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用了两个大章节来勾勒女性解放的历史和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压迫的历史，她引用了马克斯·韦伯、汉娜·阿伦特等哲学、社会学者的著作来探寻父权中心文化的“文学表达”，她强调，人类沿革至今的社会中的权力关系是一种被制度化的“内在殖民”，两性关系是一种压迫，其存在比任何形式的隔离都更顽固，比任何一种社会分层都更难以颠覆。孩子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不平等的社会系统，日后长大成人，也就按照这一套标准来理解自己的世界。“性统治”表面上是无声的，实际上却成了无所不在的文化意识形态，人们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力观念就是男人统治女人，男人支配女人。

世界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至今一般认为有三波，第一波从1930年代到20世纪初，欧洲女性为获得基本人权而抗争；第二波是在全球左翼运动最兴盛的1960-1970年代，主要阵地在美国，反抗性别歧视和压迫；第三波则是1990年代以来，与环境、动物保护、反全球化等等结合在一起。在第二波运动中，1970年出版的《性政治》一书已是女权主义的里程碑之作，其作者是凯特·米利特。

1954年大学毕业后，凯特拿着英语文学学士的学位，用了10年时间去做一个艺术家，1968年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深造。那时的凯特是个波希米亚青年，自称“下城的雕塑家”，倾向于激进女权主义。1969年初，她一边读博，一边在美国知名的女子学府巴纳德学院教文学挣钱，并参与创建了纽约的女权主义团体Redstockings，再加上之前1968年学潮中的积极表现，保守的巴纳德学院撤销了她的教职。

虽然她那时有个日本丈夫吉村二三夫，可是这位有过一次丧偶经历的木雕艺术家似乎也不能在经济上给予她多大的支持，更何况，倘若一个女权主义者还得仰仗丈夫养活，她又有何颜面见那些信任、追随自己的人呢？

于是她走上了仅剩的一条路：写书。她把上一年在康奈尔大学发表的一份演讲捡起来，扩充成《性政治》一书。她情绪激昂，用性压迫、性革命和反革命的角度去审视西方文学，最后，这本书有了30万字的篇幅。有男性读者告诉她，读这本书的感觉就仿佛是“人坐在那儿，睾丸被核桃夹夹住”那样。

和每一个第一次出书的作者一样，凯特既希望多一些人关注，又怕出现很多批评的声音。结果还是出乎她的意料。书出之后，寓所里的电话铃一刻不停，大学演讲、电视访谈邀请纷至沓来。随着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凯特的声誉一时无两。但是，出了名的凯特很快面临抉择：她是个双性恋，这将令她和女权运动的大佬——贝蒂·弗里丹互相看不顺眼。弗里丹比她出名更早，1963年的一本《女性之奥秘》确立了她的领军人物地位，但她素来招“蕾丝边”恨，只因其公开表示，很难想象两个女人相爱时的样子。

凯特终究必须“出柜”。双性恋的身份削弱了她对男权的讨伐，女同性恋的世界有心推举她为领袖，却被她拒绝了，她说自己不适合搞政治。不过，《性政治》一书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是毋庸讳言的。如果说当年的第二波女权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如今尚难明了的话，凯特在书中所采用的论述方法——通过细读一个个文本来探讨性别与身份文化，以此改善自己的生活——现已得到了充分的认肯。

在后几个章节里，凯特将四位有名的欧美男作家胪列出来，解读他们的作品。用英语写作的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以及法国人让·热内，对前三位，凯特从其作品中揭示了作者的厌女症和刻意将性别神秘化的倾向：劳伦斯表现了爱就是“主宰另一个人”，米勒代表了“歧视和厌恶”的声音，梅勒是一个“男子气概的囚徒”；相反，惊世骇俗的小说家热内被她举为一个正面的例子，其作品是体现性压迫之心理学的最佳文本。

女权主义所进攻的是最难以改变的东西。《性政治》虽然再版了很多次，但在2013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的最新版中，《纽约客》的资深作家蕾贝卡·米德撰写了一篇导言，其中说，《性政治》所呼吁的社会变革至今未有实质性的发生，它更大的功绩还是在于促发了更多的讨论。

凯特·米利特于今年9月6日逝世，享年82岁。她的丈夫吉村早早走在了她的前面，她曾于回忆录中感谢他对自己的包容。两人的婚姻于1985年结束，那时，凯特早已是一个完全的同性恋者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26期

文 / 云也退

编辑 / 孙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