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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北京大学教授王蓉受邀成为财政部专家，参与设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这便是中国免费义务教育背后的财政支持制度。2006年，《义务教育法》修订，“中国终于实现了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王蓉至今难忘当时那份自豪与鼓舞的情绪。

同一年，时任世界银行高级教育经济学家的学者路易斯·克劳奇（Luis Crouch）给王蓉写了一封邮件，称他有一篇“不被世界银行允许发表的论文”，希望能与王蓉分享。

克劳奇在他在那篇名为《学校收费、自愿捐助和教育发展：一种可能的立场》 的论文中写道：国际机构的如此倡导，导致发展中国家误以为免费教育是万灵药，却忽略了处理免费政策下人们的期望的复杂性。

克劳奇认为，社会中富裕的那群人会离开公立学校，也带走公共教育预算的政治支持。长此以往，公立学校越来越差，成为“低劣”的代名词，成为“穷人最后的避难所”。

王蓉对克劳奇的观点大感震惊，强辩几句，称国家与制度背景不同，且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大，不应如此悲观。

他们没有说服彼此。

但仅仅过了几年，王蓉便惊觉中国的现实情况愈发像克劳奇描述的那样。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八亿多人摆脱贫困。随着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部分地区的公立教育式微，越来越多的资源涌向私立教育（或称民办教育）。

一线城市的私立学校动辄就是六位数的天价学费，各类校外补习机构更占据了学生与家长的大量课余时间。2015年，上海中考成绩排名前十的学校全部是私立学校，无一所是公立。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浙江、江苏、广东等。

随之加剧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焦虑。许多公立学校的成绩连所在地的平均分数都达不到，私立学校尽管竞争激烈、学费昂贵，学生和家长依然趋之若鹜。公立与私立教育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让社会阶层日益固化。

“作为一个学者，你不能去撒谎，不能意识到问题后却假装没有发生”，2017年，王蓉发表论文《直面我国的“教育拉丁美洲化”挑战》，指中国会出现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极端教育不公平格局，一时间在舆论中引发轩然大波。

图为2004年，北京一所农村小学的学生打乒乓球

如果社会中高层次教育的好学校都是公立教育，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学，且政府对这些机构采取高补贴或免费的政策，这就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教育不公平格局：

社会中的优势群体在私立中小学接受优质教育，从而得到优质低价的高等教育服务及其背后的高额的公共财政补贴；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接受着较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难以在获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取胜，阶层固化难以打破。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Luis Crouch提出，在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社会中，免学费政策可能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存在联动关系，即免学费政策导致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公共供给，导致有差异需求的中高收入家庭离开公立教育体系，而在私立学校就学。这一假设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过去十余年的教育财政政策。

然而，在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选择自由将成为很高比例的较高收入家庭的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诉求。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进入民办学校，就会出现民办学校的良性循环，公立学校的恶性循环。

因为民办学校目前在收费、生源录取方面，有相当高的自主权，一些民办初中、小学一年学费二十几万人民币，孩子又是千挑万选的，生源好、收费高、吸引好的校长和老师，形成良性循环。公立学校则会因此不断地流失好生源、好老师，形成恶性循环。

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基本上是服务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一线城市的孩子进入民办学校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图为2016年成都某私立学校举办“六一”儿童节晚会

但这在学术界也有很多争论。

有人说：你没有看到怎么改善公立学校的治理，而是把眼光放在怎样克制民办学校的自主性？

也有人说：你只看到了一年二十几万的私立学校学费，却没看到家长为了进入好的公立学校，要买几千万的学区房？公立教育系统就不存在恶的一面？

还有一些悲观的人认为，中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从来就不公平。很多地方的教育均衡流于形式。以前的老百姓是用权去择校。自从有了用钱择校，“学区房”的现象就愈演愈烈，成为泛社会化的焦虑。

但不管怎样，还是要把公立教育系统办好，应该增加公立教育的财政投入，让只能上公立学校的老百姓觉得，我和社会优势群体的教育差距在可忍耐的范围内，而且上升渠道没有被堵死。这是基本底线。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谈公立教育系统之内的恶，和民办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另外，校外补习机构、教育科技企业、民办学校、国际学校等这些新业态都有个共同特点——服务于优势群体。像某个大型校外补习公司很明确地表示就是服务于前30%的孩子。无论是用成绩还是家庭收入来衡量前30%，他们一直不停地挖掘这个人群的需求。

所以你就看到，市场全部围绕着有钱的、学习好的孩子，而这两组人群也是高度重叠的。这只会进一步加剧中上阶层的孩子和普通孩子的差距。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把公立学校办好，才能够让社会的阶层固化，可能来得缓一点。

再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不停地在用“双一流”拔尖增长，你看到政府的投入，就是拔尖、拔尖、拔尖。以至于高等教育院校之间的分化是非常剧烈的。好几年以前，农村的老大妈就都不问你孩子上不上大学，而是问你孩子上的是985吗？大家非常明白，现在上个普通大学都不顶用的，要上985。

图为众多高中生参加山东一个大学的介绍会

而高等教育院校之间的质量分化如此之剧烈，这个压力一定会传递到基础教育。压力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幼儿园就开始，不上好幼儿园，就上不了好小学；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北大清华。在教育体系中，每一个学段都不会是孤立的。

我们的高等教育分化非常严重，普通高中分化非常严重，而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还有五五分成，相当于要把50%的孩子筛掉，不让他们去上普通高中。而大家都知道，只有上了高中才能上好的大学。

中国是高度筛选型社会，每一步都在筛人。被筛下来，就意味着绝缘，和上一层的优质教育就绝缘了。

基础教育讲减负，后面有很大的推动力。有很多政策制定者非常真诚地认为，中国基础教育中教和学的理念不符合世界的潮流，不符合未来工作的需求，是真诚地想要改革的。

但是，制度因素导致了我们的焦虑，要是不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我们不会这么焦虑。

这是社会制度来决定的。最根本是社会制度，不是教育制度。

美国虽也是教育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很大，问题不比我们少。但是美国给你多次受教育的机会，不会因为一次就否定你。美国最应该让我们学习的是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有常春藤、文理学院、州立大学，甚至不同学校代表不同的价值观取向。而在中国，只有北大清华，全民都在竞争一个塔尖，该有多么焦虑。

如果中国不是筛选型国家，那教育不会如此充满焦虑。不仅是筛选，还有由谁来筛选的问题。美国的多元化后面是有不同的手在筛选，也分散了社会的焦虑；而中国就是政府一只手来筛选，非常糟糕。

比如，美国各个州在19世纪下半页就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但当时有一个诉讼案，是关于学生在学校里，有一些个性化的教育需求，譬如要上钢琴课、芭蕾课，那么这个钱，是要由纳税人全体来分担，还是有额外需求的家庭自己掏钱？

因此，相应的制度设计需要是非常细致的，是免费的没错，但在免费基础上，要理清哪些是基本服务，是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也有义务要接受的，还有哪些是个性化的需求，是要个人掏钱的。免费的义务教育下面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

大家总说学校乱收费，也是因为家长和学校双方在提供个性化服务时，有些负面的事情发生。说明我们的精细化制度设计还比较落后。

希望在未来，每一个家门口的公立学校都优质，并且在育人观念上回归到教育本原，同时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差异发展。而这背后依然是整个社会的发展。

王蓉，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教育财政学领域专家，亦自称是一位“公立教育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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