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至7月，宋教仁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农林总长。为杜绝请托、树立新风，上任伊始，他就在《民立报》刊登《宋教仁启事》，称“部中职员量材任用，一切干谒概行谢绝……所望亲知故旧，曲加体量，不事无谓之请托推荐”。他特别电告《民立报》发行部，向他亲朋较多的北京、长沙等地各加派1000份。

　　宋教仁不耍“两面派”，说到做到。5月初，昔日同窗好友冯为莹来信，希望宋教仁能帮他在家乡谋得一职。宋教仁回信：“君耽于清淡，素性疏懒，岂堪宦海繁钜。昔以史公自许，他日国史馆成立，定当荐一席以报也。”话虽婉转，但拒绝之意明显，让人不好意思再开口。

　　6月7日，宋教仁又刊出《农林总长宋教仁启事》，再度表明拒绝请托的态度，“凡大雅所推，或上书请试，诸君子其姓名住址均已汇登记室，俟将来本部扩充，需才孔亟之时，再行函聘。此刻诸君行止，尽可自便，幸勿为守株之待，致误杖策之游也。”两则启事充分展现了宋教仁革除用人弊病的决心，可堪称道。

　　不仅如此，宋教仁还大胆晒“三公经费”，开政府财务公开之先河。宋教仁认为政府经费来源于民，收支是否合理，使用是否正当，国民有权知道。6月8日，宋教仁在政府公报刊登《农林部咨财政部5月决算清册》，将农林部当月所有收支分项细列，公告社会。

　　宋教仁的清廉其来有自。1907年，他考察东北后出版了《间岛问题》一书，意在揭露日本侵占间岛（位于长白山东南）的阴谋，“以为政府谈判援助”。日本当局深恐自己精心编造的伪证被戳穿，妄图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宋教仁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仅予以拒绝，并冒着被同盟会诸君误解的风险，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清廷据此在对日谈判中取得成功，时人谓之“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袁世凯专门致电驻日公使馆赠宋教仁2000日元，宋教仁说“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赚几文钱也”，遂将这笔钱散发给生活拮据的留日学生。

　　政德往往联系着私德，为政岂能不修身。宋教仁在当时就被奉为“道德家”，他洁身自好，律己甚严，从而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推崇的廉政楷模。

（选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