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宇澄看来

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

摄影/王寅

金宇澄：写人与人永远的不同

文/古欣

 本文首发于总第866期《中国新闻周刊》

“长锦号”划开灰色的浊浪，由上海驶向北方。低沉的云头几乎垂落海面，寒风刺骨，甲板上星星点点的军绿色，在此刻阴霾的天空下略显黯淡。这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身着上海市政府发放的棉衣四件套，从上海出发，在大连上岸，四散至长春、齐齐哈尔、牡丹江方向，然后去向各处的田野⋯⋯

1969年，东北、内蒙古、贵州、云南、安徽、江西等各省代表在上海锦江饭店开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每个中学老师去听，然后回校动员，必须做选择，“场面等于招商会。”金宇澄对《中国新闻周刊》笑着回忆。

前往黑龙江务农，“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该省代表描绘的风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选军垦单位，金宇澄最后去了黑河地区嫩江的农场。一起出发的上海青年们，来自卢湾、静安、闸北、普陀等“上只角”“下只角”，离开他们熟悉的新旧里弄、石库门和工人新村，这些中学生，小学辍学者，无业闲散青少年野⋯⋯泥沙俱下，带着樟木箱，老式皮箱、绣花丝棉被、父母塞到行囊里的上海吃食、地下交流的翻译小说，伙同他们的青春，投放到几千里外陌生油黑的土地。

从16岁到24岁，金宇澄在嫩江度过了自己黄金时代的八年。他的新书《碗》，以及中短篇集《方岛》，即取材于这一代人的体验。

“不响”

数千名上海小青年，从大连港下船，转乘火车、解放牌卡车一路向北分散，金宇澄来到了此次的终点站嫩江。这里是国内最大农场， 苏联专家设计，拥有13个各占地1500公顷的分场，俄式红砖大礼堂，可容纳五百人的食堂，宿舍是睡四五十人的大通铺。

金宇澄回忆这些，仿佛一切就在眼前。

“到达后第二天就开大会，上海几百号男女，哈尔滨、天津小青年，坐入大礼堂，领导在台上说：‘家里有问题的站起来’。有五六十人起立吧。”金宇澄回忆。在互不认识的情况下，陆续有青年人开口表态，决心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云云，表明心迹，主动站队的声音在礼堂激荡。金宇澄“不响”。

当时表态应该是成熟生活的标志，“对于接下来的工作安排，相对就好些，在仓库当保管，或管理食堂，面粉厂做班长。我是务农，闲时打杂，盖房子、装窑、砌火炕，做豆腐、粉条。”金宇澄说。

他几乎进入了当地所有的人家，修火炕、修炉子。“走进老乡家，有时根本无法呼吸，每户都养猪，饭锅和猪食锅在一个锅台。我记得有一家的女人，做油饼非常有名，她生了小孩，那孩子当时拉了一泡屎，我就在旁边，女人随手撸起炕席上的稀屎，一把就甩在地上。我无法呼吸就跑出房外。我的同伙追出来说，跑什么啊？过会儿人家就给我们做油饼。”

金宇澄的童年在上海“上只角”度过，那是外祖父买在陕西南路的洋房，很长一段时间，他熟悉街上的白俄面包房、牛奶房、钢琴店，附近的教堂、花店、影剧院，都让他以为整个上海都是如此。

他尽管努力，也难以真正融入乡下的环境。部分上海小青年在黄昏议论上海的生活细节，他排遣寂寞是靠读书写信，相互交换从上海带来的小说，普希金、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基督山恩仇记》《悲惨世界》。

农忙时参加割麦，留守农场的“刑满释放”者“手把手”教这些小青年如何握锄，辨别豆秧和杂草、如何磨刀，如何割倒麦子、捆扎、码垛。

金宇澄把这些过程写在信里，朋友建议他可以写小说。而直到近二十年，他才动笔，取材当年，以中短篇的形式发表，很多篇章超出一般生活的经验，奇异，如天方夜谭。

蛰伏

1977年高考恢复，不少青年志在一搏。他身边一些“情绪低落”者却没有报名，他们仍然不相信好事会落在自己头上。最终他以“病退”回沪，成了里弄钟表厂的一名工人。

“我师傅姓秦，钟表厂八级钳工，额角戴一只钟表放大镜，讲宁波口音上海话。1980年代初，上海尚有无数钟表工厂，我随秦师傅踏进车间，眼前一排一排上海女工，日光灯下做零件。” 金宇澄曾在《史密斯船钟》里这样写道。

进厂几年，计划经济节节败退，钟表业走下坡路。本不担心销路的产品被香港电子表和不再紧俏的瑞士表取代，研制热门的洗衣机定时器，工艺并不复杂，但需要不同的技术设备与材料，单靠八级钳工的双手做的模子，精度远远不如日本产品。没有洗衣机厂要这样的货。

如今回想，金宇澄感慨：“这里有多少内容，都被城市淹没和吸收了。上海是大海，容量非常大，看起来平静无波。” 

这些机器、师傅们以后陆续消失了。工厂拆了，改做房地产，其间他因为写作，进入区文化宫。

一年上海下雪，让他想起北方的鹅毛大雪。那时他一个人躺在北方发电厂的露天冷却池里，被温暖的池水包裹。第一篇稿子就写北方的雪，一投即中。

他写了六七篇北方记忆题材的短篇，《失去的河流》《方岛》获1986、1987年《萌芽》小说奖，《风中鸟》获得1988年《上海文学》小说奖。金宇澄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每周上几天班。

初来乍到，老主编周介人要他编一篇老作者的短篇，那是手写稿的年代，他用红笔，最后把稿子改成大花脸。“那稿子确实差，周老师非常吃惊，说没见过敢这么改的人。”他回忆。

这期间他仍然写小说，《轻寒》发表在1991年的《收获》上，随后逐渐进入写作的瓶颈——职业编辑的挑剔习性，是双刃剑，对人对己都如此，白天当编辑，晚上写作，往往第二天再看自己写的句子，感觉不顺眼，改来改去，最后也就搁笔了。这是一种选择，要么写作，要么编辑，金宇澄选择后者，做了近三十年。

摄影/王寅

“新腔”

2011年5月，金宇澄偶然进入“弄堂网”论坛，这是上海网友的平台，世界各地的上海人在此聚集，七嘴八舌聊老上海“事体”。浏览中不免手痒，于是，金宇澄化名“独上阁楼”，用上海话开帖，每天更新这部《繁花》初稿——当天即引动网友关注，不时有人跟帖搭讪：爷叔是谁的马甲吧？爷叔，后来呢？后来什么情况？受网友鼓励，金宇澄欲罢不能，写到陶陶出场卖大闸蟹，意识到这么写下去，是长篇小说了。暂停两天，做了一个结构大纲。此后是以每日打卡般的自律，近七个月完成全文。

“《繁花》是通过一个自由自在的过程写出来的”，可以隐匿自己，等于换了一个人，到一个陌生地方，面对一群陌生人，脱掉一身束缚，尝到一种自由的状态，无所顾忌，回归母语，可以做各种实验，可以用鸳鸯蝴蝶派的旧词，可以随时修改人物名字，最重要的是，可以随时触摸到读者。

金宇澄比方这种状态，等于“一个小孩子当街翻跟头，周围越有人叫好，孩子就翻得越来劲，这是一种写作激励，天天写，天天得到认同与疑问。” 这形式吸引他进入，吸引他放下长期职业编辑的状态，最大化输出自身的所有能量。读者的即时反馈，让他投入更多的热情与警觉，让他知道阅读的各种角度，发现读者中卧虎藏龙。“长篇写作，一般是孤独面壁数载，成稿后也是一对一的孤独关系，编辑给一个千字意见，已算认真。而网上始终是众声喧哗，天天有各种观感，所以，我这样的写作，极为奢侈。”金宇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网友日日催促，作者热情也日益高涨，不吐不快、甚至到寝食难安的程度，必须每天保持更新。一次他去外地出差，电脑故障，天蒙蒙亮只能找到一个网吧去写，这是他每天的写作时间。

金宇澄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我原来一直特佩服民国时代的连载作者，天天写了就发，其实习惯以后，是不难的，因为你已经时时刻刻在考虑想表达的内容，这也是我们已经遗忘的文学传统，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都是每天写一节就发。鲁迅《阿Q正传》也是这样的连载，这方式让你更有写作热情，也更警惕，对读者更了解，等于你如果每天要直播，内心就更冷静，考虑也更多，更有想法。如果决定这样做的话，你经常就是超常发挥，无所畏惧。”

《收获》主编程永新和金宇澄是老同事，三十年来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得知长期搁笔的老金，不声不响写出这么一个大部头，决定配发两篇评论，予以同期刊发，这在《收获》历史上是首次。发表以后，程永新第一时间就收到不少作家微信，找他聊《繁花》。再以后，《繁花》成了口口相传的热门书，甚至娱乐圈小鲜肉在“丢书大作战”中丢《繁花》，立刻被赞有文化。

也因此，金宇澄被人们认为是小说界的“潜伏者”，他的总结，是长期的编辑经验，修正了他的写作路径，“小说家看得最多的是名著，编辑看最多的是稿件。因此我更多了解当下的写作状态，什么样式可以不写了，什么可以写，哪一种形式和内容是少见的，如何显示个性。”

“《繁花》并不是提倡沪语写作，假如大家都已经这样写，肯定没这本小说。”金宇澄说。他认为《繁花》的特色，是脱离了普通话北方语系的写作，从头到尾用苏州口音的上海话，因为金宇澄父亲是苏州人，这种上海话更雅致些，“昆曲就是苏昆，是苏州话的说唱，言词文雅，特别通文”。

此外就是少见的“话本”样式，完全区别于常规的西化小说面貌，“这我知道没人去做，从头到尾让一个人说了张三慢慢拉出李四，让一个人复述很多杂七杂八人说的话，话中有话，绵绵不断，是我一直喜欢的中国味道，完全和西式小说不一样。扬州评话名家王少棠先生，是我少年时代的偶像。”因此整部《繁花》的状态就是：一个评话先生在说，永远不停地说。

上海主持人曹可凡说，《繁花》不好朗读，用普通话朗诵怪怪的，纯用上海话读也拗口。金宇澄觉得这就对了，这是一本“可以在心里发声”的书。

《繁花》用改良沪语，是他精心修订的策略，将过于地方化的字词如“侬”完全删去，使得《繁花》没有第二人称，读者却很难发觉，保留上海韵味和短句式，保持一种阅读普适性，目标是让北方语系的读者能看懂。

金宇澄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受了改编电视剧、电影的影响，“作者通常会更重视故事的完整性，而不是文本、语言的特征个性。”对于影视的改编，后者会完全被抹去，“但是小说最重要的，始终是语言，不是内容，你拿起一本小说，首先看的就是语言的状态，语言有没有个性是第一时间的感受，而故事要等读完才了解。”他提到周作人译的《枕草子》特别有个性，而林文月的同题翻译“很吓人”，这都是语言的作用。

“或许还是跟我当编辑有关，编辑这一行的，做梦都是在想哪一天可以忽然收到一篇语言特好的稿子，读三句就着迷。” 金宇澄说。

跨界

从一定意义上说，金宇澄更注重形式，不仅体现在文本和语言，也体现在生活方方面面，在朋友眼中，他懂生活，懂审美。

朋友毛尖说，“很久以前跟金爷吃饭，第一印象这就是上海老克腊。”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跟金爷在纽约购物，凡自己提溜回来的东西，到家就嫌弃了。跟着金爷一起买的，回来后人人夸。

如今，金宇澄画的插图，也成了招牌，笔触细腻，富有言外之意，跟金氏小说一样，打上了浓厚的个性标签。

他画的范围，还原熟识的生活，上海、东北；弄堂房子、麦田、连绵如波的屋脊，他画了上海最大旧货商场、国泰电影院；各种手工示意图、城市版图、街景变迁图野⋯⋯他笔下的画，常常有奇情。高楼之上，伸出一只翻云覆雨手；静安寺安静地蹲在一个簸箕里；麦田里低头的向日葵，使他联想到低垂的照明灯颈，干脆给画中的每个人，都安上一顶向日葵灯帽。金宇澄觉得，“一幅画，可以让人看到时动一下脑筋。”

和《繁花》的缘起相似，金宇澄的画是玩出来的，是不经意间超常发挥。开初只是在打印过的A4纸背面，用普通圆珠笔涂鸦。《收获》副主编钟红明看了他为《繁花》绘制的街道示意图，建议他出书时自画插图。就此他画了《繁花》20图，《洗牌年代》27图，一发不可收。此次为新出的《轻寒》《碗》《方岛》，画了书封和自画像以及近30幅插图。

金宇澄说，他以前读到的东西方小说，都有插图，“文学和插图是紧密相连的，而如今很少有这出版意识了。但我仍然认为，这是有意思的事。另外是读者买你的书，作为作者，应该尽其所能。”每次出版，他会为每幅插图编号，附注，来回修改多次，细致讲究，一如他修订《繁花》不厌其烦，已然是一种本能。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可看见手绘封面的各种设计稿，交出版社的蝇头小字逐条标注对封面构图、色调，字体颜色、大小、位置、文案种种细节。

“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金宇澄说，也许，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他曾经陪老父亲到上海龙华机场老机库，去认领家中曾经被抄的书的经历。巨大的仓库内，几乎是书籍坟墓，满目狼藉，满地碎纸，来人都找不到自己的书。父亲心痛之际，见一个小青年将整函线装书随便拆散，边走边扔，不由出言阻止。或许几十万破书的“流离失所”给金宇澄留下深刻印象，他觉得，书，应该有它最完美的颜值。

“八卦”

金宇澄并不认同“宏大叙事”。他曾说“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无论小说、散文都从细微的日常入手。金宇澄觉得“作家的位置在改变，托尔斯泰时代过于闭塞，读者都在茫茫黑夜中，无比需要听一个巨人说话。而今是信息爆炸时代，碎片化阅读时代，作者还站在高高神坛上是可笑的，也因为读者的卧虎藏龙，读者比作者更懂文学。”

“智者是非常少的，上帝是非常少的。上帝已死，个人的范围都那么窄，谁能看清亚马逊森林里到底有多少动物？我特别不信全知视角、高高在上的姿态，个人能理解什么，写你熟悉的内容就够了。我除此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人物心理，我活到60岁了，连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没搞清楚，包括我怎么来批判，我们一般意义的批判还少吗？”

金宇澄愿意放弃“内心层面的幽冥”，保持“不响”，让人物自己七嘴八舌，各有各的主张，他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世界。

“文学就是记录生活细部，记录人物的关系。看《金瓶梅》是看当时的人怎么相处，怎么吃饭睡觉，怎么吵架骂人。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们不知道明代的生活现场，文学起的是这个作用。”国人爱在饭局上说话，多少脍炙人口的立场和图画，诞生于流水席，然后消散于无声。他常常设想，如果有人用录音，选一百个饭店，每晚开录三个小时，请小说家整理出来，就是巨著。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金宇澄就是录音的人，他发现饭局上每人的言谈，都进入一种创作状态，才能讲出有意思的内容。“从古到今，人都这么生活，这么爱听爱讲，这才是人性的特点。包括八卦。如果没有八卦，社会将是铁板一块，八卦是润滑剂。中国传统最漂亮的小说、笔记体都是八卦。” 他感兴趣的是“不太有人注意的人群”，《繁花》避开知识分子，其实是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围城》写了小市民生活，还是知识分子？” 他反问。

行文不断纳入纵横的比较，冷静剖析几代人的状态，表现人与人永远的不同，记忆与经验，时代带有的杂质，沉淀之后，花开花落，是金宇澄写作的方式。

值班编辑：万霁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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