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王海文

参与人数：空前绝后的570万

机遇保质期：永远有效

机遇把握率：1977年为30／570，即1：19，之后参见每年高考录取率

1977年，我6岁，当年我最大的一件事情是，由于户口还在新疆，我被上海宝山县国定路小学的幼儿园拒绝入学。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当年还发生过另外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文革后我国第一次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是一道分水岭，从那以后普通中国人的运气开始好起来了。是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1977年10月21号，中国各大媒介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与过去的惯例不同，1977年的高考不是在夏天，而是在冬天举行的，有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百废待兴的中国，居然拿不出足够的纸张印试卷，为了解决恢复高考后第一届77级的考卷急需用纸，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不到30万人，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1977年的国家，各行各业对知识、对人才的需求和吸纳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惊人的。1982年，文革后首批大学毕业生新鲜出炉，随即被“一抢而光”。十年浩劫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知识结构的解构是空前的，而重新整合无疑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

时间倒转20年，让我们看一个标本性人物走过的轨迹：

吴惠源，男，1949年10月1日出生，现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生逢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吴惠源的生活却一直平淡如水。生在红旗下，长在阳光里，发育时遭遇自然灾害，初中毕业赶上文革，只能进工厂做工。如果不是那一声惊雷，吴惠源还会像同伴一样继续做工，或者下岗再就业……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时，吴惠源已经干了9年的技工。他对知识的渴求一直没有停止过。做工时，有个读夜校的名额，吴惠源几乎是哀求着争取来的。如今，真正的机会来了。

23年前的高考，有点万马千军过独木桥的意思，但在吴惠源的眼里并没有什么可怕。为了生活，很多同龄人早就荒疏了学业，自己好歹一直没有松劲。果然，他成功了。1978年1月，吴惠源开始了4年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的生涯。他们这一届是新中国教育史上唯一的冬天开学、冬天毕业的大学生。大家都有种紧迫感，都想将失去的10年追回来。操场上、教室里、图书馆里，哪儿都是人头济济。吴惠源记得很清楚，还没毕业，就有同学写出了大型话剧《李世民》进行公演。以小说开创了“伤痕文学”热的卢新华也是同班同学中最用功的人之一。毕业后，吴惠源到民主党派工作，不久就被提拔到处级干部的职位上，这也因为他是个年轻人，是个大学生。

当年的“吴惠源”们还有不少。今天，77级大学生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中流砥柱。仕途走得坦荡的，早就弄了个师长、旅长的干干。而做学问者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白驹过隙间，昔日的学生已经成了博士生导师，领一时风气之先，得一方宗师之尊。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恢复高考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已经有1000多万名普通高校的本专科毕业生和近60万名研究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1977年的高考，没有减负呼吁，没有舞弊传说。

1977年的高考，野百合也有春天。

参与人数：不详

机遇保质期：约1978年—1983年

机遇把握率：略高于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

《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文学青年”的条目。在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确有这么一个小圈子，有这么一些青年，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愤青（愤怒青年）、摇青（摇滚青年）一脉相承，但无疑比后者在外部表现方式上文雅许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比常人更接近文学及其操作管理机构的中枢。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93年我刚进单位的时候，曾有人暗地里向我指点：“喏，这个人，还有那个人，是上海最后一批文学青年。”我仔细观察了一番，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两个人与旁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有一些作家和编辑朋友，来往似乎还挺密切，而另一个至今未婚，喜欢和年轻女孩子套近乎，有点浪漫气质。

在社会转型初期，多元化职业选择的局面远远还没有出现，大家挤挤挨挨自以为上了一条胡志明小道，却痛苦地发现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

我之所以把文学青年列入提升人生命运的十次机遇之一，是我相信，尽管这批人的成才率极低，但已经是社会偏爱的结果了。陈村好像说过，一个大男人，不去战死疆场，或者死在女人的绣床上，光舞文弄墨实在不是一件太光荣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青年短暂的辉煌其实是概率在起作用。

在淳朴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青年是一个毫无疑义的敬语，它包含了当事人本身的价值追求及外界的宽容和认同。

参与人数：上海约40万，全国超过200万

机遇保质期：一等品：1978年—1983年；二等品：1984年—1986年；三等品：……

遇把握率：越早越好

与其把“知青返城”作为改变知青命运的一次机遇，倒莫如说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知青子女的人生。上海当年支援边疆的知青约40万人，他们子女的数量据保守的估计在45万至50万之间。

1980年5月某日，新疆阿勒泰，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82团团部俱乐部。我坐在几百名上海知青中间看完了法国电影《佐罗》。之后知青并不散去，开始静坐，为争取回沪的权利。我父亲也参与了那次行动，那是他一生中参加的唯一一次略带政治含义的集会。

在那个温和的春季，知青们的脾气变得空前暴躁，如果说渺茫的前途让人没脾气的话，那想家的念头加上一些知青成功返城的范例则让十多年积聚的脾气变成了巴尔干。在182团那个喧闹的俱乐部，我旁观了数次静坐，看了一部又一部电影：《悲惨世界》、《虎口脱险》，甚至还有老掉牙的朝鲜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1980年8月，我一家四口终于回到了上海。在这前后，大批云南、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的知青带着空空的行囊，带着酸楚的眼泪，开始大规模返城。知青们当时的口头禅是：感谢邓大人。

我的父母回沪后，分别在一家医院和一家电器厂工作。他们的返城方式正是当年最具代表性的：顶替和病退。

1999年8月，我去新疆采访，在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师182团十连见到了滞留此地的最后一个上海知青宦新林。老宦原住上海大场镇，不到20岁就报名，和我父母同一列火车去了新疆。由于战略眼光失误，老宦当年没有找一个上海女知青结婚，所以后来回沪的政策没有泽及。眼前的老宦一身破旧的绿军装、蓝色鸭舌帽，皮肤黝黑，正操着铁锨在屋前的院子里干活，看见我吃了一惊，开口一句纯正的上海话让我还相信他的“阿拉”身份……

宦新林和他的山东籍妻子在182团十连已经生活了30多年，余生看来也很难有什么变化。在老宦简陋屋子的墙上，我看见一幅青年男女的结婚照。我认出新郎是我在十连小学的同学宦洪涛。宦新林说：“我大儿子和儿媳，在上海王开照的。洪涛现在在乌鲁木齐一所技校教书。”

结婚照右下角“王开照相馆”的落款，大约就是这屋子里和上海有关的唯一证物了。

参与人数：以百万计

机遇保质期：一次性

机遇把握率：低于高考平均录取率

这里所说的招聘特指80年代中期几次大规模面向社会，广纳贤才的行为，被录用者的去向多为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一些执法部门、报社。

我所知道的一个当时最有意思的新闻发生在一个姓姜的年轻人身上。此人插过队，会一手电工活。金融系统对外招聘时他去报了名，理想是进银行做一名电工。他很顺利地通过了考试，组织上很快发现他的专长不仅仅局限于电工。他就是现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

当时的招聘，其实是对一些“在野”人才的最后一次大赦，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坚壁清野”。

应聘者虽然没赶上数年前恢复高考的末班车，但手头大多有一张电大业大或成人自学考试的文凭，并且有相当部分的人在各自的单位里混得还不错。当橄榄枝在彼岸摇起的时候，嗅觉灵敏的他们抓住了也许是他们这一代人一生中最后一次提升自己命运的机遇。

于是，昔日的电工、车工、教师、工会干部、退伍军人、营业员、会计，甚至店小二，成了今天的金融家、作家、资深编辑、足球评论员、牛皮哄哄的大报记者……

参与人数：1978—至今出国留学人员近20万，总参与人数约等于20万÷各国领事馆平均拒签率

机遇保质期：至今仍有效

机遇把握率：参考各国领事馆平均拒签率

1978年12月27日，在与西方世界隔绝了近四十年之后，首批50名中国留学生乘飞机，经巴黎、纽约，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在机场，他们受到了中国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和美国国际交流总署主任哈瑞德先生的迎接。（摘自钱宁《留学美国》，江苏文艺出版社版，第142页）

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出去看看无疑是增长见识的有效手段之一。对那些真正渴望读书的人来说，国外的学术水准和环境国内难以企及。对另一些假借留学之名，只想出去扒洋分的人来说，彼岸远远高于此地的劳动力价值才是最大的政治。

仅从奋斗的结局上看，上述两类人殊途同归：前者完成了学业学术上的原始积累和提升，后者完成了资本上的原始积累和提升。最终这两类人都提升了自身的命运。很难说双方存在什么高下。知识能变成财富，但如果有人直奔成品而去，我们实在也不好意思责备他不够含蓄。

参与人数：以千万计

机遇保质期：通常永远有效

机遇把握率：参见当年私营工商个体户倒闭率

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有点傻乎乎的词语。但在当初，只有头脑活络的人才敢于砸掉自己的铁饭碗，毅然下水。80年代末，我大学里一个老师下海开饭店，大约是由于他还是个作家的缘故，报纸对此很感兴趣，连篇累牍地报道。不久饭店亏损，老师赶紧上岸。报纸又有点幸灾乐祸地说他“不幸呛水”。

现在看来，80年代末下海似乎晚了点。下海风险的大小总是和下海的人数成正比。下海的口诀和毛主席的十六字游击方针类似：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廉，等别人都有了，新了，廉了，你只好转向了。也是，完成了原始积累，你还等什么？

时代总是给先知者最大程度的恩泽。

说到下海，我不得不提及其中的另类：北方的倒爷和上海的打桩模子，这两种角色其实说的是同一种人：介于歪门邪道和旁门左道之间，靠猛打擦边球提升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不太苛求的话，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改革开放初期，是他们南下北上不亦乐乎，为我们倒来了日本的液晶电子表、香港的喇叭裤、美利坚的万宝路、不列颠的三个五，再后来一只箩筐扣路旁，外汇国库券汽油票电影票球票大小统吃。出国混的人哪个没有和他们直接间接暗通款曲？

陕西北路25号，原上海出国人员服务部，当年是一个打桩模子热闹的所在，外汇，还有出国的免税指标（所谓几大件）都可作为流通的商品。

这批人下海，下的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赚的是政策空子钱，拾遗补缺的钱，其性质和无限责任公司差不多，整个身家都在里边，一个闪失就会抹掉一批“模子”，当然可以从头再来。

参与人数：不详

机遇保质期：通常有效

机遇把握率：低于当年中国人离婚率

这里所说的涉外婚姻指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包括外国人、外籍华人，在我国居住的外籍侨民及无国籍人等）之间的婚姻。

说涉外婚姻提升了一个人（通常是女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可耻的，事实如此，涉内婚姻还有喜旺那样先结婚后恋爱的。

一个我知道的典型例子：我母亲工厂里一个同事的女儿1984年还在五角场75路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这一年的某一天，她遇上了一名巴士求爱者，是个华裔日籍。我忘了补充一句，女售票员相当漂亮。

后来的故事和所有的跨国婚姻差不多。女方经过考察，决定嫁给他。十几年过去了，据我所知他们感情不错，还在万科花园买了大房子，和父母弟弟住在一起。这个故事充分说明，接受一个唐突的求爱者的风险并不比其他什么婚姻方式更大——这对涉外涉内婚姻都适用。

参与人数：10万左右

机遇保质期：一次性

机遇把握率：一旦拥有，即为100％

这事发生在1992年，而且一去不复返。30元人民币一张，保赚不赔，每想到这里我就怅然若失。

最幸运的人：是一老太，怀揣积蓄去银行买国库券，不想走错地方，买回一迭花纸头，不日暴富，晚年自尊自强。

最懊恼的人：所有买了认购证又吵了去退掉的人。

对那些最终依靠认购证提升了自己命运的人来说，认购证是一张通向新生活的通行证，对那些与之擦肩而过的人来说，认购证是心灵上一道抹不去的伤痕。类似的情况恐怕只有在1980年版的猴票身上发生过。

参与人数：数百万

机遇保质期：不详

机遇把握率：高于文学青年的成活率

上个月看《相约星期六》，一个30几岁模样的瘦瘦的C什么O在电视里说，再过两年就退休，和爱人一起享受生活。我想想自己还要30年才退休，届时能不能享受得动生活还是问题，赶忙换台看《欢乐蹦蹦跳》。蹦蹦跳里的儿童正在说自己长大后想干什么。其中一个说想开叉头（的士），而且指定要“强生”的。

我数了数，没一个说要当C什么O的，稍稍欣慰。

说网络提升一个人的生活，知本家当然是最明显的例子，这里按下不表。光说说所谓的网络作家吧：李寻欢们、安妮宝贝们、宁财神们、邢育森们，没有互联网，他们是什么呢？文学青年？好像他们又缺一点文学青年的傻劲，至少他们在文字上的名声不会达到今天的高度（水平是另一回事）。

参与人数：全民

机遇保质期：永远有效

机遇把握率：万一

这里说的卡拉OK不仅仅指唱歌，而是指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参与人数众多的模仿行为：看见聂卫平守擂成功就送孩子去学围棋，看见中国女排得冠军送孩子去学排球，看见范志毅年薪百万就送孩子踢足球，看见马艳丽……

卡拉OK的特征是参与性可以广泛，但成才率极低。虽然大家都明白这一点，但都想赌一把，因为一旦成功，收益实在太大。有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味道，可以参与，但平常心最重要。卡拉OK厅里杀人不见血的歌声实在太多了，没有思想准备甭进去。（本文摘自《海上文坛》2000年9月号，王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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