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立于澎湃演讲《从名演员到为弱势群体发声》

袁立：你问我傲气何来？

撰文：白筱 | 整编：黑门

来源：《中国慈善家》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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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跟你讲，我的傲气是神给的。没错，我是神的女儿，是天上来的。

我来到世间，第一个落脚点是杭州。我出生后整天躺在一幢筒子楼第三层某户的床上，不干别的，哭，只是哭，一直哭，大哭。终于惹来了邻居—抗议，你们家这小孩儿哭得太厉害，好烦的，搞得我们白天黑夜不能睡觉。

别说邻居—连我妈妈都嫌我烦。

我一来就给周围人添堵，可我也没痛快啊。我为什么哭？我是从天上来的，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不要来这个地方。

但我已经来了，俗话讲，既来之，则……安是不能安的，我可不是那种稳妥小伢儿，我心里揣着无数颗好奇心，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为。

我小时候听过“黑电台”。那天，我突然发现收音机里面藏着一种声音，绵绵软又蜜蜜甜。我身边人都讲杭州话—杭州话是吴语，吴侬软语—但我还是为收音机里那声音的酥柔感到吃惊。这是谁家的播音员刚吃了奶油蛋糕没来得及擦嘴？我就那么听着，直到里面传出“青天白日旗飘扬”的口号，才猛然发现，自己听的是“黑电 台”。紧接着就被另外的小朋友发现，还威胁要告发我。我当时是有些怕，但好奇心让我的胆子越来越大。

该矫正牙齿了，我定期去医院看牙医—被牙医看牙。有一次，牙医正看别人的牙，我候在一旁。那“病人”仰在椅子上，张大嘴巴，模样好笑，像在等天上掉馅饼。他 躺的那张椅子蛮奇特，牙医只要按钮，那椅子便可高可低，还能转动，木佬佬怪！我越看越想靠过去按一按那颗钮，一定很好玩的。我开始手心发痒，心随手痒，几 乎要坐不住了。终于，牙医到一边去拿器械，我噌一下弹到椅子旁，手已经按了按钮。只听哐当一声，等着馅饼掉下来的人自己掉了下来，嘴巴也吓得合上了。医生 的口罩没挡住他喊出怒气，“你要干什么！”

我没怕，我心满意足，我要做的事就必须去做。

2.

杭州人脾气倔，“偏不买帐，有啥好怕的？”所以常被人称为“杭铁头”。郁达夫不是说过么，“等到大亏吃了，杭州人还要自以为是，自命为直，无以名之，名之曰‘杭铁头’以自慰自欺。”

虽然我后来一直生活在北京，但我毕竟先认识杭州，免不了会被它影响。我是有些“杭铁头”的，小时候没有男孩子敢欺负我，我敢跟他们打架，而且打得赢。但我早就不打架了，打架不好，有力气，用在正经地方。

社会上还有不公，还有苦难，我就会在微博上表达我的观点。你们也看到了，这引来一些人的嘲讽和攻击。我做志愿者，为尘肺病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都有人说各种 难听的话。我真不理解这些人，我有时候也烦，回呛几句，但很快就能调整心态，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事情毕竟要有人去做，管他无聊人的闲话。

我是基督徒，大概十年前我找到我的信仰，我知道，我来这里是有根由的，我必须做些事情，不是哭闹，不是恶作剧，是要做些对大家有益的事。

我现在想，我做演员其实就是做“传教士”，借表演向观众传递善与美，慰藉苦难者，警醒迷途者，哪怕只是娱乐大众，都是好的。

我演《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侠女杜小月，很巧，她也去查探黑煤窑。几个月前，我作为大爱清尘志愿者，到陕南秦岭山区探访尘肺病人、做调研，那里的“老乡”不 知道我姓甚名谁，但都知道我是杜小月，他们讲方言，有口音，我就成了“豆小姐”，我心里真的特别满足，这演员做得多值啊。

但我又不太喜欢中国娱乐圈，不喜欢中国的艺人群体。我跟他们接触，发现他们都很小心眼，做公益只能一个人做，不能两个人或更多人做，他们都想做核心，不愿意 帮人站台，担心自己被别人抢了风头。好吧，人都是自私的，我能理解。他们也都不读书的，那你如何了解一个公益项目背后的社会问题？我觉得很难。他们比谁上 的时尚杂志封面多，海报上是不是站在中间，争着去走红毯。我懂，走红毯容易得很，一张80块钱门票而已，无趣。整个中国娱乐圈里满溢着县城文工团文化，演 员都是县城文工团演员的心态，狭隘、没格局、不开阔。我敬佩美国的演员，他们会关心非洲孩子的命运，他们格局更大一些。

一开始我是那么不喜欢来这里，所以我很难像别人一样去泛泛地交朋友，我很受不了有些人第一次见面就“哥”啊“姐”啊地叫，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有人说我看上 去不太容易接近，傲气，有锋芒，拒人千里，像《永不瞑目》中我饰演的大毒枭之女欧阳兰兰，整天一副“爱谁谁”的样子。差不多吧，我觉得。但也不同。欧阳兰兰的傲气来自于她奢侈的物质生活与家人的娇惯，我可是普通人家长大的。前面讲了，我出生在杭州，住在筒子楼里，屋顶是水泥的那种，父母对我有严有慈。

3.

我不排斥跟人交朋友，但一定要水到渠成的那种。一群人来了，我要先打交道，挑挑拣拣，可能才会选出朋友。人人三观不同，未必都要找合适角度往一块儿凑。真的凑到一起又如何？

我去秦岭山区探访尘肺病人，从正式进入工作到结束工作整十天，十日与秦岭同呼吸，看到了太多的苦难和代价。黑沉沉绵延无尽的秦岭山脉，久病在身的枯骨老人， 失去父亲的幼儿，疯掉的遗孀，为自己棺材刷漆的尘肺病人……耳朵里听到的是拉风匣一样的呼吸声。保守估计全国有600万尘肺病人，一个病人背后就至少有一 个家庭在承受苦难。你能想象么？600万个尘肺病人的呼吸声，你可否体会？一台制氧机2200元，它能减轻尘肺病人的痛苦，我自己先捐100台，同时也在 网上帮大爱清尘筹款。

我用手机把那些沉重拍进照片，有瘦骨嶙峋的病人，也有活人自己准备的棺材，我发微博、发朋友圈。朋友圈里多数人都不理的。我当然不会去道德绑架谁，但情感上还是会不太舒服。他们不穷，有的人有几个亿都花不完，你还不能甩点钱？他们觉得我神经病，我觉得没法交朋友了。

但我跟大爱清尘的志愿者们很容易便成了朋友，我跟那些病人、老乡以及当地尽职尽责的政府官员都成了好朋友。没什么特别的，我看到他们都有一颗淳朴、良善的心，特别是志愿者们，他们爱人如己，默默付出。他们一定不会感觉到我的傲气，因为我在他们面前没什么可骄傲的。

▲ 此前袁立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视频中唱赞美诗歌

我是怎么改变，怎么去关心别人的

— 袁立于复旦大学的主题演讲稿 —

来源： 复旦馨然荟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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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袁立。我一定非常努力，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的诚惶诚恐。我自己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我想，以我北京电影学院的分数，要到复旦来讲课，我觉得实在是不般配。因为这里都是高智商，以我的分数肯定是考不上复旦大学哲学院的。但是我今天想说我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或者是作为一个尘肺病农民的志愿者来讲，我想我可能有那么一点的经验。

其实我很喜欢和大家交流。（今天）我想说，我是怎么改变的，怎么去关心别人......我非常的幸运，很容易地就考上了电影学院。电影学院也是千军万马，然后可能我们那一届考上的就只有十个人，所以考上了以后我就非常的骄傲，就会觉得说，我一定是下一个巩俐，我是NO.1。

我非常非常的骄傲，也很快就出名，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去捧着你，你就看不到真实的世界，你基本上是飞在空中的，你出行，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车围着你，你基本上不可能去路边摊吃饭，其实你已经感受不到真实的生活了。

我在演戏，但是我基本上不会去接触最最底层的人。虽然我也是一个从普通人家出来的孩子，虽然我小的时候也会去挤公共汽车，但是慢慢地，随着我变成一个明星，我就脱离了这一切生活。好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在演戏上有一点聪明的人，所以还会演得比较真实。但是我知道如果我长期（这样）下去，一定会脱离生活。我一定会觉得，像很多的明星那样，我上机场也要带一个墨镜，唯恐别人不认识我是个明星。OK，渐渐地我觉得我可能会这样。 

好在，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我到了美国。它把我打到了原型。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care你。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star，他们就会“Wow,you are a star.”但是如果你不说，你就是一个普通人，对吗。 

我带着很多坏的习惯到了美国。我举一个例子：我到北极去看北极光，那天北极光只有两个人去看，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有颜色皮肤的人。那个老板就说：“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洗个澡看北极（光）。”当时我心里面很不愉快，我想说，她为什么要跟我一起洗！而且在和她聊天过程中，我知道她只是一个铺床单的服务员，她用她的积蓄来过这个holiday。我可以和她一起吃饭，但是我不可以做到和她一起洗澡。 

我有一点点等级观念，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我出身的地方给我的，这个是我的一个修正的观念。 

我后来还是没有和她一起洗澡，因为我觉得我不可以。当然我现在知道我是错的，但是我当时想说：你是谁，我是谁。OK ，这现在是非常错误的。 

到了美国还有一个关于stop signs的事情，我不知道stop signs要停，因为在中国开车你经常要摁喇叭：piupiu，快走开，我开车的。我也经常被人摁喇叭，所以我在美国开车也从来不停。我的朋友和我说：“你胆子真大，stop signs你也敢不停，如果你撞到了人，你知道后果多么多么严重吗！因为这里人是最宝贵的。”我在美国改变了很多。

最重要的一点，我感受到了：人，是最最重要的。他比机器，比奔驰，比什么都要贵重。当然，我的信仰，我是基督教的。我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最宝贵。 

从那以后，我渐渐地改变。我可以去路边吃一个番茄炒鸡蛋，我可以跟别人聊天，我可以去关心别人。我突然觉得我降下来了，我再也不飞在天空中了，我突然觉得我降下来了以后我很舒服，其实飞在空中的日子是不舒服的。 

我以前有很多爱马仕包，可是当我背上了以后，它只是一个很硬的包，只是跟别人炫耀，“I have Hermes。” 我很special（我很特别）。然后呢，其实又怎么样呢？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吗？我觉得它没有给我带来非常非常多的快乐。

我回到中国以后，我想说，我们的《圣经》上教导，你去种地，边边角角，不要收光，要留给穷人一点，不要全收光。你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要交给教会，要去帮助穷苦的人。这个对我有很多重要的帮助。那我就想说，我也需要把我的钱的十分之一，拿去帮助穷苦的人，所以我就在寻找项目。

当然，我回到国内以后，我去帮助儿童，帮助一些抗战老兵。我觉得我帮助的群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在帮助的中间的这个环节，我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有真有假，我也在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我想过怎么办，我也没有办法。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矿工，在推着那个车，脸上都是黑的。我就想说，他（看起来）很辛苦的样子。我觉得他好像很苦难，他似乎是一个家长，似乎是一个爸爸，他好像肩上扛着很重的（架子）、顶梁柱的感觉，那个架子是他整个的家庭。

我还看到一张照片，叫开胸验肺。这个人需要把他的胸打开，然后证明：我的肺，黑了，然后才可以得到补偿。那个时候是2015年，我在想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人说需要有人打开我的胸，告诉你，我的肺是黑了，你要补偿我！

后来好像几经周折他是拿到钱了，是得到了赔偿。但是，慢慢地，等我到网上去查，哪个公益组织在做这个，中国有多少尘肺病人，他们的组织告诉我们，中国有600万尘肺病人，我看到的这个才是其中的一个，很多很多人是没有拿到赔偿。那我要知道，什么是尘肺病人，我跟大家所在座的一样，我不知道，什么是尘肺病人，他们是怎么得（这个病）的。所以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矿、我们的金银首饰、我们的玉石、甚至于墓碑切割都会导致尘肺病。他们没有戴口罩，或者说没有宣传机构告诉他们戴口罩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而且，口罩的密封性、专业性、严格性不够，导致他们很多得了尘肺病。

尘肺病会怎么样？尘肺病的潜伏期有十年。如果你在煤矿里面，那么你的肺就是黑的；如果你是在金属矿里面，你的肺就是金属的。然后我就关注了这些尘肺病人。我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我要怎样怎样。我只是想说，如果他们是真的，那我就捐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是真的，那我就stop。

然后正好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组织叫“大爱清尘”，他们是专门做尘肺病的。然后他们就说你要不要去看看，所以我就到了陕南的一个叫向阳村的地方。我真是没有想到，因为我跟在座的一样，我生活在上海、我生活在杭州、我生活在北京，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我就是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破房子，靠吃土豆，然后他们的男性都躺在家里面，一直在不停地咳嗽，他们可能有肺结核，（得了）尘肺病以后他们有很多都肾衰、心衰，他们的腿会流很多血，最后他们会死亡。而且他们都很年轻，十几岁就去打工，也许到二十岁就死了。他们有孩子、有老婆，他们的老婆一般都会离开他们，家里只有孩子，他们没有收入来源，基本上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 这个水是什么水，这个是我最后一天，我说去医院看看吧，没想到在医院里面发现了很多黑色的水。黑色的水是从他们的肺里面洗出来的，肺里面一瓶瓶洗出来的。一个人可能要洗掉二十多瓶。

他们的尘肺病分为一期、二期、三期，也只有一期尘肺病人可以洗肺，二期三期没有办法洗，因为他们的肺已经像烂掉了一样，有一个专业术语叫“肺大泡”，我其实之前也没有搞清楚，多洗几次之后（肺）就像一块抹布一样就散掉了，就不能洗了。所以只有一期比较浅的尘肺病人可以洗一下，洗一次的费用大概是一万块钱还是两万块钱。他如果是一期尘肺病人，他洗了以后他的生命可以得到延长。在陕南可以洗，在广东地区（洗一次）大概要三万块钱。

其实在我们国家，所有有煤矿的地方都有尘肺病人。浙江也有，上海我想可能没有，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矿工才会得尘肺病，（在）高楼大厦也会得。

所以当我们在享受高楼大厦，享受美味的午餐的时候，看着这个view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是很多默默的农民工他们退场，他们回到了他们的村庄，但是我们得到的是很漂亮的breakfastand view。

▲ 这个人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尘肺病人，他非常非常的害羞。他每次都非常的nice。虽然他得了很重的病，他的太太也走了（跑了，离开他）。

他一开始跟我说：“我充满了仇恨，她为什么走？”但是其实像他这样的病人有很多很多。他是80后，很年轻。很多尘肺病人都是80后。因为我跟他的私人关系比较好，所以我给他换肺。其实你知道吗，很多尘肺病人都想换肺，因为换肺就意味着他可以活命了。但是，换肺的金额是四十万。当然，这是我个人出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出这么多的钱。换了以后，他每年还要有十万块钱的医疗费用保证排他，因为这个肺不是他的。他每年要十万块钱，没有任何一个尘肺农民负担得起，所以他们觉得我给了他一个big gift，一个大礼物。

但是，很遗憾，他在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就走了。因为，不匹配。各种原因，我不是医生。所以他就走了。我和他的关系非常的好。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因为当时我们最好的肺科医治专家告诉我有90%的希望，我非常非常的难过，也非常感恩他的家庭没有因此来责怪我。他如果不换肺，他可能最多还有半年的生命。换肺，可能可以好，但是他走了。他的名字叫任能平。我曾经也想做一个任能平肺移植基金，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做，因为肺移植实在是太贵了。而且，你哪里有这么多的肺源呢。你看，他自己写在手机上的，我找到的，他说他的肺很痛很痛。

你不要看这些农民，他们自己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穿得很好看，很整齐。他们不舒服的时候平日只能到卫生所去消消炎，因为你要知道在卫生所只有一些消炎的东西，而没有别的。他们如果到西安去，他们要换八个小时的车程。其实路是非常近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大巴士很难（行驶），第二他们可能需要吸氧机才能上车，所以给他们这些农民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其实我们从巴黎回到北京，回到上海也就十个小时，但是他们从村庄到西安也要十个小时。所以对他们来说去西安看病太远了，而且太贵。所以他们只能在卫生所，打打消炎针，然后他们只会说，很痛很痛。没有办法。

照片里我很胖，因为那时候我很肿，水土不服，山里面还是很辛苦的。

这个老太太和这个儿媳妇。我只是有一些事情我特别的不明白，为什么灾难总是会循环。你看她（老太太）这个家庭，她的儿子已经去世了，也是尘肺病，一个80后。她的儿媳妇是一个盲人，当时没有人愿意嫁给尘肺病人，盲人愿意嫁给尘肺病人。但是之后她自己得了乳腺癌，老太太的儿子又死了，所以现在是老太太一个人在家做农活，照顾这个儿媳妇，照顾孙子。老太太不愿意再照顾这个儿媳妇，她认为她拖她后腿了。我们觉得人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可能的，我们也不责怪老太太。你去看老太太变形的手。

那天晚上我去她家的时候，我要求看下她儿子的照片。她拿出来，看了照片以后她一个人躲到角落里面去，用手去摸这个身份证，她现在只能通过摸身份证去看她的儿子。她告诉我说她的心很痛，而且她说得很小声很小声。我知道她的心一定很痛，因为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

她儿子在世的时候非常的能干。他们家大厅里是水泥地，很多农民（家）都是土做的地，他们家是水泥地，说明她的儿子心灵手巧，而且赚了一点钱可以给家里铺水泥地了。但是她的儿子走了，只剩下这一家人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她的儿媳妇还得了乳腺癌。

所以，我觉得我很不明白，为什么苦难会一个接着一个。这个是我所不理解的。

我觉得我到乡村里面去看到很多人真的长得很秀美，他们没有很好的学习的机会，所以就没有工作的机会，导致他们只能去干最苦的苦力。很多人问我他们为什么要去干矿工，他可以不干矿工。他不干这个他没有别的工作，因为他不识字，他从小没有学习的环境。包括现在很多的村庄已经没有学校了，他们要搬到村庄以外的镇上去读书，要走很久很久的路。这导致他们学习更加的艰难，他们没有办法学习，他们只能去干苦力，最后导致他得了尘肺病。

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个男的眼睛在看着我，会跟我说，你可不可以照顾我儿子。当然这是我作为一个演员的幻觉、幻想。我当然非常愿意照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长得也非常的好，我觉得如果在城市里面，如果有很好的教育，他们的命运不会这样。

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要力争做到公平。大家都要一样有公平的学习的机会，一样致富的机会，因为人生而平等。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人生而不平等。而且他们的苦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 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我给他钱的时候他跟我说，谢谢老板。他跟我说谢谢老板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难过。我不是老板。而且我每次给他们钱我都放在信封里面，我不愿意直接给cash。当然我的三千块钱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我还是给他。

当我把他带到医院，把钱给他，放到了他枕头底下，他抹眼泪了。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没看到。最后在上个星期，他也走了。因为尘肺病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病。得了，就一定会走向死亡，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是要跪在床上，因为他们如果这样平躺着，他们的肺没有办法呼吸，所以他们每天晚上是跪在床上。如果特别累了就跪一会儿，然后就靠在枕头上，这么慢慢睡一会儿，然后再跪一会儿。他们平躺着已经没有办法呼吸。

很多志愿者给他们呼吸机，2000块钱一台还是2200块钱一台，只能暂时解决他们的一个呼吸的问题，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肺（里）已经有一块一块的金属石头（的状况）了，这没有办法了。当我们去给刚才我提到过的一个病人做手术的时候，他的肺拿出来切的时候，那个手术刀切下去的时候，咔呲咔呲咔呲，下不去。里面有一块石头，下不去。你知道所以他会很痛很痛很痛。

所有的农民，没有抱怨，他告诉我这是他的命。

我们到他们的家里去，他们会做一桌好饭给我们吃，我们把一百块钱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他们一定不要，但是其实他们多么多么需要钱。他们会认为你看得起我，所以来我家吃饭。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一个箭步就会冲到桌子上把饭接着吃了，因为他们平时吃不到这个肉，他们只会吃一片肉两片肉，但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炒一盘肉。虽然里面都是肥肉，但是，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礼物。

我觉得在陕南，有很多农民，因为在山里面的原因，他们的眼睛是非常非常的纯朴，你会觉得，这么纯朴的一群人，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他们会到河南的灵宝煤矿去要求赔偿，得不到赔偿。我说我带着他们去，别人和我说，你去了以后，你就会被埋在那里。我觉得有可能我会被埋在那里，所以我没有去。

我觉得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那我们今天能做什么呢？当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我们享受着城市文明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忘记这些人。

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底下全部都是农民，真的，我们站在他们的身上。我不会忘记建高楼大厦的农民，我不会忘记建地铁的农民。

你们一定看到过图片，有一些农民，他们觉得自己的裤子脏，他们不坐在凳子上，他们蹲在地上。他们觉得我的裤子太脏了我不配坐在地铁的凳子上。当我带着金银首饰的时候，我不会忘记；我带着玉石的时候，我也不会忘记宝石切割的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这个应该是国家监管部门（的责任）。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合格的口罩厂能给他们生产出来又舒适又合格的口罩。

如果我们生活还有一些富裕，我们可以去探望他们，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经济支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心灵的支持。因为我发现很多小孩的妈妈离开这个村庄，再也不要他，当他一岁的时候他妈妈就离开了，等他五岁他妈妈再来村庄看他的时候，他妈妈已经在外面有了新的孩子新的家庭。

别人告诉他，这是你的妈妈，这个小孩平时会跟人家说，我为什么没有妈妈，但是当别人告诉他这是你的妈妈的时候，他只会在那流眼泪，傻傻地站着，一直流眼泪。他不知道怎么称呼她，他不知道怎么和这个女人相处。

我想，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从小已经有阴影了，而且这样的孩子不止一个，太多太多。当你去拉着他的手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只会流眼泪，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不懂说什么。

所以我觉得我们帮助人，可能不仅仅是从这个账上转到那个账上的钱，而是我们要去实地去勘察，实地去拉着他们的手慰问他们，而且需要一个长期长期的跟进。爱是分享，我觉得爱不仅仅是我过得好，爱是需要你把手去拉给需要帮助的人群。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不仅在发展，我们的人文意识，我们的人文发展、人道主义也要同时发展起来。我觉得广州、上海、北京，我们这些已经过得还不错的人要起一个带头作用，就像美国，我的数据可能不太准确，可能是1%的人在做慈善，我在网上说的时候，很多老百姓说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他们觉得只有一百、两百，一百、两百可能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片善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能力的人，我们去买爱马仕包的时候，它只是一个包，它可以带来的快乐也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去帮助人，用最俗气的一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们在帮助他们，其实是他们同时也在帮助我们，让我觉得原来我是一个可以有如此高尚灵魂的人。

我相信，我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我们也可以大家一起，走向富裕，走向更好的一个人文环境。不要再看到那些悲惨的自己在漆棺材的现象，悲惨的农村和城市一个不平等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一开始是想捐钱，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志愿者，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我想我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然后今年的两会，我是个老百姓，根本不懂什么叫两会，今年的两会也提出了一些尘肺病农民解决的问题，那我想，国家做国家的，但国家肯定不能像我们一样亲切地去拉住每一个人的手。

就像我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漆棺材，三十多岁，当我进去的时候，他非常的坚强；当我拉住他的手的时候，他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对不起，我很不坚强，我是个大老爷们，我不应该哭。可是我觉得，你都已经在自己准备棺材了，你为什么不哭，你哭好了。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给他们钱，我还可以给他们很多很多的心理安慰。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知道，有人爱他们，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有坏人，也不仅仅有不好的煤矿老板，没有把每一个人的生命看得非常重的老板，但是也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去爱他们，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即使他们走了，就像任能平，我帮助换肺的那个人，他告诉我说，我如果死在手术台上，我也非常非常感激你，因为我死前得到过爱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当作人看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在煤矿里的时候是不出窑洞的，他们喝的是炸了的石层的水，石头炸开以后不是有岩水吗，他们喝的是石头的水，喝的是尿水，喝的是粪水。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帮助他们，要告诉他们：NO，你们是人，我们是一样的人。

也许我们分工不同，但是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尽我们一点点的努力。

如果你是一根蜡烛，你就发蜡烛的光辉照亮周围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灯，你就发出大的灯（的光芒）去照亮周围的人，尽量给更多的人带来温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的美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