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几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想起周扬的名字。许多人的名字，包括一些所谓“学术权威”的名字，不值得我多想，想下去便觉得他们身上太多寒气，以至使我也冷了起来。而想念周扬时，心倒会热起来。因为这种直接的温暖的感觉，又使我确信，周扬是值得怀念的。

八十年代即周扬的晚年时期，在四、五十岁的新一代人中，我应当是与他的联系较多的一个了。我为他起草过“学习鲁迅的怀疑精神”、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报告等。还为他起草《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头条即总论（共同署名）。最后一次是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那时胡耀邦和他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已决定仍然由周扬作为文代会的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由他作主题报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阳翰笙、冯牧等拟定了一个为他起草报告的候选人名单，交给周扬挑选。周扬已病重在床，但还是认真地看了名单，最后还是选择了我。当时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受委托告诉我此事并要我承担执笔起草全国文代会报告。我已下决心不再“代圣贤立言”，便竭力推辞。觉民所长见我执拗，先是拿起党的文件“吓唬我”，说文联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已写上你的名字，而且中央已经批下来了。他怕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不信，居然把阳翰笙代表文联党组写给中央的报告原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呈交的报告）放到我的手里，让我仔细看看。于是，我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下来：

启立同志并转中央书记处：

遵照本月17日您关于第五次文代会报告起草组名单，要“文联党组讨论，经周扬同志同意，报中央备案”的指示，我与夏衍同志商量后，文联党组于26日开会讨论，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建议：报告起草仍由夏衍任顾问，阳翰笙任组长，其他成员为：冯牧、赵寻、陈涌、江晓天、刘厚生、罗艺军、王春元、刘再复等同志。经夏衍同志斟酌后，已由周扬同志审阅批复同意。兹特呈报中央准予备案。

这次党组会上，并讨论了第五次文代会整个筹备工作的领导问题。建议：扩大并及时组成五次文代会筹备领导组。由周扬任组长，夏衍、阳翰笙、林默涵任副组长，其他成员为赵寻、冯牧、陈荒煤、李瑛、袁文殊、延泽民、陆石、李庚、孙慎、华君武等同志。周扬、夏衍同志也同意这个名单，现同时报请中央一并备案。

附呈周扬同志21日口述函打印件，按他的意见抄送请耀邦、仲勋同志和您审阅。

报告起草组当即开始工作，筹备领导组也将及时召开。

您对以上回报事项有何指示，盼告。

阳翰笙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

许觉民在我读完后说：此件中央已经批准下来。但他知道我的怪脾气，见我久久不吭声，进而便以“情”来打动我。他出示了另一张起草者名单，指着我的名字说，你看你的名字上划了个圈圈是周扬同志划的。他身体不好，我们把起草者名单送给他时，他要了笔，手抖着，然后颤巍巍地把笔落在你的名字上。许所长说到这里，我心一热，便答应了。我早知道周扬病得很重，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如此器重我信赖我，还用他剩余的未被“文革绞肉机”绞尽的一点气力对我发出呼唤，我能无动于衷吗？中国话说“盛情难却”，其实最难却的是重托的真情，我没有理由拒绝了。那一刹那，我给自己说，赶紧写吧，也许这位当代文化领袖还能看到我为他起草的文字，也许还可以带给他一点最后的欣慰。

没想到，这之后，他的脑软化病情加重，不能像以前那样总是把报告的主旨想好。几次给他起草，我个人收获最大的是写作前倾听他讲述“报告”的要求和要点。那实际上是大文章的框架和基调，也就是“文眼”、“文心”，他给报告立了心，我的文章就好做了。这个过程，真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八十年代前期大约五年，我在这一“周扬学院”里吸收“功夫”，受益无穷。经过这段“修炼”，我觉得自己写作的宏观把握能力提升了。像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他就对我和张琢（帮助我起草的朋友）说，这个报告要以毛主席说的建设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为“纲”，通过鲁迅这一典范，把三个范畴（科学、民主、大众）讲清。每次听他一讲，不仅听到写作“动员”，还知道如何下笔。可是，八四年这一回他病倒了，连见个面都不行，我只能在文联为我租好的旅馆里独思冥想了。他们要求我先想好主题，然后写好提纲，一个月内完成此事，下个月文联党组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果然，一切都按时间表施行。一九八五年一月间，我被通知和夏衍、冯牧、林默涵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让我向胡耀邦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们汇报我拟好的提纲。

接到通知后我兴奋了一个晚上，尽管在八十年代我属于胆子很大的弄潮儿，但这回有点像古代举子面临“殿试”的紧张，于是我把自己要讲的纲要想了又想，“爛熟于心”后才和许觉民一起进了中南海的“中央书记处”。一进门，就看到会议室中间椭圆的大约两丈长、一丈宽的大会议桌。坐在正上方的是胡耀邦总书记，胡启立坐在长桌左侧的中间，他的身边有胡乔木、习仲勋、乔石等书记，我的座位正面对着他们。在他们边上还坐着夏衍、冯牧、林默涵。我和许觉民坐下来之后，立即听见胡启立说：开始汇报吧。于是，我就把“爛熟于心”的提纲用20分钟的时间讲完。讲完后夏衍作了大约5分钟的说明，他事先已审阅过提纲，只是说明周扬同志已住院，无法到会，提纲中所强调的作家、艺术家在新时期兼有推动历史前进和艺术创造的双重使命这一主题是文联党组认可的。接着书记们发表了意见。胡耀邦说话时我侧耳倾听着，并作了笔记。他说，现在中国处于变革大潮中，泥沙俱下，一面是发展，一面是流氓、地痞、投机者兴风作浪，他们影响社会风气，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也要影响社会风气。都在一条河里，我们要同舟共济呵。讨论“提纲”后我们这些老少“秀才”们就要走，没想到胡耀邦面对着我说，小刘，你们坐下来听听，于是我和许觉民居然留下来列席书记处的下一段会议。主持会议的胡启立宣布还有两个议题，一是边疆干部是否提高工资的问题，二是要不要设立博士、硕士学位制度问题。讨论中的发言，习仲勋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他敢于直言，而且语端带着情感。讨论学位问题时只有胡乔木一个人发言，他倒是娓娓道来，说明建设学位制度的必要性。散会时，我和许觉民走到胡耀邦面前，和他握手，他大约感受到我的敬爱的目光，又说了一句：要同舟共济呵！

会议之后，为了周扬，为了胡耀邦，我在旅馆的灯光下日夜写作，很快就交出了初稿。我向许觉民和文联党组请求，修改和定稿就由别人去做，我刚刚接替他的研究所所长也的确太忙。党组同意我的请求，最后诉诸社会的“报告”有没有用上我的文字，我也记不得了。

回到所里，我除了必须进入陌生的“领导角色”之外，还得开始着手写作周扬给我的另一篇大文章，这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头条”即总论。这一总论题为《中国文学》，放在辞书的最前边，篇幅一万五千字。具体执行主编工作的王元化和许觉民“指示”说，此文已写了两、三年了，到处征求意见，还是写不好。最后和周扬同志商量，还是由你来写。你要写好三个部分，一是概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从古代到现代都得说；二是概说中国文学的特征；三是概说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史略。面对这一重托也是重担，我明知繁重，又是因为对周扬个人怀着知遇之情感而完成了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本应只署周扬的名字，但王元化、许觉民为了表彰我的劳动，便不顾名份辈份的差别，把我的名字和周扬的名字署在一起。当时我四十三岁，还是全国青联委员，常以青年自居，能与中国文艺界的泰斗人物“并置”，自然高兴，但我当时所以没有“谦让”，实在是因为周扬晚年留给我一种人性尚存尚在的温馨印象，并非“暴君霸王”，使我觉得把自己的名字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实在是非常光荣。今天，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在为他的晚年未灭的人间性情作证。到海外之后，我所作的反省都是人性的反省，包括对故人的回忆，也唯有那些还具有人性挣扎的往事，才能重新激起我热爱人生的情思。

（二）

我和周扬真是很有缘分。一九七八年他从暗无天日的文字狱中刚刚走出来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院长胡乔木），而我正是院长胡乔木和另一副院长邓力群领导下的写作组成员。工作室就在周扬办公室的楼上。那时我正在如痴如醉地批判“四人帮”，经历着人生最快乐的向前冲锋的火热日子。当时周扬也刚摘下“四条汉子”的魔咒，从临近死亡的峡谷中走出来，尚未完全抹掉从地狱里带来的阴影，谈不上什么架子，而我又仗着自己年轻，就常常直闯他的办公室，和他谈论我正在写作的讨伐四人帮的文章和社会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血腥故事。那时，文化大革命如山如海的大冤大仇大恨彷佛全都集中在我身上，除了写文章之外，就是滔滔不绝地诉说荒诞与野蛮。可周扬除了认真听之外，很少说话，只是我在谈到把孙冶方打入牢房，把张闻天按之入地，把厕所里的铁丝纸屡戴到俞平伯老先生的头上时，他才连声叹息。那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潮湿的。从他的泪眼中，我发现他的心事很重。

这是周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是一种伤感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后来与他频繁的接触中愈来愈加深。他的伤感一是为自己被伤害，一是为自己曾伤害过别人。特别是后者，我亲眼看过他多次为此落泪。第一次是在一九七九年我到颐和园清华轩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当时在清华轩参加这一个工作的有三个“将”（陈荒煤、冯牧、林默涵）和五个“兵”（唐因、刘梦溪、郑伯安、徐非光、刘再复）。周扬也几次到过那里。初稿完成后，周扬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大约有四百个文艺界著名人物参加的征询意见会。在这个会上，丁玲、艾青、萧军站起来走到周扬面前，痛斥他过去的“专横”，一点也不给周扬“面子”。那时我坐在离周扬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看到他恭恭敬敬地倾听着这些满怀义愤的“痛骂”，眼睛直愣愣的，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那一刹那，我觉得周扬真是可怜。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头目被打得尚未直起腰杆，这些作家又要向他讨债而他又确实欠了债。他欠债是因为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绝对忠诚，而毛泽东却咬定他背叛革命文艺路线而整个地抛弃他。散会后的第三天我在颐和园清华轩里见到他，当时其他写作人员都回城里了，只有冯牧和我在。我们就陪着周扬聊天，并自然地说起这次征询意见会。周扬有一种负疚的、低沉的声音说：“五七年伤太多人了，那篇批个人主义的文章太激烈了，他们有气，他们都吃了苦了。”说完就落泪。这一天我还第一次听到他诉说自己的委屈与困惑。他说他每写一篇文章每作一次报告都要重新认真阅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也亲自给他写了三十多封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这样整他。说完又落泪。他走了之后，冯牧说：周扬同志好极了，一说起错打一些同志就掉泪，以后少提这些事，他的眼睛已经很不好了。我点点头，并觉得周扬确实非常真诚地觉得过去自己伤害过别人，对此负有责任，尽管他心里明白自己又是一个执行他人意志的悲剧者，无可逃遁的政治器具。

我从清华轩回社科院之后，就很少再见到周扬。当时我埋头撰写《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并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其实，周扬真正看中“我”也是从“鲁迅”这个名字开始的。大约是一九八〇年秋天，当时担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荒煤找我，说周扬想写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原先请王士菁同志起草了一个，实在不行，周扬请你另写一篇。说完就把王士菁写的稿子给我，上面有他写着的“批示”：“请载复同志重新起草一篇”，他把“再”字误写为“载”字。荒煤还告诉我，周扬出的题目是“学习鲁迅的怀疑精神”，你就按照这个题目写一篇吧。我觉得这个题目好，而且性急，两天内就写了一篇稿子并交给陈荒煤，过了几天，荒煤告诉我，周扬很满意，但你还是要尊重王士菁同志。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扬特别交代把稿费交给我，我坚持把一半稿费分给王士菁同志。当时王士菁是鲁迅研究室主任，刚从广西调到北京。他为人温和，只是每次开会都强调要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活到老，改造到老，这种唠叨常使我困惑。

（三）

这之后不久，我又作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报告的主要执笔者，再次代周扬立言，从一九八一年的春天一直忙到秋天。当时周扬、陈荒煤根据我的意见，请我的朋友、哲学研究所的张琢参加，还请另一朋友、文学所的张梦阳协助。这一写作过程，其复杂与曲折，是我在工作之前绝对料想不到的。这一过程的细节还是留待以后细说。我这里想说的仍然只是周扬的感伤。为了写好这个报告，周扬在他家里以及在北京医院，多次和我谈论鲁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作为反对鲁迅的“四条汉子”之一被揪出来的。以《鲁迅全集》中的一条注释作为借口，说这条注释是他射向鲁迅的一支毒箭，然后便开始清查以他为代表的所谓从三十年代就开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周扬作为这条黑线的“祖师爷”，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自始至终受尽污辱性的批判。我常想，一个人能承受这种大规模的洪水般的攻击、污蔑、毁谤与中伤，能在泰山压顶似的当代文字狱中存活下来真是个奇迹。陶铸的夫人曾志告诉过我，当他听到广播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觉得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往她心上戳，而周扬听到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不知道怎能受得了?我一直想了解：是怎样坚韧的信念与观念使他能在最肮脏最恶毒的语言轰炸中支撑住生命。每次见到他时，我几乎都忍不住要问他。而背着“鲁迅之敌”的罪名蒙受十年攻击的他，现在又要作为纪念鲁迅的文艺界领袖而发言，他又该说些什么呢?心里翻腾的是怎样的真实情感呢?也许因为当时我正处于好奇的年龄，所以总是留心他的想法说法，并把他说的话作了记录，尽管这些纪录因为去年北京寓所的被劫，材料可能散失，但我仍然记得他一再对我说：鲁迅的伟大，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无人可比，他最了不起的，一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二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鲁迅是个天才，可是在鲁迅处于晚年的三十年代，“我们那时还很年青，太幼稚，不能充分认识鲁迅。”周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很诚恳的，我能感受到他的每一句话都发自情感深处，一点也不掺假。他知道那时人们仍然在神化圣化鲁迅，鲁迅的研究者和宣传者仍有许多矫情，他知道这种圣化乃是鲁迅评论另一形式的幼稚病。但他不是忙于去指导他人，而是想到自己年青时代的幼稚并为此感到遗憾。他的这种认识与情感，使我感动，所以在写作这一个报告时，我要为他负责，尽可能地抹掉文化大革命投给鲁迅的神圣光环，绝对不能再滥用鲁迅的名义去号令作家。于是，我尊重周扬的意思，在写作时强调鲁迅的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精神和强调作家的良知，语调平和平实一些。这一报告初稿写成的时候，周扬很高兴，他作了修改后便印发送给中央的领导人和文艺界的领导人征询意见。没过几天，胡愈之、傅钟等的意见纷纷下来，他们都很满意。当我正在松口气的时候，周扬让陈荒煤通知我和张琢立即到北京医院参加紧急会议。这次会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当时周扬住在北京医院，所以由王任重召开的此次讨论报告初稿会议只能在医院里进行。那天会议除了王任重以中宣部部长身份主持外，参加的还有周扬、贺敬之、林默涵、陈荒煤等，他们都是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副部长，此外，还有李何林、王士菁、我与张琢。王任重一开始就藉助胡耀邦之名，说他上午刚刚见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报告还是得有点战斗性。于是，王任重批评说，这个报告初稿完全没有战斗性，完全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还提什么作家良知，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听了王任重的话之后，我和张琢都沉不住气，当场就和王任重辩论起来。我说，过去十年把鲁迅弄得满身火药味和战斗气，藉他的名义打人，这回报告可不能这么写了，我们应当有一个平和的、求实的、科学性强一点的报告。张琢也紧接着发言，支持我的看法，他锋芒更健，用辞极为犀利坦率。王任重没想到我们敢于当面顶撞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口气放缓和了一些，说这个稿子作为学术论文还是不错的，你们可以用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不能作为党的报告。于是，王任重便委托林默涵组织一个班子另写一篇。那时距离开会时间只有十几天，三位临时上阵的起草者日夜奋斗，而我则赌气真的想把初稿拿到《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得知我要这样做时，急了起来，说“等等，情况可能还会有变化。”果然，过了几天，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邓颖超通知周扬和陈荒煤，说她已读完报告初稿，并说：报告写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有一条意见，就是凡是提到作家的地方，前边应当加上“革命”二字，作家应当成为革命作家嘛。王震也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周扬同志，报告写得很好。凡是精彩的地方，我都用红笔划上了。周扬让我看看王震划红线的地方，一段一段，几乎划上了三分之二。陈荒煤听到邓颖超的意见后很高兴。他告诉我，可能还得用原来起草的报告，你可以在文字上再作些推敲。邓颖超、王震的意见果然起了作用，王任重又在中宣部召开紧急会议，那时距离开会的时间只有两天了。此次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除了王任重之外，周扬、朱穆之、贺敬之、林默涵和中宣部的一些干部都参加了。王任重显然受到邓颖超意见的影响而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说：现在形成两个报告初稿，今天都读给大家听听，大家作决定。林默涵立即表示，后来起草的报告不行，又乱又浅又臭，还是读读原来起草的报告吧。于是，我就当着大家读了一遍报告。读完后王任重首先发言，说这个报告稿这几天修改得不错嘛，（其实我并没有修改）再加上一段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就可以了。可是我很固执，当场表示，要加还是由你们自己加，我的工作就算结束了。我的话惹得几位副部长都不高兴。有位副部长站起来，说加不加一段反对自由化的文字是要不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他还拿了胡耀邦即将在同一会上发表的报告稿来，特别念了其中反对自由化的一段，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我很尊重胡耀邦，但觉得当时的作家主要问题应是从教条的重压中站立起来以便用更自由的心灵去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崩溃了的中国文学，而不是在他们刚刚呻吟几声就忙于用“反对自由化”的口号堵住他们的咽喉。因此，我又和他们论辩起来。散会后，周扬让我和他一起回到他的家里。当时，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大姐正好在家，她对着满怀心事的周扬说了几句我一直难忘的话，“如果还要你再去反对自由化，再去批判别人，你就不要做这个报告，我们的教训够深的了。”当时她很激愤，锋芒直逼周扬。我被苏灵扬大姐的一番坦率的肺腑之言所鼓舞，暗自高兴。而周扬始终认真听着，待苏灵扬大姐平静下来后他才和我一起到会客室隔壁的小办公室里，他让我把谈论文艺界现状的那一段话找出来让他再看看。我把稿子摊开，他就在桌边坐下，一行一行地看下来，最后，他提起笔加了一句话：“我们现在应当特别警惕左的倾向”。写完之后对我说：他们说要加上一段话，我看还是加上这一句。我看了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立即郑重地对他说：“周扬同志，你的想法是对的。”他接着就很严肃地说：我改过的这份稿子以后就由您个人保存着，你可以作证。他讲这几句话时，声音微微颤动着。我一直不会忘记这一天，一直不会忘记他的委托，一直把他的修改稿郑重地保留着。到了一九九四年年底社会科学院强行劫夺我在北京的寓所时，我首先想到的正是聂钳弩、马思聪的手稿和周扬委托我保存的这些手稿。我不能辜负他的委托，我必须让世界了解他晚年悲哀而清醒的灵魂。

周扬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他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执行者，确实整过人，打击过敢于直言的作家，但是，当他自己也经历过不幸经历过贴着革命标签的文字狱之后，又确实有所彻悟，确实有负疚之心。他从历史的伤痛与自己的伤痛中学习到一点：不能再左倾了。他曾参与左倾的革命列车碾碎了许多作家的心灵而最后自己的心灵又被这种列车所碾碎，无论是坐在车上还是被碾碎在车轮之下，他显然都感到自己有一份责任。他晚年不断落泪，不断伤感，不断对着继续左倾的喧哗发出叹息，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感到他真诚地认识到自己曾参与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需要记取教训、需要忏悔、需要感到心灵不安的时代。当那些以整治他人为职业的文化革命家们高喊“永不忏悔”的口号而理直气壮的时候，晚年的周扬却从来没有理直气壮过，他只是伤感、迷惘与反省，尽可能发出一点与过去不同的声音，最后他还希望一个年轻的后人为他晚年灵魂的变迁作证。他意识到这种变迁的重要，意识到历史将肯定他的某种觉醒，尽管在这种觉醒中仍然充满摇摆、矛盾和痛苦。

我和周扬的文字之缘和思想之缘，毕竟是人生旅程中值得记忆的一页。所以值得记取，并不在于我曾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史上的一个领袖人物的名字紧紧相连，而在于我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看到一种历史沧桑的痛苦与严峻，一种人性的挣扎与复活，一种难以死亡的良知责任感，一种负载着时代错误与灵魂困境的眼泪与伤感，这一切，倒使我感到温热与希望，而不会像那些践踏过无数优秀的身躯而高喊永不忏悔的人们只给我寒冷与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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