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先遣部队进入沈阳，积极宣传政策，张学思、陶铸等领导干部亲自来到南满中学堂向同学们做报告。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抗战后来到延安，在晋察冀、冀中等根据地坚持抗日，此次回到家乡东北，见到家乡父老，心中感慨万千。

报告开始，张学思问台下同学：“你们是什么人？”结果让他错愕不已，台下的同学竟然齐声回答：“‘满洲国’人”，毫无犹豫顾忌之意。张学思再问“‘满洲国’人是什么人？”学生居然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里就是“满洲国”，“满洲国”的人就是“满洲国人”。

短短14年的亡国史，居然让这些年轻一代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当年的学生事后回忆，1945年8月15日当天，日本老师告诉他们“大东亚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还一心相信，一定是日本取得了这场“圣战”的最终胜利，直到苏联红军冲进校园。奴化教育的毒害之深，令张学思痛心疾首，当事学生张德伟在事后也回忆“不知有祖国，不知自己祖先，不知自己是什么人”，“至今想来我仍感痛心和羞耻！”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时，奉天城（今沈阳）第一小学开学，第一天课堂黑板上写着 ：“新国家成立 满洲国 大同元年三月一日”。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时，在第一时间开始筹备教育行政的统制工作，公开要对“满洲国民”进行“教化”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奴化教育可谓蓄谋已久，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即著名的“满铁”）就在日占大连湾的关东州推行日本化教育，但此时尚且忌惮于中国人的反抗。在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东北的知识界迅速传播，特别是当地朝鲜族人对日本人更是恨得牙根发痒，日本的横行霸道自然遭到了东北教育界的普遍抵制。九一八事变日军在侵占东北时，有目的地破坏、焚毁了爱国知识分子任教的学校，并将许多校舍强征为军用。随后，日本当局在第一时间开始筹备教育行政的统制工作，公开要对“满洲国民”进行“教化”。

为了割裂国家认同，首先就要在教科书上“去中国化”。在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后，一些学校坚持讲授三民主义，坚持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令日本人十分忌惮，因为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对日本殖民统治大为不利。大多数学校虽不敢明示反抗，但也对日伪当局的“大同”“协和”“王道乐土”避而不谈，在课堂上根本不会讲到“满洲国”三个字。有证据表明，东北沦陷5年后，黑龙江仍有学校坚持使用原有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版教科书，进入各学校任教的日本教师常遭到中国教师排挤，没人搭理他们。

伪满时期，正在学唱伪满洲国“国歌”的女学生

1935年，伪满当局发布所谓“国定”教科书编纂方针，要求“彻底贯彻《回銮训民诏书》的圣旨”。这封伪诏系溥仪1935年5月访日归来所颁，溥仪表示自己已经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伪满洲国与日本“一德一心”，形成“不可分”的关系。这封三百多字的伪诏在伪满时期是不折不扣的“圣旨”，每个小学生必须全文背诵，背不出来一定挨打。有些小学校里专门有一间“皇帝诏书室”，再不济也是在校长室的正面专辟一处予以“供奉”，把这封“圣旨”复制品用黄绸包好，供在神龛上，经过此处必须轻声走路，不得喧哗，否则就犯了“大不敬”之罪。每年的3月1日是“建国纪念日”，要进行“恭读诏书”的仪式。当年的亲历者张德伟如此回忆当时场景：

这天到校后，全体师生就开始整队集合于操场上，庆祝仪式、程序与校会时基本相同。“满洲国”人担任的校长这个时候出来了，他挎着五色穗的文官带，套着白手套，正步走向“皇帝诏书”室，把“诏书”捧出来，与会者在一声“立正”的口令下，立刻一齐弯下腰来，当校长把“诏书”捧上讲台放在桌子上，才算迎毕而直起腰来。校长接着打开黄布从里面把“诏书”取出来，再掀开黄绸条，面对学生，当宣读“诏书”两字后，人们又立刻把身子弯下来低下头，鸦雀无声一字一句地静听“诏书”。“诏书”宣读完毕之后，在教官送“诏书”的口令下又一齐弯下腰来成90度去奉送，这时校长又和奉迎时一模一样地把“诏书”送回去。“诏书”迎送宣读之后，接着由日本副校长讲话，由教日文的老师翻译，向我们这些小学生宣传起“诏书”的内容来。

伪满时期，中小学校是这样的一幅景象：校长是中国人，但不管事，甚至很少到校。副校长是日本人，他才是学校的实际掌控者，经常由退伍军人担任。他整日在教室、走廊踱步，经常向学生了解教师的上课情况，甚至询问学生，你们的父母在家怎么议论“满洲国”？如果回答不慎，教师、家长就有危险了。同时，学校里还有一个穿军装的日本军训教官，戴军衔，穿马靴，佩指挥刀，负责对学生的军事化训练。军训教官也是学生最为惧怕的人，动辄对学生打骂、体罚，极为残酷，打残了就直接退学，打死的也常有，伪满时期的中小学生退学率特别高，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伪满建国大学的学生接受日本军队的军事训练。1937年8月，颁布所谓“建国大学令”，并由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任校长。但学校实际管理权握于担任副校长的日本人手中

在训练时，学生剃光头，头戴战斗帽，身穿军装式的操衣，打绑腿，服装式样模仿日本军服。学生见到教官，即使在学校以外，也必须立正行礼，否则就挨打。低年级学生见到高年级学生也必须行礼，否则高年级学生有权动手打人，教师默许、甚至鼓励这种行为，打到后来整个人都打麻木了。在日本人主导的伪满“新学制”下，学生受教育时间普遍缩短，加上东北百姓的生存水平不断恶化，上得起学的孩子越来越少，中国人受教育的权力在实质上被一步步剥夺。据统计，在1937年，伪满小学校学生因“贫困”“患病”“死亡”等原因退学者达68428人，并逐年增加，而同年伪满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仅不到30%。伪满的日籍教育司长皆川丰治坦陈，退学率在初级小学的4年内达到53%，高级小学两年内达到24%，相当惊人。

伪满每个中小学生教室都悬挂溥仪像，号称“御影”，但并非像当代抗日电视剧中那样，直接把一幅镶了浮夸相框的天皇大相片挂在墙上，而是和“圣旨”一样，也要用黄绸蒙上，不准随便观看。1940年6月，溥仪第二次访日，从日本带回所谓“天照大神化身”，即一把剑、一面镜子、一块玉。溥仪回国后马上“颁诏”宣称“满洲国”与日本一样，都始于“天照大神”，并把“天照大神”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加以供奉参拜。1942年，溥仪更是将日本改称“亲邦”，即以日本为父母之国。当年，伪铁岭市长徐渐久在铁岭银冈女子国民优级学校对中国教员训话时，看左右没有日本人便趁机大骂：“叫我们供天照大神，老张家的祖宗，硬叫老李家供奉，行吗？”结果马上被宪兵队逮捕，判处7年有期徒刑，但随后下落不明，很有可能被日本人秘密处决了。

1940年6月，溥仪第二次访日，极不情愿地迎回了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的宝剑、铜镜和勾玉三件神器的仿制品，开始把“天照大神”作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加以供奉参拜

在伪满的中小学，每周课时最多的课程是日语，同时按地域分别开设“满语”和蒙古语课程。所谓满语并非满族语言，也非汉语，而是汉语日语杂糅的“协和语”，如“你的，什么的干活”。而在不同地区分别教授蒙古语和“协和语”，则是为了制造中国各民族的矛盾，便于日本各个击破。日语课程的课文也带有浓厚的殖民教育色彩，捏造事实，把日本人说成“白莲花”。当年的学生张德伟回忆：

在我记忆中还有一篇印象较深的课文叫作《柳条湖事变》。课文大意说：日本在满洲的驻守军，9月18日在柳条湖附近演习军操时，从树林中跑出来满洲胡匪数十人抢日军的武器，因此引起了一场柳条湖战事。日本驻屯军为了让满洲3000 万百姓过上“王道乐土”的生活，打败了这些土匪，从而奠定了新满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的中小学校进一步加强军事训练力度，并增加了“勤劳奉仕”这一环节，每年强制中小学生进入兵工厂无偿劳动50天，不合格者不予结业和升学。战争末期，日本金属匮乏，又发起“金属献纳”，要求中小学生缴纳定量的金属器物，用于支援战争，未缴纳足量的又要挨打。日本人无时不刻在强调所谓“亲善”“协和”，但又无时不刻将殖民者的优越感以暴力呈现在学生面前。

日本人强迫中小学生喊“‘满洲国’万岁”时，总有人喊的是“‘满洲国’完事儿”。战后日本NHK电视台曾赴东北寻访当年在伪满军官学校就读的学生，这些人几乎是当年伪满待遇最为优越的一群学生。然而，这些人回忆起当年在学校的时光，都会提到日本人的专横跋扈。片子末尾，他们不约而同唱起了“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是当年在学校里暗中传唱的爱国歌曲《满江红》。

1933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一周年前后，堆放伪满“国旗”的仓库。1932年（大同元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政府发布了“国旗制度布告”，规定“满洲国国旗”由五色组成，旗地为黄色，左上角分别为红、蓝、白、黑的四色横条

伪满也注意将电影作为宣传工具，向学生展现日本的先进与强大，美化日本的殖民统治。在这一点上，著名的“满洲映画协会”发挥了很大作用。“满映”制作部长牧野光雄曾说过：因为通过在伪满各级学校播放日本的宣传影片，“（学生）了解到日本的产业、军事、政治等情况。满洲观众的观赏水平已经提升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高兴。可以说‘大东亚共荣圈’中，满洲的青少年是跟日本走得最近的”。然而，纵然日本人不遗余力在中国推广日本电影，一开始却收效甚微。此前在日本占领区，大量日本电影被引入影院播放，但中国观众反响平平。这些电影是什么样的呢？当年生活在沦陷区的北平小学生翟鸿起曾事后回忆道：

曾看过一部莫名其妙的影片，在我的记忆里不可磨灭的是那个故事取材于《水浒传》，叙述李逵劫法场救宋江的故事。可剧中人的装束不是梁山好汉的打扮，而是日本武士道的扮相，李逵在城头用火雷准备炸城墙时，还唱着日本的戏曲小调。这是一部日语片。

“满映”理事长甘粕正彦

这部电影其实是日本东宝映画出品的《水浒传》，全部由日本演员出演，一点中国味都没有，连最能接受新鲜事物的小学生都觉得莫名其妙，中国人怎么可能喜欢这种电影呢？于是，“满洲映画”在其理事长甘粕正彦的指导下，希望拍摄出“作为一支力量参与到击败英美、建设东亚新秩序事业中的电影”。在甘粕的改组下，“通过电影为大众提供娱乐”“‘满映’的电影必须让满人（中国人）觉得好看、热切想看”成为上下共识，后来“满映”果然连拍几部中国扮相的水浒电影。一时间，“满映”的产量大大提升，一年能产出数十部娱乐电影，并产生了以李香兰为首的满映明星群体。李香兰是一个出生在东北、长在北京的日本人，但在“满映”电影中扮演的多是崇拜日本人的中国女性，一口极为标准的京片子，当年观众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

日本东宝映画出品的《水浒传》海报，李逵穿着日本武士的服装

值得一提的是，“满映”作为日本军国政府宣导的利器，不仅做了大量的“日满协和”的宣传，并充当了“皇民化”的鼓吹手，其影响已经不局限在东北，而远及了日本统治区的各地。其典型例证便是由日据台湾总督府出资拍摄的“满映”电影《莎韵之钟》（サヨンの鐘）。这部“满映”出品的“皇民化”电影在当年的日本、朝鲜、伪满乃至上海都曾上映，其主题曲后来被重新填词，改称《月光小夜曲》，当代许多知名歌手都曾翻唱过。影片取材于台湾的一出落水事故：1938年9月，在台湾少数民族村落任职的低级警员田北正记接到了从军征召令，将要奔赴侵华战场，便要求当地泰雅人为他搬运行李。在山区行进时遭遇台风，负重的17岁泰雅人少女莎韵在暴风雨中失足落水，下落不明，就此失踪。

李香兰（前排中）与《莎韵之钟》工作人员合 影

时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将此事渲染为所谓“番民感恩义举”，将其神话为“皇民化”的典范，以一座铜钟赐予泰雅人部落，将当地地名改为莎韵丘，并延请实力雄厚的“满映”将此事拍摄成电影。电影特地选在十余年前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雾社拍摄，并于1943年上映，“满映”头号人气红星李香兰饰演少女莎韵。原本是即将奔赴侵华战场的低级警员田北正记在电影中变成了前往蛮荒部落弘文励教、传播教化的日本教师，并强行编造了一段师生恋情。

李香兰演中国人角色，是一定要爱上日本人的。莎韵落水惨剧也被改编成是勇救坠河的恩师。剧中，日本老师和莎韵一前一后，在黑夜中走过狭窄的独木桥，走在后面的莎韵突然毫无预兆地高举双手（其中一手还举着火把）日语高喊了三句“万岁”，一喊完就发现走在前面的日本人掉河里了。莎韵下河去捞，终被冲走，最后变成了一块木制慰灵碑。

不过，也正像这部《莎韵之钟》所表现的那样，“满映”电影经常过分强调其所谓“国策意图”的政治宣传，已经到了影响剧情合理性的地步。黑灯瞎火，雨天路滑，俩人挤独木桥过河，就为了搞宣传，莫名其妙设计出一个突然喊口号的剧情，结果把老师吓得掉河里了，这不是没事找事么？“满映”电影中的日本人往往太正面，好得不像话，中国人迟早是要爱上日本人的，最后经常还要心甘情愿主动替日本人去挡子弹，死前不忘摆个Pose亮个相再三呼万岁，给人一种高级黑的感觉。1938年有一篇影评是这样写的。虽然作者不敢明说桥段虚假，但嫌弃之意已经溢于言表：

有一部电影讲的是“满洲国”某地某个村庄的村长率领村民击败土匪的故事。由于平时这位村长不厌其烦地向村民宣传“满洲国”的“建国”精神，一位听后受到教育的满人少女，在千钧一发之际用自己的身体捍卫了“国旗”。这样的情节虽然表面看起来惊心动魄、感人至深，但是不能否认，这跟满人的实际生活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因为满洲村长的觉悟水平跟友邦日本的村长不可同日而语，满人更不可能像日本人那样，对“国旗”抱有神圣的感情。

如果生活中真有村长整天这样絮絮叨叨的原型，估计早就被村民孤立，或是变成孔乙己式的笑话了吧。不要说中国，这样的村长恐怕在日本也少有。日本人也承认，归根到底，中国人还是更喜欢上海电影。随着日本战败消息传来，甘粕正彦在“满映”理事长室的黑板上写下“一场豪赌，血本无归，一无所有”后服毒自尽。

（参考文献：张德伟《奴化教育亲受记》；刘文兵《日本电影在中国》，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古市雅子《甘粕正彦与“满洲映画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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