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紅紱譯《旅順雙傑傳》書影（1909年）

一、前言

關於晚清「小說界革命」，今人已耳熟能詳，梁啟超(1873-1929)振臂一呼，以小說為救亡與啟蒙的工具，提升了小說的地位，引發了翻譯、創作小說的風潮[1]。在此期間，女性也開始投身小說界，涓滴成流。目前學界已關注到薛紹徽(1866-1911)、黃翠凝(1875-?)、王妙如(1878?-1904?)、邵振華(1881-?)等人的小說創作或翻譯，相形之下，另一位女作家湯紅紱卻聲名不彰[2]。

事實上，較之其他女小說家，湯紅紱毫不遜色。根據筆者的發現[3]，她本名湯紱，自號紅紱女史，杭州仁和人，生卒年不詳。一九〇三年夏東渡日本，就讀於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4]，一九〇七年秋因病回國。據她自稱，因為「二三舊友，欲延予為擷秀女塾教授，再三辭不獲」，遂投身於女子教育事業，又由於「上課之暇，諸生每欲予譯述一二短篇小說，以資談助」，從而走上小說翻譯之路[5]。湯紅紱一人身兼女留學生、女教師與女小說家三種角色，可謂晚清新女性的代表。

與此同時，湯紅紱著譯兼備，堪稱難能可貴。她留下〈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兵〉、〈（朝鮮故事）龍宮使者〉、〈無人島大王〉等四篇「短篇小說」譯作，還創作了章回體長篇《（滑稽小說）蟹公子》。前兩種結集為《旅順雙傑傳》[6]，其他作品則連載於《民呼日報圖畫》[7]，皆發表於一九○九年。此後湯红紱的小說事業戛然而止，餘下《旅順雙傑傳》繼續流傳[8]。民國初年，南社社員王瀛洲編輯、小說家吳綺緣(1899-1949)評點的小說集《愛國英雄小史》即收入〈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兵〉。無獨有偶，南社詩人胡懷琛(1886-1938)亦將其納入小說集《中國女子小說》。兩書不斷再版，廣受歡迎[9]。兩篇小說更經由後者流傳到日治時期的臺灣，轉載於一九二一年的《臺灣日日新報》[10]。

若是仔細研讀湯紅紱的作品，我們會發現〈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兵〉與〈無人島大王〉屬於同一系列，關涉明治日本與晚清中國諸多文學文化潮流，意蘊尤為豐富[11]。首先，三部譯作同出一源，與明治日本戰爭文學息息相關，又對接了晚清「小說界革命」與「女界革命」的思路。近年學界關於晚清跨文化翻譯的研究，已經涵蓋維多利亞英國與明治日本言情小說、英國探險小說以及日本教育小說等諸多文類[12]。至於明治日本戰爭文學的中譯，目前僅見圍繞留日學生黃郛(1880-1936)所譯戰記小說《旅順實戰記》(1909)的討論[13]。湯譯小說實為女作家投身戰爭文學翻譯的難得範例，值得深入考察。其次，三部譯作主題高度一致，均著力塑造域外愛國英雄，宣揚國族論述、女權論述。史家關於此類晚清思潮的研究豐富而深入[14]，但較少以翻譯小說為分析對象，女性的聲音也依然有待發掘。湯譯小說具體而微地展示了女作家與國族、女權的糾葛，譯者對於人物、情節的調整，亦見證了域外與本土、傳統與新潮的磨合，因而值得珍視。最後，三部譯作的體式亦如出一轍。湯紅紱乃是受到晚清傳記著譯熱潮影響[15]，仿效傳記重塑了譯作的形式特徵。關於傳統文類滲入晚清小說，學者早有論述[16]；至於晚清小說與傳記的遇合，學界則尚未觸及。湯紅紱引傳記入小說的嘗試恰好為我們提供機會，藉以探討小說與傳記兩種文類的融通，闡發此一文學現象的內涵。如此看來，湯紅紱的翻譯小說深深嵌入晚清文化語境中，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可謂文化譯寫的典範。筆者以此視角切入，先探究湯紅紱怎樣融合明治日本戰爭文學與晚清「小說界革命」、「女界革命」的思路，展現出怎樣的翻譯動機。隨後釐析湯紅紱如何譯寫原著英雄人物展現的道德觀念，如何調和原著戰爭意識形態、晚清國族論述、女權論述以及儒家思想。進而探討湯紅紱如何因應譯作的主題，化用傳記體式，重構小說文類形態，並闡述此一譯寫策略如何重塑小說文本的功能與定位。在論述的過程中，筆者會著重關注湯紅紱塑造男女英雄時體現的性別差異，以及調和道德觀念、重構文類形態時流露的傳統思維。

二、文化潮流的融合：以明治日本戰爭文學熱潮與晚清「小說界革命」、「女界革命」為背景

若要深入研究湯譯小說，必須首先考訂其文本源流。經過筆者的探求，可以確認〈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兵〉、〈無人島大王〉分別譯自押川春浪(1876-1914)著〈（戰爭冒險譚）土牢の勇士〉(1905)[17]、真龍齋貞水(1861-1917)著〈（家庭講談）女露兵〉(1905)[18]，以及巖谷小波(1870-1933)著〈無人島大王：ロビンソン漂流記〉(1899)[19]。湯紅紱選取這三部日文作品，是有意為之，還是信手拈來？要解答此問題，必須追溯原著作家與戰爭文學的因緣，探究湯紅紱對於中日文化潮流的看法。

就今日的眼光來看，三部日文原著的作者皆是明治時代的「暢銷作家」[20]。「真龍齋貞水」稍顯特別，實為世代相傳的講談師藝名，此處論及的是四代真龍齋貞水，後改名早川貞水。「講談」為源於江戶時代的傳統表演藝術，同中國的「說書」形式相類，内容側重古史與軍記。到明治時代，講談被用於教化民眾，出現大量宣揚國民精神的作品[21]。真龍齋貞水就曾受內務省囑託，在全國各地巡迴表演，被稱為「御用講談師」。由於他的講談大量發表於報刊之上，本文權且稱其為作家。

巖谷小波為日本兒童文學的開山祖師，擅長將神話傳說和民間故事改編成兒童讀物。他曾擔任博文館發行的《少年世界》等雜誌主筆，並主編《日本昔噺》(1894-1896)、《日本お伽噺》(1896-1898)、《世界お伽噺》(1899-1908)等叢書。「お伽噺」即童話、故事之意，〈無人島大王〉便出自《世界お伽噺》第五編[22]。

押川春浪因撰寫軍事冒險以及科幻小說而知名，他的《（海島冒險奇譚）海底軍艦》(1900)被視作日本科幻小說的嚆矢。登上文壇之初，他曾得到巖谷小波大力提攜，二人於博文館長期共事。他在該館擔任《冒險世界》雜誌主筆，並創辦《武俠世界》等暢銷刊物。在晚清中國，押川春浪的小說也引發了廣泛回響，作品被翻譯的數目名列前茅[23]。

這三位作家的專長與風格大相逕庭，湯紅紱與之結緣，關鍵在於他們皆曾致力於創作戰爭文學作品。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戰爭文學如火如荼，令湯紅紱印象深刻：「適丁日露戰事，扶桑三島，義士雲集而響應。而血性所至，人人塗肝腦，蹈湯火，而不以為苦難。性命乎？犧牲哉！事業乎？鐵血哉！舉黃海以北，黑龍江以南之戰爭活劇，供一般文人學士，構成小說之絕新材料，昔昔而錄之，片片而訂之。」[24]在她看來，戰爭文學取材於戰爭中的英雄事蹟，可謂兼具傳記性與新聞性。

對照現有的研究，湯紅紱所言不虛。當時戰爭報導雜誌層出不窮，乃是戰爭文學作品的重要發表平臺[25]，而巖谷小波、押川春浪就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主編廣受歡迎的《日露戰爭實記》定期增刊《日露戰爭寫真畫報》（博文館發行）。兩人亦是主要撰稿人，將英雄事蹟源源不斷轉化為小說與故事，真龍齋貞水作為「從軍講談師」，其作品也屢屢出現於該刊[26]。湯紅紱自稱「課餘遊憩，專嗜讀名家小說，而於家庭、軍事兩種為尤好」，「購得百餘種，置之案頭」[27]，所指正是巖谷小波、押川春浪、真龍齋貞水等人的作品與《寫真畫報》之類雜誌。不過她現存的譯作皆取自博文館發行的其他刊物，〈土牢の勇士〉刊於《中學世界》，〈女露兵〉發表於《女學世界》定期增刊《家庭小說小天地》。兩刊分別面向少年讀者與女性讀者，卻一致塑造戰爭意識形態，足見戰爭文學無遠弗屆的影響力。至於〈無人島大王〉則情況特殊，需留待後文再談。

《日露戰爭寫真畫報》臨時增刊（博文館發行）

戰爭文學作品雖然數量龐大，但是思想單一。當時聲譽最隆的長篇戰記小說《肉彈》(1906)可作為代表。作者櫻井忠溫(1879-1965)為陸軍軍官，在旅順受重傷，以僅存的左手著書記錄其戰爭經歷。該書一紙風行，在歐美各國也譯本迭出。大概說來，《肉彈》旨在宣揚「忠勇」道德觀念，「忠」的對象乃是明治天皇代表的日本國，「勇」的內涵則是重名輕死的英雄氣概。兩者互為表裏，塑造出符合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軍人典範[28]。

〈土牢の勇士〉與《肉彈》的思想主旨基本一致，可列入湯紅紱所謂的「軍事小說」。作者著力刻畫忠勇兼備的日本男女英雄，情節大致如下：日本海軍實行第三回旅順口閉塞作戰，佐賀大尉指揮的軍艦被俄軍擊沉。大尉泅水脫生，卻不幸被俘。在押解途中，大尉偶遇一女子，得其溫言提醒，斷絕輕生之念。俄人百般誘降，大尉英勇不屈，被投入土牢。隨後日本陸軍發動旅順攻圍戰，女子在砲火中奔赴土牢，探望大尉。原來她實為大尉好友梶川少佐之妹凜子，早前深入旅順，刺探情報。凜子欲託付秘密文書，大尉不願貪功。待到日本陸軍砲轟旅順，土牢被炸毀，兩人一同回歸日營，與梶川少佐重逢。

〈女露兵〉同樣禮贊「忠勇」的道德觀，只是主人公為俄國女英雄：俄國女子哈拉冬（湯紅紱譯，日文拼作ハラドン）與丈夫情愛甚篤，兩人寄居哈爾濱，開一酒店謀生。不想丈夫被徵入伍，哈拉冬日夜思念，不顧多位友人勸告，赴戰場尋夫。她歷經艱難抵達旅順，為了與丈夫相伴，投身行伍，作戰英勇。丈夫負傷，哈拉冬及時援救，悉心照料，待其傷癒，重返疆場，卻不幸陣亡。《家庭小說小天地》為家庭小說結集，此一文類與明治時代女子教育密切相關，旨在塑造「良妻賢母」[29]。〈女露兵〉的獨特之處在於哈拉冬後來化身為女戰士，不過她戀夫情深，在戰場上救護丈夫，依然符合「良妻」的軌範。

與其它戰爭文學作品一樣，〈土牢の勇士〉與〈女露兵〉也以真人真事為本，兼具傳記性與新聞性。押川春浪在小說開篇直陳日俄戰爭中湧現的人物與事蹟提供了大量創作素材[30]，但隱去了具體故事來源。對照當時的新聞報導，可以大致推測出佐賀大尉、梶川凜子的人物原型。就前者而言，參與第三回旅順口閉塞作戰的日本海軍軍官應該為小說家提供了靈感。至於後者，關於日本婦人充當奸細以探取俄國軍情的新聞，在當時報刊上屢見不鮮[31]。押川春浪將忠勇兼備的男女英雄融匯於小說中，譜寫煙硝裏的浪漫之情。

真龍齋貞水對〈女露兵〉的素材則有明確提示，在小說結尾指出故事來源於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旅順發刊的俄文報紙《關東報》(Новыйкрай)[32]。以此為線索，筆者得以確認其取材自俄國女子哈里蒂娜(ХаритинаЕвстафьевнаКороткевич,1882-1904)女扮男裝，戰死沙場的新聞事件，傳播路徑則是從《關東報》到日文及英文報刊。當時日本風行一時的《戰時畫報》等雜誌都曾編譯此新聞[33]，《紐約時報》也迅速轉載[34]。根據真龍齋貞水的語言能力與小說寫作時間推斷，他參照的應該是《戰時畫報》編譯的報導〈旅順男裝女兵の戰死〉。此文圍繞哈拉冬一人展開，介紹其從軍以及戰死的經過，讚美其「為國家盡義務」[35]。真龍齋貞水的講談則以對話為主體展開敘述，前半虛構了夫婦分別、友人勸阻哈拉冬，以及尋夫途中遇險等情節，後半以報導為依據，加以潤色。

戰爭文學雖然喧騰一時，但時過境遷，即使《肉彈》一書也乏人問津，直到近年學界才關注此書在晚清中國的回響[36]。該書中譯本《旅順實戰記》由留日學生黃郛完成，在晚清民初廣受歡迎。黃郛譯書時正在日本振武學校攻讀，接受日式軍人道德與軍事技術訓練，對《肉彈》一書的戰爭觀與道德觀瞭然於胸。黃郛的《旅順實戰記》偏於直譯，不過，譯者身為中國人，譯書的動機並非禮讚日本軍人，而是期待警醒同胞。他的調整主要體現於〈譯者趣意〉、〈讀者注意〉、序跋等文本，藉此強化國恥觀念，激勵同胞效法日本軍人。其中陸光熙(1887-1911)所撰跋文概括得最為精煉：「夫此書在日本人視之，則為肉彈。在吾人視之，則為血淚。此書實含有我國民無數之血淚。今日讀是書而不恥且羨，而血不沸，淚不下者，必非中國男子。」「合我國父老子弟之淚與血，以雪國恥而揚國威。」[37]

湯紅紱的翻譯小說提供了日本戰爭文學影響晚清小說界的又一例證[38]。與黃郛稍有不同，湯紅紱將自己的翻譯事業直接與「小說界革命」相勾連。當時，「小說界革命」的口號已成老生常談，廣為流行的乃是言情、偵探等通俗小說。湯紅紱對此深為不滿，藉友人之口宣稱：「近日小說，或著或譯，不啻汗牛背而充屋棟，而卒之瑕瑜既雜，流弊遂滋。世固有受種種小說之影響，而因之破壞道德，潰決防閑者。彼迻譯者不得辭其咎也。」[39]可見她翻譯小說的動機在於宣揚國民道德，承襲了「小說界革命」的原初理想。因此，她對戰爭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大加讚美，期待以之為他山之石，振衰起弊。

對於湯紅紱而言，戰爭文學的意義就在於傳達「忠勇」道德觀。她在《旅順雙傑傳》序言中以晚清的國族論述加以概括：「以之振勵尚武之精神，鍛煉軍國民之資格，綽綽乎其有餘。嗟乎！此其有裨於社會何如也？」[40]所謂「尚武精神」，來自梁啟超的《新民說．論尚武》(1902)等文章，以明治日本為樣本，追溯並重建中國的尚武傳統，很快成為知識界的共同呼聲[41]。「軍國民」源自「軍國民主義」，由留日學生倡導，鼓吹尚武與愛國，提倡全民皆兵，內拒專制，外抗列強[42]。

如前所述，黃郛譯書面向「中國男子」，與之相對，湯紅紱則希望憑藉譯作推進晚清「女界革命」。「破壞道德，潰決防閑」之類批評，顯示湯紅紱對擁抱「自由戀愛」、突破傳統女德的風尚並不讚同。她試圖樹立的乃是女子救國的典範，故而從大量戰爭文學作品中「擇其文事之有裨女界者，譯述之」，「如俄哈拉冬，日梶川凜子者，非皆巾幗中之佼佼錚錚者乎」，「惟擇其善者而譯之，以為我學界之談助，並使吾女界中，知尚武之精神、軍國民之資格，不當為鬚眉所獨擅，而奮然興起焉，則誠譯此書者之苦心也」[43]。

對照日本戰爭文學的語境，我們會發現譯者確實精挑細選：軍事小說大多以男性為主角，她刻意選取兼及女英雄的〈土牢の勇士〉；家庭小說描摹「良妻賢母」，她單獨拈出讚美女戰士的〈女露兵〉。這其實與湯紅紱的教育背景頗有距離。她就讀的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致力於培養「良妻賢母」[44]。她鍾愛的女豪傑，其實是晚清「女界革命」推崇的典範。譬如當時流行的《女子世界》雜誌就常常刊載女豪傑傳記，宣揚「尚武精神」、「軍國民資格」[45]，其中一篇即是哈拉冬傳記，另一篇日本妓女傳記亦影響譯者對於凜子形象的塑造。據此可知，〈土牢の勇士〉與〈女露兵〉原著的素材早已融入晚清女權論述中，構成湯紅紱翻譯小說的思想背景，箇中原委，後文還會詳細分析。

相形之下，湯紅紱選擇翻譯〈無人島大王〉，稍顯特別。該篇雖是巖谷小波所著，但並非戰爭文學作品，而是節譯改編自英國冒險小說名著《魯濱孫飄流記》(RobinsonCrusoe,1719)。巖谷小波將第一人稱敘事變作第三人稱講故事口吻，刪繁就簡，講述了魯濱孫離家冒險、荒島求生、馴服土人，最終返國的經歷。可能是為了適應兒童的閱讀趣味，童話版忽略了魯濱孫歸依基督教的内容，結尾也從魯濱孫孑身歸家變作父子團聚。

巖谷小波〈無人島大王〉書影

湯紅紱熟悉巖谷小波的戰爭文學作品，翻譯其童話大概是愛屋及烏。魯濱孫的航海家身分也是吸引譯者的因素，因為自從梁啟超發表《新民說．論進取冒險》(1902)，「冒險精神」已成為知識界熟知的國民道德。與此同時，「激勵國民遠遊冒險精神」亦是「小說界革命」的口號之一[46]，故而《魯濱孫飄流記》等冒險小說中譯本層出不窮[47]。湯譯〈無人島大王〉延續了此一思路與實踐，開篇即襲用〈論進取冒險〉一文句式[48]，讚美航海家的勇氣：「與波濤戰，與颶飈戰，與暗礁戰，與蠻族戰，與嚴寒酷暑、毒蛇猛獸、烟瘴疫癘戰。」[49]此外，譯者還套用「軍國民主義」，將魯濱孫定位為一心愛國的「海國民」[50]。此類思想與日文原著無關，卻恰恰對應了戰爭文學中的「忠勇」精神。湯红紱漠視原著文類歸屬，轉而以戰爭文學為參照，闡釋〈無人島大王〉，重塑英國航海家。不過，〈無人島大王〉未出現女性人物，也就與女權論述無涉。

由此可見，湯红紱在投身小說翻譯事業時，融合了明治日本戰爭文學、晚清「小說界革命」與「女界革命」的視野，在中文語境裏重構了一系列愛國英雄敘事文本。她藉翻譯小說重振「小說界革命」與推進「女界革命」的動機，亦得到廣泛認同。在于右任(1879-1964)等友人幫助下，《旅順雙傑傳》由上海世界社出版，〈無人島大王〉發表於《民呼日報圖畫》。世界社是晚清無政府主義者的出版機關，《民呼日報》則是革命派的宣傳喉舌[51]，湯紅紱的譯作與兩大政治群體無關，她與「贊助人」的交集在於褒揚愛國英雄[52]。《旅順雙傑傳》正文之前冠以于右任的兩首詞作，即讚美佐賀大尉與凜子「雪窖氷天能報國，兒女英雄」，稱許哈拉冬「當罏少婦亦勤王。從古國殤紅粉少，百戰流香」[53]。

湯紅紱青睞《民呼日報圖畫》，與她熟稔《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等新聞畫報亦不無關係，可惜報紙單張隨生隨滅，〈無人島大王〉很快湮沒無聞。《旅順雙傑傳》則頗為幸運，因王瀛洲、胡懷琛將其編入《愛國英雄小史》與《中國女子小說》等選本，得以流傳久遠。兩書分別延續「小說界革命」與「女界革命」的思路。王瀛洲有感於「近頃坊間出版小說，大都趨重言情，關於國家社會之作，百無一見」，遂搜輯愛國英雄故事，「願讀吾書者，移其志名志利之熱忱，而志於愛國」[54]，與湯紅紱重振「小說界革命」的言論異曲同工。胡懷琛則針對女性讀者：「方今女學發達，女子課讀之餘，多喜瀏覽小說。惟坊本汗牛充庫，苦無相當之書。是編均出自女子手筆，文意皆佳，以供女子消遣，尤為適當。」[55]女子小說恰好是對女子教育的補充，與湯紅紱的設想一致。

三、道德觀念的調和：以晚清國族論述、女權論述與儒家思想為參照

上文的分析足以證明，湯紅紱翻譯戰爭文學作品的首要目的，乃是藉助小說彰顯國民道德典範。對她而言，無論大尉、凜子，還是哈拉冬、魯濱孫，皆足以體現戰爭文學中的「忠勇」精神。顯而易見，湯紅紱在意圖上將「勇」與「尚武之精神」、「軍國民」的尚武內涵，以及「冒險精神」相聯繫，將「忠」與「軍國民」、「海國民」的愛國內涵相對接。與此同時，湯紅紱還試圖整合原著女性形象與晚清流行的女豪傑典範。那麼，在翻譯小說時，是否將「忠勇」精神替換為國族論述、將女主角定義為女豪傑即大功告成？湯紅紱的做法並非如此直截了當。在筆者看來，她敏銳地意識到：晚清的國族論述雖與明治日本關係密切，與「忠勇」精神不乏相同之處，但絕非一一對應；晚清的女豪傑典範與原著女主角形象亦有距離；傳統的儒家思想依然影響深遠，不能不與之對話。要彌合文化差異，就必須以文化譯寫手法，調和原著戰爭意識形態、晚清國族論述、女權論述與儒家思想，重塑人物與情節。為此，湯紅紱調動多種資源，不僅涉及晚清政論文、新傳記、新小說與新聞報導，亦涵蓋儒家經典、正統史傳、古典詩詞與傳統白話小說。而譯寫的重點，則在於男英雄與女豪傑之「忠」與「勇」。

（一）譯寫「勇」

湯紅紱譯寫「勇」時，基本策略之一便是將國族論述編織到情節中。最明顯的例子是譯者描寫哈拉冬與丈夫分別，添加了「祈戰死」場面：「至則雙鷲之旂，隨風飄揚，槍刃森森，如銀如雪。而復有種種商界工界、農界學界，唱徵兵歌，來歡送者，『祈戰死』，『祈戰死』之聲，不絕於耳。」[56]晚清讀者對於梁啟超的名文〈祈戰死〉(1899)耳熟能詳，皆視此風俗為日本「尚武精神」的體現。湯紅紱應該不僅熟悉梁文，也曾親眼見證「祈戰死」，遂加以挪用，突出俄國人的國民意識。不過，〈旅順土牢之勇士〉、〈女露兵〉原著對主人公勇氣描繪充分，故而譯者增飾「尚武精神」之處並不多。

相對而言，〈無人島大王〉原著未能充分突出「勇」，譯者遂屢屢援引「冒險精神」，前文提及的〈論進取冒險〉自然是首選論述資源。譬如在魯濱孫十九歲出海遇到風暴一節，譯者大力渲染其勇氣：「設克祿蘇（即魯濱孫，湯紅紱譯）果脆弱者，勢且悔此一舉矣。顧克於平日，誠不識懼字為何物者，乃乘此顛簸震盪中，研究種種駕駛術，以為將來遇險之防備。」[57]「不識懼字為何物者」明顯出自〈論進取冒險〉引用的納爾遜(HoratioNelson,1758-1805)幼時名言：「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為何物也。」[58]其實英文原著中的魯濱孫此時又驚又怕，日文版本改成眾人不知所措，惟有魯濱孫沉著冷靜。湯譯沿襲之，又加以修飾，魯濱孫儼然不畏艱難，少年老成的大航海家。

除此之外，承載了「冒險精神」的冒險家事蹟也為譯者提供了借鑒。〈無人島大王〉開篇即虛構了少年魯濱孫的興趣與志向：「彼性機警，優膽略。五六齡時，最喜讀冒險小說。或有巨賈自海外歸，彼必與之談海國奇聞。年十一二，膽益壯，有時閒遊來海邊，每欲駕一舟，以達其航海之志。」[59]湯紅紱構想了培養魯濱孫「冒險精神」的社會環境：冒險小說流行、冒險家事蹟層出不窮，魯濱孫自幼耳濡目染，胸懷大志。這段內容不見於日文原著，而晚清一本題為《哥侖波》(1903)的翻譯傳記就出現了類似情節，譬如哥倫布(ChristopherColumbus,1450-1506)幼時「常流連海濱彌日」，舟人「告以海中奇遇，則喜不自勝」，「日往渡頭結舟子求奇聞不倦」[60]。可見譯者對於此類冒險家傳記頗為熟悉。

湯紅紱譯寫「勇」的另一策略，則是援引中國文學傳統與思想傳統重塑情節[61]。這一點在佐賀大尉身上體現得最為鮮明。譯者在〈旅順土牢之勇士〉開篇便模仿《三國演義》等小說的套路，添加了東鄉平八郎大將(1848-1934)策劃第三回旅順口閉塞作戰，大尉主動請纓的情節。大尉泅水至俄營，劈殺俄國巡邏兵，譯者引用明人沈明臣(1518-1596)〈凱歌〉一詩，不失時機地感歎道：「嗚呼！『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心中豈復有俄兵在乎？若佐賀大尉之神勇，真所謂一身都是膽也！」[62]大尉被押解途中受辱，譯者又化用《禮記．儒行》描繪其狀貌：「丈夫可殺不可辱，可死不可侮，可囚可禁而不可屈。大尉乃於四面楚歌之裏，怒髮沖冠，瞪目直視，三尺無明火，直欲冲霄漢而上。」[63]待到俄軍將領勸降，譯者襲用《三國志．蜀書．張飛傳》，令大尉如三國時的勇將嚴顏一般義正辭嚴：「頭可斷，肢可裂，心可剖，而日本海軍之秘密，絕不能為汝道隻字。」「吾國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64]如此一來，異國勇士的英雄氣概與中國傳統融匯無間，這也是梁啟超等人建構中國尚武論述的基本手法。

湯紅紱譯寫女勇士形象時手法類似。譬如原著稱凜子為「俠美人」，譯者遂感歎：「嗚呼！張祿耶？陶朱耶？彼漆身吞炭之俠士，又何多讓耶？」[65]此處引用范雎、范蠡、豫讓等歷史人物隱姓埋名的例子，與凜子相對照。在敘述哈拉冬作戰時，譯者又援引文天祥(1236-1283)〈過零丁洋〉一詩彰顯其英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則死耳，何足以懼？」[66]

與此同時，譯者屢屢強調女英雄行為之「奇」。譬如凜子赴土牢探望時，湯紅紱虛構了佐賀大尉的讚嘆之語：「以女子而孑身入戰地，奇矣；以女子而入戰地中危險幽僻之土牢，尤奇矣；入戰地之土牢而獨在硝煙彈雨之夜半，尤奇之奇矣。」[67]哈拉冬參軍時，譯者除了令俄軍士兵與軍官反復稱讚其「義」、「智」、「勇」，也發出「奇女子！奇女子！予嘉汝志，佩汝勇」之類感慨[68]。之所以「奇」，主要因為女英雄之「勇」使其突破了傳統女性的性別角色。

（二）譯寫「忠」

相對於「勇」，湯紅紱譯寫「忠」的方式更為複雜。在筆者看來，這主要是因為原著體現的「忠」並非中國傳統的「忠君」，在晚清的對應概念乃是「愛國」。眾所周知，「愛國」觀念的興起引發了倫理結構與道德意識的轉化，湯紅紱宣揚愛國，亦不能不針對晚清文化語境調整譯文。為此，她不僅援引國族論述、女權論述與傳統典故，而且重構小說情節，刻意突出愛國與儒家女德、夫婦之倫、父子之倫的衝突，並尋求調和之道。

湯紅紱譯寫〈旅順土牢之勇士〉時，建構的是愛國與女德的矛盾。原著中佐賀大尉與凜子皆為主角，兩人是志同道合的愛國英雄，湯紅紱闡釋為「英雄惜英雄，豪傑慰豪傑」[69]。但在塑造兩人愛國精神時，譯者顯然更關注凜子，改動較多。首先，譯者根據晚清女權論述，添加了凜子的教育背景與思想傾向，突出其愛國新女性與女豪傑的身分：

嗚呼！讀者諸君，欲一悉此女子之歷史乎？彼自數年前，曾卒業於大阪某女校。性聰穎，多機警，同學無能及者。繼為某地教授，輒演講女子報國事。彼以為地球人類，無等級無男女，驚世絕俗之事業，男子所奮身而優為者，女子皆可以奪其功。而心思之巧，機事之密，形跡之詭秘，有時且駕男子而上之。其言論之驚人類如此。[70]

前文已提及，明治日本的女子教育以「良妻賢母」為典範，女校培養女性教員，女性教員塑造女學生的人格。譯者對凜子經歷的設計符合明治日本的常規，但是凜子崇尚的論述卻超出了「良妻賢母」的軌範。此類「女尊男卑」的言論明顯源自晚清「女界革命」，在《女子世界》等女性報刊中流行一時[71]。此處譯者正是以此類女權論述為據，令筆下人物突破傳統的女德規範與性別角色。

譯文的另一重大變化是將凜子的身分改作妓女。原著僅提及凜子潛入敵營，探得秘密文書。到湯紅紱筆下，「欲建功，必冒險，欲報國，必捨身」[72]，凜子為救國投身娼寮，同敵將虛與委蛇，方才獲取軍事地圖。此一改動同樣與女權論述息息相關，主要來源是流行於晚清中國的「日妓竊圖救國」傳聞。一九○四年，《女子世界》傳記欄刊載〈記日本娼婦安籘夭史事〉，最早講述這一故事：日本妓女安籘夭史身為俄國將領妾室，卻盜出軍事地圖獻諸日軍。作者蔣維喬(1873-1958)試圖藉此激發中國女子的愛國心：「安籘氏者，日本之所謂醜業婦，人民之最下等者也，而猶知愛國。」「以彼視此，而吾國二萬萬女子，其媿死矣。」[73]此文的真實性頗惹人懷疑[74]，卻在晚清不脛而走，被廣泛轉載[75]，又改編為彈詞、傳奇與京劇[76]，搬演於舞臺之上[77]。

日本奇女子安籘夭史

與此同時，描述愛國女子犧牲色相以救國難的晚清小說亦為譯者提供了借鑒。譬如《女媧石》(1904-1905)講述女革命黨利用色相顛覆政府，《虛無黨真相》(1907)則記錄俄國虛無黨人試圖藉未婚妻引誘敵人，解救同志[78]。這些小說的特點在於女性角色皆出身高貴。而依據《虛無黨真相》眉批所言：「吾聞日俄之役，日本許多貴女捨身為妓，以作偵探，但知報國，不復計一己節操。此等舉動，未知中國學士以為何如？」[79]則「日妓竊圖救國」傳聞與此類小說早已互相融通。

湯紅紱正是在此思路下綜合素材重構情節，她並非強調妓女愛國，而是宣揚新女性為報國掙脫女德，犧牲肉體。儒家女德極度強調貞操，女子為保持貞節，維護家族名譽，往往不惜捨棄生命。如前所述，湯紅紱看重「防閑」，反對因兒女私情而違背女德，可見並未擺脫貞節觀念，她筆下的凜子亦非看輕貞操，而是深以為恥，自稱「妾一賤妓耳」[80]。如此一來，譯者刻意令女子主動以貞節為救國的代價，可謂創巨痛深，也就更突出了愛國情懷。吳綺緣的點評把這一層意涵揭示得最為明白：「而彼梶川凜者，更不惜以清白之軀，供敵人蹂躪，而藉以偵悉秘密，為祖國用，其功且高出于大尉倍蓰矣。」[81]因犧牲貞操，女子的愛國行為獲得了超越男子的道義性。

〈旅順土牢之勇士〉涉及的是未婚女子，湯紅紱譯寫〈女露兵〉時則著重處理夫婦之情與愛國之情的關係，強調兩者互相融通。此一思路在原著中並未凸顯，譯者乃是再度受到《女子世界》的影響，尤其是該刊傳記欄登載的〈記俄女恰勒吞事〉。此文同樣講述哈拉冬事蹟，但是應該直接源自新聞報導，在文章結尾，作者丁祖蔭(1871-1930)作出如下評論：

專制國民氣抑鬱，軍魂不作久矣！聞吾祖國二千年前，有愛父以愛其國者。今同政體之鄰國女子，乃猶以愛夫故而愛其國。女特一役夫之下賤婦，其愛國思想，卒能始終不稍渝，且其沉毅勇敢，百折不挫，蓋冒險與慈惠性質，有為偉丈夫所不能為者。[82]

對他而言，花木蘭因愛父而愛國，哈拉冬則是因愛夫而愛國。由於資料來源不同，丁祖蔭筆下哈拉冬出身低賤，而湯紅紱則稱其「家世仕宦」[83]。

湯紅紱在譯寫時襲用了「以愛夫故而愛其國」的闡釋方式。她以原著為基礎，首先著力摹寫哈拉冬夫婦伉儷情深，強調哈拉冬尋夫的動機在於愛戀夫婿。湯紅紱援引書寫離愁別緒的古典詩歌，化用《楚辭．九歌》、陳陶〈隴西行〉等作品，形容兩人情意之篤，別離之苦：「悲莫悲於生別離，背鄉井，離父母，別妻子。人孰無情，誰能遣此？」「古人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哈拉冬其古今同慨耶？」[84]

就愛國之思而言，湯紅紱將一貫愛國的丈夫塑造成引導者，以夫妻之情來啟發愛國之情。根據原著，丈夫被徵入伍，妻子並不情願，丈夫不得不百般勸解，曉以大義：「得為陛下敵王愾，以揚我俄羅斯之光榮，即使馬革裹吾屍，亦大快事。」「予因國家之召集，盡國民之義務。」[85]譯者令哈拉冬萌生了不能從軍的遺憾：「妾惜一弱女子，不能與君執桴鼓，赴戰場。否則易笄而弁，為君執鞭，赴旅順，穀同室，死同穴，亦大快意事。今乃為巾幗所縛，語所謂人生不幸為女子身，其妾之謂乎？」[86]此處流露了中國傳統的視角，對哈拉冬而言，愛戀丈夫足以使其奔赴戰場，只是礙於女子的性別角色而留守家中。譯者令丈夫表示認同：「予為國盡力，卿為我盡力，一理也。」[87]男子「為國盡力」，妻子則只需「為夫盡力」。

隨後，哈拉冬經歷從主婦到軍人的轉變，譯著對此的闡釋與原著大致相同：「妾雖婦人，亦識忠義，使得見收於將軍麾下，妾願荷軍械，習戰陣，以報我俄羅斯皇帝陛下。」[88]根據譯著的邏輯，她是通過「為國盡力」，而獲得「為夫盡力」的機會，可謂兩全其美。哈拉冬超越其性別角色從軍，又在戰場上救護受傷的丈夫，精心調養，令其痊癒，保持了「良妻」的身分。

待到譯者描述哈拉冬戰死的動因時，「為國盡力」既與「為夫盡力」相通，又高於後者。本來原著中丈夫傷體痊癒，令哈拉冬歸隊從事軍務[89]，可謂是「為夫盡力」之後，重新「為國盡力」。譯者則改成丈夫因臂傷不能作戰，請求哈拉冬替他出征：「上可以報軍國之深恩，下亦可以盡伉儷之私誼。立功業，成名譽，此其時也。」「明公理者不必戀私恩，審大義者不得拘小節，卿能力戰以報國，亦我俄羅斯女人之光榮也。」[90]哈拉冬欣然答應，「願為俄羅斯陛下出而一戰」[91]，最後戰死沙場。換言之，譯者認為夫婦之情是愛國之情的基礎，但愛國高於愛夫；「良妻賢母」與女豪傑並不衝突，但愛國女豪傑乃是更為崇高的典範。相對於原著，譯著令丈夫提出替夫出戰，可謂主動犧牲夫婦之情，成就國民義務。

到譯寫〈無人島大王〉時，湯紅紱以晚清的文化語境為據，在譯文中建構了愛國與孝親的關係。事實上，湯紅紱的做法並非特例，之前出版的三部《魯濱孫飄流記》中譯本均意識到冒險離家有違儒家孝道，又努力為叛父離家正名[92]。湯紅紱的翻譯與之類似，特別之處在於她受到戰爭文學的影響，將魯濱孫定位為「海國民」，大量援引國族論述，極力突出其愛國之情。譯者在小說開篇即令魯濱孫宣稱：「吾視颶風若新空氣，視帆檣為試騐品，外人幸目我同胞為海國民，設果蟄伏不敢出，勢且滋人笑。」[93]如此一來，航海可謂英國人的國民義務，如果不履行，「不得發見一島一峽」[94]，則有辱國格，個人事業與國族榮譽相貫通。

隨後，湯紅紱在譯本中增添了國旗這一意象，以之為召喚愛國之情的「聖物」。魯濱孫初至巴西，在海邊「忽見有懸雙帆飄祖國旂，疾駛於南太平洋者，乃觸動其乘風破浪之志願」，國旗激發了冒險的動力；在荒島上，魯濱孫製造木船，「乃以己名名之，船之桅，懸國旂一，係克所特製者」，借國旗昭示回歸之心；不久，「復有一大帆船接踵來，而船上旂幟，復為英式，克一見之後，乃躍然大呼曰：英國旂！英國船！吾見是船，若見吾祖國。」國旗則又慰藉了他對國族的思念[95]。

在描繪魯濱孫與父親的感情時，湯紅紱比其他譯本更具有調和色彩。原著中魯濱孫不辭而別，離家出走，返鄉時父母雙亡，此前的中譯本均保留這一情節結構，有些譯本偶爾描繪其思念雙親。湯紅紱則將不辭而別改成父母許可：「其父母又復衰耄，溺愛備至，讅克之喜冒險也，故為嚴詞以羈束之，使不至以輕率蹈危險。」「夙夜餂二老，隱為譬曲為喻，務欲達其平日之目的而後已。曾不數月，而父母果為所動。」[96]冒險遂成為父子共同的意願，家人為國民義務犧牲親子之情。此外，湯紅紱又令魯濱孫在荒島上思念故土，心懷老父：「我克祿蘇故鄉之敝廬，果絕無損壞乎？我父無恙乎？」[97]日文原著的結局已改為父子團聚，湯紅紱順水推舟，大力渲染了父子重逢，重續天倫的場面：「忽而驚，忽而疑，忽而握手相慶，莫可名狀者，非他人，即克祿蘇之老父也。」[98]回歸祖國與回歸家庭遂合而為一。顯而易見，譯作凸顯了愛國與孝親的等差，但是又試圖兩全其美。

眾所周知，無論明治日本的「忠」，還是晚清的「愛國」，均要求國民無條件服從國家的召喚[99]。湯紅紱以此為標準返觀晚清的文化語境，呈現了女德、夫婦之倫、父子之倫與國民義務可能的衝突。她一方面建立愛國高於其他倫理關係的等差，根據「明公理者不必戀私恩」之類論述，她藉以擡高愛國之義的依據，還是傳統的公私之別。也即是說，「公」天然具有道義上的優勢，「私」則不然。既然國家佔據了前者，女德、夫妻、父子則相應地退入「私」領域[100]。另一方面，她其實對女子之貞節、夫妻之情、人子之孝心心念念，因此不斷強調上述道德觀念與愛國之情相融通。在譯者筆下，男女英雄均高度重視貞節、夫妻情、父子情，他們義無反顧地為救國而加以割捨，去私就公，恰恰足以證成愛國的道義性。

注釋：

本文初稿宣讀於「二〇一三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二〇一五至二〇一六年，筆者蒙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於哈佛大學圖書館收集、調閱大量明治日本報刊材料，得以完善本文論述，在此敬致謝忱。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輯委員會提供修改意見，筆者亦衷心感謝。

[1]參見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23；黃錦珠：《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頁65-146。

[2]郭延禮的研究以綜論為主，涉及前述諸位女小說家。王德威曾論述王妙如所撰長篇小說《女獄花》(1904)展示的女權思想。黃錦珠詳細討論了王妙如、邵振華、黃翠凝等女小說家的生平與創作特色。錢南秀的近著則全面考察了薛紹徽的著述，其中包括翻譯小說《八十日環遊記》(1900)。郭延禮：〈女性在20世紀初期的文學翻譯成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3期，頁38-50；〈20世紀初中國女性小說家群體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頁1-15；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頁218-221；黃錦珠：《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家小說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4年）；NanxiuQian,Politics,Poetics,andGenderinLateQingChina:XueShaohuiandtheEraofReform(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15)。

[3]《旅順雙傑傳》之譯者序是目前所見關於湯紅紱生平的唯一資料。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收入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雙傑傳》（上海：世界社，1909年）。

[4]湯紅紱將在日就讀的學校寫作「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有兩種可能：其一為一八七五年設立的東京女子師範學校，一八九〇至一九〇八年稱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隨後改稱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為御茶之水女子大學前身。其二為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一九〇〇年建校，為東京學藝大學前身之一。根據晚清留日學生姓名表，「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一般稱作「女子高師」，「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則稱「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兩相對照，可以推斷湯紅紱就讀於東京府女子師範學校。參見佚名編：《清末各省官自費留日學生姓名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50輯），頁299、317。可惜筆者在此類晚清留日學生名冊中未能尋得湯紅紱的蹤跡，而東京學藝大學所藏學生檔案迄今尚未公開，校史著作也未涉及晚清中國留學生。

[5]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1。關於湯紅紱任教的擷秀女塾，筆者迄今未能尋得相關信息。

[6]押川春浪：〈旅順土牢之勇士〉、龍水齋貞一：〈女露兵〉，均收入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雙傑傳》。後一篇原著者有誤，詳見下節分析。

[7]紅紱女史譯：〈（朝鮮故事）龍宮使者〉，《民呼日報圖畫》第2-15號（1909年5月16-30日）；小波重譯，紅紱節譯：〈無人島大王〉，《民呼日報圖畫》第30-44號（1909年6月13-27日）；紅紱女史：《（滑稽小說）蟹公子》，《民呼日報圖畫》第45-89號（1909年6月28日—8月11日）。《民呼日報圖畫》為《民呼日報》附送的單張畫報，參見陳平原：《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之外》（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頁301-311。本文引用之《民呼日報圖畫》，見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年）。

[8]〈龍宮使者〉後來亦有轉載版本，紅紱：〈龍宫出使大臣〉，《禮拜三》第1-2期（1914年7月）。但半途而廢，流傳不廣。

[9]王瀛洲編輯，吳綺緣評點：《愛國英雄小史》（上海：交通圖書館，一九一七年初版，一九一九年再版，一九二一年三版）、《愛國英雄》（上海：全民書局，一九二八年四版）。波羅奢館主人：《中國女子小說》（上海：廣益書局，一九一九年初版，一九二三年再版）。前者潤飾了小說字句，且在文末增加了吳綺緣的評點，後者則將〈旅順土牢之勇士〉改題為〈旅順勇士〉。

[10]〈旅順勇士〉，《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21年8月27日—9月4日）；〈女露兵〉，《臺灣日日新報》第6版（1921年9月13日—23日）。均收入吳福助主編：《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彙編》（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08年），第11冊，頁362-402。就〈旅順勇士〉這一題目來看，《臺灣日日新報》應該錄自《中國女子小說》。

[11]〈龍宮使者〉與《蟹公子》風格類似，均為諷刺小說。《蟹公子》為章回體，但是以文言寫就。

[12]潘少瑜：〈維多利亞《紅樓夢》：晚清翻譯小說《紅淚影》的文學系譜與文化譯寫〉，《臺大中文學報》第39期（2012年12月），頁247-294；李歐梵：〈林紓與哈葛德—翻譯的文化政治〉，收入彭小妍主編：《文化翻譯與文本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年），頁21-69；陳宏淑：〈翻譯「教師」—日系教育小說中受到雙重文化影響的教師典範〉，《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6期（2015年3月），頁31-62。

[13]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79-84、87-91；藤村裕一郎：〈一本「戰記」小說的日中轉換—從《肉彈》到《旅順實戰記》〉，《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9年第2期，頁44-57。

[14]關於晚清國族論述，參見黃克武：〈魂歸何處？梁啟超與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再思考〉，《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頁193-216；陳繼東：〈在中國發現武士道—梁啟超的嘗試〉，《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卷第2期（2010年12月），頁219-254；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5期（2011年12月），頁51-88。關於晚清「女界革命」，參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JoanJudge,ThePreciousRaftofHistory:ThePast,theWest,andtheWomanQuestionin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8)。

[15]關於晚清傳記著譯熱潮，參見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29-142；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頁77-158；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JoanJudge,ThePreciousRaftofHistory。

[16]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59-207。

[17]押川春浪：〈（戰爭冒險譚）土牢の勇士〉，《中學世界》第8卷第1-2期（1905年7月）。隨後收入作者之小說集，押川春浪：〈土牢の勇士〉，《（冒險小說）怪雲奇星》（東京：本鄉書院，1906年），頁355-395。本文引用版本為後者。〈旅順土牢之勇士〉的原著乃是出自樽本照雄的考證，其他兩部原著均係筆者考證。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說目錄X》（大津：清末小說研究會，2015年），頁2510-2511。

[18]真龍齋貞水：〈女露兵〉，《女學世界》第5卷第2號定期增刊《家庭小說小天地》（1905年1月）。本文引用版本為小山靜子監修：《女學世界》明治期復刻版（東京：柏書房，2005年），第33冊。

[19]巖谷小波編，渡部審也畫：〈無人島大王〉（東京：博文館，1899年）。本文引用版本為巖谷小波：〈無人島大王〉，《世界お伽噺：合本．第一集》（東京：博文館，1908年）。

[20]關於三人的介紹，此處主要參考上田正昭等監修：《講談社日本人名大辭典》（東京：講談社，2001年），頁1522、253、436；磯田光一等編：《新潮日本文學辭典》增補改訂版（東京：新潮社，1988年），頁120-122、225-226。

[21]關於講談，參見林以衡：《東、西文化交錯下的小說生成：日治時期臺灣漢文通俗小說對東亞／西洋小說的接受、移植與再造》（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頁159-163。

[22]〈龍宮使者〉亦譯自同一叢書，巖谷小波編，田代古崖畫：〈龍宮の使者〉，《世界お伽噺》（東京：博文館，1904年），第六十四編。

[23]陳平原：《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頁44-45。

[24]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1。

[25]三谷憲正：〈「戰爭とメディア」論—『日露戰爭寫真畫報』を中心として〉，《國文學：解釋と教材の研究》第46卷第6期（2001年5月），頁73-79；池內輝雄：《近代文學の領域：戰爭．メディア．志賀直哉など》（東京：蒼丘書林，2009年），頁14-87。前者探討了《日露戰爭實記》與《日露戰爭寫真畫報》傳達的戰爭意識形態，後者討論的雜誌包括《女學世界》、《日露戰爭實記》（含《日露戰爭寫真畫報》）與《軍國畫報》，不過關注的重點乃是反思戰爭的文學作品。

[26]此處每人各舉兩例，巖谷小波：〈（戰時お伽噺）露國の大勇士〉，《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第1卷（1904年4月）；巖谷小波：〈（軍國小說）從軍志願〉，《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第3卷（1904年6月）。押川春浪：〈（戰時小說）露探の妻〉，《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第1卷（1904年4月）；押川春浪：〈（戰時お伽噺）日本の大勇士〉，《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第2卷（1904年5月）。真龍齋貞水：〈（軍國講談）上等兵の義俠〉，《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第22卷（1905年5月）；真龍齋貞水：〈（軍陣逸話）蘇鐵將軍〉，《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第26卷（1905年7月）。

[27]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1。

[28]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頁79-84、87-91；藤村裕一郎：〈一本「戰記」小說的日中轉換—從《肉彈》到《旅順實戰記》〉，頁44-57。

[29]磯田光一等編：《新潮日本文學辭典》，頁271。

[30]押川春浪提到「ステッセルの穴居」與「露國美人の慘死」。前者指的是俄國將領斯特塞爾(АнатoлийМихaйловичСтeссель,1848-1915)，後者應該是〈女露兵〉的原型。押川春浪：〈土牢の勇士〉，頁355。

[31]蔡祝青：〈舞臺的隱喻：試論新舞臺《二十世紀新茶花》的現身說法〉，《戲劇學刊》第9期（2009年1月），頁64。

[32]日文原文為：「然れば旅順にて發刊する、關東報と申す露字新聞、十一月十二日の紙上に、右事實の全體を誇ッて記しました、夫に基いて私が斯は講談に致しましたのでございます。」小山靜子監修：《女學世界》，第33冊，頁465。

[33]佚名：〈旅順男装女兵の戰死〉，《戰時畫報》第31號（1904年12月），頁19-20。

[34]“ARussianHeroineSlain;SheDonnedMasculineClothesandFoughtBravelyatPortArthur,”TheNewYorkTimes,November17,1904.

[35]日文原文為：「⋯⋯國家に對する義務を果す⋯⋯」佚名：〈旅順男装女兵の戰死〉，頁20。

[36]關於《旅順實戰記》，本段主要參考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頁79-84、87-91；藤村裕一郎：〈一本「戰記」小說的日中轉換—從《肉彈》到《旅順實戰記》〉，頁44-57。

[37]陸光熙：〈跋〉，收入櫻井忠溫著，黃郛譯：《旅順實戰記》第三版（東京：武學編譯社／北京：新學會社，1909年），無頁碼。

[38]湯紅紱與黃郛應該不相識，兩人的翻譯也無影響關係。湯紅紱一九〇七年秋已回國，隨後開始譯書，一九〇九年元月元日為《旅順雙傑傳》作序，該書同年三月出版。黃郛的《旅順實戰記》完成於日本，一九〇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版，譯者次年方才回國。

[39]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1-2。

[40]同前註，頁1。

[41]參見黃克武：〈魂歸何處？梁啟超與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再思考〉，頁202-206；陳繼東：〈在中國發現武士道—梁啟超的嘗試〉，頁219-254；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傳統的發明與越境〉，頁71-76。

[42]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頁55-69。

[43]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2。

[44]小山靜子：《良妻賢母という規範》（東京：勁草書房，1991年），頁65-92。

[45]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54-58。

[46]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1902)，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62。

[47]此類譯本包括沈祖芬譯《絕島漂流記》(1902)、秦力山譯《魯賓孫漂流記》(1902-1903)、林紓與曾宗鞏合譯《魯濱孫飄流記》(1905)、《魯濱孫飄流續記》(1906)等。參見拙作：〈家與國的抉擇：晚清RobinsonCrusoe諸譯本中的倫理困境〉，收入王宏志編：《翻譯史研究》第一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01-223。

[48]「隻身探險於亞非利加內地，越萬里之撒哈拉沙漠，與瘴氣戰，與土蠻戰，與猛獸戰，數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開通，為白人殖民地，則英國之立溫斯敦Livingstone其人也。」梁啟超：〈論進取冒險〉，《飲冰室專集之四》（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24。

[49]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1冊，頁214。

[50]同前註。

[51]世界社由吳稚暉、李石曾一九〇六年於巴黎創設，發行著名無政府主義刊物《新世紀》。一九〇七年在上海望平街開設分部，發行《世界》雜誌，于右任亦參與其中。一九〇八年于右任創立《民呼日報》，世界社為其後盾。湯紅紱在〈自序〉中並未提及于右任，但是鑒於于右任為綰合世界社與《民呼日報》的關鍵人物，可以推知湯紅紱得其助力。參見馮自由：〈上海《民呼日報》小史〉，《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中冊，頁586-587；劉延濤編：《民國于右任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44-145。

[52]關於贊助人(patronage)，參見AndréLefevere,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2),pp.14-17。

[53]神州舊主：〈浪淘沙．題《旅順雙傑傳》〉，收入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雙傑傳》。「神州舊主」為于右任早年筆名之一，此詞亦可證明兩人相識。參見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全編增訂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1。

[54]王瀛洲：〈愛國英雄小史自序〉，收入王瀛洲編輯，吳綺緣評點：《愛國英雄小史》（上海：交通圖書館，1917年），頁1。

[55]轉引自宋聲泉、馬勤勤：〈早期鴛鴦蝴蝶派與中國女性小說創作的發生〉，收入喬以鋼等：《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現象與性別》（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85。《臺灣日日新報》轉載兩篇小說時沒有任何評論，但是其教育旨趣顯而易見。

[56]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7。

[57]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1冊，頁221。

[58]梁啟超：〈論進取冒險〉，頁28。

[59]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1冊，頁214。

[60]勃臘忒(Mrs.MaraLouisePratt-Chadwick)著，包光鏞、張逢辰譯：《哥侖波》（上海：文明書局，1903年），頁1-2。

[61]至於原著中富有日本風味的典故，譬如以面貌兇惡的「仁王（即金剛力士）」和驍勇善戰的「阿修羅王」形容大尉的形象，譯文中則消失不見。押川春浪：〈土牢の勇士〉，頁384、391。

[62]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5。

[63]同前註，頁7。

[64]同前註，頁10。譯者塑造其他男英雄時手法相同。譬如魯濱孫襲擊蠻族，譯者就形容其「不啻如亞夫將軍從天而降，佩刀一舉，百夫莫當」。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1冊，頁294。

[65]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16。

[66]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29-30。

[67]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14。

[68]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19、22。

[69]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8。

[70]同前註，頁15。

[71]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75-101。

[72]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15。

[73]竹莊（蔣維喬）：〈記日本娼婦安藤夭史事〉，《女子世界》第6期（1904年6月），頁26。

[74]此文充滿對話與心理描寫，過於細緻，而且筆者搜索日俄戰爭期間的各類日文報刊，均未尋得安籘夭史的蹤跡。

[75]竹莊：〈記日本娼婦安藤夭史事〉，《東浙雜誌》第1期（1904年9月），頁1a-b；箸夫：〈論安藤夭史之愛國〉，《之罘報》第9期（1905年5月），頁5-7。

[76]彈詞版本為郢白：〈（軍事小說．彈詞體）瀛姝雙俠〉，《江蘇白話報》第1期（1905年2月），頁17-18。傳奇版本為俠抱：〈盜圖報國〉，《滇話》第3期（1908年6月）。京劇版本為《二十世紀新茶花》，劇本摘要見《新茶花》，《圖畫日報》第1-38號，1909年8月16日—1909年9月22日；《續新茶花》，《圖畫日報》第301-341號，1910年6月12日—1910年7月31日。筆者尚未得見《滇話》第3期，此處依據阿英的記錄，該劇「譜日俄戰爭時，日妓女竊俄將地圖事」。阿英編：《晚清戲曲小說目》（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頁49-50。關於《二十世紀新茶花》，參見蔡祝青：〈舞臺的隱喻：試論新舞臺《二十世紀新茶花》的現身說法〉，頁31-82。

[77]除了以京劇搬演此故事，筆者還發現滇劇演出〈盜圖報國〉的記錄：「余日前曾觀吾滇今之所謂著名名角，所演新戲〈盜圖報國〉一齣，其描寫日妓妖艷則過之，而愛國之熱忱，手段之精詳，未見其惟妙惟肖也。」淚：〈改良優界議〉，《雲南日報》宣統三年(1911)二月十七至十九日，收入顧峰編著：《雲南歌舞戲曲史料輯注》（昆明：雲南省民族藝術研究所戲劇研究室，1986年），頁344。

[78]劉慧英：《女權、啟蒙與民族國家話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頁87-93。

[79]轉引自同前註，頁91。

[80]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17。

[81]王瀛洲編輯，吳綺緣評點：《愛國英雄小史》，下編，頁69。

[82]初我（丁祖蔭）：〈記俄女恰勒吞事〉，《女子世界》第10期（1904年12月—1905年1月），頁17。根據夏曉虹教授研究，《女子世界》從第10期開始出版延誤。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68-69。

[83]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31。

[84]同前註，頁3、9。

[85]同前註，頁4-5。日文原文為：「是も國のため陛下のお為だから致方がない、⋯⋯」「是も國家へ盡す義務といふものだ、此召集に應じなければ國恩を知んのであるから、⋯⋯」小山靜子監修：《女學世界》，第33冊，頁454。

[86]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5-6。

[87]同前註，頁6。

[88]同前註，頁20。日文原文為：「此上は女といへども國恩に報ゆるため、兵士と共に武裝して軍隊のお役を勤めたうございます、⋯⋯」小山靜子監修：《女學世界》，第33冊，頁460。

[89]日文原文為：「⋯⋯お前は切ての事に再び隊に戻ッて軍務に服してくれ」小山靜子監修：《女學世界》，第33冊，頁463。

[90]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28-29。

[91]同前註，頁28。

[92]拙作：〈家與國的抉擇：晚清RobinsonCrusoe諸譯本中的倫理困境〉，頁201-223。

[93]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1冊，頁214。日文原文為：「此人は幼少い時分から、船に乘って遊ぶのが、何より好きでありましたから、何卒自分は航海者に成って、一生船に乘って暮らし度いと、此事斗り考へて居ましたが、⋯⋯」巖谷小波：〈無人島大王〉，頁1-2。

[94]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1冊，頁233。

[95]同前註，頁233、287。

[96]同前註，頁214。日文原文為：「阿父さんや阿母さんは、そんな浮雲い事はするなと云って、如何しても許しませんので、とうとう遂には、兩親に内證で自家を出て、航海者の仲間に入ってしまひました。」巖谷小波：〈無人島大王〉，頁2。

[97]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1冊，頁287。

[98]同前註，頁308。日文原文為：「丁度三十五年目に、英吉利の自家へ歸りまして、久しぶりで阿父さんに會ひ、手を執り合って、お互ひに無事を賀びましたとさ。」巖谷小波：〈無人島大王〉，页83-84。

[99]溝口雄三著，鄭靜譯：《中國的公與私．公私》（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頁108。

[100]同前註，頁5-88。

（作者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圖片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