”文，也因此有机会在这些文章提供的视野中，作为人文研究的探索尝试被阅读、打量；而何浩《时代课题的构造与从苦恼出发的学术》与余旸《何为理想的历史认知?》两篇文章放在“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主题下，不仅没有放在“当信仰遭遇危机”题目下的扞格感，反像这两篇文章本来就是为这一主题而写。
更让我觉得难得的是，我“潘晓”文章定稿完成后，朋友薛毅、罗成、朱伟诚、李桦、刘雅静、莫艾等推动了多场关于“潘晓”文章的讨论，少数朋友还把现场发言发展成了文章。在我了解的有关文章中，倪伟兄《思想如何才能深入历史的和现实的危机？》、董丽敏《重返精神现场与现代中国史研究范式革命的可能性》、莫艾《对自己的话》这几篇在发言时就给我深刻印象的文章，核心主题其实也是“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就使得这一主题文集有缘请求他们加盟，从而形成放在大家眼前这本书的基本面貌。
而也正是这些新老朋友不约而同地在“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这一主题下汇聚，使我觉得本书虽然“就其实际形成过程非常意料之外，但细究形成缘由又很情理之中”。
三
和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的羞怯有关，我通常回避涉及我的文字。是以这本书所收入的六位朋友的文章，就起源说都和我密切相关，但我之前读过的只有薛毅兄这篇，倪伟、董丽敏、莫艾我是听过他们讨论时的发言。
这次编辑本书，我则努力通读了这些朋友的文章，并有两个很深刻的印象。一个是，这些朋友应该有感于——我这些年坚持从历史中人的具体生命经验出发，而非从思想观念逻辑设定和学科逻辑设定出发，来坚持探讨“人文研究”如何保有“人文性”问题，并在这一前提下，持续思考人文研究知识深化和思想深化问题，而这样的思考在当代知识思想图谱中极为边缘，故这些朋友对我的坚持、探索给予很多肯定，让我又感激，又不敢当。我也当然知道，他们对我的肯定与其说是肯定我的实绩，不如说是肯定我在探索的这些方向，和对这些方向接下来若得到饱满发展将带来的建设性意义的期待。
另一个更深刻的印象是，这些朋友文章的撰写虽然就契机言和我有关，但这些文章的意义则远远超出了我文章的意义范围，每一篇都有它特别的价值。这些朋友的文章所以有重要且特别的价值，我以为恰恰和——他们表面上看似在评论我的写作，其实质关怀核心却不在我的写作，而在中国大陆人文知识思想如何再出发、再深化——核心相关。而正是这些文章的这些特质，让我更加确认，这本就其缘起具私人性的书，其实质是非常公共性的。它所饱蕴的公共性思想能量，也让我坚信，这本书是中国大陆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再深化过程中的必要脚印。
四
这本书能以这样的视感、手感出现在大家面前，要特别感谢老朋友莫艾、刘玉静及玉静的朋友李超强。莫艾不仅和玉静一起通读整本书，帮助玉静、超强一起设计封面与内文版式、决定封面与内文纸张，以使这本书视感、手感、内文正确率“超强”，还提醒我编入余旸和这本文集主题一致的、当初把很多朋友都“电”到的文章《诗歌与伦理的诠释性关系》，经余旸允准后，最后确定了本书的内容。
由衷地感谢莫艾、玉静、超强。
五
我在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第三招待所3310室写这后记。我这学期应刘纪蕙老师邀请在交大社文所客座。刚从交大社文所退休的陈光兴老师来访时，告诉我说，他邀钱理群老师2009年来社文所客座时也住在3310，孙歌老师2010年秋季来社文所客座时也住在三招。研究所的课表则告诉我，我现在授课教室社文二馆106A，也是跟本书出现有直接关系的，并和钱老师、孙老师一样对本书多数作者研究思考有着很强影响的洪子诚老师2012年社文所客座授课的地方，也是本书作者薛毅兄（2010）、倪伟兄（2011）社文所客座授课的地方。
因为空间的移动有利于清晰记忆的形成，有人说“空间是记忆的形式”，落实到我此刻的心情，则空间成了时间和知识、思想的见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站在从自己位置出发的“人”的感慨，站在“花”的位置呢？应该会说“年年岁岁人相似，岁岁年年花不同”吧？
写到这时的我，很想念在远方的钱老师、洪老师、孙老师、薛毅兄、倪伟兄，和同样在远方一起共著此书、编辑出版此书的朋友，与未在这后记中现身，但实际参与了这本书、这本书中文章形成的朋友们。
这个世界会好吗？中国的人文知识思想能顺利、成功地再出发吗？即使我们顺利、成功地再出发，就有机会在这个世界有效发挥作用吗？
想到这，我不由转头凝望窗外飒飒冷风中摇摆的枝叶……
2018年4月5日、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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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贺照田研究员授权）
回顾往期「每周书讯」：
△ 第二期：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稿》
△ 第十八期：高利克《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
△ 第二十一期：刘子凌《话剧行动与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话剧史片论》
△ 第二十二期：国家玮《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
△ 第二十三期：贺麦晓《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
△ 第二十四期：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
△ 第二十五期：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0世纪初》
△ 第二十七期：陈朝辉《文学者的革命：论鲁迅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 第三十二期：邝可怡《黑暗的明灯：中国现代派与欧洲左翼文艺》
△ 第三十四期：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
△ 第三十七期：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
△ 第三十八期：季剑青《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
△ 第三十九期： 张广海《政治与文学的变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组织史考论》
△ 第四十一期：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 第四十七期：陈智德《板荡时代的抒情：抗战时期的香港与文学》
感谢您的支持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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