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说：“共产党人，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徜徉于井冈山的“红色”与绿色之间，空气中除了负氧离子，还有信仰的氤氲。

　　井冈山的斗争波澜壮阔、血雨腥风，既有对与错的争论，又有走与留的抉择，更有生与死的考验。伪装者无处藏身，投机者无从得利，脆弱者无以坚持。只有信仰至真至纯者，才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井冈山，又无怨无悔地走下井冈山。

　　他们本可以锦衣玉食、高官厚禄，却甘愿风餐露宿、出生入死。像卢德铭、张子清、王尔琢等人，都是黄埔军校的优秀学生。

　　他们本可以谋求高薪、出人头地，却毅然投笔从戎、九死一生。像罗荣桓、伍中豪、何挺颖等人，都是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

　　他们本可以儿女情长、相夫教子，却决然卸下红装、驰骋沙场。像曾志、贺子珍、伍若兰等人，都是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

　　他们和所有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革命者一样，不为别的，只为心中崇高的信仰。

　　越是了解历史的细节，就越是叹服于信仰的惊天伟力。毛泽东带领工农武装终于在井冈山立住脚，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大好局面。但是，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毛泽东对秋收起义的失败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而湖南省委特派员来到井冈山宣布这条决定时，由于记忆错误，竟然变成“开除党籍”。可以想象，该是多么纯粹的信仰、多么伟大的胸襟，才使毛泽东能够坦然面对这样的错上加错、人生低谷。

　　越是走进历史的深处，就越是震撼于信仰的可歌可泣。1929年7月，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不幸被捕，敌人见诱降不成，就挖掉他的双眼，挑断他的脚筋和手筋，然后把他放到蒸笼里活活蒸死。1930年7月，担任红八军军长的何长工率领红军攻克长沙后，反动派对他在湖南华容的家人进行报复，将他的30多个亲人抓起来，残忍杀害，其中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可以想见，得有怎样坚定的信仰、怎样执着的选择，才使他们能够承受如此的生理和情感剧痛。

　　从1930年2月起，井冈山血火凝成的信仰，就伴随共产党人、革命军人，走过雪山草地，走过黄河长江，走过十四年抗战，走过三年硝烟，走向新中国。

　　历史是最好的镜鉴。今天，面对井冈山一处处红色旧址，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扪心自问：追随信仰的动机纯不纯？践行信仰的底气足不足？将信仰坚持到底的决心够不够？

　　古田会议之前的朱、毛之争，尽管异常激烈，但都是源于对主义的求索、对真理的探索，与派别无关、与名利无关、与争权无关，双方的诚恳态度、高尚情操、优秀品格让人折服。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不掺私心、不含杂质。现在的党员干部，在面对党旗庄严宣誓、面对组织高调表态时，动机是否像他们一样纯粹、内心是否像他们一样干净？

　　曾志在生前写下一份名叫《生命熄灭的交代》的遗书。遗书写道：“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的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从15岁立下誓言，到87岁逝世，曾志对自己的信仰不曾有丝毫动摇，对革命的热情不曾有半分减退。如果以曾志为标杆，我们践行信仰的底气在哪里、差距有多大？

　　井冈山斗争时期，前后出现了4次关于“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深刻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信念。1930年1月5日，针对林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的来信，毛泽东决定回复一封信，既帮助林彪转变思想，又借以教育广大官兵。这封信，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讲信仰都是需要资格的。如果自己不真懂不真信，如何教育别人真懂真信？如果自己不真学不真做，怎么要求别人真学真做？

　　走上井冈山，我感受到信仰刺破黑暗的力量；走下井冈山，我意识到信仰照亮未来的漫长。

（选自《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