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千源（摄影 姜晓明）

特约撰稿|吴琦

实习记者|刘付诗晨 发自北京

编辑|翁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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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千源向我走来的时候，携带着一股不明出处的痞气。他迅速选定了座位，确定了采访与拍摄的先后顺序，他的理由是，先聊一会儿可以从早起中醒神，再换身衣服好出镜，这个安排听起来也并不无理。不过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个冒失的印象。

他穿了一件荧光绿的紧身运动衣，让健壮的上半身更加显眼。中戏的同学过去都嘲笑他腿短而腰长，现在他已经可以把这一点变成优势，在时尚杂志上露出训练有素的腹肌和胸肌。其实他从小就有运动的习惯，尤其热爱运动会，辛苦归辛苦，也算赶上健身现在日益流行，“难的都是好事，不天天跑步锻炼，不天天好好养生，到医院打两针，没褶了，简单是简单，但最后是谁倒霉，咱也不知道。”助理端来早餐——咖啡和三明治，他立刻吃喝起来，用的也是一副镜头之外的吃相，为了吃饱，而不是为了好看。三明治里的菜叶掉了，用手捡起来，再塞进嘴里。随后他甚至想嗑点瓜子助兴。

除了电视剧里常见的东北人唠嗑的典型形象，眼前的场景在王千源既往的影视作品中几乎找不到参考。他演过的无数配角，结巴、娘娘腔、女婿、路人等等，不论在生活还是戏剧中都只是必要的点缀，不具备这样的气势，而为数不多的主角之一、让他拿到东京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电影《钢的琴》里的陈桂林，骑着自行车，穿梭在黑黢黢的厂房，为女儿手造了一架钢琴，更是近年中国电影中少见的银幕形象，同时具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气味。像一系列不适配的螺钉与螺母，这些角色很难组装到现在的王千源身上，甚至有点完全沾不上边。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言谈不像其他成熟的明星那样散发着表演性，毕竟在媒体的视野里，很少能见到一个在采访中如此认真地吃着三明治的演员。

采访演员时，常常需要探索演员与角色的关系，二者之间可以排列组合出各种方程，尽管解出最终答案几无可能，但这个过程也因此富有趣味。此前对王千源的采访，多数源于他的某部作品，请他快速地描述一下自己的角色和演出心得，比如怎么揣摩一个生于明朝的刺客，在扮演民国文人聂绀弩时他读了什么书。就连在电视专访节目里，他也不怎么讲述自己。嘉宾是他的老同学、比他更早为人熟识的女演员朱媛媛，她绘声绘色的表达似乎更得编导的青睐，而片子里的王千源主要负责附和、傻笑，像是自己故事里的配角。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一个演员还没有成为明星的阶段，也就是说，观众对于角色、作品的兴趣大过他本人，尽管王千源的妻子也是一位所谓的“圈内人”。“要不聊聊你的私生活？”这通常是用来窥视明星、攫取猛料的最后几个问题，被我临时用来当作闲聊的开场。

“行啊，那我就好好给你讲讲。”他一抹嘴，作势要起范，“你愿意看门道，我给你讲门道。你愿意看热闹，我给你说热闹。”他显然具备识破这些无聊玩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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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仅仅是在成功学的意义上，《钢的琴》是认识王千源的起点。事实上这部备受好评、屡得大奖的作品（2010年），并没有给他的事业带来“一炮而红”式的影响，但确是演员王千源和他的角色迄今为止最为接近的一次。一个原因是他第一次拥有那么多镜头来表现一个人物，另外也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在东北生活的经历。

电影《钢的琴》剧照

“小学的时候，我曾经看过繁荣过的沈阳。印刷厂的大门一开，哇，那些男男女女，春心荡漾。男人留着小胡子，骑着破自行车，车前面挂着饭盒铛铛地响。后面的女人，爱漂亮的已经洗完澡，把衣服换了，邋遢的、狼狈的，还穿着工作服就下班回家了。看她们甩着湿漉漉的头发，我就感到一种特别新鲜的生命力，跟没上过化肥的西红柿一样。”

电影里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东北钢铁厂，以走向衰落的新中国重工业基地为背景，事业与家庭都遭遇挫折的男人，成为那个时代的隐喻。这个过程与王千源的童年同步，他也经历过工厂倒闭、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的窘境，而他自己经常旷课，考试不及格，被老师教训，“让父母操碎了心”。这些受挫的情绪自然进入了电影——那种“害羞”，重新揭开并且审视自己童年生活中的失意。

他在表演中设计了许多细节，呼应角色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也许会让学者和影评人感到振奋，他们对电影文本和符号所作的分析，难能可贵地，在中国演员这里得到了证明。

影片尾声处，造好的钢琴从机床缓缓降下，王千源用手去接这架钢琴，手掌没有自然弯曲，而是伸直向前。这里借鉴了毛泽东、希特勒的手势，是对曾经辉煌过的钢厂以及父母一辈对国家的贡献所表达的致敬。而另一个类似指挥家的手势，来自于他本人和剧中角色对旧东北的共同记忆——年轻时谁没风流过，谁都想成为命运的指挥。“心目中，我不承认我是个失败者。我辉煌过，有白衬衫的时候我也天天洗，皮鞋也天天擦，好几个人追我呢……你永远想要成为人生的主人，而命运总是不满足你，厂子不是你的，青春不是你的，最后爱情也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你还是你自己吗？”

接下这部电影，本身就像是青春期的后遗症。当时他已经和另一部电视剧签约，那是姜伟导演在《潜伏》之后的新作《借枪》，看上去是一次更可能成功的机会。王千源的比喻是，“像是生命里的另一张存折。”结果就在等待开拍的一个多月里，《钢的琴》导演张猛来了，“穿一件破皮夹克，嘚嘚瑟瑟，在一个寒冷的、漆黑的冬夜。”张猛是他的师弟，也是沈阳老乡，他的剧本一下就把王千源打动，勾起他小时候去工厂翻墙偷花、逮蛐蛐的记忆。在王千源东北味、大白话的叙述里，偶尔蹦出一些过于文艺的词语，透露出他平时读书和观影的趣味，比如，雪浆和煤灰混杂而成的车辙，刨冰铲雪时产生的爱情，以及厂子里男欢女爱的声音。

电影拍了一半，没钱了，这种文艺青年在烧烤摊上就着凉菜和啤酒做出的决定，果然遇到了风险。现在回忆起来，他好像丝毫没有纠结或者犹豫，顶多觉得惊险，是必要的意气，一口气列了好几个理由，来论证这个决定的合法性——

“每个人有命，电影它也有命，一首歌从王菲嘴里唱出来，那就是好命，是富家子弟，从我嘴里唱出来就是贫民窟，它肯定红不了。张猛的命就掐在我这儿，而姜伟那边，戏还没开拍，所有的损失还能折算成金钱，我可以还给他。”

“我们算个账，陈凯歌要拍，肯定不会找你，姜文要拍，肯定不会找你，张艺谋要拍，肯定也不会找你。只有像张猛这类导演，半死不活，但很有激情，自己兜里那点钱，也只够找咱们。第二点，他们不找我拍，因为年龄等原因，这次错过了我可能一辈子也拍不了，人生前半生想表达的东西，就表达不出来。第三点，就算是他拍不完，我跟张猛已经说了，你也别愁，你家里有房子，我家里也有房子，大不了咱就把房先抵出去，或者先卖了，把这事干完了。人生就干那么一次爽事儿，就跟见义勇为似的，就干那么一回。我这一辈子，也能和孩子吹牛逼：‘你爹啊，不是拍电视剧的，以前也牛过。’”

在拖欠了王千源工资很长一段时间后，这部电影终于回报给他一座奖杯。“哎呀，这下值了。”这桩意外之喜，让《钢的琴》成了他“人生的小高潮”，那座奖杯成了成年礼。他现在觉得，那时的表演并不能代表自己最好的水平，与此同时，“得完奖了又能怎样，我不还一样？”对待演戏和人生，甚至背景里浮现的社会变迁，王千源的半程总结是，“但凡你不能解释的问题，我统一把它称作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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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衰落是发生在王千源青春尾巴上的事情，等他挣扎着从职高、从小裁缝的命运里跑出来，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他才“洗心革面”，进入了新的时代帷幕里。这个时候，东北成了往事，不会太多地想起，直到在《钢的琴》中重新启用这段记忆。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戏还是一块表演艺术的圣地。虽然大家也是像“流氓”一样吊儿郎当地混日子，聊天聊到后半夜，但同学们系统地接受专业训练，认真对待演戏。陈建斌、刘烨、秦海璐、黄志忠等等，都是王千源同时期在校的校友，还有章子怡，“年轻的时候，也是梳两个辫子，在操场里溜达来溜达去。”王千源像学裁缝一样学表演，声、台、形、表都是布料，捏合起来才是服装的成品。

后来演戏，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把体验和感受拼接在一起。演契诃夫的话剧《天鹅之歌》，他一个人住在剧院里，搬个凳子站在上面，拿条长枪，抽着烟，哼着歌，硬去想象一个过气演员的艰辛。演一个结巴，他连着两个月说话打磕巴。演《钢的琴》，他每天穿条绿色的毛裤，在酒店里晃悠，幻想在筒子楼里见到秦海璐的情景，“两边都是锅碗瓢盆，那边拿个菜筐弄菜叶，这边还养着鸡。”

他理想中的表演状态是“胸有成竹”，像中国水墨画，眼中无竹，心中有竹。高仓健、横路敬二、郎雄、李雪健，都属于这个级别“牛逼得要死”的演员。不过，他们的境界不仅靠技术，也依赖时间。“没结婚的人演结婚，一定是假的，中年时可以演困惑，未必就能演老年。”在这个方向上，王千源才走到半路。

那时的演艺圈能给他这样的时间，循规蹈矩地体验生活，没有票房、片酬的诱惑。“那时候听话，让干什么干什么，让演什么演什么，也没有那么多想法。”就这样，一系列诸如卖黄碟的小商贩、下乡的法官、偷腥的农民出现在他的履历里，几乎跟恶作剧似的，“天天都是这些。”

新电影《解救吾先生》再次发生了变化。这是新世纪标准的大制作，闪亮的明星组合，在资本和商业的规则里，所有人的时间都严丝合缝，白纸黑字写上合同。拍摄时间一个多月，签完约就试装，准备进组，上来就是激烈的对手戏，“跟特种部队似的”。他像是刚从一场赤身肉搏的体力活里解脱出来，此前积攒的力气，一下子都派上了用场。“能把这活儿干成这样，我也是顶到天了，就跟咱俩砍价买菜似的，我已经到嗓子眼了，不能再给你便宜了，再便宜我就吐了。”

电影《解救吾先生》剧照

如你所见，王千源擅用比喻。他说人像东北的酸菜，腌在缸里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样，等时间过去，才知道是什么味、成了什么形、是不是被石头压出了痕迹。而演戏像酿酒，“乱七八糟”的角色都接着，往里搅和，在一个桶里封着，最后才能闻到香气。

小时候他被父母带去看戏，站在侧幕，或者调音台灯光台附近——位于舞台和乐池之间，几乎就是《天鹅之歌》里面提词员的位置，看舞台剧《吝啬鬼》、《白卷先生》。在厂矿里的露天体育场看电影，《巴黎圣母院》《简爱》《红孩子》《搭错车》，后来上学看到《老人与海》，发现男演员演得厉害，“那坚毅的脸，每一根皱纹就像一根鱼线，能紧能松。”往记忆里找，这人正是小时候看过的在《巴黎圣母院》里演卡西莫多的安东尼·奎恩。

他在《解救吾先生》里演绑匪，一个大反派，但王千源觉得人无好坏，只有输赢，“有的虫子被风吹到地沟，不可能成为标本，而有的刚好赶上一滴松树油落下来，结果成为琥珀。”听着耳熟，又是他说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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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很容易滑向“当年勇”的深渊，用王千源的话说，“这些都是你（的事业）后来稍微好了一点，回想起来挺牛逼。”好在他的讲述整体上没有怨气，没有致力于提供一个越挫越勇、大器晚成的版本，也可能是这种情绪已经慢慢平息。但任何形式的梳理，都很难摆脱一种潜在的线性发展观的前提，在这个故事里，王千源认定了要在演员这条路上走下去，不管面对怎样的环境。

过程中的许多曲折因此得到了解释。在职业高中学裁缝，四十多个人的班里就6个男生，他跟着去买拉链和扣子，光着膀子，挂个皮尺，用熨斗和缝纫机，每一针，每一个拐角，最后翻过来的弧度都不同，他说这练就了耐心和细心。大学毕业分到儿艺，演遍了动物和植物，然后才会演人。在学校旁边开过一家饭馆，别的同学开始在外面演戏，他却在给学校送盒饭，心里难受过不去，上了单车脚一蹬，一路向南锣鼓巷的胡同里开进去，在烟摊老板、学校门卫面前嬉皮笑脸地寒暄，像是迪伦·马特那出《老妇还乡》的反面，4年来学到的表演以这种形式回报给了老师。他的后见之明是，所有这些经历都有助于后来的表演。

事实上他的起点并不低，参演的第一部大制作电影就是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1999年），他刚毕业不久，震惊于这个剧组竟然有人专门负责烧开水。据说那场戏一次就过了，他得到的角色拥有正面特写，并且要声泪俱下地说完一段完整的台词。陈凯歌来与他握手，表示满意。尽管他们之后没有继续合作，但这次演出为王千源带来了许多机会，孙周、叶鸿伟、杨亚洲的戏陆续找上门来。他合作过的名导演越来越多，霍建起、滕华涛、许鞍华、吴宇森等等，他依然是戏里的配角。

电影《绣春刀》剧照

他把这些演出作为档案存储起来，像是电脑里的程序，以后只要按一个钮，就能调出一段经验。在《绣春刀》里第一次演武打片，在《黄金时代》里第一次演过去时代的文人，再加上那些数不过来的小人物，每个人的眼神、动作、发声的位置，都是可供排列组合的单元。“下回哪个导演发烧了，哪跟筋没搭对，让我演萧军，稍微建设一下语言，也能搭上。《太平轮》戏少没关系，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也能演军人，有天哪个导演缺心眼了，让我演黄晓明的角色，我也拿把冲锋枪给你们看看，咱们是怎么扫射的。”

“咱接着等，没事儿，反正我也不退休，咱就干呗。机会来了，我就不会浪费。”他当然在等待机会，等待中国电影市场成熟的那一天，同时他也知道，他自己并不掌握决定权。“有些是你冲戏的时候，有些是你攒角色的时候，就跟那零钱似的，不一定一下就能买个棒棒糖。”他说，演一场好戏，那都是造化，是老天爷帮你。

《解救吾先生》上映之后，很多女观众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为他的肌肉和冷酷而尖叫，怎么看他怎么像是个天生的悍匪。可这的确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反面角色之一，他在银幕上多数时候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和角色之间不可通约的落差，在他的理解中，就是演员的个性。“为什么全都得一样？跟均码似的，今天给你打个号B2，这一生就是B2了。”一口故意不标准的普通话也被他赋予了意义，“你要细听，陈建斌操的是新疆口音，唐国强老师有几乎听不出来的青岛口音，哪个人看刘德华的戏，挑他的香港口音？”从集体时代长大成人的王千源，终于拥抱了“个性”——这种新的备受推崇的人生意义。

其实他自己选择的那张皮质沙发看起来只能局促地装下他的身体。当他脱掉亮黄的球鞋，开始在有限的空间内腾挪四肢和躯干，几乎就像在进行一场迷你表演。手放在腿上，或搭在椅背，单腿耷拉在沙发的把手，再把双脚盘起，双手抱头仰了过去……我惊讶于他在不自觉中完成的各种积木一样的肢体组合，也像是电脑里的代码走马灯似的闪现。而此时并没有摄影机对准他，他的状态和电视节目中把手掌夹在两腿之间的哆哆嗦嗦判若两人。在这些不断变换的姿态中，我仍在仔细分辨那股痞气的来源，可惜依然没有更多明确的线索。他到底是王千源本尊，还是一个演员？这种“强悍”的气质，或者说个性，要么和幽默感一样，是东北男人内在的一部分，要么只是一个崭新的角色在一个演员身上留下的必然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